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5年）是张爱玲去世20周年，也是她诞辰95周年。对于当代的读者来说，这位现在已经炙手可热、粉丝无数的现代作家，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文学史学者发掘，方才被人所知，随后，当代张爱玲热开始形成，张爱玲作品，也逐渐被誉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甚至有人排列现代作家排行，张爱玲名列前茅。
无数人追捧张爱玲，当然也有并不那么喜欢她的人，特别是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不少知名的现代和当代作家，都曾表示过对张爱玲的批评。
如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张爱玲去世已经20年，但她的文学，已经影响着许多人，正如批评家所说：“文学史上，必有她的一笔，但过分地拔高，无疑也是对张爱玲的不理解。”
特殊的文学
和她的人生经历一样，张爱玲作品的命运，也同样充满坎坷，在数十年风云激荡的年代，更多时候，她的文学被视为落后、颓废、甚至是反动的文学，因此长时间地被时代所屏蔽。但特殊环境毕竟不会成为常态，当常态恢复，张爱玲的文学也自然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甚至，因为长时间的屏蔽，反而使她的作品一出现便吸引了大量的爱好者。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张爱玲是文学史上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对她毫无所知，我读中文系，也是上大学以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作家。”
刚刚开放之初，文学还没有从单一模式的时代完全走出，张爱玲的出现，依旧引来大量的批评。李兆忠说：“我们这一代和张爱玲作品，其实是有代沟的，但是读的多了，慢慢读出她的好来，她的文字，和所有新文学时代的文字不同，也和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文学不同，她是从传统的白话小说中走来的，是《红楼梦》一派的写作。”
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对此，李兆忠说：“和现代作家不同，和有留洋经历的作家也不同，比如巴金、徐志摩他们，和张爱玲都是不一样的。不论是现代作家，还是留洋背景的作家，他们都是用现代汉语套用西方的现代文学理念，因此读来多少会有些怪异。张爱玲则是在传统中立足，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东西。”
张爱玲特殊的文学和她的经历有关。李兆忠说：“张爱玲家学渊源，本人生于上海，后来又到香港读书，再回到上海生活，不论是上海还是香港，在当时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因此她的视野非常开阔。特别是上海，可以说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发源地，许多上海本土作家非常厉害。张爱玲则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位，可以说，她是真正代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一位作家，和留洋背景作家往往会出现泥洋不化的问题不同，她既保留了传统的文脉，也吸收了现代的价值。”
发现新大陆
开放之初，张爱玲文学经由文学史学者的发掘，而重新被世人所知。她特殊的文学，和过去数十年中人们所接触的所有文学都不同的作品，立刻成为追捧的对象。
李兆忠说：“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张爱玲，她的作品经得起反复地阅读，她那种对人性的探索，对人性中黑暗面的刻画，都让习惯了单一模式文学的人们惊奇。”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作品吸引人们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受到批判甚至屏蔽的原因。李兆忠说：“可以说成也黑暗，被屏蔽也黑暗，甚至，张爱玲本身的文学的限制也源于此，过于沉重的黑暗，本身局限了张爱玲文学走向更高的成就，同时，这也是她受到当时代许多作家批评的原因。”
张爱玲被重新发现，无疑是当代文学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李兆忠说：“张爱玲特殊的文学创作，是吸引爱好者的主要原因。在经历了特殊年代之后，人们发现，真正好的文学，还是这样延续着传统文脉的文学。张爱玲在台湾很受欢迎，影响力也不小，比如白先勇，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张爱玲风格。而开放以后，大陆的文学受台湾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张爱玲受到大陆读者的喜欢，也就顺理成章。”
文脉，看起来是个很复杂也很深奥的词，但对于读者来说，无非是一种阅读的体验，一种情感上的亲切。李兆忠说：“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狂奔数十年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文脉不能断了。那个时代，文脉回归，同时中国文学也开始再一次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艺术，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张爱玲他们，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吸收，要比当代作家好得多，因为他们有根，传统的血脉还在，他们基于这个血脉，以西方文学为养料，把传统和现代有机结合起来，读者读起来毫无隔膜。而当代作家，许多还只是模仿。”
年轻人更接受
带着古典和现代的双重色彩，张爱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年纪更长的人们，喜欢她的作品的人，显然要少。李兆忠说：“这是正常的，年轻人，80后、90后可能更容易和张爱玲的作品亲近，而我们这一代，还是有些代沟的。”
