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苏州晚报
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后，诗人、评论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着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中国诗歌通史》(合着)《文学现场对话录》(合着)等。诗集《怀雪》《一个人的和声》《批评家的诗》等。主编《中国好诗》《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中国诗论精选》等。曾获《山花》2015年批评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年度批评家表现奖、《星星》年度批评家、《诗选刊》年度批评家、《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学奖等。
诗歌评论和诗歌写作
正像我的左手和右手
晚报会客厅：霍先生好！你近年来太仓多次，参加沙溪的诗歌活动，论坛上的一些观点，激起了众多的共鸣。国内一些重要的刊物中，都有你的有分量的诗论文章，尤其你对70后诗人研究的成绩，确立了你在当代诗坛的地位，这也让很多人把你看成是纯粹的诗歌评论家。其实，你也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诗歌创作的实绩不在评论之下，那么，你本人是如何看待诗人和批评家这种双重身份的？
霍俊明：的确，不少媒体的朋友在与我对话中，往往喜欢从这个角度介入。实际上，很多人在说到一个人既是评论家又是诗人的时候，往往会对其诗人身份予以某种程度的怀疑，会习惯性地认为一个评论家能够写出好的评论，但似乎很难写出好的诗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同这种说法。对于我而言，诗歌批评和诗歌写作是同一件事情，它们正像我的左手和右手，它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罢了。实际上，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的诗歌，我个人是很看重诗歌写作的，自从我从上世纪九十年初开始诗歌练习的时候，我就在这种话语方式中不断认识着自我以及生活，没有对诗歌的兴趣甚至热爱我也不会在此后走上诗歌批评的道路。基于此，诗歌写作就是我前方的一盏灯，永远在召唤我，而有时候又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而诗歌批评就是奔向这盏灯的交错纷乱的小径，上面布满了荆棘和陷阱。我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发现这些陷阱，避开这些荆棘。
晚报会客厅：诗歌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霍俊明：这其实是一个虔诚的诗歌写作者和研究者无从回避的话题。我记得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说到中国诗歌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没有诗歌，就没有未来。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应该是如此。美国诗人布罗茨基也说过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诗歌的传统尽管经受了诸多挑战，但是一直在延续。这一传统不仅是指向文学的，更是指向了文化、历史、民族心理等诸多层面的。所以诗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诗缘情的传统，还是诗言志的传统，它们都一起构成了不同功能下诗歌的意义和价值。
有汉语，就有诗歌在
晚报会客厅：其实在你之前，那一代众多的诗歌爱好者是吟着北岛舒婷的诗句在狂热着。之后，就是一个被人嘲笑的低谷。现在当然又有复苏和重新崛起之势。但许多人还是持怀疑观点的，认为物欲横流，已经没有多少诗意可言了。他们认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土豪们，是不需要诗歌的。
霍俊明：时代需要，不是由几个有钱人决定的，尤其是文化取向多元化的时代。其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诗歌。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与青年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生命精神的需求，那时候诗歌起到了再次启蒙以及激励自由、确立自我的作用。赋诗吟咏对于当下的很多青年人来说并不是天外来客。2000年以来出现了所谓的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农村诗歌以及抗震诗、高铁诗等等，就写作人数和诗歌数量来说是空前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肯定是有的。先不说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热潮自身的质量和水准如何，我们必须追问的则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需要诗歌？如果说这个时代没有诗意，那么就恰恰更需要诗意。当我们看到诗歌仍然每天以成倍增长的数字出现的时候，我们难道还说我们不需要诗歌吗？
我前不久在北京某研究院作了一次诗歌讲座，到场的有二三十人。不多是吧？但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看起来与诗歌没有关系的单位，我却感觉有些多得不可思议。当我提问，在座者还有哪些人现在在读诗歌？大家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这些举起来的手臂，也再次证实了诗歌一直是在民间和大众中生长的。诗神也永远都存在着，它眷顾谁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有时候越是紧张的无诗意的时代，恰恰是诗歌迅速成长以及高速普及的时期。不要再担心诗歌的读者和诗歌的前途了！有汉语，就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诗歌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良心、先知和报警的孩子！
晚报会客厅：作为一个70后的诗人，你可能较之其他同年代的诗人更具有诗歌史意识，这在你前不久出版的专着《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中能够找到最为有力的答案。你是如何看待你们这一代诗人的诗歌写作现状和前景的？
