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文中的“白色纤维”是指什么？作者描写这些白色纤维的用意是什么？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得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
这是一道初中语文考试题，或许我们对这样的问题设置都不会感到陌生。这段话节选自台湾作家张晓风的散文《敬畏生命》，如果让作者本人来答题，她会都能答对吗？
面对这个提问，张晓风只是笑着摆摆手，示意她从没有要尝试回答这些题目的意图。“考试是我们自古以来说的‘举业’，我不认为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写我要写的东西，至于别人要拿它来做什么，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在“进入”教材多年后，张晓风日前来到了北京，接受了《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专访。
“读者通过教材第一次读到我的作品，也没什么不好”
尽管张晓风本人对自己作品与“举业”产生的关联并不在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今天许多的年轻读者来说，人们对她的最初认识，恐怕就是源于中学时代的教科书。除了《敬畏生命》，还有《行道树》《我喜欢》等等都曾被收入过不同的中学教材，有些甚至常常作为阅读理解题出现在语文考卷中。
张晓风常常会被问及自己作品与考试的关联，在她看来，文学是私人的，而考试则是公共的。这从来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当然希望我的读者会自己买我的书来看，但是如果他第一次读到我的作品是从教材里，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重要的是他读了这些作品的感悟。”
与一代人的考试记忆紧密相连，使得张晓风的散文容易陷入被标签化的境地。她的文学形象也常常与“温暖”、“励志”、“鸡汤”这些颇为可疑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许多年轻读者结束学生生涯之后， 便再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但在这些标签背后，张晓风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她的文学写作不仅局限在散文领域，更横跨小说、戏剧。有一段时间，她还借用“可叵”的笔名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风泼辣的时评文章。
“希望我的文章让学生感受到和《背影》同样的感动”
跟张晓风聊天，你很难不注意到她对自然风物浓厚的兴趣。在她居住的宾馆，每当看到廊道里摆放的鲜花，她总会不自觉地上前看看那花的真假。看到饭店桌上摆的绿色植物，她又忍不住凑上去看看花盆里的土壤是否足够湿润。谈话间提到鸟儿，山川，张晓风的眼神也会一下子明亮起来。
近年来，她对环保问题日益关注。她提到每次外宿酒店，都会自己带肥皂、毛巾、牙膏等洗漱工具；去饭店用餐也不会使用一次性餐具。前几年，因为台北的一块空地用于商业开发，张晓风还撰文在报刊批评，呼吁城市中应当多一些绿地。
对中国的山川河流、自然风物的喜爱很自然地成为张晓风散文的一大主题。而她散文中总是充盈的温情和爱的力量则与她的基督徒身份紧密相关。张晓风自己概括，“如果有人分析我，也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基督教’。”中国与基督教，这两个词正是理解张晓风文学世界的关键。
张晓风的个人生活也一直从经验层面确证了她对爱的信念。她的婚姻生活幸福美满，独生女儿也顺利成家立业。如今75岁的张晓风，仍然保持着时时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在采访中她提及，她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年轻时常常阅读的作家则是冰心。从这样的阅读脉络中，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张晓风写作风格的由来。如果张晓风最喜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那么她的散文写作会是迥然相异的面貌。
对自然与爱的赞颂，是非常适合给中小学生讲授的主题。张晓风认为，这正是她的文章常常被选入教材的一大原因。“不是说被选入教材或应试教育体制当中的文章就会跟读者产生隔阂。我初次在课本上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也同样感动。我希望我的文章也能够让年轻学生感受到这样的感动，并且吸引他们感受到文学和阅读的美好。”
■ 对话
“选我的文章进教材，出版社从来没有付稿费给我”
新京报：你的散文经常被收入教材，甚至常成为语文试题。你对此现象怎么看？
张晓风：我对此没有特别的感觉，不会说希望被收入教材，也没有不希望。自古以来，考试是一种举业，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文章写出来了，别人要把它选入教材或者考试题目，那是制度的一部分，跟我、跟文学没有关系，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有一点我倒是很介意的，就是他们选我的文章进教材，出版社从来没有付稿费给我。这个倒是可以帮我呼吁一下啊，哈哈。
新京报：你有没有做过那些阅读理解题，你有把握都做对吗？
张晓风：看到自己的文章被用作考试题，会有点不自在。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台北街道上开车，交通繁乱。我手机接到一个电话，是香港的一个中学国文老师打来的。他在电话里问我对香港的一个中学会考题目怎么看。那个试题是拿我的文章来做阅读理解。我能感觉到他是希望从我嘴里说出一句话，说作家本人也做不对这个题目。那他可能可以拿这个话去为他的学生申诉。他一直在电话里跟我讲了半个小时，可能那个会考对他的学生来说也比较重要，不是学校内部的小考试。但是我最大的感觉是考试的制度、试题，那些是与我无关的，那些考试答案也是考试制度内部的事情。我希望读者读我的文章是因为喜欢它，而不是想要拿高分。文学从来是一个人的事情，而考试是一个制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线。
