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著名学者、作家梁鸿的又一重磅力作《神圣家族》出炉。这一次，她将笔触聚焦“吴镇”这一小镇里生命群体的命运，让人惊艳的是，梁鸿在新书里将虚构与非虚构的方式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体，《神圣家族》里的各色人物顿时跃然纸上，成为某种真实的存在。梁鸿温润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缓缓道来她对于土地、故乡、人、命运的观察和思索。天很冷，她的声音很暖。
从梁庄到吴镇：
从“认识中国”到“读懂中国”
最初在《上海文学》连载的“云下吴镇”系列，后更名为《神圣家族》由中信出版社近日出版。新书里，梁鸿用12个故事书写吴镇里多种生命群体的命运，12篇相对独立又有着内在联系，既有冷静理性的观察也有丰盈的诗性话语，人物命运盘根错节，互相链接。
从村庄到县镇，是梁鸿个人经历的一部分，也是她从“认识中国”到“读懂中国”的书写过程。但吴镇和梁庄进入她写作视野的方式完全不同，“在《神圣家族》里，我的责任并不在于考察吴镇这个镇子本身的形态是怎样的，它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存在，这点是和写作梁庄完全不同的。”
梁庄和吴镇是一组非常有意思的存在：梁庄的名字是虚的，村庄是实的；吴镇则在地图上确实找得到名字，但存在形态却是“文学的”。“从大的形态来说，镇是一个升级版的村庄，但更稳定和安逸一些，这么多年来，镇的变化反而没有村庄那么大。”梁鸿将吴镇提取和抽离出来，以此为标本观察中国县镇的生存样态与人文景观，进入读懂中国社会形态的另一扇门。
从田野考察到新文体：
好的写作者一定要跳出框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认为，梁鸿从学术中走来， 做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乡土中国的研究颇有建树。在《神圣家族》里，她不只是写实，也开始了虚构，说明梁鸿已经转向了艺术的创造。梁鸿接受采访时说：“任何一个写作者可能都想寻求一种变化。我在写作《神圣家族》时考虑以个体的人为主，想写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和身份变化的形态，同时也想把人细致入微的内心和背景的细微变化都写出来，所以，写法上自然而然就飞扬一些，虚构和非虚构的互渗也就自然而然。”
犹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枫杨树街之于苏童，“吴镇”之于梁鸿也成为重要的文学故乡，成为烙刻着她个人气息和精神脉象的文学地理图。在她看来，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要跳出框架才能找到最恰当的写作方式。
当然，梁鸿的写作也绝不局限于此，据悉，除《神圣家族》外，梁鸿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作为方法的“乡愁”》也将于近期出版。
对话梁鸿：
每个人都必经从少年梦想的幻灭到千疮百孔的中年
广州日报：作为“梁庄的女儿”，您在《神圣家族》里有没有一个对应自己的人物？海红吗？你觉得海红代表了怎样的一种存在？
梁鸿：每个写作者都有一个暗暗相对应的人物吧，在《神圣家族》里，可能海红的身上有点我的影子。她是一个懵懵懂懂在吴镇上生活的人，在吴镇上度过自己的少女时代。从人物设置上来说，海红在《神圣家族》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她既是一个外部的观察者，也是内部的生活者；既是一个体验者，也是一个彰显他人存在的人；既是吴镇里的人，也是吴镇外的人，通过她的眼睛看到其他人的生活，但她并不完全对应我。
广州日报：贾樟柯、柴静等人都是县城出身，曾经自称为县城少年(少女)。在您看来县城少年(少女)有什么特质？
梁鸿：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称县城少年(少女)为城镇少年(少女)可能更为恰当。县和镇具有同构性，在传统和现代交织下存在。城镇里诞生和成长的这些年轻人，尤其是“70后”，他们和纯粹大城市以及纯粹乡村的青年有所不同，通过他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内部的细微变化和生活形态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广州日报：你在本书中描写了一类小镇知识青年，比如杨凤喜、明亮等人，他们有知识有理想有斗志，追求成功也屡屡碰壁，在您看来，他们的生存是否也是小镇命运的某种彰显？
梁鸿：我觉得他们的存在和命运并非是小镇命运的某种彰显。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少年的那种纯粹精神的幻灭，进入到千疮百孔的中年。人生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的：从年少飞扬的少年到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再到庸常现实的中年，这大概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具有普遍性，并非只是小镇的命运。当然，小镇具有某种守旧性、因循性，作为这些人物命运的一个必要背景。
广州日报：现在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很多都是“异乡人”，回到故乡也依然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如何和故乡“和解”？
