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双臂赴戎机，炯目研修文与诗。”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炯，少年从戎，青年学文修艺，后从事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文学史家。他迄今已出版论著20余种，编有《张炯文存》10卷。主编有《中国文学通史》12卷及其他著作上千万字。82岁高龄的他，目前仍笔耕不辍，论著不断，今年还出版35万字的新著《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一书。
八月一个闷热的午后，记者依约来到中国社科院位于北四环外的职工宿舍采访他。这间位于一楼的三室两厅，进门就是满眼的书籍，每个房间，包括两个阳台、过道都摆满了书柜，甚至床底下也摆满了书籍，彻底被改造成了大书房。张炯喜欢在这里阅读、工作，与友人交谈。
在四壁摆满了书柜而略显拥挤的客厅，在袅袅的茶香和书香中，这位须发皆花白的老人与记者兴致勃勃地聊了3个多小时。他的记忆力甚好，特别喜欢谈战争岁月，似乎仍历历在目。他总谦虚地说，自己是从战士成长为学者，道路坎坷，所以更要努力。
从编写中国文学史走上学术研究道路
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感兴趣？最早的文学作品是什么？
小时候，父亲外出抗日，我随母亲住外祖父家，他家藏书很多，不但有《左传》、《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三国演义》及鲁迅、冰心、丁玲、王鲁彦等的选集，甚至还有线装书《二十四史》等。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也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兴趣。
我最早发表的一篇评论发表在1948年12月的地下月刊《骆驼》上，评的是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当时我念福州三一中学高一，朋友中有两个地下共产党员，介绍我参加编辑这个刊物。后来又介绍我入党，1949年春被派到农村搞武装斗争，成了游击队员，直到跟解放军会师。
1951年我调入福建军区的机关工作，因为生活相对安定，又有图书馆，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借阅书籍阅读。期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可以说多少打下了学文学的根底。
1955年，您考入了北京大学文学系，在大学期间您写的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校办的文学刊物《红楼》创刊号头版头条发了，很受欢迎，刊物销了4000多册。当时是不是更想当个作家？
是的。我原来就想当作家。所以报考新闻专业，希望当记者更多接触社会生活，利于当作家。但我拿到录取通知晚，到学校报到时，才知道先到学校的同学谢冕帮我改了文学专业。他说，文学专业比新闻专业拥有更多知名的教授(笑)。
《千树万树梨花开》是我写的短篇小说，《红楼》还因此吸收我当编辑。北大百年校庆，编辑纪念文集《北大风》还把这篇小说收在里面，与胡适、俞平伯等名家的作品排在一起，倒是我当年料想不到的。
那您是怎么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您能谈一谈吗？
1958年大跃进时期，学校动员学生批判老师教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我们1955级同学认为，与其去批判老师的观点，还不如利用暑假期间自己写一部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文学史。当时费振刚和我被推举任编委会正副主编。大家奋战36天，以大跃进的速度写出了80万字上下两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支持，出版时封面印成红色，被称为红皮文学史，学校列为科研两大成绩之一，陈毅元帅还写信表扬我们。
但书中观点有些“左”和简单化，对历史名人否定较多，所以1959年学术界讨论文学史书写时，受到何其芳和周扬的善意批评。我们觉得有道理，决定重写。这就是1960年出版的四卷本12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被称为黄皮文学史，并被教育部定为大学文科教材。
这两套书编写过程中，我除了参与近代文学部分的撰写和全书的审稿、改稿外，全书的《绪论》和《结束语》也是我起草的，初步锻炼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
不过，大学毕业时，我还没有打消当作家的梦。我填写的志愿中，第一志愿是听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志愿是到报社当记者，第三志愿是到作协的刊物《人民文学》或《诗刊》当编辑，主要就是想去搞创作。但因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有优先录取权，我与十多位同学被所长何其芳挑中。当时文学所名家荟萃。我先被分配到美学家蔡仪当组长的文艺理论组，参加他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当时文学所，还有唐
主编的《现代文学史》，余冠英主持的《中国文学史》。这三套书都是当时周扬亲自领导编写的大学文科教材。
由此，我只能走上了文学研究之路。
您上世纪80年代参加编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97年你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等都是巨著。后来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12卷更是我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座丰碑。您能介绍一下吗？