新京报：那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使得你的文章经常被选入教材或考试题目呢？
张晓风：第一是篇幅适合，我的散文字数都不会太多，不长不短正好可以用作一篇课文的阅读容量。第二个原因是我写的常常是中国、传统、自然这些题目，这些题目非常适合跟学生们讨论。我不太写美国啊、欧洲啊相关的题目，不是说那些不好，而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有很多好的东西，让我想写的东西。我回想自己读书的时候，也曾经在教材里读到很多有触动的好文章，比如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不是说课本里的东西就不好，有的小孩子如果不是把文章放到教材里，他就是不会去读的。如果我的文章能够让一个学生感觉到文学的美、文字的美，那是很好的事情。
新京报：你曾经罹患癌症，跟病痛斗争了很长时间。生病的经历对你的写作有没有改变和影响？
张晓风：那是大约十年以前了，现在我仍然需要密切注意和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防止复发。我刚刚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时候，也很平静，并没有觉得非常恐惧。人都会有死亡、离开的时候，如果它来了，那就是到了离开的时候。可是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每一天是过得很清醒的，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的写作从年轻到现在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晓风：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作，最开始的时候写作的题目都集中在朋友、家庭、恋爱这些身边的事情。大约从25岁以后，我开始会关注更大的话题。比如环保、政治、战争这些题目，这跟个人的成长历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写作的题材上说，我的确很难坐下来写一个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写得比较多的一直是散文、剧本和短篇小说。
新京报：为什么说很难坐下来写长篇作品？你现在还保持每天写作的习惯吗？
张晓风：写作当然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我的生活里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教书，比如说照顾我的家人。我觉得生育一个孩子，把她养大、教育好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我都想要，那写作就不是我生活里唯一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还是保持阅读和写作的习惯，但是我不会强迫自己说每天必须阅读、写作几个小时，顺其自然。（张婷）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得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
这是一道初中语文考试题，或许我们对这样的问题设置都不会感到陌生。这段话节选自台湾作家张晓风的散文《敬畏生命》，如果让作者本人来答题，她会都能答对吗？
面对这个提问，张晓风只是笑着摆摆手，示意她从没有要尝试回答这些题目的意图。“考试是我们自古以来说的‘举业’，我不认为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写我要写的东西，至于别人要拿它来做什么，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在“进入”教材多年后，张晓风日前来到了北京，接受了《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专访。
“读者通过教材第一次读到我的作品，也没什么不好”
尽管张晓风本人对自己作品与“举业”产生的关联并不在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今天许多的年轻读者来说，人们对她的最初认识，恐怕就是源于中学时代的教科书。除了《敬畏生命》，还有《行道树》《我喜欢》等等都曾被收入过不同的中学教材，有些甚至常常作为阅读理解题出现在语文考卷中。
张晓风常常会被问及自己作品与考试的关联，在她看来，文学是私人的，而考试则是公共的。这从来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当然希望我的读者会自己买我的书来看，但是如果他第一次读到我的作品是从教材里，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重要的是他读了这些作品的感悟。”
与一代人的考试记忆紧密相连，使得张晓风的散文容易陷入被标签化的境地。她的文学形象也常常与“温暖”、“励志”、“鸡汤”这些颇为可疑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许多年轻读者结束学生生涯之后， 便再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但在这些标签背后，张晓风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她的文学写作不仅局限在散文领域，更横跨小说、戏剧。有一段时间，她还借用“可叵”的笔名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风泼辣的时评文章。
“希望我的文章让学生感受到和《背影》同样的感动”
跟张晓风聊天，你很难不注意到她对自然风物浓厚的兴趣。在她居住的宾馆，每当看到廊道里摆放的鲜花，她总会不自觉地上前看看那花的真假。看到饭店桌上摆的绿色植物，她又忍不住凑上去看看花盆里的土壤是否足够湿润。谈话间提到鸟儿，山川，张晓风的眼神也会一下子明亮起来。
近年来，她对环保问题日益关注。她提到每次外宿酒店，都会自己带肥皂、毛巾、牙膏等洗漱工具；去饭店用餐也不会使用一次性餐具。前几年，因为台北的一块空地用于商业开发，张晓风还撰文在报刊批评，呼吁城市中应当多一些绿地。
