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名字，是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的——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但真正面对这位神采飞扬的瑞典作家时，听他侃侃而谈自己的作品，看他脸上那诚恳的神情，似乎都在告诉人们——他曾出任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之职，并非他生命的主角。他用他的作品以及85岁仍不辍笔的坚持，表达着他对创作者身份的看重。他的作品已有多部被译成中文出版，最近出版的，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部长篇系列《失忆的年代》。
在这部《失忆的年代》里，埃斯普马克试图从多个历史横截面把脉“失忆时代”，反思当今世界的发展。其中的深意，正如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的，“以书写对抗失忆，是作家的责任”。
◎ 每走一步，城市都在改变。我能不能回到家
“如果记忆只有4个小时的长度，会发生什么？”
可能今天你是脑外科大夫，明天就成了汽车修理工；你回家按响门铃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门后面的女人是不是自己的太太，她怀里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政治家闹了丑闻，只要逃出舆论的风暴4个小时，就安然无恙了。”
这是埃斯普马克在《失忆的年代》中描写的场景，用他的话说，这是给这个容易失忆的社会做了一次X光透视。
问：“这个容易失忆的社会”，最初是怎么引起您对它的关注的？
埃斯普马克：长久以来，对失忆的观察，是我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把“失忆”写进了一首诗里。我描写人们因失忆记不清地址而被退回了信件。这首诗是这样的：昨天这里还是别的房子，每走一步这个城市都在改变。我能不能回到家，而这把钥匙还对得上门锁吗？
而在冷战时期，失忆具有了一种更危险的形态。上世纪80年代，米兰·昆德拉在一篇有关东欧被消除的着名文章里写到，“俄罗斯占领者正在抹除掉其祖国的历史”。他的同事米兰·斯美其卡把这种结果描述为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黑洞”。1985年我特地访问了布拉格，在那里经历的事情让我震撼，便写下了《布拉格四重奏》。诗里描写了一种感官几乎不能抓住的毁灭，和一种文化在消失的声音。
在我看来，所有对历史的麻木不仁都是不应该的。我曾经在瑞典学院做过一个让很多人不愉快的公开演讲，对我们历史记忆的丧失提出了警告。同时，我也开始这个叫做《失忆的年代》的系列小说创作。
问：对历史的失忆，会造成什么后果？
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遗忘本身，还在于它让人产生了一种功能：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它擦掉；不应该感觉的东西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
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质疑我提出的失忆概念。但没过多久，很多法国哲学家表达了和我相同的看法，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失忆的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托尼·朱特，甚至把我们的时代叫做“遗忘的年代”。我在小说中表达的看法，终于得到了确认。
问：《失忆的年代》 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有效。
埃斯普马克：的确是这样。今天，我们生活在遗忘的时代。因为，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
但如果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那你也肯定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从小被关在地窖里，他整个的童年都是在地窖里度过的，不会说话，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因此，人们就称他为来自地窖的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地窖人”并不只存在于故事中，今天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地窖人”。他们就是生活在当下，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不懂得自己究竟是谁，要往哪里去。
问：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变成“地窖人”，社会就可能变成一个没有深度的平面状态。
埃斯普马克：我就从文学方面来说，今天的年轻作家总是想赶潮流，信息飞速传播，他们就都想跟着信息飞快地往前走，那么，对历史、对以前的作品，他们常常顾不上管不了，甚至也都不屑于和老作家交谈了。
◎ 以书写对抗失忆，是作家的责任
埃斯普马克的《失忆的年代》很厚，不少瑞典读者从中读到“有些晦涩”。
不过，当他带着厚达600多页的中文版新书来到上海思南读书会时，现场却不乏知己。
当作家贾平凹讲述了自己对《失忆的年代》的见解后，埃斯普马克激动地走上讲台，握紧贾平凹的双手，“你对我作品的见解，比那些瑞典评论家都要好得多”。
埃斯普马克坚信，在对失忆的反抗中，绝不缺少中国作家的力量。
问：文学作品中的“失忆”主题并不少见，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代表作《暗店街》与“失忆”相关，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也写过关于“遗忘”主题的文字。您所写的“失忆”主题有什么特别之处？
