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结束后与顾城一起开始写诗，到加入北岛等人创办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从1980年代的长诗《诺日朗》引起的轰动和麻烦，到1990年代的海外经历，再到如今回国关注农民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担任汕头大学驻校作家暨讲座教授，杨炼还在肩负着作为一名诗人的使命和职责。多年的海外漂泊经历，并没有使他放弃对于诗歌的坚守。当同代人纷纷停笔或退隐江湖，已逾花甲之年的他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共九卷）就是杨炼从开始写作至今的作品回顾性呈现。目前，其中的前四卷已经率先发布，随后的五卷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趁此机会，澎湃新闻记者对杨炼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从“文革”结束后直到今天的写作历程。
诗人杨炼
澎湃新闻：1978年，北岛、芒克等创办了著名的《今天》杂志。你的诗歌写作是否也是从《今天》开始的？
杨炼：其实在《今天》创刊之前，我最早认识顾城，那还是在“西单民主墙”之前。1978年下半年，北京已经开始有了不少小圈子，比如我那时候就和顾城、朱伟（后来成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当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等人在一块玩。
早于或与《今天》同时，我和顾城就在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办的一个报纸《蒲公英》上发表作品，顾城的那些短诗，比如《生命幻想曲》等，都是最先发表在《蒲公英》上，这才是顾城作为一个朦胧诗人的最早显现。那报纸是铅印的，这在当时是很豪华的一件事。它虽然印数不大，但因为发表很开放的作品，已经引起了很多人注意。
我当时算是个社会批判抒情诗人。那时候，谁都受某种宣传话语的影响，民主墙也不例外，我写了一首长诗叫做《我是剑，我是火焰——唱给特权的葬歌》，因为当时正是“反特权”。这首诗登在《蒲公英》的第一版，结果报纸上午出版，下午就被查封了。不过，因为那天早上报纸印出，已经被卖报的人提走了好多，还在民主墙那儿卖，然后人们当场朗诵。结果，当晚《今天》正好聚会，我走进聚会的房子，忽然受到了一种英雄般的欢迎，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蒲公英》就因为我这首太稚嫩的诗被封了。
我们知道《今天》杂志一共正式出了9期，1980年杂志面临停刊的威胁，我们就想玩个花招，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那时我还很年轻，属于较晚的参加者，居然也被大家选为7个理事之一。我做的大事，就是编辑了最后一期的《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而这最后一期上最后一首诗就是我的《乌篷船》，这期杂志，又成为了《今天》的“墓志铭”。我想，我该算是个“乌鸦嘴”吧。
澎湃新闻：还记得当年和《今天》成员在一起的情景吗？
杨炼：我记得1978年底《今天》刚刚出来，我和顾城对上面的诗歌感到非常震撼，然后看到杂志末尾歪歪斜斜印着一行编辑部地址——“东四十二条76号”，就是刘念春的家。于是有天晚上，我和顾城决定探访这个神秘的编辑部。我记得那天夜色漆黑，下着小雨，北京老胡同里路灯昏黄，灰色的墙，一座砖门楼，一推门是开的，房间里空空荡荡，就一台印刷机摆在屋子中央，一开始没人，进去叫两声后出来了一个人，就是芒克。
芒克当时也是一小伙子，但感觉像是一位大师。我是纯粹探访，没带任何东西，顾城还真带了一卷他的诗，立刻恭恭敬敬呈给芒克指教，芒克就指点了一下，比如这个句子怎么怎么样，如何写更好，颇有大师风范，直到大家说的都饿了。芒克就让他当时的女朋友毛毛煮了一大锅面条，大家都开始呼噜呼噜吃面，然后就成了朋友。
我们第一次去探访《今天》时，它出到第2期，之后我们就开始投稿，到第3期应该就刊登我的诗了，那时我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飞沙”，这是我唯一用过的笔名。到第7期，我就已经恢复用本名杨炼了。
现在想起来，那种美妙，在于一个诗意的时代恰恰吻合了诗意的年龄，人的状态每隔几个星期都不一样。
澎湃新闻：1983年，你的长诗《诺日朗》发表，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当时面临着怎样一种局面？
杨炼：写《诺日朗》的契机应该是我第二次去成都，那时已经认识了欧阳江河、翟永明，还有一帮搞摄影的人，然后大家决定出去玩。我们中一位摄影家叫吕玲珑，他的小兄弟有一辆军队放电影用的北京吉普，后开门的，里边有两排座，本来准备开这辆车到九寨沟，结果开到江油车就坏了。
当天晚上我和欧阳江河打电话给翟永明，邀请她带着录音机到江油来加入我们，还真把她说动了，于是我们一路一边放着录音机音乐，一边不停迷路修车，从成都到九寨沟居然千辛万苦开了5天。因此，当车开进九寨沟，大家都欢呼起来。那时的九寨沟既美艳又荒凉，我们这次旅游的经历，悄悄潜入了《诺日朗》的内在意象。
