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课
当日下午，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曹文轩气定神闲地走出首都机场T3航站楼出站口，等待已久的记者和读者蜂拥而前。小读者们挤在人群的最前面，扬起一张张小小的脸向曹文轩捧上鲜花，年轻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将拿着书的手臂伸向曹文轩，周围则是记者们咔咔拍照的相机声。
“我在博洛尼亚就预感到回来以后会很忙，出机场的一刻已经感受到了，我很抱歉，因为我的得奖打扰到了大家。”移步到会场的曹文轩首先谦虚地向大家致歉。
在其他人发言时，曹文轩微微向后靠在沙发上，面容淡然平静，时不时颔首随手翻起桌子上摆放着的他的新书《火印》。曹文轩说：“当最后宣布国际安徒生奖的得主是我时，在场的我的同胞全都欢呼、尖叫起来，我大概是在场所有人中最平静的。”曹文轩将那一份平静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4月9日，“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先生媒体见面会”在北京召开，左二为曹文轩。
自从获奖以来，曹文轩的手机就没有停止过震动。“当时纽约、东京、伦敦的朋友们的短信都来了，大概四个小时以后，我收到了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短信，那是我家修暖气的工人发来的，他在我手机里存的名字叫‘杨暖气’，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短信，向我表示了祝贺，连中国的老百姓都如此关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奖确实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我想，一定要做一个聪明的作家。”曹文轩说，“聪明的作家知道他的双足是站在哪块土地上的，他站立的土地决定了他的精神、趣味。而忽视、忘记、拒绝，将会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甚至是文学生命的死亡。这块土地一天24小时都在生长着故事，我看到了这个汪洋大海一般的资源。”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必须尊重我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必须承认以你的感受为基本的原则，安徒生评奖委员会将安徒生奖颁发给我，也算得上是聪明人遇上了还比较聪明的人。而最聪明的人是双足坚定地立于这块土地，且双眼可以穿过滚滚烽烟眺望远方、眺望界碑之外的事情。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永远的资源，而他思考的问题则应该是世界的；题材是中国的，主题却应当是人类的。他要从一个个想象力都无法创造出来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他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一直努力想成为这样聪明的人。”
曹文轩将其今天的成就部分归功于时代。“正是因为中国文学的大平台在不断升高，升到了让世界可以看到的高度，而其中一两个人，才可能因为角度的原因让世界看到了他们的面孔。如果我在洼地里写作，那我永远不可能指望有世界目光向我投来。”
【曹文轩答记者问】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
提问：你对于作品中的性别观的反思，对于孤独是怎样的体验？
曹文轩：首先，应该把我的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切割开。尽管他们在文学性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展示生活画面、生活情节时是有取舍的。不应该把那么大的女权主义理论那么简单地用在儿童文学上。我写的女孩并不是承担了我对性别观的认识，她承担了我对美学观的认识。面对一个作品，你首先要成为一个读者，再做一个解读者。
孤独不是我有意为之，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感觉，这可能与我的成长、与我日后所接受到的知识的构造有很重要的关系。我的作品从来就是自然而然地表达我的情绪，因为我就是这样看待生命、看待世界，看待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
提问：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来更进一步扩展我们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力。
曹文轩：这个奖让我感觉最欣慰的是：他帮助我佐证了我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看法。十多年前我就说，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水准。批评界一直不太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一直在贬低我们自己。批评界的声音在说到中国儿童文学时往往会看不上，他们会眉飞色舞地讲世界儿童文学，却不会讲自己写出来的儿童文学。其实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
安徒生评奖史上大概很少有所有的评委把票都毫无疑义地投给一个人。说明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是如此一致。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希望中国的批评家，儿童文学的批评家，你对同胞们的好作品，也应当像欣赏西方文学一样来欣赏、对待他们。
提问：之前你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获奖之后，还会这么认为吗？判断典型和非典型儿童作家的标准是什么？
曹文轩：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说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在写作的时候，不考虑对象。不考虑读者年龄层，我首先考虑的是我要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我要让我的作品变得有分量、有智慧、有幽默。我考虑怎么写一个风景，考虑那个人物的出场。我考虑的是这些，不考虑对象。我曾经说过：没有文学、没有艺术，对象是根本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