霍俊明：因为搞诗歌评论和诗歌史叙事学研究的缘故，我的历史意识可能要相对强烈一些，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研究70后诗歌的一个动因。而我之所以在两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遥远的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决定开始写作70后诗歌历史的工作，正是因为中国诗坛对70后这一写作群体一直存在着误解，甚至这种误解在今天也未能消除，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深着这种误解。所以，我有必要说出70后一代人真实的诗歌写作历史和生存的历史。谈到70后诗歌写作的现状我想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而从目前来看，这代人的写作整体上处于上升和分化的阶段，不断有人离开诗歌，也不断有人加入到诗歌，尽管从年龄上看70后一代人已经远不年轻了。就我的观感，目前的70后诗歌写作的现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向，换言之，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个性是相当突出的。同时，在这种诗歌写作个性的背景下也存在着一代人诗歌写作的共有趋向，即普遍的尴尬性特征，在他们的诗歌文本中，焦虑、分裂、漂泊成了一代人的宿命，而城市、乡村成了他们诗歌写作的起点，可能也是终点。至于70后诗歌写作的前景，我只想说，作为同时代人我对它抱有乐观和期许，当然我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担心，因为在这个空前加速的时代，写出优秀的甚至伟大的诗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终带给这个时代和历史回声的诗人只是极少数的几个。
农村是我诗歌写作的母体
晚报会客厅：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写作，在这一过程中，是哪些生活阅历对你的诗歌写作产生了影响？
霍俊明：我想我最初的诗歌写作的动因一部分肯定是来自于青春期的冲动与激情，来自于青春的爱情梦想。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曾在宿舍已经熄灯就寝之后，躲在被子里，拿着手电用一个晚上写了一首200行的长诗，而刺激我写作这首诗的正是我的一个初恋女生。此外促使我诗歌写作的一部分动因，则来自于我中学和大学期间的文学阅读，实际上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非常喜欢看书。我那时的文学阅读量和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这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教育和狭窄的文学选本有着相当大的关系。换言之，我所接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仍然是相当传统的，这也刺激了我(们)的阅读欲望，无论是当年在课堂上偷偷抄写“手抄本”小说，还是在地摊上看那些花花绿绿又乌烟瘴气的通俗刊物，都让我在学校教育之外发现了一个复杂的文学空间。而带给我诗歌写作最大的冲动还是来自于大学。我记得那是1994年的夏天，当我在光线并不充足的图书馆读到北岛、海子和于坚的诗时，我仿佛迎面撞上了瞬间穿透我灵魂的闪电。这些无比打动我的诗行，让我开始怀疑我此前所接触的那些作家和作品到底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怎样的位置，为什么这么优秀的诗人一直没有进入当时青年人的视野？我的诗歌写作除了来自于以上所说的阅读经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我的成长历史。我想包括我在内的70后诗人永远都不能抹去一个烙印，这就是理想主义，它使得这一代人时至今日尽管被生活的巨石撞得头破血流，但是仍然对未来和诗歌怀有着梦想与冲动。另外，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贫穷的乡村生活给我上了最深刻也最痛苦的一课，而只有诗歌能够让我暂时与这种痛苦进行对话，农村是我诗歌写作的母体。而现在看来，当我离故乡越来越遥远，不断向城市和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已经惶恐地认识到我不仅未能融入城市，而且我同时也疏远了故乡，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农村和城市成了我诗歌写作的动因，它们带给我快乐，也带给我痛苦。
晚报会客厅：这触及了今年一首十三个字获得十万元奖金的短诗：故乡很小/小得只容得下/两个字。这两个字，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乡愁”二字吧。那么，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诗歌承载了怎样的记忆与乡愁？
霍俊明：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乡愁”成了每一个人不能回避的尴尬命运。我们生活在大大小小、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写作者实实在在地经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激荡与写作困窘状态。在逐渐高耸而同一化的城市建筑背后是曾经诗意的、缓慢的、困顿的乡土。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新世纪的这十几年，写乡村和写城市的诗歌都太像了。简直就是互相复制，当然也是彼此取消。这种同质化写作的出现正是源于这些诗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所谓的“乡愁”都是表层化的、肤浅的，而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乡土、城市、时代和内心的深处内核。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在我看来基本上丧失了远方精神和理想化心理。因为在一个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已经没有差异性的地方可言了。诗人越来越关注日常的细节，关注自我戏剧化。当然这十几年来诗歌写作的伦理化和道德感越来越强。这也是双刃剑。诗歌接地气了，中国化和本土化了，具有了及物性和活力；但是现实奇观也使得这些接近现实的写作变得愈益艰难。更多的诗歌成了道德化的泪水和疼痛的控诉，成为了现实的仿真器具。现实感，想象力，尤其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写作的难度正在考验着当下成千上万的诗歌大军。能够过独木桥的，才有资格接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梁延峰）