当年对于《诺日朗》主要的批评意见，第一是性，说这首诗宣扬色情；第二是对历史彻底绝望，说这首诗里的历史根本没什么进步，死亡的意象过于强烈；第三个说它表现了人民的无力感，在那个死亡世界里，毫无反抗能力。实际上我今天回头看《诺日朗》，只觉得太浪漫了，到第五部分“铃兰花吹奏”，简直积极向上得可笑。批判的最后一点，说诗写得这么复杂，是刻意不要人民看懂，它比朦胧诗还糟糕，就是明摆着与人民、读者为敌。
《诺日朗》被批判后，我记得去见一位特别受我们尊敬的老作家严文井（我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里，有一首历史哀歌献给他），他看着我的眼睛，几乎就像看一个死人。而发表这首诗的《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也立刻被撤职，在运动的状态下人人都噤若寒蝉，接下来的1984-1985这两年，我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
澎湃新闻：198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人诗选》，收入杨炼、顾城、舒婷、江河、北岛这五位的作品，后来这本书也被认为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作。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如何评价这五位诗人？
杨炼：《五人诗选》是1985年开始准备，次年出版，经历了之前“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个低谷和沉默后，它的出现，成了一个新的标志，这本诗集里的五个人，暗示出一个出现、蛰伏、再出现的不屈历程。
我有一种说法就是“当先锋易，作后锋难”。你看现在这五个人，谁还在真正意义上从事创作？
顾城就不用说了。江河到纽约之后就封笔了，人也还在那，时不时听到一点消息，他原来在中国时是很积极的，也很有社会性，写了《纪念碑》、《祖国啊，祖国》等非常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他后来就一下子沉寂了。北岛当然始终在写，但在创造力上实际也面临一种瓶颈吧。还有亲爱的舒婷，1981年《会唱歌的鸢尾花》之后，诗歌创作很少。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是怎么可以不把起点变终点，不重复自己，而用一部部新作深化自己。很有挑战性。
所以现在回顾《五人诗选》，可以当作一个比较有效的参照系，看我们在什么地方开始，又走了多远。今年就是这本书出版30年了，当年我们年轻气盛、野心勃勃，觉得到了60岁还写诗，不仅可笑而且恶心，可现在我都已经60岁了。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后来被称为“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的韩东写出了《有关大雁塔》，而这首诗也常常被评论家们拿来和你的名作《大雁塔》做对比，认为它是对英雄主义和宏大叙事的消解。对此，你有何看法？
杨炼：我觉得，从“朦胧诗”开始，包括我自己的写作，重建了一个当代中文诗的传统。“朦胧诗”的根本意义，在于把“非诗”（就是宣传口号）和诗划清了界限。一句话：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感受，就把整个宣传口号式的话语系统抛弃了。
那么，当诗歌立足于自身，它才开始了真正的进化。什么这代那代，其实我自己身上就有好多“代”，它们边追问边辩驳、既批判又更新，我说当代中文诗传统，就是指这个找回了活力的传统。
朦胧诗之后有后朦胧、“第三代”，再后又有“下半身”、“垃圾派”等等，最近公众关注的余秀华诗歌、农民工诗歌，都在这个当代中文诗传统中。这样看，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恰恰挂在我的《大雁塔》的飞檐上，没有我的历史反思中那点儿幼稚的英雄主义成分，韩东的诗就没有语境联系，没有前提。
《有关大雁塔》也许反讽了一个被我归入史前期的《大雁塔》，但我以为，它不可能构成对当代中文诗思想“深度”的挑战。因为整个中国文化转型就是一首史诗，它无所不在。就连韩东那些口语化的诗，处理的也大多是这个转型中的个人态度，只要有这个语境关系，他就是在参与宏大主题，只不过是带点反讽语感地来参与而已。
我认为，当代中文诗传统，先天包括每位诗人自身的传统。这里，“宏大”和“深度”是同一个概念。没有这个根本定位，我们的写作就没有意义。
翻开诗歌杂志，你会看到，到处有大批不痛不痒的所谓“诗歌”，技术上过得去，但读了一首诗等于没读，写了等于没写。这种廉价的、没有精神存在必要性的“诗”，纯是文学的噩运。要小心啊，你以为在反对“宏大”，却失手切除了滋养文学的人生和灵魂，因此干脆否定了文学。而我认为，诗歌延续的是文化的血脉，它不能沦为油嘴滑舌、可有可无。（作者：姚昕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