另外，从我的书的流通情况来看，《草房子》印了300次，大概有100次印刷的书是成年人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不是典型的儿童作家。但是毕竟有200次印刷的作品是孩子看的。
“面对世界，做行之有效的事”
提问：在一些国外图书馆，中国作家的书不在文学架上，而是在社会文学架上。怎样让中国作家得到外国的关注？怎样去改善外部环境？
曹文轩：你刚才那个问题我一直也在思考，其实中国走向世界也就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国外也能像我们那样去看待海明威、看待他们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创作的那些作家们的作品，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对世界文学其实是非常了解的。这就有一个态度不对等、信息不对等的事实。我们拿出很多钱来帮助中国作家的版权翻译成外国语种。德国人何曾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我们的出版社？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东西翻译成英文给你看，看完了以后还要看你的态度，凭什么？这背后有什么？难道没有偏见吗？这个偏见的形成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段历史，我们那么多年把大门紧闭着，大门打开之后，他不可能立即走到大门里面来。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大门紧闭着，现在大门打开了，我可能在旁边溜达着，看看，朝门口里面张望，然后才试探着走进来，可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世界，做我们能做而且行之有效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天天出版社搞了一个中国种子世界花的活动。我写一个图画书的文字版，请国外的着名画家来共同完成，这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方式，当我的文字被世界上那些非常着名的插画家选择之后，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同时也在国外出版了。
所以，不要生气、不要着急，用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让他们一点一点来了解，希望你站在门口，对从我们门口经过的世界，给他们一个笑脸，微笑着，跟他们打一个手势，说请进来看看。
“儿童对图书的选择权利不可以百分之百下放”
提问：你曾经说过特别喜欢阅读，也鼓励孩子不但要读书，还要读好书。对你影响最大的中外作家有哪些？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曹文轩：这个问题谈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我会尝试着来谈一谈。
首先，我要说的一点是，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儿童文学作家，是那些成人作家，是鲁迅。当我说到鲁迅的时候，你们又不相信，鲁迅的那个作品在你的作品里能看到影子吗？也许看不到，但是我实在地告诉大家，鲁迅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文学的高峰，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其实我的文字的骨子里有他的东西。还有几个作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沈从文先生，国外还有一个作家就是川端康成，还有对我创作上的手法影响比较大的，像海明威，以及俄国的普宁。
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的审美判断能力都是不可靠的。他是需要引导的。所以儿童对图书的选择权利不可以百分之百下放给他，我曾经劝说过我的朋友们，我说不要简单地做孩子的代言人，不要简单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主义者、打扮成一个人权主义者，好像孩子的选择是他的权利。教育伦理是不可以颠覆的。
什么样的书才是孩子值得读的书？我只能说一个非常朴素的办法，如果你是母亲，当你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你的孩子看，那差不多这个书就应该是你孩子看的。如果你觉得不应该、不合适，那么我就要跟这个母亲讲，你就毅然决然地把这本书放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
提问：现在是4月，8月份领奖，这期间打算做什么？在这个时间里肯定会有很多媒体蜂拥而至。
曹文轩：我原计划是安排明天休息一天，后天上午上课，下午出发到外面的中小学做讲座，但是我知道这个计划现在已经不可能继续实施了。我决定用一周的时间把你刚才讲的所有的事情处理完。
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作家，作家是写东西的，他必须很快恢复到或者进入到写作的状态，一个作家不写东西总去接受媒体的采访是很可笑的。距离8月还很远，我还要完成一部长篇，一定要完成。
提问：你曾经说过中国儿童文学不可替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世界儿童文学的一份特殊的贡献。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国家曾经历过无数的苦难，曾遭受过无数的灾难。我在好几年前就说过，当造物主把这样的命运赋予这个国家、民族的时候，也决定若干年以后，所有的这一切都将会转化为你们的财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将所有预期转化为财富的良好时刻。
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将一个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讲述给全世界的儿童，向人们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独特的中国故事。英国《独立报》曾经有一段话：英国的孩子将会看到英国以外的小孩不曾看到的故事。这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特有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高丹）