80年代文学所很重要的一件工作是组织编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这是我国首次编辑出版《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主编是周扬，现代和当代文学部分由王瑶、朱寨负责，我和谢冕、郭志刚协助朱寨。到了新世纪，《中国大百科全书》要出第二版，住医院的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找我和傅璇琮担任副主编，我负责起草了《中国文学》这一大条。
1997年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是我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组织两个所和所外的百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大项目，由我和邓绍基、樊骏任主编，首次把各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港澳文学纳入编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发式上，钟敬文、马学良、朱寨、费振刚、严家炎、谢冕等文学史专家都给予肯定和鼓励，也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修改、补充的《中国文学通史》由我和邓绍基、郎樱任总主编，共12卷600万字，成为中国社科院推出的重大科研成果之一。这部通史从古代贯通到当代，扩大了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研究的许多空白，资料更加翔实丰富，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运动的评价也更求允当。
治学态度深受学术大家影响
您接触了很多学术大家，他们对你有哪些影响？
北大的名师有杨晦、朱光潜、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魏建功、朱德熙、季羡林、任继愈等都教过我们。他们传道授业、诲人不倦的精神，我永志不忘！全国的名家茅盾、周扬、林默涵、邵荃麟、郑振铎、何其芳、蔡仪、荒煤、钱锺书、钱三强、张光年、冯牧等等，我也不同程度有接触。他们的治学态度、精神都令我钦佩，对我影响很大。
能回忆下这些学术大家令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我登门请教，他不止一次都跟我谈三个小时之久，真叫“诲人不倦”！在文学所，蔡仪是我的导师，他从不睡午觉，治学严谨，每个概念、每句话都讲究逻辑严密、科学，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记得我刚到文学所时，要就学习《毛泽东选集》写一篇学习心得，党支部书记王平凡要我把自己写的稿子拿去向蔡仪请教。蔡先生第二天把稿子退给我时，在3000字的稿旁竟提了18条意见。有的涉及语句逻辑，有的涉及内容的欠严密。其认真和科学的态度不能不叫我感动。
何其芳平易近人和提掖后进的热情，也使我永远不会忘记。1960年，《文学评论》要我把评论历史剧《甲午海战》的发言稿写成文章，我花了一整天，写成一万字的文章，被采用了。但清样却只剩下七千字，说是所长其芳同志亲自删改的。我那时年轻气盛，便贸然去到他家询问。进门后才知道他发烧了，躺在床上。他见了我立即从床上起来，让我说说对删节的意见。他还拿出原稿，一段一段说明他删改的理由。还说，如果我实在有意见，也可以恢复一些段落。他特别说，“评论要有分寸，你不能把《甲午海战》跟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比，席勒的剧本是世界名著。你写作品评论必须读许多世界名著，才能很好进行比较。”我心悦诚服。后来他开出三百本世界名著的书单，让全所年青人都读。
还有钱锺书先生，他说自己从8岁起每天读书不少于8小时。他的博闻强记，令人钦佩，他写的《管锥编》就引用了4800多种书。记得我到文学所时，他还不到50岁，经常可以见到他每周都背一包书还给图书馆，再借一批。一次我请教他一个问题，他告诉我这问题在哪本书哪一页里，我一查果然如此。
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细节，这些学术大家对我后来的治学和人生影响都很大。
《中国当代文学60年》、《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国文学通史》12卷、《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中华文学发展史》3卷、《新中国文学史》等等，都是您在离休后写的。您一直没有停止学术研究，是不是也是受学术大家的影响？
是，蔡仪先生80多岁了还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他的很多著作是80岁后写的，是我们的榜样。我也基本不过假日，包括春节等。我想，只要能工作，我就工作，就像周总理说的，共产党员要活到老，学习到老，战斗到老，我也希望自己也能努力去做。
我是中国社科院第一、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所以2006年73岁才正式退休。“文革”十年我没有可能从事研究和写作。退休后，我更觉时间的珍贵！我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6点，除非去外面参加学术会议等，一般都在书房工作。有时赶文章，晚上也会加班。
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您评论过200多位作家的作品，您怎么挤出时间读他们的作品呢？