代沟的产生，不在于年龄和时间，而在于文化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李兆忠说：“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和传统、西方现代主义都是隔绝的。看到听到学到的，都是单一的价值。而年轻人不同，他们一开始就可以读到大部分的好东西，也没有受过庸俗社会学的毒害，因此，更能够理解张爱玲的作品。”
因为人性总是相似，这不是时代可以改变的。李兆忠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一些集体性的文化心理，和张爱玲的时代，其实都有着某种相似。她对于人性的探索，对于人性黑暗面的挖掘，最初给予读者的是新奇感，然后人们才发现，有些东西，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不因人们的忽视而消失。这就是人性的特征。可以说，在某些角度，张爱玲的作品是具有超前性的。”
习惯了单一价值，习惯了特殊时代特殊文学的人们，可能对于张爱玲的文学很难接受，这也是张爱玲数度遭遇批判和屏蔽的原因。但文学从不改变对于人本身的关注。李兆忠说：“和我们这一代不同，张爱玲他们，对于人性的探索和挖掘，没有条条框框，他们对于人性中坏的、丑陋的东西的刻画，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颓废，但是颓废并非没有意义。事实上，颓废，从来都是文学中最重要的主流之一。人类社会中，问题这么多，而文学家们又如此敏感，他们对于那些坏的东西的发现和刻画，在世界文学中太多了。反过来，这种颓废又能够提醒人们，去审视社会，审视社会中的问题。”
过度模仿不足取
或许从某种角度来说，张爱玲的文学，她对于人性的看法，对于刻画黑暗的执拗，恰恰和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某种吻合，那种灰暗的世界，恶劣的人性，原本是人类本身的弱点，所以，当张爱玲出现，看多了单一作品的人们，因此欣喜，也因此崇拜。
张爱玲的作品，看似灰暗和颓废，但并非虚无的幻想。李兆忠说：“张爱玲以她自身的人生背景做基础，对当时的社会加以观察和感悟，然后再用她的艺术修养表达出来，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要好得多，也比现代的很多作家好得多。”
张爱玲在当代的火热，也带动了许多模仿者。李兆忠说：“有粉丝就有模仿者，这也无可厚非。模仿也挺好的，后来人缺少张爱玲的底蕴、艺术修养以及世界化的视野，要想和张爱玲一样，走出自己的道路，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从张爱玲的文学中汲取资源，也是未尝不可。”
不过模仿终究不可太过。对此，李兆忠说：“首先来说，模仿很难真正获得很高的成就，模仿再好，也难以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风格。其次，有一些人会把张爱玲作品中那些负面的东西拿出来，再往极致的方面推，张爱玲描绘人性的坏和黑暗，他就更坏、更黑暗，好处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坏处是没有根基，自然也没有太大价值。”
实际上，类似的现象很多。李兆忠说：“许多模仿者，往往会将原作的某一点拿出来，加以强化和放大。不光学张爱玲的如此，学别的作家的也如此，包括学鲁迅的，也是这样，这种模仿不足取，也不应该，作家们的创作，都有他们的根基，所见所闻所思，再加上自身的文学修养，最终写出来的作品才会动人。而模仿者没有这些，只是单纯地将某些东西加以想象和放大，等于无根之水，没有意义，也很难真正打动人，最多是给人一点儿新奇感，感官上的刺激，不可能持久，也很难出现优秀的作品。”
李兆忠，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记者 周怀宗）
无数人追捧张爱玲，当然也有并不那么喜欢她的人，特别是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不少知名的现代和当代作家，都曾表示过对张爱玲的批评。
如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张爱玲去世已经20年，但她的文学，已经影响着许多人，正如批评家所说：“文学史上，必有她的一笔，但过分地拔高，无疑也是对张爱玲的不理解。”
特殊的文学
和她的人生经历一样，张爱玲作品的命运，也同样充满坎坷，在数十年风云激荡的年代，更多时候，她的文学被视为落后、颓废、甚至是反动的文学，因此长时间地被时代所屏蔽。但特殊环境毕竟不会成为常态，当常态恢复，张爱玲的文学也自然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甚至，因为长时间的屏蔽，反而使她的作品一出现便吸引了大量的爱好者。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张爱玲是文学史上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对她毫无所知，我读中文系，也是上大学以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作家。”
刚刚开放之初，文学还没有从单一模式的时代完全走出，张爱玲的出现，依旧引来大量的批评。李兆忠说：“我们这一代和张爱玲作品，其实是有代沟的，但是读的多了，慢慢读出她的好来，她的文字，和所有新文学时代的文字不同，也和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文学不同，她是从传统的白话小说中走来的，是《红楼梦》一派的写作。”
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对此，李兆忠说：“和现代作家不同，和有留洋经历的作家也不同，比如巴金、徐志摩他们，和张爱玲都是不一样的。不论是现代作家，还是留洋背景的作家，他们都是用现代汉语套用西方的现代文学理念，因此读来多少会有些怪异。张爱玲则是在传统中立足，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东西。”
张爱玲特殊的文学和她的经历有关。李兆忠说：“张爱玲家学渊源，本人生于上海，后来又到香港读书，再回到上海生活，不论是上海还是香港，在当时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因此她的视野非常开阔。特别是上海，可以说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发源地，许多上海本土作家非常厉害。张爱玲则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位，可以说，她是真正代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一位作家，和留洋背景作家往往会出现泥洋不化的问题不同，她既保留了传统的文脉，也吸收了现代的价值。”
发现新大陆
