不预设定位才是最好的定位
作家王十月
“我要做的，是将手术刀一面指向社会，一面指向自我。批判需要勇气，批判自我，面对灵魂中的懦弱更需要勇气。”最近，作家王十月历时5年，数易其稿的长篇新作《收脚印的人》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该小说写了一个人在去世前，在前尘往事中打捞脚印，检点自己的来路。而王十月称正是要“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19日下午携新作在宝安举办读者见面会之前，王十月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作为深圳“打工文学”的早期开拓者和代表性作家，谈及深圳这片曾经的写作土地时，王十月表示，从文学来讲，深圳的文学氛围好，活跃，包容，而且这里复杂多变的生活，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可以说，写好了深圳史，就写好了中国近40年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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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思考后的
微弱发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相较于之前的小说，《收脚印的人》有哪些新的思考？
王十月：这部小说依然是从改革开放的隐痛出发，但我意不在单一揭示此种隐痛，而在思考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这隐痛，认识这隐痛。如果我们不能从这隐痛中得到反思，其痛甚至远甚于当初。这部书要探究的，不只是原罪，而是该如何面对原罪。我想这是最新的思考。小说要写的主题不是复活，而是复活之难。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书中一个叫李中标的打工者拒绝帮助一个四川打工妹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可以理解成，你想面对和思考自我的原罪问题吗？
王十月：那是我多年前的生活经历。正是那一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懦弱与恶，也认识到面对原罪之难。多年前，底层文学热时，我意识到书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写了《国家订单》，那个小说已开始这方面的反思。去年发表的《人罪》是这一思考的深入，而这一部长篇《收脚印的人》则是我这一思考的集中。但诚如我在小说中反思的那样，这一部书并不能拯救我，更不能启迪他人，这只是作家面对这一问题发出的微弱声音。但我想，借由这个开始，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反思，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就达到了我的心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弋舟称这部小说是“现象级”的，“是一个重要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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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者背后
是无数不幸运者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作为“打工文学”的开拓者，你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发出多大的声音？
王十月：打工者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需要这一阶层能发声者尽量发声。但这声音能发多大是一回事，发不发声是一回事。我希望我的读者，身处底层的打工者，能从我的书中受到启蒙，而对于那些有能力的疗救者，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作品，了解他们的真相。鲁迅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大约是这个意思。打工文学作家一代又一代坚持书写，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只要坚持，只要大家在写，总是有益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认为现在的自己是当年那些打工者之中的“幸运儿”吗？
王十月：我自然是幸运者。但每一个幸运者背后，是无数的不幸运者。他们的命运，如郑小琼的诗句：风吹走了一切，留下我的苍老回家。我不能因为我的幸运而感恩戴德大唱赞歌，也不能因自己的不幸而看不清方向。独立思考很难，但这是一个优秀写作者必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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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
“打工文学”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对于深圳的“打工文学”，至今讨论不断，有学者认为在创作领域要冲破“打工深圳”的定位误区，你对此怎么看？
王十月：两种心态，其一，一些学者们认为如今的深圳早过了草创阶段，打工文学却揪住伤疤不放，有损形象。我就不止一次听过“打工文学”低端的论调。甚至有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今日的王十月一定是急于和“打工文学”划清界限，理由是王十月最近几年写了许多非打工的作品。当然，深圳创作领域什么时候有“打工深圳”的定位我也不得而知。如果有，必定是先有现实后有命名。文学创作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可以定位并引领创作进入这个定位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城市的文化当然要多元，定位“打工深圳”是误区，急于冲破此定位也是误区。不预设定位才是最好的定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近几年你写了很多非打工作品，是给自己的创作拓宽路子吗？
王十月：也不是出于拓宽路子的想法。我是一个阶段会集中思考一个问题，由所思考的问题，决定了选取怎样的素材。比如我写《无碑》，是想写30年的改革史与推动改革的无名打工者，为无名者树碑立传。写完后我写了《米岛》，写内地农村60年，是出于《无碑》未能解决的问题，那些无名者何以背井离乡，因为乡村无法提供出路，乡村凋敝了。回头写《收脚印的人》，自然没必要再如《无碑》那样写全景，从一个小点切入，思考前两部书未曾解决的问题。诚如之前所言，一座城市无法设定自己的文学方向。研究者也不能预设写作者的方向。（魏沛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