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后，诗人、评论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着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中国诗歌通史》(合着)《文学现场对话录》(合着)等。诗集《怀雪》《一个人的和声》《批评家的诗》等。主编《中国好诗》《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中国诗论精选》等。曾获《山花》2015年批评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年度批评家表现奖、《星星》年度批评家、《诗选刊》年度批评家、《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学奖等。
诗歌评论和诗歌写作
正像我的左手和右手
晚报会客厅：霍先生好！你近年来太仓多次，参加沙溪的诗歌活动，论坛上的一些观点，激起了众多的共鸣。国内一些重要的刊物中，都有你的有分量的诗论文章，尤其你对70后诗人研究的成绩，确立了你在当代诗坛的地位，这也让很多人把你看成是纯粹的诗歌评论家。其实，你也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诗歌创作的实绩不在评论之下，那么，你本人是如何看待诗人和批评家这种双重身份的？
霍俊明：的确，不少媒体的朋友在与我对话中，往往喜欢从这个角度介入。实际上，很多人在说到一个人既是评论家又是诗人的时候，往往会对其诗人身份予以某种程度的怀疑，会习惯性地认为一个评论家能够写出好的评论，但似乎很难写出好的诗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同这种说法。对于我而言，诗歌批评和诗歌写作是同一件事情，它们正像我的左手和右手，它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罢了。实际上，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的诗歌，我个人是很看重诗歌写作的，自从我从上世纪九十年初开始诗歌练习的时候，我就在这种话语方式中不断认识着自我以及生活，没有对诗歌的兴趣甚至热爱我也不会在此后走上诗歌批评的道路。基于此，诗歌写作就是我前方的一盏灯，永远在召唤我，而有时候又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而诗歌批评就是奔向这盏灯的交错纷乱的小径，上面布满了荆棘和陷阱。我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发现这些陷阱，避开这些荆棘。
晚报会客厅：诗歌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霍俊明：这其实是一个虔诚的诗歌写作者和研究者无从回避的话题。我记得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说到中国诗歌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没有诗歌，就没有未来。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应该是如此。美国诗人布罗茨基也说过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诗歌的传统尽管经受了诸多挑战，但是一直在延续。这一传统不仅是指向文学的，更是指向了文化、历史、民族心理等诸多层面的。所以诗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诗缘情的传统，还是诗言志的传统，它们都一起构成了不同功能下诗歌的意义和价值。
有汉语，就有诗歌在
晚报会客厅：其实在你之前，那一代众多的诗歌爱好者是吟着北岛舒婷的诗句在狂热着。之后，就是一个被人嘲笑的低谷。现在当然又有复苏和重新崛起之势。但许多人还是持怀疑观点的，认为物欲横流，已经没有多少诗意可言了。他们认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土豪们，是不需要诗歌的。
霍俊明：时代需要，不是由几个有钱人决定的，尤其是文化取向多元化的时代。其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诗歌。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与青年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生命精神的需求，那时候诗歌起到了再次启蒙以及激励自由、确立自我的作用。赋诗吟咏对于当下的很多青年人来说并不是天外来客。2000年以来出现了所谓的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农村诗歌以及抗震诗、高铁诗等等，就写作人数和诗歌数量来说是空前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肯定是有的。先不说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热潮自身的质量和水准如何，我们必须追问的则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需要诗歌？如果说这个时代没有诗意，那么就恰恰更需要诗意。当我们看到诗歌仍然每天以成倍增长的数字出现的时候，我们难道还说我们不需要诗歌吗？
我前不久在北京某研究院作了一次诗歌讲座，到场的有二三十人。不多是吧？但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看起来与诗歌没有关系的单位，我却感觉有些多得不可思议。当我提问，在座者还有哪些人现在在读诗歌？大家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这些举起来的手臂，也再次证实了诗歌一直是在民间和大众中生长的。诗神也永远都存在着，它眷顾谁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有时候越是紧张的无诗意的时代，恰恰是诗歌迅速成长以及高速普及的时期。不要再担心诗歌的读者和诗歌的前途了！有汉语，就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诗歌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良心、先知和报警的孩子！
晚报会客厅：作为一个70后的诗人，你可能较之其他同年代的诗人更具有诗歌史意识，这在你前不久出版的专着《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中能够找到最为有力的答案。你是如何看待你们这一代诗人的诗歌写作现状和前景的？
