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六本书各具特色和分量，其中文体最为复杂的，当属韩少功的《夜深人静》。这本堪称他个人心灵成长史的书以“少年”、“乡亲”、“天下”、“书卷”、“心魂”五章为区分，对应了他生活的经历，却并不以作家的非虚构叙述和写作时间为主线。里面的文字既有小说也有散文，摘录自他不同时期作品如小说《爸爸爸》、《马桥词典》、《日夜书》，散文《山南水北》，随笔《革命后记》、《暗示》等等。一向因为糅杂文体而被评论界讨论的韩少功，再次以糅杂的方式拼出了他的精神成长历程：少年眼中“文革”的混乱；知青劳动生活的艰苦与精神生活的活跃，以及他们对农村的启蒙和农村对他们的启蒙；农民可爱与可悲的复杂性；社会转型之后人们价值观的混乱，以及知识界发生的分野；在世界视野里重新看待中国和世界：我们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其中既有生动形象的感性故事，也不乏思辨色彩和抒情文字。
所有的故事和思想均来自于韩少功的经验，他说自己的写作必须源于亲身经历，“这是我的写作美学，真正能够调动我情感的、让我丰沛地去写作的东西一定带有亲历性，完全虚构的东西，无关痛痒的东西我激动不起来。”而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一定出自生活与实践。
这样的说法我们很容易在书本里的左翼文艺理论中找到对应，对韩少功而言，却实打实是从实践中得来。
因为这样的写作理念，使得他的写作始终扎根于乡村与革命，围绕他熟悉的一切挖掘过去与现实，并一再试图解答生活提出的拷问。在《夜深人静》座谈会上，评论家李陀总结：“韩少功的写作兼顾两个复杂性。一是中国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以中国革命作为主潮的这部分历史的复杂性，这是他的写作一直贯穿的主题。再一个就是对应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他的写作是试图认识、解剖、分析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被称为“中国作家中最有思想的”韩少功，每年有半年的时间都生活在湖南乡村，每天劳动、写作，和农民们在一起。村里人有个什么大事也喜欢找他商量。他觉得和这些底层的三教九流的人们打交道特别有收获。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山南水北》写的就是这里，书在村里传开，不少人喜欢，也有人疑惑那里面写的人是不是自己。
然而并非韩少功的书农民们都爱看，“有些东西我不是写给他们看的，和他们形不成对话。”他说。虽然作为有意无意受到“文艺为工农服务”影响的一代人，韩少功在面对农民写作的时候，尝试了很多接近他们的语言和写作方式，但他说，自己不会成为赵树理那样的“人民作家”。
身处一个复杂的历史当中，身处一个复杂的时代，“我经历过的这几十年，如果我们对此不发什么言的话，或者保持一种沉默、含含糊糊、人云亦云的状态，也对自己交代不过去，我需要面对这种复杂性，挑战自己的智力。”
一个作家，用他的经历和写作，将一个时代的变化和自己的思想变化和盘托出，韩少功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责任。然而，《夜深人静》却在等待，与读者形成对话。
心灵史：真正可靠的思想是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产生的
青阅读：《夜深人静》这本书称得上是您个人的心灵史，编选的过程也是对您自己精神成长的一次梳理，这种梳理对您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韩少功：我觉得生活还是思想之母，虽然文学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无中生有，实际上是最现场的那些动力激发你的灵感，最先播下来的种子是生活赐予给你的。我们这代人都受时代的局限，命运安排不是自己决定的。我觉得这既是我们的局限，也是我们可以信任自己，取得某种可靠性经验的依据。我的思想不是完全从书本读来的，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和社会是我的学校。现在我们的文科教育，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用书本来产生思想。这个东西有时候不靠谱，一到实际中就烟消云散，不起作用。真正可靠的思想是从知和行的过程中、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产生的。这是我们这辈人关注的，也是我们更多珍惜的。不管我们在书上读到什么思想，要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都要还原到生活中去检验、消化。这是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我是一个实践主义者。
青阅读：说起您这一辈人，你们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80年代思想启蒙、90年代的经济浪潮直至新世纪跌宕起伏的时代剧变，人的思想和认识也在这种剧变中不断改变，您自己对这种处在潮流中的思想变化，感受深刻吗？
韩少功：话分两头说，有些东西有变化，但有的东西也变得不多。比如上海有一个青年批评家，他看了我的《革命后记》，觉得其实从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到《革命后记》是一脉贯通的，根本没变。他一说，我愣了一下，我想可能是。因为《西望茅草地》写的是对老干部特别复杂的感情。那个主人公是当时的一个英雄，有一些可悲的毛病和时代的局限，当时写他是爱怜交加，或者恨怜交加，是一种纠结的心情。在《革命后记》里回顾革命的历史，其实也是很纠结的历史，你会有很多的反思、批判，但是你不会像某些人一样虚无主义地对待这一切，说过去的一切都是狗屎，那些东西我没法认同。