当日下午，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曹文轩气定神闲地走出首都机场T3航站楼出站口，等待已久的记者和读者蜂拥而前。小读者们挤在人群的最前面，扬起一张张小小的脸向曹文轩捧上鲜花，年轻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将拿着书的手臂伸向曹文轩，周围则是记者们咔咔拍照的相机声。
“我在博洛尼亚就预感到回来以后会很忙，出机场的一刻已经感受到了，我很抱歉，因为我的得奖打扰到了大家。”移步到会场的曹文轩首先谦虚地向大家致歉。
在其他人发言时，曹文轩微微向后靠在沙发上，面容淡然平静，时不时颔首随手翻起桌子上摆放着的他的新书《火印》。曹文轩说：“当最后宣布国际安徒生奖的得主是我时，在场的我的同胞全都欢呼、尖叫起来，我大概是在场所有人中最平静的。”曹文轩将那一份平静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4月9日，“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先生媒体见面会”在北京召开，左二为曹文轩。
自从获奖以来，曹文轩的手机就没有停止过震动。“当时纽约、东京、伦敦的朋友们的短信都来了，大概四个小时以后，我收到了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短信，那是我家修暖气的工人发来的，他在我手机里存的名字叫‘杨暖气’，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短信，向我表示了祝贺，连中国的老百姓都如此关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奖确实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我想，一定要做一个聪明的作家。”曹文轩说，“聪明的作家知道他的双足是站在哪块土地上的，他站立的土地决定了他的精神、趣味。而忽视、忘记、拒绝，将会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甚至是文学生命的死亡。这块土地一天24小时都在生长着故事，我看到了这个汪洋大海一般的资源。”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必须尊重我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必须承认以你的感受为基本的原则，安徒生评奖委员会将安徒生奖颁发给我，也算得上是聪明人遇上了还比较聪明的人。而最聪明的人是双足坚定地立于这块土地，且双眼可以穿过滚滚烽烟眺望远方、眺望界碑之外的事情。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永远的资源，而他思考的问题则应该是世界的；题材是中国的，主题却应当是人类的。他要从一个个想象力都无法创造出来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他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一直努力想成为这样聪明的人。”
曹文轩将其今天的成就部分归功于时代。“正是因为中国文学的大平台在不断升高，升到了让世界可以看到的高度，而其中一两个人，才可能因为角度的原因让世界看到了他们的面孔。如果我在洼地里写作，那我永远不可能指望有世界目光向我投来。”
【曹文轩答记者问】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
提问：你对于作品中的性别观的反思，对于孤独是怎样的体验？
曹文轩：首先，应该把我的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切割开。尽管他们在文学性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展示生活画面、生活情节时是有取舍的。不应该把那么大的女权主义理论那么简单地用在儿童文学上。我写的女孩并不是承担了我对性别观的认识，她承担了我对美学观的认识。面对一个作品，你首先要成为一个读者，再做一个解读者。
孤独不是我有意为之，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感觉，这可能与我的成长、与我日后所接受到的知识的构造有很重要的关系。我的作品从来就是自然而然地表达我的情绪，因为我就是这样看待生命、看待世界，看待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
提问：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来更进一步扩展我们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力。
曹文轩：这个奖让我感觉最欣慰的是：他帮助我佐证了我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看法。十多年前我就说，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水准。批评界一直不太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一直在贬低我们自己。批评界的声音在说到中国儿童文学时往往会看不上，他们会眉飞色舞地讲世界儿童文学，却不会讲自己写出来的儿童文学。其实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
安徒生评奖史上大概很少有所有的评委把票都毫无疑义地投给一个人。说明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是如此一致。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希望中国的批评家，儿童文学的批评家，你对同胞们的好作品，也应当像欣赏西方文学一样来欣赏、对待他们。
提问：之前你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获奖之后，还会这么认为吗？判断典型和非典型儿童作家的标准是什么？
曹文轩：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说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在写作的时候，不考虑对象。不考虑读者年龄层，我首先考虑的是我要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我要让我的作品变得有分量、有智慧、有幽默。我考虑怎么写一个风景，考虑那个人物的出场。我考虑的是这些，不考虑对象。我曾经说过：没有文学、没有艺术，对象是根本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
