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李欧梵生于河南，年少时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求学期间曾与同学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引领台湾文坛潮流。其后，他负笈哈佛大学攻读中国思想史，师从本杰明·史华兹和费正清，获得博士学位。
在学界影响甚广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正是李欧梵的博士论文缩写版。他研究鲁迅的作品《铁屋中的呐喊》，致力于将鲁迅从“政治神话”还原到作家的地位，从作品探讨鲁迅的内心世界。《上海摩登》则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新感觉派”的作家和作品。对自己其他的中文著作，李欧梵都视之为“杂学”。
作为一个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李欧梵自称是“杂学家”，主张“古今中外的学问都要知道一点，不懂或不通的时候不耻下问，学问的意义就是边‘学’边‘问’”。他给自己贴了三个标签：学者、文化人、爱好者。他说，“文化人的另一个通俗名词是文化工作者，因为用文字作工具，又可称为文字工作者。至于作家的头衔，我愧不敢当，两本小说也只能算是业余爱好的娱乐产物。”学术研究之余，李欧梵喜爱电影、古典音乐和建筑，他说自己是“狐狸型”学者，“狐狸知道很多(小)东西，而刺猬只知道一个大东西”。
李欧梵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2004年从美国退休之后，他迁居香港，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借本次香港书展，羊城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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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写了两部小说，获评“年度作家”有点难为情
羊城晚报：对于您获得这届香港书展“年度作家”称号，外界有一些争议，认为您是学者而不是作家。
李欧梵：我留意到了，倒没有不高兴，反而是体谅大家的忧虑。我很尊重“作家”，作家是崇高又神圣的，自己不过写了两本小说，被称为“作家”似乎有点难为情。于是我打算写电邮婉拒奖项，还想着推荐黄碧云或小思，这两人都比我更合适。可动手写邮件时，我太太说：“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时代不断改变，作家的定义也不再片面，学者用心写的文字也有价值。”这么一想，虽然我不是创作型作家，但也写了大量杂文和评论，“年度作家”或许是对我这么多年的文化工作做出的一种肯定，这是荣誉，也是责任。
我想，与其将写作者的身份画等号，不如平等地用文字看待各人，去研究各自的风格，似乎更有意思。在我之前的五位年度作家，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董启章，五个人、五种写作风格、五种身份，各自丰富了文坛的多样性，是很值得开心的事。这也让我看到香港文化的可贵，有一种宽大的混杂性。
羊城晚报：您自己写过两本小说，刘禾教授近来也出版了小说《六个字母的解法》。但有些人会认为学者写不出好小说，这是偏见吗？
李欧梵：不是谦虚，我确实觉得自己写小说的文字不行，怎么改都不行，总比不上别人。小说不是传记，是有思想有艺术的体裁，越看书越觉得自己不足。学者从事小说创作其实大有人在，比如我最崇拜的学者艾柯，他的小说《玫瑰之名》多了不起，里边多少典故，你看他的小说就知道这个人真是读书人，爱书如命的。现在分工越来越细，创作和研究似乎是截然分开的，其实不尽然，同时我也反对那种套用理论术语来研究文本的文章。
羊城晚报：资料上都说您和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他们共同创办了台湾《现代文学》杂志，您在其中担任什么工作，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吗？
李欧梵：《现代文学》的创建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神话”，身在其中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没做太多事情。主要负责人是我同桌王文兴，他一进大学就说要办一本杂志，他坐在我旁边就是一天到晚在看书，看到好词好句要抄出来，还跟我感叹，“你看这词用得多好，我怎么没想到用这个词。”他是会一个个字眼去抠的。班上还有一位同学陈若曦，她大一在班上写了篇小文章，被老师拿出来公开宣读，还推荐到当时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
夏济安培养了我们这一批学生，没有《文学杂志》就没有《现代文学》，他去美国后，《文学杂志》也就停办了。大家还想继续把杂志办下去，于是白先勇慷慨解囊，拿出从他父亲白崇禧那分得的家产，到工厂放高利贷，用利息来办了《现代文学》。我们想在台湾建立一种“现代主义”的新风气，把当时台湾文学所流行的教条式的、形式主义的、为政治服务的东西丢掉，也是《现代文学》第一次将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介绍到中国，发表了他两篇文章。
文字的功能正在被视觉媒体取代
