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艺报
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
人既是话剧的出发点，也是话剧的最终归宿。舞台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处理，即所谓有血有肉的人的全方位形象，同黑格尔美学与别林斯基文学批评所指称的典型性格一脉相承。孙德民深入剖析了话剧《春天的承诺》中毛泽东这一典型人物形象。与一般政论体话剧与影视作品中的形象有所不同，孙德民将其塑造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气有质的人。在与蒋介石决战的硕大棋盘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领袖；在与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是与百姓有着血肉联系的好公仆。孙德民说：“不图解、不概念化，正是他在戏剧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一直坚持的准则”。
不仅是伟人的塑造如此，剧中的反面人物李山在孙德民笔下同样血肉丰满。他是捂着肠子指挥战斗的英雄，也是在敌人糖衣炮弹前倒下的变质分子。孙德民谈到：“话剧重点刻画了李山的变化过程，当他从死人堆里活过来，却迷失于城市、商铺、女人之间，曾经抱有的家国情怀、忠孝大义渐渐泯灭，而当他醒来时，却发现一切为之已晚。”剧中李大娘、春月、杏花、如意、小李等皆具个性色彩，剧中人物独特的生存状态与人生经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戏剧情感的突出呈现
话剧《春天的承诺》重在写情。国共两党的较量不仅是武器装备的对抗，而且是民心向背的比拼。该剧通过重点书写毛泽东等人的“领袖情”、“军民情”、“官兵情”、“父女情”等引出了共产党人赶考在路上、反腐在路上的决心。67年前的春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恰恰是《春天的承诺》题旨所在。
孙德民表示，我党与百姓的深厚感情正是引发反腐行动的决定性力量。剧中，在医院仅剩为数不多的“盘尼西林”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定，马上为春月的患病女儿注射。当发现春月的手指因为做军鞋已经变形时，他由衷地感谢平山的父老乡亲。“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这是剧中毛泽东反复念及的独白，无数观众为之流下感动的泪水。孙德民深切地说到：“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团作出了卓越贡献，无数战士为国捐躯，像剧中李大娘将三个儿子全部送上战场的情况绝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产生腐败，革命老区的百姓是决不会答应的。”军民鱼水情与党内、军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形成尖锐对比，正是如此，剧中毛泽东对产生的腐败现象恨之入骨。当他听说解放军在城中饭馆吃“霸王餐”，他气愤地骂道：“混账，简直是无法无天！”毛泽东亲自向饭馆老板道歉。该剧努力将情感冲撞推向极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动，这也是《春天的承诺》不同于同类题材作品的地方。
舞台空间的大力拓展
话剧《春天的承诺》以传统结构为主体，并实现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物质时空与心理时空的转换。孙德民介绍说：“全剧在开头、中间、结尾正是用毛泽东与蒋介石三次不同时空的心理对话强化了戏剧的思想意义。”国共正处在“调个位置”的历史关头，两人的肺腑之言尖锐对立。直至最后，蒋介石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并大声质问，一旦共产党人尝到权力的甜头，又会怎样。而毛泽东的回答，则是发出了春天的承诺，两个“务必”由此诞生。在孙德民看来，此种舞台设计不仅强化了话剧的思想意义与事件的必然性，同时也为作品本身添加了厚重感。再或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隔空对话处理，实现了人物意识在舞台上任意流淌的效果，借以满足观众的审美取向。
话剧《春天的承诺》让我们相信，在今后新的历史征程中，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要让我们国家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必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不能有丝毫怀疑与动摇。尽管我们党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正像赶考在路上一样，反腐，也将永远在路上。(许莹)
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
人既是话剧的出发点，也是话剧的最终归宿。舞台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处理，即所谓有血有肉的人的全方位形象，同黑格尔美学与别林斯基文学批评所指称的典型性格一脉相承。孙德民深入剖析了话剧《春天的承诺》中毛泽东这一典型人物形象。与一般政论体话剧与影视作品中的形象有所不同，孙德民将其塑造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气有质的人。在与蒋介石决战的硕大棋盘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领袖；在与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是与百姓有着血肉联系的好公仆。孙德民说：“不图解、不概念化，正是他在戏剧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一直坚持的准则”。
不仅是伟人的塑造如此，剧中的反面人物李山在孙德民笔下同样血肉丰满。他是捂着肠子指挥战斗的英雄，也是在敌人糖衣炮弹前倒下的变质分子。孙德民谈到：“话剧重点刻画了李山的变化过程，当他从死人堆里活过来，却迷失于城市、商铺、女人之间，曾经抱有的家国情怀、忠孝大义渐渐泯灭，而当他醒来时，却发现一切为之已晚。”剧中李大娘、春月、杏花、如意、小李等皆具个性色彩，剧中人物独特的生存状态与人生经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戏剧情感的突出呈现
话剧《春天的承诺》重在写情。国共两党的较量不仅是武器装备的对抗，而且是民心向背的比拼。该剧通过重点书写毛泽东等人的“领袖情”、“军民情”、“官兵情”、“父女情”等引出了共产党人赶考在路上、反腐在路上的决心。67年前的春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恰恰是《春天的承诺》题旨所在。
孙德民表示，我党与百姓的深厚感情正是引发反腐行动的决定性力量。剧中，在医院仅剩为数不多的“盘尼西林”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定，马上为春月的患病女儿注射。当发现春月的手指因为做军鞋已经变形时，他由衷地感谢平山的父老乡亲。“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这是剧中毛泽东反复念及的独白，无数观众为之流下感动的泪水。孙德民深切地说到：“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团作出了卓越贡献，无数战士为国捐躯，像剧中李大娘将三个儿子全部送上战场的情况绝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产生腐败，革命老区的百姓是决不会答应的。”军民鱼水情与党内、军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形成尖锐对比，正是如此，剧中毛泽东对产生的腐败现象恨之入骨。当他听说解放军在城中饭馆吃“霸王餐”，他气愤地骂道：“混账，简直是无法无天！”毛泽东亲自向饭馆老板道歉。该剧努力将情感冲撞推向极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动，这也是《春天的承诺》不同于同类题材作品的地方。
舞台空间的大力拓展
话剧《春天的承诺》以传统结构为主体，并实现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物质时空与心理时空的转换。孙德民介绍说：“全剧在开头、中间、结尾正是用毛泽东与蒋介石三次不同时空的心理对话强化了戏剧的思想意义。”国共正处在“调个位置”的历史关头，两人的肺腑之言尖锐对立。直至最后，蒋介石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并大声质问，一旦共产党人尝到权力的甜头，又会怎样。而毛泽东的回答，则是发出了春天的承诺，两个“务必”由此诞生。在孙德民看来，此种舞台设计不仅强化了话剧的思想意义与事件的必然性，同时也为作品本身添加了厚重感。再或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隔空对话处理，实现了人物意识在舞台上任意流淌的效果，借以满足观众的审美取向。
话剧《春天的承诺》让我们相信，在今后新的历史征程中，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要让我们国家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必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不能有丝毫怀疑与动摇。尽管我们党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正像赶考在路上一样，反腐，也将永远在路上。(许莹)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