所谓中国道路是很复杂的过程，它受制于很多历史、时代的原因，这中间有很多难言的隐情和困难，我们经历这一段历史，会知道得比较清楚一点。比如有的年轻人会问中国怎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怎么这么傻？其实我们就知道，像我16岁下农村的时候，农村是没有化肥的，全国都几乎没有化肥。那时候的亩产量大概就是四五百斤，好一点的粮种，可以达到500斤一亩。现在有杂交水稻以后，在南方正常的亩产大概是一千到两千斤，大概有四五倍量的增加。光是这样一个技术条件，等于中国多了多少耕地，多了多少资源，能养活多少人？我下乡那时候在粮食供应都是岌岌可危、经常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那种市场经济的风暴，那种贫富分化的动荡、物价的动荡是没法承受的。那个时候计划用粮，说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地位高低都强制配给粮食，这是无奈之举。其实50年代初我们曾经想搞市场经济，那时候甚至还有股市、有证券市场，粮价也是放开的，后来搞了几次不成功，《革命后记》里也描述了，当时我们对这些都是略有记忆的。
后来在我离开农村的时候，就有杂交水稻了，粮食产量一下子上升了，农民开始有富余产品，有富余劳动力可以转移了：比如农民开始有鸡蛋，因为粮食多了可以养一些动物了，然后拿鸡蛋到城里换东西，比如粮票等。整个的市场经济从那个时候开始活跃。但前提的条件是地里必须长东西，这个刚性的条件没有的话一切免谈。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对那段历史复杂的感受，这也许没有变化。
当然我们思考的重点随着时代会有所转移，比如有人说我80年代的时候是自由派分子，也对。那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民族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个性解放的问题，那些文艺方面的思潮我们都是很认同的，比如说现代主义，什么萨特的哲学、尼采的哲学，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粉丝，都狂热得很。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当你的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接触到一些深水区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思想重点又会发生另外的转移，着眼点、着力的地方可能更多一些。比如说在90年代后期，我已经是《天涯》杂志的社长。那时候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争论，比如关于教育要不要市场化的问题，医疗要不要市场化的问题，农村的土地要不要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问题。当时我有一些知识界的同行对社会弊端的批判我们都是很赞成的，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会出现很大的差别，有不同的方案建议。比如有的说解决问题就是要彻底的市场化。当时我就觉得很怀疑：有钱就看病，没钱就不能看病；有钱就读书，没钱就不能读书，这样对不对？我觉得不行，教育、医疗包括住房，这都是基本的人权问题，不能用一种市场的迷信来解决。这时候就发生了争议。这也不是说我就改变了以前的东西，只是说我们思考的课题有所变化，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就讨论新的问题，所以你说变不变这个东西很难说，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
独自面对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人可能和天挨得近一点。
——韩少功
变化：生活提出来的问题你没办法回避
青阅读：不过有些人还是觉得，在90年代以后您对很多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上的变化，和80年代作为自由派的您对不上，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
韩少功：我关注的是来自实践的信息，比如在90年代，一开始我们单位有两个打字员，专门做刊物的录入，后来有了网络以后就发现不要那么多打字员了，文章都是拷贝过来的。我们要裁员减掉一个，她们也是临时工。后来就不忍心裁那个要裁的小女孩儿，她家里7个人下岗，就她一个人还有微薄的收入，你不能让她变成第8个。我说思想不是来自书本，是来自实际生活就是这个意思。像这样的问题你就要思考怎么办，那么多下岗工人的问题怎么解决，这里你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思考者的责任，而不是说我们从书本里面振振有辞地搬出一套理论来讲。所以当时我们办杂志是非常坚持这一点，他们说我们杂志的特征是文史哲不分家，大文学。其实我特别喜欢，或者特别愿意支持那种不脱离实际生活的思考和表达，不管你是文艺作品还是理论作品，我一闻就闻得出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生活提出来这些问题你没办法回避。
青阅读：说到90年代的《天涯》杂志，我想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时的经济风潮，在这个大冲击下很多文学杂志溃不成军，传统的文化问题、文学问题变得不受关注。但是《天涯》却在海南这个地方发出声音，形成一个对抗潮流的文化、思想讨论的环境，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韩少功：可以说我们在中国也是很幸运的，我们见证了、经历了非常浓缩的，或者说特别丰富的问题。比如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弊端我们看得很清楚。突然猛烈的市场经济扑过来了，我们在这中间有很多深刻的、实际的经验和体会。这样的时代不是说总会遇到，有时候我们跟国外的同行聊起来他们很羡慕，说你们怎么什么都有？当然你身在其中有时候也是不舒服的，你会觉得很困扰、很烦恼，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方向感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压力。但是回头看，正因为有这样压力的存在，你的思想不能惰怠，你有幸利用这些压力成为思想前进的动力。