我那时担任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读作品是我的本分工作。我每天都有相当的阅读量。除了读作品，还要读报纸、刊物和一些书。我一般都是中午和晚上读报纸。20多年前，我就学会了用电脑写作。我评论的作者和作品，总要阅读人家的作品后才动笔。
例如80年代因为我妻子王淑秧研究丁玲，拉我参加研究。我就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丁玲的作品和有关文章，先后写了系列评论。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们两人写的文章合出一本集子，题为《美·真诚·朴素——丁玲创作论》。我还主编《丁玲全集》并写了序。我写四万多字的《程树臻论》，也读了程树臻发表的全部小说。新世纪广州部队诗人韩笑去世，贺敬之同志让纪鹏同志捎话叫我为韩笑写篇评论。韩笑同志一生出版过38本诗集。我读了他的三卷厚厚的诗文集计160万字，最后写成评论2000字在《文艺报》发表。评论工作就是这样，不读怎么能产生见解呢？！我给深圳作家彭名燕、林雨纯、张俊彪、张黎明也写过评论。
您最想对年轻人说的是什么？
我最想对年轻人说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勤奋，总会有收获。
您现在还在从事什么研究，写什么著作吗？
离休后我除了编著文学史，还把文学理论重新捡起来，用三年时间写了《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他从放满资料、书籍、电脑的书桌找出一本样书，他指给我说：这就是我最近刚拿到的样书，今年7月出版的。我翻阅这本书主要参考书目多达近5页。)
现在我还在主编10卷本600多万字的《中国分类文学史创新书系》，已经进行两年了，预计明年出版。我还参与《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三版的编写，任副主编。因为这次是按学科分卷，词条由2800多条增加到12000条，工作量很大，今年刚开始，有望在两年内完成。
■人物小传：
张炯，1933年11月出生，男，汉族。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杂志社社长、《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著有评论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评论》、《文学的攀登与选择》等；专著《创作思想导向》、《新时期文学格局》、《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等共21种；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新中国文学史》(两卷)、《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共和国文学60年》(四卷)、《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与人共同主编《当代文学新潮》和《中华文学通史》(十卷)、《中国文学通典》(四卷)、《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书系》十二卷等。
八月一个闷热的午后，记者依约来到中国社科院位于北四环外的职工宿舍采访他。这间位于一楼的三室两厅，进门就是满眼的书籍，每个房间，包括两个阳台、过道都摆满了书柜，甚至床底下也摆满了书籍，彻底被改造成了大书房。张炯喜欢在这里阅读、工作，与友人交谈。
在四壁摆满了书柜而略显拥挤的客厅，在袅袅的茶香和书香中，这位须发皆花白的老人与记者兴致勃勃地聊了3个多小时。他的记忆力甚好，特别喜欢谈战争岁月，似乎仍历历在目。他总谦虚地说，自己是从战士成长为学者，道路坎坷，所以更要努力。
从编写中国文学史走上学术研究道路
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感兴趣？最早的文学作品是什么？
小时候，父亲外出抗日，我随母亲住外祖父家，他家藏书很多，不但有《左传》、《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三国演义》及鲁迅、冰心、丁玲、王鲁彦等的选集，甚至还有线装书《二十四史》等。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也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兴趣。
我最早发表的一篇评论发表在1948年12月的地下月刊《骆驼》上，评的是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当时我念福州三一中学高一，朋友中有两个地下共产党员，介绍我参加编辑这个刊物。后来又介绍我入党，1949年春被派到农村搞武装斗争，成了游击队员，直到跟解放军会师。
1951年我调入福建军区的机关工作，因为生活相对安定，又有图书馆，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借阅书籍阅读。期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可以说多少打下了学文学的根底。
1955年，您考入了北京大学文学系，在大学期间您写的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校办的文学刊物《红楼》创刊号头版头条发了，很受欢迎，刊物销了4000多册。当时是不是更想当个作家？
是的。我原来就想当作家。所以报考新闻专业，希望当记者更多接触社会生活，利于当作家。但我拿到录取通知晚，到学校报到时，才知道先到学校的同学谢冕帮我改了文学专业。他说，文学专业比新闻专业拥有更多知名的教授(笑)。
《千树万树梨花开》是我写的短篇小说，《红楼》还因此吸收我当编辑。北大百年校庆，编辑纪念文集《北大风》还把这篇小说收在里面，与胡适、俞平伯等名家的作品排在一起，倒是我当年料想不到的。