羊城晚报：小说在今天的地位日益边缘，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李欧梵：好些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坚信，文字不死、文学不死，但会出现新的文学样式，有时是我们料不到的，我持着开放的心态。文字表达的世界叫文学，电影不算文学，但剧本算。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将文字背后的潜能用种种创意的方式带出来。现在的危机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大家对文字不够严谨和重视。比如说中文，多少人能像台湾的王文兴老先生一样，每天只写不超过300字？虽然你可以说最后出来的东西也不见得怎样，但他那种敬业的精神，我都很想学习。我远远比不上他，在这个时代，看的人越少，越应该关注，这样才能使文字不死。
我认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大家写得太快了，出书太多，看都看不及，作家的创作欲太旺盛了，不再对文字进行雕琢，出版一部小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快，就像中国的发展速度一样。对我来讲，文字的琢磨是要花很多工夫的，不然的话你搞别的算了。文字的功能正在被视觉媒体取代，照相、电影等等。现在大家吃饭前都疯狂拍照，没人再用文字去描述菜品的美味。而世界上的伟大作家，会用文字去描摹它的美感。普鲁斯特写《追忆似水年华》，他可以用几天时间去写法国小饼干的味道，他曾让人用法文将这部分描写读出来，简直如同音乐一样，那种文字的魔力，即使不会法文的人，也同样会受到震撼。
羊城晚报：最近有没有关注哪位当代作家？您对当代文学有什么样的整体判断？
李欧梵：看了麦家的《暗算》，感觉蛮好玩，蛮有创意的。我年纪很老了，跟我交往的老一辈作家比较多，可能年轻人都不记得了。1980年代我到中国大陆也见到王蒙、张洁这些作家。后来也和苏童、余华有过交流，莫言见过一两次。但我认识年轻作家比较少，所以很难评论现在的写作状况，感觉恐怕是现在越来越多元了。中国地方大，人口多，不管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我自己是多元主义者，就怕文学往一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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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作者跟在批评家后面，
现在他们走在前面
羊城晚报：现在文学批评的影响力远不如早些年了，您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怎样的？
李欧梵：文学批评不是批来批去的，也不是批或者捧，文学批评叫Literary Criticism，中国古代文学也有，从文本出发，延伸到文字带动出来的文化背景、作家生平，把作品的来龙去脉，放置于批评家的视野中进行阐释，让读者得到一些新的见解。可能读者没看出来，批评家看出来了，这我就觉得不错，是我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说我用一套艰深晦涩的理论文字吓唬你，那是半吊子理论。真正的文学批评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批评本身要博览群书之后才能写。夏志清就是文学批评家多于文学史家，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略》基本上是文学批评的论集，他写钱锺书、张爱玲就非常精彩。
文学理论不能凌驾于文本之上，我反对过度理论化。但理论的好处是帮助我们思考，什么问题想不透，看看理论，噢，原来可以这么看。
羊城晚报：许子东老师说现在是文学批评最弱的年代，您认为呢？
李欧梵：我没有太整体的观察，许子东比我关注得多，所以我只能同意他的观点了。现在的危机可能在于，尤其在中国大陆，尖锐的几乎近于谩骂的批评很多，有些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而真正扎实有思考深度的批评，比较少，或者说影响力也小了。现在文学批评确实没什么地位，想想当年李陀可是“呼风唤雨”式的批评家。今天的作者才不管呢，只要有一百万读者就够了。以前作者是跟在批评家后面走的，现在走在前面了。中国的作家很多，但批评家越来越少。每次到书展，看到这么多作品，我都没看，有个借口就是我老了，作品看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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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三部赚钱片之后，
就该拍一部不赚钱的
羊城晚报：您作为资深影迷，怎么看现在的一些大导演拍出来的片子远远不及他们的早期作品？
李欧梵：我担心这些导演受到过度商业化的影响，特别是张艺谋，过度商业化之后，他是为赚钱而拍的，为大场面、为观众而拍，但早期他们本身是为电影来拍的。他早期的《黄土地》，那真是为电影理想而拍的，我还在课上给学生讲过。不能说现在他们江郎才尽，而是他们太聪明了，认为谈艺术的年代已经过去，于是就不再拍这种电影。但我认为不见得，还是应该站在艺术良心上。一个真正好的艺术家，拍三部赚钱的片子以后，就该拍一部不赚钱的。张艺谋的好电影其实都是小成本电影，比如《我的父亲母亲》、《秋菊打官司》，最差的是《金陵十三钗》，简直是不应该拍的，当然我这么讲有点过分啊。
羊城晚报：您在大陆出生，台湾成长，在美国度过大半生，如今定居香港，能否谈谈不同地区给您留下的不同印象？
李欧梵：我感觉台湾还是有种中国文化的底蕴，就是儒家的理念，谦虚、和气、善良，也很注重人和社会的关系。相比之下，香港和大陆在这方面少了一点。香港的文化是通俗文化，但精英文化也有，很多小众团体、活动也都很多，所以我说香港的文化是不按常理出牌，我蛮喜欢的。香港文学中严肃的作品少，但少数这些作品耗费作者很多心血，比如董启章的小说，文学技巧非常多，内容也很深刻，但香港很少人看，感觉是吃力不讨好。我是另类教授，如果北京污染不严重，我还蛮想住在北京的。台湾居住是舒服，但太闭塞了，想来想去还是定居香港好。（何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