埃斯普马克：我写的失忆与他们的都不同。莫迪亚诺的失忆是个人的失忆，这比较容易解决，你失忆了，别人可能还记得；米兰·昆德拉的失忆是受到外来政治权力的干扰，导致民族记忆被剥离，与之相似的还有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曾写过的报告文学作品，讲述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本土的记忆被抹掉。而我所写的是整个社会的失忆，这种普遍性失忆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信息冲击会让人们把很多事情忘记，一心盯着前方。
问：作家有能力和责任去解决失忆这样的社会病症吗？
埃斯普马克：这就是作家的责任。去年，我曾与到访瑞典学院的中国作家交流，我问他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认为莫言的作品好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莫言重现了历史。他的小说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中国历史的不同进程。除了莫言，华语文学圈还有不少优秀的作家正在以书写对抗失忆。他们在自己的小说里再现重大历史事件，并且达到了一定美学高度。
我一直强调，文学应该是历史的见证，文学就是见证的产物。中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那是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记录并维护这些根基，正是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当失忆变成时代通病，文学这帖药不能缺。我敬重所有以文字对抗失忆的作家。
问：您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是否这样的作品更易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埃斯普马克：批判现实不应该作为作家的责任或者评判作家好坏的标准，更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而只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那句话，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维护好瑞典历史和文化的根基。
◎ 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两回事
身为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埃斯普马克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现仍为评选委员会委员。他说，这个备受全球瞩目的文学奖项，其评选标准也历经了数度调整。
诺奖评委们，总是不可避免被追问那些所谓的评奖秘闻。对此，埃斯普马克总是幽默地回应说：“我们规定有50年保密期。所以，这样的问题，50年后，当我125岁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问：您提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一直在变，甚至对诺贝尔遗嘱的解释也在变。
埃斯普马克：是的。上世纪30年代，我们以为诺贝尔遗嘱说的“造福于人类”就是让每个人都能读书，就以读者数量作为一个评判标准，比较关注那些作品能畅销、获得大众首肯的作家。当时就相对地推崇一些流行作家，如美国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赛珍珠等。
二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就开始强调作品的先锋性和创新性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更多选择在世界上相对没什么名气但优秀的作家。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化又成为评选考量的一个因素，来自埃及、尼日利亚的作家相继获奖。进入21世纪，文学又被认为应该起到历史见证的作用，于是见证文学开始进入评选视野，如2002年诺奖得主、匈牙利作家、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2010年诺奖得主、罗马尼亚裔德国作家赫塔·缪勒。而后来，评选时又会比较重视女作家，将性别也纳入考虑之中。
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逐渐丰富起来。但无论评选标准怎么变，作品必须是好作品，这个前提是不会变的。
问：诺贝尔文学奖常常可以让一位作家在顷刻之间被全世界所记住。1978年获奖的美籍犹太作家辛格获奖时并不太知名，现在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而在1949年，福克纳获奖，那以后他的作品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和拉美地区的文学，此后又成功地影响了中国作家莫言。这是否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力？
埃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当然希望帮助好作家获得更多的读者，也希望读者去认识这些作家，我认为这是双向的、良性的。
不过，也有这么一种说法——诺贝尔文学奖会扼杀作家。有人说这是一个死亡之吻，有些人得奖后就不再写了。这或许是一部分的事实，但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比如，英国诗人叶芝，他最好的诗歌是得了诺奖之后写的；瑞典诗人托马斯也是，得了诺奖之后写的作品比之前写的还好。
