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新竹清华等校，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学创立中国文化中心，任中心主任，推展多元互动的中国文化教学。现任香港中华学社社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兼任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等。
著作所涉学术范围甚广，以明清文化史、中国审美文化、经典翻译及文化交流为主。有《汤显祖与晚明文化》、《真理愈辩愈昏》、《高尚的快乐》、《在纽约看电影：电影与中国文化变迁》、《吹笛到天明》、《流觞曲水的感怀》、《茶香与美食的记忆》、《茶余酒后金瓶梅》、《行脚八方》、《迷死人的故事》、《雅言与俗语》、《品味的记忆》等；主编《九州岛学林》季刊、《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现状与讨论》、 《文苑奇葩汤显祖》、《袅晴丝吹来闲庭院》、《逐波泛海:十六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扩散》等数十种。
1949年1月27日，在两百万人溃退台湾过程中，“太平轮”号因超载且撞上货船而沉没，900多人遇难，包括音乐家吴伯超、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之父、袁世凯之孙袁家艺、蒋经国好友俞季虞等。郑培凯的父母也买了这班船票，因郑培凯吐奶，只好退船票而改订机票。
学生时代的郑培凯是激进左派，1969年赴美，成为汉学巨擘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因撰文批评台湾政府，20年无法回台湾。1976年，郑培凯成为首批获准回大陆考察的十几位旅美学人之一，恰好遭遇唐山大地震。
与白先勇等台大外文系毕业生一样，郑培凯青年时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年时西风望尽，开始反思，晚年时又不约而同，成为传统的守护者。
1998年，郑培凯在香港城市大学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一做就是15年。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郑培凯用跋涉描绘出一代读书人的思想轨迹：从出逃，到迷茫，再到回归。而这，恰恰也是过去百余年我们与传统间纠结的缩影。
今年，郑培凯先生再访大陆，出人意料地办了“书写斯文”的个人书法展，展现出一位文化大家的多面才华。
传统原来这么好玩
北青艺评：作为海内著名的学者与诗人，您何时又成了书法家？
郑培凯：我不是书法家，只能算写字家。书法家写的是艺术，我写的是身体日用。因为我小时候父母管教很严，不得不写，毛笔和硬笔不同，对小孩来说难掌握，所以一开始很反感，可入了门，就越来越喜欢，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写毛笔字是一种锻炼，能让自己坐得住，不像今天大学生，往往耐不住性子，缺乏纪律，总觉得别人强制我，感到不舒服。通过写字，你可以学会自律、有恒，对培养人格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写字很好玩，从这个角度了解中国文化，会更生动一点。
写字是全神贯注的，我写字时，从头到尾都很愉快，我也用电脑写文章，但过程觉得很累，写完才愉快。写字是个审美过程，能让人身心一致，所以过程也快乐。
今 天人们一提中国文化，总觉得隔了一层，即使在大学里也一样，当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时，一些教理科的老师质疑说：学生学好科学与技术就行 了，学文化有什么用？这不是浪费时间吗？还有一些老师说，我从没学过文化，不也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我只好说：如果你学过文化，成就会更高。
所以我觉得，要让现代人了解中国文化，应该有一个方便、直观、好玩的切入点，这是我写字乃至办书法展的原因，希望让大家看到，传统这么有意思。
北青艺评：大陆如今也有“国学热”，不过好像是以背《三字经》、《弟子规》入门，让小孩子很辛苦。
郑培凯：这个也正常，毕竟与传统断裂多年，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象，走上另一个极端：因为当年极端反对传统，所以今天又极端回归传统。这些都不是自然的发展，回归传统，还是应该从人们喜欢的地方做起。
可以不喜欢传统，但不可无知
北青艺评：自“五四”以后，知识界对传统文化多持否定态度，您为何未受这种思潮的影响？
郑培凯：当然受了影响，在学生时代，我对传统文化也有抵触情绪。
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与传统文化的接续性很强，其背后是政治在推动，特别是60年代以后，大陆彻底批判传统，台湾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强调传统，引人反感。 其实，当时反感的只是政治介入。因为父母让我从小看古书，通过他们言传身教，我不大可能反感传统文化的内容。但我上大学时也有点叛逆，总在想，为什么别的 国家不这样发展？
到后来，我就去美国留学了。