比如当时海南出现了色情行业，我记得对女性人权的维护曾经是知识界同行义愤填膺的事情，“文革”的时候一个党支部书记利用权色交易，凌辱了我们的阶级姐妹，大家非常痛恨和气愤，怎么换了一个逻辑以后，同样是一种权力的占有，变成有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了？我说这个东西(卖淫)有问题，人家说怎么有问题，这不是自由嘛？我说如果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可以是合法的话，那么出卖自己的器官也应该是合法的，那么出卖我的自由是不是合法呢？像以前的殉葬，出卖自己的生命算不算合法呢？这个逻辑推下去有问题啊。所以在中国，在短短的几年里，或者十几年里，这样的问题密集地来冲击我们，迫使我们思考，像鲁迅说的那样侧着身子作战，后面这个东西还没有理顺，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挤压在你的面前了，而且这两个问题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都需要你冷静地判断，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经常鼓励朋友，阳光明媚的时候萤火虫就没有用了，比如在文学很边缘的情况下萤火虫发光还有点价值，黑暗的背景能衬托你的光明。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完蛋了，就不需要我们了。所以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点小事就引人瞩目了。其实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正因为这种声音少，反而就引起了关注，这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情况。当然我们还是初心不改，《天涯》当时对80年代走过的那一段思想历程有初步的反思，我觉得我们是主动参与了一个再反思再启蒙的过程。80年代初我们接受启蒙的想象后，拿到实践中来发现有需要补充、调整、重组的情况，我们做出了比较及时的思想反映。当时全国知识界很多的作家、学者、记者愿意参与到我们的平台中来，能够吸引他们，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这种初心不改和他们有某种契合。
发声：当灾难发生时，有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很重要
青阅读：在当下中国的时代剧变里，除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如今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还有技术层面比如网络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您对此是不是也很敏感？
韩少功：网络是我们重要的手段，甚至是我们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中提供的方式，甚至网络本身产生的新的生活、生产形态都介入到我们的思维和生活中。我在乡下现在条件很好了，哪怕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光纤宽带也能顺利地抵达，我特别重视这样的工具和手段。但它肯定有弊端，肯定有灾难，现在人在适应一种新的技术的时候不是那么敏感，大部分还是麻木的。比如短信、微信已经坑害了很多人，但是大家不自觉，我们知识界对此的反应太迟缓，太笨。
会有很多人成为牺牲品，每个新技术都是这样的，人类的老师一定是灾难，形成灾难以后人类才会警醒，撞了南墙才会回头，才会出现大的调整。在这之前先知先觉的人、有识之士发出微弱的声音不会被主流世界所关注和重视。工业化时代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欢欣鼓舞的，蒸汽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了电就是天堂，后来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爆发到原子弹爆炸，巨大的事件发生以后，工业化时代各种各样的问题、弊端出现，这才发现也不是那么美妙，我们应该做很多调整，大家才有了重新的认识。互联网技术也是一样。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在这方面比较悲观，我只能是等待灾难的发生，没有灾难的发生人类这个没出息的群体不会做出足够的反应。
青阅读：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可能你们经过思考发出声音的时候会没有人关注，甚至没有人听到，这个时候您还会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吗？
韩少功：对，这种积累是很重要的。眼下看着是不解决问题，但是有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和到时候完全没有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在两个不同条件下发生灾难，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积累的话，发生灾难人们的反应有很多可以凭借的东西，反应会更加理性一些，更加智慧一些，更加有建设性一些。这是我们的一种设想或者说信仰。当然，天知道呢。（刘净植）