现在很多人追捧畅销作家，我们却不以为然。因为，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两回事。
问：很多人一次次地入围，却总也拿不到奖，就让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更加好奇，同时也有所质疑，靠18个人评选这么重要的奖项，公平吗？合理吗？
埃斯普马克：从我们的评选流程来看，我觉得已经做到了足够公平。全世界的好作家都是候选人，每年2月1日提名截止以前，我们会收到很多提名，可能会缺少一些我们希望的名字，我们就会按照规则尽力补充完整，每年提交给学院讨论的名单大概有200位作家。可以说，我们这些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人，比住在伦敦和纽约的人更了解世界文学。
到了5月，经过学院讨论，会确定5个人的候选名单。6月起，院士们开始放假，看这5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个夏天的“暑假作业”。而且，这5个名字，只有这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开会再聚时，院士们都已看过作品了，再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当年的获奖者。
问：在您所经历的这么多次的评选过程中，有没有感到遗憾或痛心的时刻？
埃斯普马克：最让评委们遗憾或悲哀的是，一位作家要得奖了，他却去世了。比如，沈从文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同时他还有非常独特的着作《中国服饰史》，一位作家通过描写服装的历史，把中国的历史给表现出来了，这很有意义。我们确实在考虑给他颁奖，他却去世了。
还有一件事让人感觉为难，就是一下子发现三四位好作家，但奖项只有一个。而让我最恼火的是，我最喜欢一位作家，却说服不了其他院士。我甚至经常对他们说：“难道你们看不见吗？”
问：经常有新闻报道称，每次评选18位院士内部都有分歧。作为曾经的评委会主席，您怎样处理这样的分歧？
埃斯普马克：我经常说，我们有18位院士，如果说我们中间只有1条裂缝或分歧，那肯定是谣言。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怎么能只有1条裂缝呢？我们有18条裂缝。
18个人都是学养深厚、才智卓绝的大家，但也都是极其固执的老家伙，你以为其中一两位可以主导整个局面？不，他们绝对做不到，不可能有人一手遮天。
◎ 如果把莫言的获奖比作中国文学冲入终点站的火车头，那么，火车的庞大身躯可能还需要全力前行
早在30多年前，埃斯普马克就曾到访中国，并结识了巴金、丁玲、艾青等作家。
“其实我很早就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感兴趣。”在饶有兴趣的目光中，埃斯普马克不断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迅速发展、日渐丰富。但是，中文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的还属少数，更多的时候，他是通过英文、法文、德文版作品来了解、认识中国作家群像的。
问：瑞典学院院士亚德·隆德奎斯特时常有些让人意外的论调，他曾说，全球文学创作进程中，亚洲国家有些落后。
埃斯普马克：什么叫落后？诞生过李白、杜甫的国家怎么会在文学上是落后的？
我对丰富的中国文学，从《道德经》、唐代大师乃至当代诗人，一直怀有敬慕之意。
问：底蕴深厚确是中国文学之幸。那么，对当今中国文学的发展，您又有何看法？
埃斯普马克：中国文学总体发展很好，处于繁荣时期，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很有生命力。198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遇到的老作家是巴金、丁玲、艾青等，没想到后来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家。当代中国文学很有自己的特色，让我感到生机勃勃。
问：除了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和小说家的身份，您还是位诗人。诗与诗意，在时代的经济大潮里是否日渐式微？
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里7个系列小说，可以追溯到我在上世纪70年代出的诗集中的7首诗。可见，诗歌可以发育出很多叙述因子。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创造的一些概念，几十年后还被小说作家运用到创作中。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说“诗歌没有未来”，对此我不敢苟同。伟大小说家的根基都是在诗歌传统中。如果一个小说家说我们不需要诗歌，那等于把自己的腿砍掉了。
问：您觉得中国文学还应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埃斯普马克：举例来说，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占到七成以上，位列第二的法语作品则占3.6%，而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品数量，加起来还不到总数的1%。这不是瑞典所独有的情况，整个欧洲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借助当下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社交平台，全球的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趋势加强，但文学却是个例外。外国人能看懂汉字的很少，翻译成外文的中国着作又太少，这就造成很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作家在外国没有读者。