北青艺评：在美国，您改变了想法？
郑培凯：是的，因为我看到了别人是怎么教文化的，他们不强制你学习，而是通过展示传统文化，让你明白文化对个人很重要，与你一生成长有关，为了自己，你应该学文化。
我后来办中国文化中心，也是持这个态度，希望年轻人来看看，看完再决定，你可以不喜欢，但不可以无知，只有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做出正确选择，所以我总对学生们说：你没有无知的权利。
其实，不仅是我，台大外文系出来的人，后来大多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者，比如白先勇，我们亲自去了解了西方，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信心。
许 多人反对传统，往往是因为无知，这只能带来冲突，无法达成沟通。在香港时，我发现很多学生虽厌恶传统，却不厌恶书法，任何文化中都有坏东西，包括中国传统 文化，但我可以把其中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让大家先有一个兴趣。我从不要求我的学生们会写毛笔字，只希望他们由此对传统有一个美好的体会。
我们的教育不利于建立文化视野
北青艺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特别强调传统文化，却引起了许多人反感，是否也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郑培凯：我是学西洋文学的，可那时台湾的大学不教文学，只教文献，如果研究学问，这当然可以，但对现代人来说，这并非内心主要追求的东西。
我这一代算是承继“五四精神”的第三代，也接受了“五四精神”的一些前提，比如相信外国一定比中国好，等等。大学三年级时，兼修了历史专业，当时台大历史系有一批著名教授，学问非常好，特别注重对外国文献的搜集与研究，符合了我当时向往西方文明的叛逆心理。
我考入耶鲁大学后，才发现美国的文学专业并不是只分析文本，而是什么都学，文史哲不分家，和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相去不远，这扩展了我的眼界。其实人家也是从古代开始讲起，可为什么我们从古代讲起，大家就觉得是在否定进步呢？
在海外，我们这些人都发生了思想的改变，开始重新反思传统。
其实，传统文化并没有那么糟，只是它契合于农业社会的需求，而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改变，需要在材料、内容上有所改变。
通过与国外文化比较，让我们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通盘的认识，所以越学习西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就越深入。而在台湾时，中文系涉及的面太窄，限制了人的视野。
外国文学系讲的是文学与文化，我们中文系讲的是语言和技术，这就难怪大家对文化缺乏兴趣。
读书人应忍住“忍不住的关怀”
北青艺评：在美国，您拜在史景迁、余英时的门下，他们对您思想转型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郑培凯：史景迁先生对学生很平等，这种态度是我在台湾从没遇到过的，我有时问他一个问题，他会说，这段历史我也不熟，咱们一起来研究。他让我懂得了，要研究人，而非研究历史。
至 于余先生，我当时比较叛逆，每次到他家拜访，都会和他争论，争论完还要吃他的饭，余先生让我认识到，学术研究不能只是概念游戏，对历史的理解也不能只是讨 论客观趋势。年轻人对很多事想得比较天真，沉浸在理念中，但不能忘了，理念也会带来巨大的苦难。因为经常和余先生争论，使我在思想上发生很大转变，更关注 具体的人，对架空的观念史讨论越来越没有兴趣。
北青艺评：余先生曾说，读书人不能因为个人情怀，便驱使他人牺牲，这其实是很残忍的事。
郑培凯：确实如此。世界是多元的，不同人在做不同的事，如果大家都静下心来，谋长远发展，结果可能更好。可政治统率一切，就容易把所有的人的兴趣与关怀都拉进去。
当年台湾就是这样，许多读书人贸然投入政治，以为可以按自己想象建设一个理想社会，整天忙着改良社会，结果是社会没改好，学问也丢了，人卷入其中，退不出来。
整 个中国近现代都有这个问题，传统农业帝国走向现代化，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不可能不面临各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人过于激进，可结果与想象有很大距离。 读书人如何把持自己，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毕竟政治的事都非容易的事，也许过一百年，尘埃落定，大家就都看清楚了，这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可 是很多人不耐烦，或者，他们应该先想一想：投身进去，真能解决问题吗？有的事，文化人是做不了的，不如做你能做的，不要只想个人影响。
用道理还是用情绪说服自己
北青艺评：您这么说，更偏重于史家思维，而非经学思维，可经学不振，传统似乎很难落地。
郑培凯：确实如此。中国传统经学有点像西方神学，神学在西方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乃至对人们思维的影响，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总之，传统经学并不简单，但我们说朱熹伟大，恰恰在于他有具体的困惑，以及具体的生活方式。