六本书各具特色和分量，其中文体最为复杂的，当属韩少功的《夜深人静》。这本堪称他个人心灵成长史的书以“少年”、“乡亲”、“天下”、“书卷”、“心魂”五章为区分，对应了他生活的经历，却并不以作家的非虚构叙述和写作时间为主线。里面的文字既有小说也有散文，摘录自他不同时期作品如小说《爸爸爸》、《马桥词典》、《日夜书》，散文《山南水北》，随笔《革命后记》、《暗示》等等。一向因为糅杂文体而被评论界讨论的韩少功，再次以糅杂的方式拼出了他的精神成长历程：少年眼中“文革”的混乱；知青劳动生活的艰苦与精神生活的活跃，以及他们对农村的启蒙和农村对他们的启蒙；农民可爱与可悲的复杂性；社会转型之后人们价值观的混乱，以及知识界发生的分野；在世界视野里重新看待中国和世界：我们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其中既有生动形象的感性故事，也不乏思辨色彩和抒情文字。
所有的故事和思想均来自于韩少功的经验，他说自己的写作必须源于亲身经历，“这是我的写作美学，真正能够调动我情感的、让我丰沛地去写作的东西一定带有亲历性，完全虚构的东西，无关痛痒的东西我激动不起来。”而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一定出自生活与实践。
这样的说法我们很容易在书本里的左翼文艺理论中找到对应，对韩少功而言，却实打实是从实践中得来。
因为这样的写作理念，使得他的写作始终扎根于乡村与革命，围绕他熟悉的一切挖掘过去与现实，并一再试图解答生活提出的拷问。在《夜深人静》座谈会上，评论家李陀总结：“韩少功的写作兼顾两个复杂性。一是中国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以中国革命作为主潮的这部分历史的复杂性，这是他的写作一直贯穿的主题。再一个就是对应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他的写作是试图认识、解剖、分析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被称为“中国作家中最有思想的”韩少功，每年有半年的时间都生活在湖南乡村，每天劳动、写作，和农民们在一起。村里人有个什么大事也喜欢找他商量。他觉得和这些底层的三教九流的人们打交道特别有收获。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山南水北》写的就是这里，书在村里传开，不少人喜欢，也有人疑惑那里面写的人是不是自己。
然而并非韩少功的书农民们都爱看，“有些东西我不是写给他们看的，和他们形不成对话。”他说。虽然作为有意无意受到“文艺为工农服务”影响的一代人，韩少功在面对农民写作的时候，尝试了很多接近他们的语言和写作方式，但他说，自己不会成为赵树理那样的“人民作家”。
身处一个复杂的历史当中，身处一个复杂的时代，“我经历过的这几十年，如果我们对此不发什么言的话，或者保持一种沉默、含含糊糊、人云亦云的状态，也对自己交代不过去，我需要面对这种复杂性，挑战自己的智力。”
一个作家，用他的经历和写作，将一个时代的变化和自己的思想变化和盘托出，韩少功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责任。然而，《夜深人静》却在等待，与读者形成对话。
心灵史：真正可靠的思想是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产生的
青阅读：《夜深人静》这本书称得上是您个人的心灵史，编选的过程也是对您自己精神成长的一次梳理，这种梳理对您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韩少功：我觉得生活还是思想之母，虽然文学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无中生有，实际上是最现场的那些动力激发你的灵感，最先播下来的种子是生活赐予给你的。我们这代人都受时代的局限，命运安排不是自己决定的。我觉得这既是我们的局限，也是我们可以信任自己，取得某种可靠性经验的依据。我的思想不是完全从书本读来的，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和社会是我的学校。现在我们的文科教育，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用书本来产生思想。这个东西有时候不靠谱，一到实际中就烟消云散，不起作用。真正可靠的思想是从知和行的过程中、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产生的。这是我们这辈人关注的，也是我们更多珍惜的。不管我们在书上读到什么思想，要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都要还原到生活中去检验、消化。这是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我是一个实践主义者。
青阅读：说起您这一辈人，你们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80年代思想启蒙、90年代的经济浪潮直至新世纪跌宕起伏的时代剧变，人的思想和认识也在这种剧变中不断改变，您自己对这种处在潮流中的思想变化，感受深刻吗？
韩少功：话分两头说，有些东西有变化，但有的东西也变得不多。比如上海有一个青年批评家，他看了我的《革命后记》，觉得其实从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到《革命后记》是一脉贯通的，根本没变。他一说，我愣了一下，我想可能是。因为《西望茅草地》写的是对老干部特别复杂的感情。那个主人公是当时的一个英雄，有一些可悲的毛病和时代的局限，当时写他是爱怜交加，或者恨怜交加，是一种纠结的心情。在《革命后记》里回顾革命的历史，其实也是很纠结的历史，你会有很多的反思、批判，但是你不会像某些人一样虚无主义地对待这一切，说过去的一切都是狗屎，那些东西我没法认同。