开放之初，张爱玲文学经由文学史学者的发掘，而重新被世人所知。她特殊的文学，和过去数十年中人们所接触的所有文学都不同的作品，立刻成为追捧的对象。
李兆忠说：“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张爱玲，她的作品经得起反复地阅读，她那种对人性的探索，对人性中黑暗面的刻画，都让习惯了单一模式文学的人们惊奇。”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作品吸引人们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受到批判甚至屏蔽的原因。李兆忠说：“可以说成也黑暗，被屏蔽也黑暗，甚至，张爱玲本身的文学的限制也源于此，过于沉重的黑暗，本身局限了张爱玲文学走向更高的成就，同时，这也是她受到当时代许多作家批评的原因。”
张爱玲被重新发现，无疑是当代文学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李兆忠说：“张爱玲特殊的文学创作，是吸引爱好者的主要原因。在经历了特殊年代之后，人们发现，真正好的文学，还是这样延续着传统文脉的文学。张爱玲在台湾很受欢迎，影响力也不小，比如白先勇，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张爱玲风格。而开放以后，大陆的文学受台湾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张爱玲受到大陆读者的喜欢，也就顺理成章。”
文脉，看起来是个很复杂也很深奥的词，但对于读者来说，无非是一种阅读的体验，一种情感上的亲切。李兆忠说：“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狂奔数十年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文脉不能断了。那个时代，文脉回归，同时中国文学也开始再一次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艺术，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张爱玲他们，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吸收，要比当代作家好得多，因为他们有根，传统的血脉还在，他们基于这个血脉，以西方文学为养料，把传统和现代有机结合起来，读者读起来毫无隔膜。而当代作家，许多还只是模仿。”
年轻人更接受
带着古典和现代的双重色彩，张爱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年纪更长的人们，喜欢她的作品的人，显然要少。李兆忠说：“这是正常的，年轻人，80后、90后可能更容易和张爱玲的作品亲近，而我们这一代，还是有些代沟的。”
代沟的产生，不在于年龄和时间，而在于文化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李兆忠说：“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和传统、西方现代主义都是隔绝的。看到听到学到的，都是单一的价值。而年轻人不同，他们一开始就可以读到大部分的好东西，也没有受过庸俗社会学的毒害，因此，更能够理解张爱玲的作品。”
因为人性总是相似，这不是时代可以改变的。李兆忠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一些集体性的文化心理，和张爱玲的时代，其实都有着某种相似。她对于人性的探索，对于人性黑暗面的挖掘，最初给予读者的是新奇感，然后人们才发现，有些东西，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不因人们的忽视而消失。这就是人性的特征。可以说，在某些角度，张爱玲的作品是具有超前性的。”
习惯了单一价值，习惯了特殊时代特殊文学的人们，可能对于张爱玲的文学很难接受，这也是张爱玲数度遭遇批判和屏蔽的原因。但文学从不改变对于人本身的关注。李兆忠说：“和我们这一代不同，张爱玲他们，对于人性的探索和挖掘，没有条条框框，他们对于人性中坏的、丑陋的东西的刻画，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颓废，但是颓废并非没有意义。事实上，颓废，从来都是文学中最重要的主流之一。人类社会中，问题这么多，而文学家们又如此敏感，他们对于那些坏的东西的发现和刻画，在世界文学中太多了。反过来，这种颓废又能够提醒人们，去审视社会，审视社会中的问题。”
过度模仿不足取
或许从某种角度来说，张爱玲的文学，她对于人性的看法，对于刻画黑暗的执拗，恰恰和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某种吻合，那种灰暗的世界，恶劣的人性，原本是人类本身的弱点，所以，当张爱玲出现，看多了单一作品的人们，因此欣喜，也因此崇拜。
张爱玲的作品，看似灰暗和颓废，但并非虚无的幻想。李兆忠说：“张爱玲以她自身的人生背景做基础，对当时的社会加以观察和感悟，然后再用她的艺术修养表达出来，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要好得多，也比现代的很多作家好得多。”
张爱玲在当代的火热，也带动了许多模仿者。李兆忠说：“有粉丝就有模仿者，这也无可厚非。模仿也挺好的，后来人缺少张爱玲的底蕴、艺术修养以及世界化的视野，要想和张爱玲一样，走出自己的道路，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从张爱玲的文学中汲取资源，也是未尝不可。”
不过模仿终究不可太过。对此，李兆忠说：“首先来说，模仿很难真正获得很高的成就，模仿再好，也难以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风格。其次，有一些人会把张爱玲作品中那些负面的东西拿出来，再往极致的方面推，张爱玲描绘人性的坏和黑暗，他就更坏、更黑暗，好处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坏处是没有根基，自然也没有太大价值。”
实际上，类似的现象很多。李兆忠说：“许多模仿者，往往会将原作的某一点拿出来，加以强化和放大。不光学张爱玲的如此，学别的作家的也如此，包括学鲁迅的，也是这样，这种模仿不足取，也不应该，作家们的创作，都有他们的根基，所见所闻所思，再加上自身的文学修养，最终写出来的作品才会动人。而模仿者没有这些，只是单纯地将某些东西加以想象和放大，等于无根之水，没有意义，也很难真正打动人，最多是给人一点儿新奇感，感官上的刺激，不可能持久，也很难出现优秀的作品。”
李兆忠，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记者 周怀宗）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