我们都生活在具体现实中，在此基础上有一个另外的追求，想出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以此推动发展，这是经学的作用。在今天，确实需要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但这无法一蹴而就，要经过很多年的磨合，也许会像春秋战国那么长，搞个五百多年。
那么，当下每个人在选择前，就应自己想清楚，一定要认识自己并说服自己，这个说服不是靠情绪来说服，而是靠道理来说服。建立在无知层面上的说服，那是没有意义的，总体来说，你站得越高，就越能说服自己和别人。
人怎么才能站得更高？这就要和世界保持距离，比如康德，他隐居了一辈子，从不参与社会运动，可他对世界的影响不大吗？我相信，中国肯定有和康德一样聪明的人，关键看他愿不愿意这么做。
有了足够的高度，你才能对得起自己，从而对得起社会，如果高度不够，只有情绪，那就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社会。
绝大多数人必然会去追求物质
北青艺评：您在香港城市大学创设中国文化中心，并坚持了15年，是什么让您留了下来？
郑培凯：我原来也没计划做这么久，准备做个三四年后就回美国，可真的做下去，发现问题很多，值得多花一点时间。
今 天香港年轻人不太关注传统文化，他们的父辈有不少来自广东，带着当年逃难的惨痛记忆，对内地文化缺乏正确认识，所以香港学生喜欢说自己是读“番书”的，俨 然高人一等。香港公务员多使用英文，不少人没有传统文化的底子，脑袋糊涂。一提推动传统文化，就误会成母语（粤语）教学，结果搞了半天，培养出来的学生连 中文报纸都看不懂。
古人说：“言而无文，其行不远。”书面语和口头语是完全不同的，它需要大量的阅读训练，可管理者被“五四”时期“我手写我口”的口号误导，结果在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中出了大问题，学生乱用谐音字，连大学生都如此，造成逻辑混乱。
我曾经问过不少学生，为什么不喜欢中国文化，他们给出的理由我做梦都想不到，他们说好多内地人随地吐痰，其实那些人来自农村，生活环境与城市不同，自然生活习惯不同，这和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可很多人就是这么肤浅地去看问题。
北青艺评：您是否想过，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您复兴中国文化的种种努力也许会归于失败？
郑 培凯：当然想过，但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正是因为世界可能变得更坏，所以我才要很努力去做。也许，传统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性有问题，我们 都贪婪，都有物质欲，所以世界只会越来越物化。今天大家都在说民主，民主就是大众化，或者说是庸俗化，可人就是这样，都向这个方向走，你是没法拦的。
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会主动提升精神，只有少数人，因为发展到了那个阶段，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绝大多数人必然会去追求物质，靠政策也没法阻挡，且政策越想介入其中，就越可能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
在今天，信念最终是个人问题，当然，社会未必会因此而沦丧，无非是把要求放低一点而已，你能做的，无非是时时提醒大众一下而已。
走方便法门，却不能浮躁
北青艺评：该怎样去提醒？
郑培凯：就像佛家一样，找方便法门，哪怕是喝个茶，也可以静下心来，让自己不那么浮躁。
中国传统文化对神界文化没太多积累，虽然台湾也有很多寺庙，但那只是迷信，而非精神寄托或对自我的要求，人们求佛是为了得到具体回报，利用一下神仙而已。赌徒家里都拜神，可如果今天输了钱，回家就会斩了神头，这样亵渎的事，也干得出来。
应该正视这种历史现实，否则讲出来的方法就都是空的。既然不能诉诸神界，那么可以将“美”作为一个方便法门，这些年来我们东奔西走，提倡保护昆曲等，无非就是让大家意识到，人可以活得更优雅一点，社会可以变得更平和一点。
这会不会鼓励人们去附庸风雅呢？确实，附庸风雅并非真风雅，但总比不附庸风雅强，只要慢慢做，总会有改变，一个人经过审美后，会逐渐体会出更深刻的东西的。
北青艺评：为何您要强调慢慢做？
郑 培凯：因为“美”这个方便法门需要沉潜，动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昆曲改造成百老汇，会把传统文化糟蹋掉。对于传统，我们应该先原汁原味地加以保 护，急于商业化，结果是能赚钱的部分得到保护，不能赚钱的部分被忽略，可应该想想，能赚钱的东西，还用你保护吗？真正濒危的，都是不能赚钱的，难道不应该 优先保护吗？如果带着浮躁的心态介入，会把很多东西搞断根。
我曾看过一个传统的祭祀舞，为招徕观众，被改编成现代舞，完全抛弃了原有的神圣意味，完全成了杀鸡取卵，怎么可能长久？支持文化，不应在无知的状态下去做。
北青艺评：您办“书写斯文”展，是否也是一个方便法门？
郑培凯：确有此意。（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