所谓中国道路是很复杂的过程，它受制于很多历史、时代的原因，这中间有很多难言的隐情和困难，我们经历这一段历史，会知道得比较清楚一点。比如有的年轻人会问中国怎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怎么这么傻？其实我们就知道，像我16岁下农村的时候，农村是没有化肥的，全国都几乎没有化肥。那时候的亩产量大概就是四五百斤，好一点的粮种，可以达到500斤一亩。现在有杂交水稻以后，在南方正常的亩产大概是一千到两千斤，大概有四五倍量的增加。光是这样一个技术条件，等于中国多了多少耕地，多了多少资源，能养活多少人？我下乡那时候在粮食供应都是岌岌可危、经常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那种市场经济的风暴，那种贫富分化的动荡、物价的动荡是没法承受的。那个时候计划用粮，说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地位高低都强制配给粮食，这是无奈之举。其实50年代初我们曾经想搞市场经济，那时候甚至还有股市、有证券市场，粮价也是放开的，后来搞了几次不成功，《革命后记》里也描述了，当时我们对这些都是略有记忆的。
后来在我离开农村的时候，就有杂交水稻了，粮食产量一下子上升了，农民开始有富余产品，有富余劳动力可以转移了：比如农民开始有鸡蛋，因为粮食多了可以养一些动物了，然后拿鸡蛋到城里换东西，比如粮票等。整个的市场经济从那个时候开始活跃。但前提的条件是地里必须长东西，这个刚性的条件没有的话一切免谈。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对那段历史复杂的感受，这也许没有变化。
当然我们思考的重点随着时代会有所转移，比如有人说我80年代的时候是自由派分子，也对。那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民族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个性解放的问题，那些文艺方面的思潮我们都是很认同的，比如说现代主义，什么萨特的哲学、尼采的哲学，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粉丝，都狂热得很。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当你的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接触到一些深水区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思想重点又会发生另外的转移，着眼点、着力的地方可能更多一些。比如说在90年代后期，我已经是《天涯》杂志的社长。那时候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争论，比如关于教育要不要市场化的问题，医疗要不要市场化的问题，农村的土地要不要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问题。当时我有一些知识界的同行对社会弊端的批判我们都是很赞成的，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会出现很大的差别，有不同的方案建议。比如有的说解决问题就是要彻底的市场化。当时我就觉得很怀疑：有钱就看病，没钱就不能看病；有钱就读书，没钱就不能读书，这样对不对？我觉得不行，教育、医疗包括住房，这都是基本的人权问题，不能用一种市场的迷信来解决。这时候就发生了争议。这也不是说我就改变了以前的东西，只是说我们思考的课题有所变化，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就讨论新的问题，所以你说变不变这个东西很难说，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
独自面对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人可能和天挨得近一点。
——韩少功
变化：生活提出来的问题你没办法回避
青阅读：不过有些人还是觉得，在90年代以后您对很多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上的变化，和80年代作为自由派的您对不上，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
韩少功：我关注的是来自实践的信息，比如在90年代，一开始我们单位有两个打字员，专门做刊物的录入，后来有了网络以后就发现不要那么多打字员了，文章都是拷贝过来的。我们要裁员减掉一个，她们也是临时工。后来就不忍心裁那个要裁的小女孩儿，她家里7个人下岗，就她一个人还有微薄的收入，你不能让她变成第8个。我说思想不是来自书本，是来自实际生活就是这个意思。像这样的问题你就要思考怎么办，那么多下岗工人的问题怎么解决，这里你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思考者的责任，而不是说我们从书本里面振振有辞地搬出一套理论来讲。所以当时我们办杂志是非常坚持这一点，他们说我们杂志的特征是文史哲不分家，大文学。其实我特别喜欢，或者特别愿意支持那种不脱离实际生活的思考和表达，不管你是文艺作品还是理论作品，我一闻就闻得出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生活提出来这些问题你没办法回避。
青阅读：说到90年代的《天涯》杂志，我想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时的经济风潮，在这个大冲击下很多文学杂志溃不成军，传统的文化问题、文学问题变得不受关注。但是《天涯》却在海南这个地方发出声音，形成一个对抗潮流的文化、思想讨论的环境，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韩少功：可以说我们在中国也是很幸运的，我们见证了、经历了非常浓缩的，或者说特别丰富的问题。比如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弊端我们看得很清楚。突然猛烈的市场经济扑过来了，我们在这中间有很多深刻的、实际的经验和体会。这样的时代不是说总会遇到，有时候我们跟国外的同行聊起来他们很羡慕，说你们怎么什么都有？当然你身在其中有时候也是不舒服的，你会觉得很困扰、很烦恼，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方向感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压力。但是回头看，正因为有这样压力的存在，你的思想不能惰怠，你有幸利用这些压力成为思想前进的动力。