那您是怎么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您能谈一谈吗？
1958年大跃进时期，学校动员学生批判老师教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我们1955级同学认为，与其去批判老师的观点，还不如利用暑假期间自己写一部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文学史。当时费振刚和我被推举任编委会正副主编。大家奋战36天，以大跃进的速度写出了80万字上下两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支持，出版时封面印成红色，被称为红皮文学史，学校列为科研两大成绩之一，陈毅元帅还写信表扬我们。
但书中观点有些“左”和简单化，对历史名人否定较多，所以1959年学术界讨论文学史书写时，受到何其芳和周扬的善意批评。我们觉得有道理，决定重写。这就是1960年出版的四卷本12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被称为黄皮文学史，并被教育部定为大学文科教材。
这两套书编写过程中，我除了参与近代文学部分的撰写和全书的审稿、改稿外，全书的《绪论》和《结束语》也是我起草的，初步锻炼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
不过，大学毕业时，我还没有打消当作家的梦。我填写的志愿中，第一志愿是听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志愿是到报社当记者，第三志愿是到作协的刊物《人民文学》或《诗刊》当编辑，主要就是想去搞创作。但因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有优先录取权，我与十多位同学被所长何其芳挑中。当时文学所名家荟萃。我先被分配到美学家蔡仪当组长的文艺理论组，参加他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当时文学所，还有唐
主编的《现代文学史》，余冠英主持的《中国文学史》。这三套书都是当时周扬亲自领导编写的大学文科教材。由此，我只能走上了文学研究之路。
您上世纪80年代参加编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97年你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等都是巨著。后来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12卷更是我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座丰碑。您能介绍一下吗？
80年代文学所很重要的一件工作是组织编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这是我国首次编辑出版《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主编是周扬，现代和当代文学部分由王瑶、朱寨负责，我和谢冕、郭志刚协助朱寨。到了新世纪，《中国大百科全书》要出第二版，住医院的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找我和傅璇琮担任副主编，我负责起草了《中国文学》这一大条。
1997年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是我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组织两个所和所外的百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大项目，由我和邓绍基、樊骏任主编，首次把各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港澳文学纳入编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发式上，钟敬文、马学良、朱寨、费振刚、严家炎、谢冕等文学史专家都给予肯定和鼓励，也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修改、补充的《中国文学通史》由我和邓绍基、郎樱任总主编，共12卷600万字，成为中国社科院推出的重大科研成果之一。这部通史从古代贯通到当代，扩大了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研究的许多空白，资料更加翔实丰富，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运动的评价也更求允当。
治学态度深受学术大家影响
您接触了很多学术大家，他们对你有哪些影响？
北大的名师有杨晦、朱光潜、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魏建功、朱德熙、季羡林、任继愈等都教过我们。他们传道授业、诲人不倦的精神，我永志不忘！全国的名家茅盾、周扬、林默涵、邵荃麟、郑振铎、何其芳、蔡仪、荒煤、钱锺书、钱三强、张光年、冯牧等等，我也不同程度有接触。他们的治学态度、精神都令我钦佩，对我影响很大。
能回忆下这些学术大家令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我登门请教，他不止一次都跟我谈三个小时之久，真叫“诲人不倦”！在文学所，蔡仪是我的导师，他从不睡午觉，治学严谨，每个概念、每句话都讲究逻辑严密、科学，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记得我刚到文学所时，要就学习《毛泽东选集》写一篇学习心得，党支部书记王平凡要我把自己写的稿子拿去向蔡仪请教。蔡先生第二天把稿子退给我时，在3000字的稿旁竟提了18条意见。有的涉及语句逻辑，有的涉及内容的欠严密。其认真和科学的态度不能不叫我感动。