对中国的山川河流、自然风物的喜爱很自然地成为张晓风散文的一大主题。而她散文中总是充盈的温情和爱的力量则与她的基督徒身份紧密相关。张晓风自己概括，“如果有人分析我，也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基督教’。”中国与基督教，这两个词正是理解张晓风文学世界的关键。
张晓风的个人生活也一直从经验层面确证了她对爱的信念。她的婚姻生活幸福美满，独生女儿也顺利成家立业。如今75岁的张晓风，仍然保持着时时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在采访中她提及，她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年轻时常常阅读的作家则是冰心。从这样的阅读脉络中，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张晓风写作风格的由来。如果张晓风最喜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那么她的散文写作会是迥然相异的面貌。
对自然与爱的赞颂，是非常适合给中小学生讲授的主题。张晓风认为，这正是她的文章常常被选入教材的一大原因。“不是说被选入教材或应试教育体制当中的文章就会跟读者产生隔阂。我初次在课本上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也同样感动。我希望我的文章也能够让年轻学生感受到这样的感动，并且吸引他们感受到文学和阅读的美好。”
■ 对话
“选我的文章进教材，出版社从来没有付稿费给我”
新京报：你的散文经常被收入教材，甚至常成为语文试题。你对此现象怎么看？
张晓风：我对此没有特别的感觉，不会说希望被收入教材，也没有不希望。自古以来，考试是一种举业，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文章写出来了，别人要把它选入教材或者考试题目，那是制度的一部分，跟我、跟文学没有关系，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有一点我倒是很介意的，就是他们选我的文章进教材，出版社从来没有付稿费给我。这个倒是可以帮我呼吁一下啊，哈哈。
新京报：你有没有做过那些阅读理解题，你有把握都做对吗？
张晓风：看到自己的文章被用作考试题，会有点不自在。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台北街道上开车，交通繁乱。我手机接到一个电话，是香港的一个中学国文老师打来的。他在电话里问我对香港的一个中学会考题目怎么看。那个试题是拿我的文章来做阅读理解。我能感觉到他是希望从我嘴里说出一句话，说作家本人也做不对这个题目。那他可能可以拿这个话去为他的学生申诉。他一直在电话里跟我讲了半个小时，可能那个会考对他的学生来说也比较重要，不是学校内部的小考试。但是我最大的感觉是考试的制度、试题，那些是与我无关的，那些考试答案也是考试制度内部的事情。我希望读者读我的文章是因为喜欢它，而不是想要拿高分。文学从来是一个人的事情，而考试是一个制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线。
新京报：那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使得你的文章经常被选入教材或考试题目呢？
张晓风：第一是篇幅适合，我的散文字数都不会太多，不长不短正好可以用作一篇课文的阅读容量。第二个原因是我写的常常是中国、传统、自然这些题目，这些题目非常适合跟学生们讨论。我不太写美国啊、欧洲啊相关的题目，不是说那些不好，而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有很多好的东西，让我想写的东西。我回想自己读书的时候，也曾经在教材里读到很多有触动的好文章，比如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不是说课本里的东西就不好，有的小孩子如果不是把文章放到教材里，他就是不会去读的。如果我的文章能够让一个学生感觉到文学的美、文字的美，那是很好的事情。
新京报：你曾经罹患癌症，跟病痛斗争了很长时间。生病的经历对你的写作有没有改变和影响？
张晓风：那是大约十年以前了，现在我仍然需要密切注意和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防止复发。我刚刚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时候，也很平静，并没有觉得非常恐惧。人都会有死亡、离开的时候，如果它来了，那就是到了离开的时候。可是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每一天是过得很清醒的，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的写作从年轻到现在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晓风：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作，最开始的时候写作的题目都集中在朋友、家庭、恋爱这些身边的事情。大约从25岁以后，我开始会关注更大的话题。比如环保、政治、战争这些题目，这跟个人的成长历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写作的题材上说，我的确很难坐下来写一个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写得比较多的一直是散文、剧本和短篇小说。
新京报：为什么说很难坐下来写长篇作品？你现在还保持每天写作的习惯吗？
张晓风：写作当然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我的生活里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教书，比如说照顾我的家人。我觉得生育一个孩子，把她养大、教育好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我都想要，那写作就不是我生活里唯一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还是保持阅读和写作的习惯，但是我不会强迫自己说每天必须阅读、写作几个小时，顺其自然。（张婷）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