翻译稀缺，传播困难，这在人们对中国文学的期待值不断提高的今天，尤其需要正视。如果把莫言的获奖比作中国文学冲入终点站的火车头，那么，火车的庞大身躯可能还需要全力前行。
但真正面对这位神采飞扬的瑞典作家时，听他侃侃而谈自己的作品，看他脸上那诚恳的神情，似乎都在告诉人们——他曾出任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之职，并非他生命的主角。他用他的作品以及85岁仍不辍笔的坚持，表达着他对创作者身份的看重。他的作品已有多部被译成中文出版，最近出版的，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部长篇系列《失忆的年代》。
在这部《失忆的年代》里，埃斯普马克试图从多个历史横截面把脉“失忆时代”，反思当今世界的发展。其中的深意，正如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的，“以书写对抗失忆，是作家的责任”。
◎ 每走一步，城市都在改变。我能不能回到家
“如果记忆只有4个小时的长度，会发生什么？”
可能今天你是脑外科大夫，明天就成了汽车修理工；你回家按响门铃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门后面的女人是不是自己的太太，她怀里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政治家闹了丑闻，只要逃出舆论的风暴4个小时，就安然无恙了。”
这是埃斯普马克在《失忆的年代》中描写的场景，用他的话说，这是给这个容易失忆的社会做了一次X光透视。
问：“这个容易失忆的社会”，最初是怎么引起您对它的关注的？
埃斯普马克：长久以来，对失忆的观察，是我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把“失忆”写进了一首诗里。我描写人们因失忆记不清地址而被退回了信件。这首诗是这样的：昨天这里还是别的房子，每走一步这个城市都在改变。我能不能回到家，而这把钥匙还对得上门锁吗？
而在冷战时期，失忆具有了一种更危险的形态。上世纪80年代，米兰·昆德拉在一篇有关东欧被消除的着名文章里写到，“俄罗斯占领者正在抹除掉其祖国的历史”。他的同事米兰·斯美其卡把这种结果描述为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黑洞”。1985年我特地访问了布拉格，在那里经历的事情让我震撼，便写下了《布拉格四重奏》。诗里描写了一种感官几乎不能抓住的毁灭，和一种文化在消失的声音。
在我看来，所有对历史的麻木不仁都是不应该的。我曾经在瑞典学院做过一个让很多人不愉快的公开演讲，对我们历史记忆的丧失提出了警告。同时，我也开始这个叫做《失忆的年代》的系列小说创作。
问：对历史的失忆，会造成什么后果？
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遗忘本身，还在于它让人产生了一种功能：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它擦掉；不应该感觉的东西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
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质疑我提出的失忆概念。但没过多久，很多法国哲学家表达了和我相同的看法，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失忆的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托尼·朱特，甚至把我们的时代叫做“遗忘的年代”。我在小说中表达的看法，终于得到了确认。
问：《失忆的年代》 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有效。
埃斯普马克：的确是这样。今天，我们生活在遗忘的时代。因为，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
但如果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那你也肯定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从小被关在地窖里，他整个的童年都是在地窖里度过的，不会说话，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因此，人们就称他为来自地窖的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地窖人”并不只存在于故事中，今天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地窖人”。他们就是生活在当下，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不懂得自己究竟是谁，要往哪里去。
问：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变成“地窖人”，社会就可能变成一个没有深度的平面状态。
埃斯普马克：我就从文学方面来说，今天的年轻作家总是想赶潮流，信息飞速传播，他们就都想跟着信息飞快地往前走，那么，对历史、对以前的作品，他们常常顾不上管不了，甚至也都不屑于和老作家交谈了。
◎ 以书写对抗失忆，是作家的责任
埃斯普马克的《失忆的年代》很厚，不少瑞典读者从中读到“有些晦涩”。
不过，当他带着厚达600多页的中文版新书来到上海思南读书会时，现场却不乏知己。
当作家贾平凹讲述了自己对《失忆的年代》的见解后，埃斯普马克激动地走上讲台，握紧贾平凹的双手，“你对我作品的见解，比那些瑞典评论家都要好得多”。
埃斯普马克坚信，在对失忆的反抗中，绝不缺少中国作家的力量。
问：文学作品中的“失忆”主题并不少见，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代表作《暗店街》与“失忆”相关，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也写过关于“遗忘”主题的文字。您所写的“失忆”主题有什么特别之处？