何其芳平易近人和提掖后进的热情，也使我永远不会忘记。1960年，《文学评论》要我把评论历史剧《甲午海战》的发言稿写成文章，我花了一整天，写成一万字的文章，被采用了。但清样却只剩下七千字，说是所长其芳同志亲自删改的。我那时年轻气盛，便贸然去到他家询问。进门后才知道他发烧了，躺在床上。他见了我立即从床上起来，让我说说对删节的意见。他还拿出原稿，一段一段说明他删改的理由。还说，如果我实在有意见，也可以恢复一些段落。他特别说，“评论要有分寸，你不能把《甲午海战》跟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比，席勒的剧本是世界名著。你写作品评论必须读许多世界名著，才能很好进行比较。”我心悦诚服。后来他开出三百本世界名著的书单，让全所年青人都读。
还有钱锺书先生，他说自己从8岁起每天读书不少于8小时。他的博闻强记，令人钦佩，他写的《管锥编》就引用了4800多种书。记得我到文学所时，他还不到50岁，经常可以见到他每周都背一包书还给图书馆，再借一批。一次我请教他一个问题，他告诉我这问题在哪本书哪一页里，我一查果然如此。
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细节，这些学术大家对我后来的治学和人生影响都很大。
《中国当代文学60年》、《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国文学通史》12卷、《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中华文学发展史》3卷、《新中国文学史》等等，都是您在离休后写的。您一直没有停止学术研究，是不是也是受学术大家的影响？
是，蔡仪先生80多岁了还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他的很多著作是80岁后写的，是我们的榜样。我也基本不过假日，包括春节等。我想，只要能工作，我就工作，就像周总理说的，共产党员要活到老，学习到老，战斗到老，我也希望自己也能努力去做。
我是中国社科院第一、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所以2006年73岁才正式退休。“文革”十年我没有可能从事研究和写作。退休后，我更觉时间的珍贵！我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6点，除非去外面参加学术会议等，一般都在书房工作。有时赶文章，晚上也会加班。
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您评论过200多位作家的作品，您怎么挤出时间读他们的作品呢？
我那时担任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读作品是我的本分工作。我每天都有相当的阅读量。除了读作品，还要读报纸、刊物和一些书。我一般都是中午和晚上读报纸。20多年前，我就学会了用电脑写作。我评论的作者和作品，总要阅读人家的作品后才动笔。
例如80年代因为我妻子王淑秧研究丁玲，拉我参加研究。我就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丁玲的作品和有关文章，先后写了系列评论。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们两人写的文章合出一本集子，题为《美·真诚·朴素——丁玲创作论》。我还主编《丁玲全集》并写了序。我写四万多字的《程树臻论》，也读了程树臻发表的全部小说。新世纪广州部队诗人韩笑去世，贺敬之同志让纪鹏同志捎话叫我为韩笑写篇评论。韩笑同志一生出版过38本诗集。我读了他的三卷厚厚的诗文集计160万字，最后写成评论2000字在《文艺报》发表。评论工作就是这样，不读怎么能产生见解呢？！我给深圳作家彭名燕、林雨纯、张俊彪、张黎明也写过评论。
您最想对年轻人说的是什么？
我最想对年轻人说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勤奋，总会有收获。
您现在还在从事什么研究，写什么著作吗？
离休后我除了编著文学史，还把文学理论重新捡起来，用三年时间写了《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他从放满资料、书籍、电脑的书桌找出一本样书，他指给我说：这就是我最近刚拿到的样书，今年7月出版的。我翻阅这本书主要参考书目多达近5页。)
现在我还在主编10卷本600多万字的《中国分类文学史创新书系》，已经进行两年了，预计明年出版。我还参与《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三版的编写，任副主编。因为这次是按学科分卷，词条由2800多条增加到12000条，工作量很大，今年刚开始，有望在两年内完成。
■人物小传：
张炯，1933年11月出生，男，汉族。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杂志社社长、《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著有评论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评论》、《文学的攀登与选择》等；专著《创作思想导向》、《新时期文学格局》、《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等共21种；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新中国文学史》(两卷)、《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共和国文学60年》(四卷)、《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与人共同主编《当代文学新潮》和《中华文学通史》(十卷)、《中国文学通典》(四卷)、《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书系》十二卷等。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