比如当时海南出现了色情行业，我记得对女性人权的维护曾经是知识界同行义愤填膺的事情，“文革”的时候一个党支部书记利用权色交易，凌辱了我们的阶级姐妹，大家非常痛恨和气愤，怎么换了一个逻辑以后，同样是一种权力的占有，变成有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了？我说这个东西(卖淫)有问题，人家说怎么有问题，这不是自由嘛？我说如果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可以是合法的话，那么出卖自己的器官也应该是合法的，那么出卖我的自由是不是合法呢？像以前的殉葬，出卖自己的生命算不算合法呢？这个逻辑推下去有问题啊。所以在中国，在短短的几年里，或者十几年里，这样的问题密集地来冲击我们，迫使我们思考，像鲁迅说的那样侧着身子作战，后面这个东西还没有理顺，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挤压在你的面前了，而且这两个问题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都需要你冷静地判断，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经常鼓励朋友，阳光明媚的时候萤火虫就没有用了，比如在文学很边缘的情况下萤火虫发光还有点价值，黑暗的背景能衬托你的光明。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完蛋了，就不需要我们了。所以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点小事就引人瞩目了。其实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正因为这种声音少，反而就引起了关注，这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情况。当然我们还是初心不改，《天涯》当时对80年代走过的那一段思想历程有初步的反思，我觉得我们是主动参与了一个再反思再启蒙的过程。80年代初我们接受启蒙的想象后，拿到实践中来发现有需要补充、调整、重组的情况，我们做出了比较及时的思想反映。当时全国知识界很多的作家、学者、记者愿意参与到我们的平台中来，能够吸引他们，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这种初心不改和他们有某种契合。
发声：当灾难发生时，有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很重要
青阅读：在当下中国的时代剧变里，除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如今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还有技术层面比如网络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您对此是不是也很敏感？
韩少功：网络是我们重要的手段，甚至是我们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中提供的方式，甚至网络本身产生的新的生活、生产形态都介入到我们的思维和生活中。我在乡下现在条件很好了，哪怕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光纤宽带也能顺利地抵达，我特别重视这样的工具和手段。但它肯定有弊端，肯定有灾难，现在人在适应一种新的技术的时候不是那么敏感，大部分还是麻木的。比如短信、微信已经坑害了很多人，但是大家不自觉，我们知识界对此的反应太迟缓，太笨。
会有很多人成为牺牲品，每个新技术都是这样的，人类的老师一定是灾难，形成灾难以后人类才会警醒，撞了南墙才会回头，才会出现大的调整。在这之前先知先觉的人、有识之士发出微弱的声音不会被主流世界所关注和重视。工业化时代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欢欣鼓舞的，蒸汽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了电就是天堂，后来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爆发到原子弹爆炸，巨大的事件发生以后，工业化时代各种各样的问题、弊端出现，这才发现也不是那么美妙，我们应该做很多调整，大家才有了重新的认识。互联网技术也是一样。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在这方面比较悲观，我只能是等待灾难的发生，没有灾难的发生人类这个没出息的群体不会做出足够的反应。
青阅读：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可能你们经过思考发出声音的时候会没有人关注，甚至没有人听到，这个时候您还会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吗？
韩少功：对，这种积累是很重要的。眼下看着是不解决问题，但是有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和到时候完全没有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在两个不同条件下发生灾难，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积累的话，发生灾难人们的反应有很多可以凭借的东西，反应会更加理性一些，更加智慧一些，更加有建设性一些。这是我们的一种设想或者说信仰。当然，天知道呢。（刘净植）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