梁鸿：和故乡和解，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故乡”，它可能是你少年时期的故乡形态，我们心中的故乡是既破败的又温馨的，你既希望它发展，又希望它保留那时的形态，而它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故乡对于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一个失落的存在和记忆，永远无法和解。
从梁庄到吴镇：
从“认识中国”到“读懂中国”
最初在《上海文学》连载的“云下吴镇”系列，后更名为《神圣家族》由中信出版社近日出版。新书里，梁鸿用12个故事书写吴镇里多种生命群体的命运，12篇相对独立又有着内在联系，既有冷静理性的观察也有丰盈的诗性话语，人物命运盘根错节，互相链接。
从村庄到县镇，是梁鸿个人经历的一部分，也是她从“认识中国”到“读懂中国”的书写过程。但吴镇和梁庄进入她写作视野的方式完全不同，“在《神圣家族》里，我的责任并不在于考察吴镇这个镇子本身的形态是怎样的，它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存在，这点是和写作梁庄完全不同的。”
梁庄和吴镇是一组非常有意思的存在：梁庄的名字是虚的，村庄是实的；吴镇则在地图上确实找得到名字，但存在形态却是“文学的”。“从大的形态来说，镇是一个升级版的村庄，但更稳定和安逸一些，这么多年来，镇的变化反而没有村庄那么大。”梁鸿将吴镇提取和抽离出来，以此为标本观察中国县镇的生存样态与人文景观，进入读懂中国社会形态的另一扇门。
从田野考察到新文体：
好的写作者一定要跳出框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认为，梁鸿从学术中走来， 做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乡土中国的研究颇有建树。在《神圣家族》里，她不只是写实，也开始了虚构，说明梁鸿已经转向了艺术的创造。梁鸿接受采访时说：“任何一个写作者可能都想寻求一种变化。我在写作《神圣家族》时考虑以个体的人为主，想写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和身份变化的形态，同时也想把人细致入微的内心和背景的细微变化都写出来，所以，写法上自然而然就飞扬一些，虚构和非虚构的互渗也就自然而然。”
犹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枫杨树街之于苏童，“吴镇”之于梁鸿也成为重要的文学故乡，成为烙刻着她个人气息和精神脉象的文学地理图。在她看来，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要跳出框架才能找到最恰当的写作方式。
当然，梁鸿的写作也绝不局限于此，据悉，除《神圣家族》外，梁鸿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作为方法的“乡愁”》也将于近期出版。
对话梁鸿：
每个人都必经从少年梦想的幻灭到千疮百孔的中年
广州日报：作为“梁庄的女儿”，您在《神圣家族》里有没有一个对应自己的人物？海红吗？你觉得海红代表了怎样的一种存在？
梁鸿：每个写作者都有一个暗暗相对应的人物吧，在《神圣家族》里，可能海红的身上有点我的影子。她是一个懵懵懂懂在吴镇上生活的人，在吴镇上度过自己的少女时代。从人物设置上来说，海红在《神圣家族》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她既是一个外部的观察者，也是内部的生活者；既是一个体验者，也是一个彰显他人存在的人；既是吴镇里的人，也是吴镇外的人，通过她的眼睛看到其他人的生活，但她并不完全对应我。
广州日报：贾樟柯、柴静等人都是县城出身，曾经自称为县城少年(少女)。在您看来县城少年(少女)有什么特质？
梁鸿：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称县城少年(少女)为城镇少年(少女)可能更为恰当。县和镇具有同构性，在传统和现代交织下存在。城镇里诞生和成长的这些年轻人，尤其是“70后”，他们和纯粹大城市以及纯粹乡村的青年有所不同，通过他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内部的细微变化和生活形态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广州日报：你在本书中描写了一类小镇知识青年，比如杨凤喜、明亮等人，他们有知识有理想有斗志，追求成功也屡屡碰壁，在您看来，他们的生存是否也是小镇命运的某种彰显？
梁鸿：我觉得他们的存在和命运并非是小镇命运的某种彰显。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少年的那种纯粹精神的幻灭，进入到千疮百孔的中年。人生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的：从年少飞扬的少年到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再到庸常现实的中年，这大概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具有普遍性，并非只是小镇的命运。当然，小镇具有某种守旧性、因循性，作为这些人物命运的一个必要背景。
广州日报：现在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很多都是“异乡人”，回到故乡也依然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如何和故乡“和解”？
梁鸿：和故乡和解，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故乡”，它可能是你少年时期的故乡形态，我们心中的故乡是既破败的又温馨的，你既希望它发展，又希望它保留那时的形态，而它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故乡对于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一个失落的存在和记忆，永远无法和解。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