霍俊明：因为搞诗歌评论和诗歌史叙事学研究的缘故，我的历史意识可能要相对强烈一些，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研究70后诗歌的一个动因。而我之所以在两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遥远的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决定开始写作70后诗歌历史的工作，正是因为中国诗坛对70后这一写作群体一直存在着误解，甚至这种误解在今天也未能消除，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深着这种误解。所以，我有必要说出70后一代人真实的诗歌写作历史和生存的历史。谈到70后诗歌写作的现状我想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而从目前来看，这代人的写作整体上处于上升和分化的阶段，不断有人离开诗歌，也不断有人加入到诗歌，尽管从年龄上看70后一代人已经远不年轻了。就我的观感，目前的70后诗歌写作的现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向，换言之，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个性是相当突出的。同时，在这种诗歌写作个性的背景下也存在着一代人诗歌写作的共有趋向，即普遍的尴尬性特征，在他们的诗歌文本中，焦虑、分裂、漂泊成了一代人的宿命，而城市、乡村成了他们诗歌写作的起点，可能也是终点。至于70后诗歌写作的前景，我只想说，作为同时代人我对它抱有乐观和期许，当然我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担心，因为在这个空前加速的时代，写出优秀的甚至伟大的诗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终带给这个时代和历史回声的诗人只是极少数的几个。
农村是我诗歌写作的母体
晚报会客厅：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写作，在这一过程中，是哪些生活阅历对你的诗歌写作产生了影响？
霍俊明：我想我最初的诗歌写作的动因一部分肯定是来自于青春期的冲动与激情，来自于青春的爱情梦想。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曾在宿舍已经熄灯就寝之后，躲在被子里，拿着手电用一个晚上写了一首200行的长诗，而刺激我写作这首诗的正是我的一个初恋女生。此外促使我诗歌写作的一部分动因，则来自于我中学和大学期间的文学阅读，实际上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非常喜欢看书。我那时的文学阅读量和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这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教育和狭窄的文学选本有着相当大的关系。换言之，我所接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仍然是相当传统的，这也刺激了我(们)的阅读欲望，无论是当年在课堂上偷偷抄写“手抄本”小说，还是在地摊上看那些花花绿绿又乌烟瘴气的通俗刊物，都让我在学校教育之外发现了一个复杂的文学空间。而带给我诗歌写作最大的冲动还是来自于大学。我记得那是1994年的夏天，当我在光线并不充足的图书馆读到北岛、海子和于坚的诗时，我仿佛迎面撞上了瞬间穿透我灵魂的闪电。这些无比打动我的诗行，让我开始怀疑我此前所接触的那些作家和作品到底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怎样的位置，为什么这么优秀的诗人一直没有进入当时青年人的视野？我的诗歌写作除了来自于以上所说的阅读经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我的成长历史。我想包括我在内的70后诗人永远都不能抹去一个烙印，这就是理想主义，它使得这一代人时至今日尽管被生活的巨石撞得头破血流，但是仍然对未来和诗歌怀有着梦想与冲动。另外，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贫穷的乡村生活给我上了最深刻也最痛苦的一课，而只有诗歌能够让我暂时与这种痛苦进行对话，农村是我诗歌写作的母体。而现在看来，当我离故乡越来越遥远，不断向城市和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已经惶恐地认识到我不仅未能融入城市，而且我同时也疏远了故乡，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农村和城市成了我诗歌写作的动因，它们带给我快乐，也带给我痛苦。
晚报会客厅：这触及了今年一首十三个字获得十万元奖金的短诗：故乡很小/小得只容得下/两个字。这两个字，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乡愁”二字吧。那么，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诗歌承载了怎样的记忆与乡愁？
霍俊明：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乡愁”成了每一个人不能回避的尴尬命运。我们生活在大大小小、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写作者实实在在地经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激荡与写作困窘状态。在逐渐高耸而同一化的城市建筑背后是曾经诗意的、缓慢的、困顿的乡土。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新世纪的这十几年，写乡村和写城市的诗歌都太像了。简直就是互相复制，当然也是彼此取消。这种同质化写作的出现正是源于这些诗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所谓的“乡愁”都是表层化的、肤浅的，而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乡土、城市、时代和内心的深处内核。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在我看来基本上丧失了远方精神和理想化心理。因为在一个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已经没有差异性的地方可言了。诗人越来越关注日常的细节，关注自我戏剧化。当然这十几年来诗歌写作的伦理化和道德感越来越强。这也是双刃剑。诗歌接地气了，中国化和本土化了，具有了及物性和活力；但是现实奇观也使得这些接近现实的写作变得愈益艰难。更多的诗歌成了道德化的泪水和疼痛的控诉，成为了现实的仿真器具。现实感，想象力，尤其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写作的难度正在考验着当下成千上万的诗歌大军。能够过独木桥的，才有资格接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梁延峰）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