埃斯普马克：我写的失忆与他们的都不同。莫迪亚诺的失忆是个人的失忆，这比较容易解决，你失忆了，别人可能还记得；米兰·昆德拉的失忆是受到外来政治权力的干扰，导致民族记忆被剥离，与之相似的还有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曾写过的报告文学作品，讲述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本土的记忆被抹掉。而我所写的是整个社会的失忆，这种普遍性失忆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信息冲击会让人们把很多事情忘记，一心盯着前方。
问：作家有能力和责任去解决失忆这样的社会病症吗？
埃斯普马克：这就是作家的责任。去年，我曾与到访瑞典学院的中国作家交流，我问他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认为莫言的作品好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莫言重现了历史。他的小说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中国历史的不同进程。除了莫言，华语文学圈还有不少优秀的作家正在以书写对抗失忆。他们在自己的小说里再现重大历史事件，并且达到了一定美学高度。
我一直强调，文学应该是历史的见证，文学就是见证的产物。中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那是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记录并维护这些根基，正是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当失忆变成时代通病，文学这帖药不能缺。我敬重所有以文字对抗失忆的作家。
问：您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是否这样的作品更易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埃斯普马克：批判现实不应该作为作家的责任或者评判作家好坏的标准，更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而只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那句话，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维护好瑞典历史和文化的根基。
◎ 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两回事
身为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埃斯普马克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现仍为评选委员会委员。他说，这个备受全球瞩目的文学奖项，其评选标准也历经了数度调整。
诺奖评委们，总是不可避免被追问那些所谓的评奖秘闻。对此，埃斯普马克总是幽默地回应说：“我们规定有50年保密期。所以，这样的问题，50年后，当我125岁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问：您提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一直在变，甚至对诺贝尔遗嘱的解释也在变。
埃斯普马克：是的。上世纪30年代，我们以为诺贝尔遗嘱说的“造福于人类”就是让每个人都能读书，就以读者数量作为一个评判标准，比较关注那些作品能畅销、获得大众首肯的作家。当时就相对地推崇一些流行作家，如美国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赛珍珠等。
二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就开始强调作品的先锋性和创新性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更多选择在世界上相对没什么名气但优秀的作家。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化又成为评选考量的一个因素，来自埃及、尼日利亚的作家相继获奖。进入21世纪，文学又被认为应该起到历史见证的作用，于是见证文学开始进入评选视野，如2002年诺奖得主、匈牙利作家、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2010年诺奖得主、罗马尼亚裔德国作家赫塔·缪勒。而后来，评选时又会比较重视女作家，将性别也纳入考虑之中。
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逐渐丰富起来。但无论评选标准怎么变，作品必须是好作品，这个前提是不会变的。
问：诺贝尔文学奖常常可以让一位作家在顷刻之间被全世界所记住。1978年获奖的美籍犹太作家辛格获奖时并不太知名，现在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而在1949年，福克纳获奖，那以后他的作品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和拉美地区的文学，此后又成功地影响了中国作家莫言。这是否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力？
埃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当然希望帮助好作家获得更多的读者，也希望读者去认识这些作家，我认为这是双向的、良性的。
不过，也有这么一种说法——诺贝尔文学奖会扼杀作家。有人说这是一个死亡之吻，有些人得奖后就不再写了。这或许是一部分的事实，但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比如，英国诗人叶芝，他最好的诗歌是得了诺奖之后写的；瑞典诗人托马斯也是，得了诺奖之后写的作品比之前写的还好。
现在很多人追捧畅销作家，我们却不以为然。因为，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两回事。