另外，从我的书的流通情况来看，《草房子》印了300次，大概有100次印刷的书是成年人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不是典型的儿童作家。但是毕竟有200次印刷的作品是孩子看的。
“面对世界，做行之有效的事”
提问：在一些国外图书馆，中国作家的书不在文学架上，而是在社会文学架上。怎样让中国作家得到外国的关注？怎样去改善外部环境？
曹文轩：你刚才那个问题我一直也在思考，其实中国走向世界也就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国外也能像我们那样去看待海明威、看待他们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创作的那些作家们的作品，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对世界文学其实是非常了解的。这就有一个态度不对等、信息不对等的事实。我们拿出很多钱来帮助中国作家的版权翻译成外国语种。德国人何曾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我们的出版社？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东西翻译成英文给你看，看完了以后还要看你的态度，凭什么？这背后有什么？难道没有偏见吗？这个偏见的形成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段历史，我们那么多年把大门紧闭着，大门打开之后，他不可能立即走到大门里面来。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大门紧闭着，现在大门打开了，我可能在旁边溜达着，看看，朝门口里面张望，然后才试探着走进来，可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世界，做我们能做而且行之有效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天天出版社搞了一个中国种子世界花的活动。我写一个图画书的文字版，请国外的着名画家来共同完成，这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方式，当我的文字被世界上那些非常着名的插画家选择之后，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同时也在国外出版了。
所以，不要生气、不要着急，用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让他们一点一点来了解，希望你站在门口，对从我们门口经过的世界，给他们一个笑脸，微笑着，跟他们打一个手势，说请进来看看。
“儿童对图书的选择权利不可以百分之百下放”
提问：你曾经说过特别喜欢阅读，也鼓励孩子不但要读书，还要读好书。对你影响最大的中外作家有哪些？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曹文轩：这个问题谈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我会尝试着来谈一谈。
首先，我要说的一点是，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儿童文学作家，是那些成人作家，是鲁迅。当我说到鲁迅的时候，你们又不相信，鲁迅的那个作品在你的作品里能看到影子吗？也许看不到，但是我实在地告诉大家，鲁迅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文学的高峰，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其实我的文字的骨子里有他的东西。还有几个作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沈从文先生，国外还有一个作家就是川端康成，还有对我创作上的手法影响比较大的，像海明威，以及俄国的普宁。
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的审美判断能力都是不可靠的。他是需要引导的。所以儿童对图书的选择权利不可以百分之百下放给他，我曾经劝说过我的朋友们，我说不要简单地做孩子的代言人，不要简单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主义者、打扮成一个人权主义者，好像孩子的选择是他的权利。教育伦理是不可以颠覆的。
什么样的书才是孩子值得读的书？我只能说一个非常朴素的办法，如果你是母亲，当你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你的孩子看，那差不多这个书就应该是你孩子看的。如果你觉得不应该、不合适，那么我就要跟这个母亲讲，你就毅然决然地把这本书放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
提问：现在是4月，8月份领奖，这期间打算做什么？在这个时间里肯定会有很多媒体蜂拥而至。
曹文轩：我原计划是安排明天休息一天，后天上午上课，下午出发到外面的中小学做讲座，但是我知道这个计划现在已经不可能继续实施了。我决定用一周的时间把你刚才讲的所有的事情处理完。
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作家，作家是写东西的，他必须很快恢复到或者进入到写作的状态，一个作家不写东西总去接受媒体的采访是很可笑的。距离8月还很远，我还要完成一部长篇，一定要完成。
提问：你曾经说过中国儿童文学不可替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世界儿童文学的一份特殊的贡献。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国家曾经历过无数的苦难，曾遭受过无数的灾难。我在好几年前就说过，当造物主把这样的命运赋予这个国家、民族的时候，也决定若干年以后，所有的这一切都将会转化为你们的财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将所有预期转化为财富的良好时刻。
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将一个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讲述给全世界的儿童，向人们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独特的中国故事。英国《独立报》曾经有一段话：英国的孩子将会看到英国以外的小孩不曾看到的故事。这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特有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高丹）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