问：很多人一次次地入围，却总也拿不到奖，就让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更加好奇，同时也有所质疑，靠18个人评选这么重要的奖项，公平吗？合理吗？
埃斯普马克：从我们的评选流程来看，我觉得已经做到了足够公平。全世界的好作家都是候选人，每年2月1日提名截止以前，我们会收到很多提名，可能会缺少一些我们希望的名字，我们就会按照规则尽力补充完整，每年提交给学院讨论的名单大概有200位作家。可以说，我们这些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人，比住在伦敦和纽约的人更了解世界文学。
到了5月，经过学院讨论，会确定5个人的候选名单。6月起，院士们开始放假，看这5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个夏天的“暑假作业”。而且，这5个名字，只有这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开会再聚时，院士们都已看过作品了，再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当年的获奖者。
问：在您所经历的这么多次的评选过程中，有没有感到遗憾或痛心的时刻？
埃斯普马克：最让评委们遗憾或悲哀的是，一位作家要得奖了，他却去世了。比如，沈从文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同时他还有非常独特的着作《中国服饰史》，一位作家通过描写服装的历史，把中国的历史给表现出来了，这很有意义。我们确实在考虑给他颁奖，他却去世了。
还有一件事让人感觉为难，就是一下子发现三四位好作家，但奖项只有一个。而让我最恼火的是，我最喜欢一位作家，却说服不了其他院士。我甚至经常对他们说：“难道你们看不见吗？”
问：经常有新闻报道称，每次评选18位院士内部都有分歧。作为曾经的评委会主席，您怎样处理这样的分歧？
埃斯普马克：我经常说，我们有18位院士，如果说我们中间只有1条裂缝或分歧，那肯定是谣言。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怎么能只有1条裂缝呢？我们有18条裂缝。
18个人都是学养深厚、才智卓绝的大家，但也都是极其固执的老家伙，你以为其中一两位可以主导整个局面？不，他们绝对做不到，不可能有人一手遮天。
◎ 如果把莫言的获奖比作中国文学冲入终点站的火车头，那么，火车的庞大身躯可能还需要全力前行
早在30多年前，埃斯普马克就曾到访中国，并结识了巴金、丁玲、艾青等作家。
“其实我很早就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感兴趣。”在饶有兴趣的目光中，埃斯普马克不断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迅速发展、日渐丰富。但是，中文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的还属少数，更多的时候，他是通过英文、法文、德文版作品来了解、认识中国作家群像的。
问：瑞典学院院士亚德·隆德奎斯特时常有些让人意外的论调，他曾说，全球文学创作进程中，亚洲国家有些落后。
埃斯普马克：什么叫落后？诞生过李白、杜甫的国家怎么会在文学上是落后的？
我对丰富的中国文学，从《道德经》、唐代大师乃至当代诗人，一直怀有敬慕之意。
问：底蕴深厚确是中国文学之幸。那么，对当今中国文学的发展，您又有何看法？
埃斯普马克：中国文学总体发展很好，处于繁荣时期，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很有生命力。198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遇到的老作家是巴金、丁玲、艾青等，没想到后来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家。当代中国文学很有自己的特色，让我感到生机勃勃。
问：除了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和小说家的身份，您还是位诗人。诗与诗意，在时代的经济大潮里是否日渐式微？
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里7个系列小说，可以追溯到我在上世纪70年代出的诗集中的7首诗。可见，诗歌可以发育出很多叙述因子。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创造的一些概念，几十年后还被小说作家运用到创作中。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说“诗歌没有未来”，对此我不敢苟同。伟大小说家的根基都是在诗歌传统中。如果一个小说家说我们不需要诗歌，那等于把自己的腿砍掉了。
问：您觉得中国文学还应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埃斯普马克：举例来说，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占到七成以上，位列第二的法语作品则占3.6%，而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品数量，加起来还不到总数的1%。这不是瑞典所独有的情况，整个欧洲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借助当下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社交平台，全球的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趋势加强，但文学却是个例外。外国人能看懂汉字的很少，翻译成外文的中国着作又太少，这就造成很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作家在外国没有读者。
翻译稀缺，传播困难，这在人们对中国文学的期待值不断提高的今天，尤其需要正视。如果把莫言的获奖比作中国文学冲入终点站的火车头，那么，火车的庞大身躯可能还需要全力前行。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