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和传播手段的发展,一部手机似乎就满足了很多人的阅读需求。小说要灭亡了吗?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文学?
5月28日下午,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来到中国海洋大学,举行题为“永远的文学”的讲座,从自己多年的阅读和写作体验出发,与大家分享自己对文学的感悟和思考。
王蒙说,尽管近些年一直有唱衰文学的声音,书籍的销售量也不如过去,但他认为文学不会消亡,它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生之中。“瞎起哄”的文学生命不过短短数月,而真正的文学作品将永生。
文学是种沟通:
让这个世界不再陌生
“人对于文学最初的记忆,来自于母亲的睡前故事。”王蒙认为,幼童对陌生的世界缺乏安全感,睡觉前会哭闹。妈妈的睡前故事,给了孩子最初的温暖和美好。
《一千零一夜》是王蒙小时候最受感动的故事集。这个故事集让幼小的王蒙明白文学的力量,“它可以战胜暴力,可以改变人性恶毒的一面”。“现在在国外,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不是妈妈,而是‘菲佣’,在国内则是电子故事机。”王蒙认为,这将会使孩子们失去人生中最美好的体验。
王蒙认为,人类和世界“沟通”的过程,是命名的过程,而文学作为一种符号,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诗经》有七种用处,其中之一便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941年,上小学二年级的王蒙买了一本书《小学生模范作文选》,读到的第一句话是“皎洁的月儿升起来了”。王蒙说,“皎洁”二字,让年幼的他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月亮那明亮、干净却又不刺眼的光芒,可以用这个词表达得那么贴切!在以后的人生中,每当看到月亮,他都会想起这次奇妙的文学体验,感叹文字的魅力,“一个喜爱文学的人对世界的感受,是不喜爱者的100倍。”
文学是种挽留:
固化转瞬即逝的岁月
1953年,王蒙19岁,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成为其进入文坛的代表作品。这篇小说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学生特有的青春美,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
“历史只记录大纲,而文学则记录历史中的人们是如何度过的。”王蒙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建立,革命和建设一路高歌猛进。这个时代转瞬即逝,成为历史上的短短几笔,却没人知道身处其中的年轻人是怎样度过的。他拿起了笔,用文学记录下了这个激荡时代。“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是那个时代年轻人澎湃内心的淋漓展现。
王蒙说,文学是一种挽留,是对人们酸甜苦辣的经历的挽留,是对青春岁月、一切美好的一种挽留。
“真正的文学永生,‘瞎起哄’的文学三个月后就过时了。”王蒙认为,好的文学作品,流传千古,一部《红楼梦》,写作者虽然早已作古,但里面的林黛玉和贾宝玉,却永远年轻,永远在互相挑剔、打情骂俏。
“生活中有多少热爱、就有多少冷淡,有多少浪漫、就有多少庸俗,有多少善良、就有多少恶毒。而在文学中,即使你泪如雨下,也会有种痛快的感觉。”王蒙说,自己的姨妈非常不幸,18岁结婚,19岁守寡,她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去看戏剧、电影,尤其是悲剧,每次都带好几块手帕,从头哭到尾,那是她唯一可以放肆哭泣的时刻,“文学让情感有所寄托,让人生不再空虚。”
文学是种陪伴:
让人不再恐惧风暴
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让王蒙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窘。因为一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后,他被划为“右派”。王蒙说,在那段“接受考验的日子里”,给他最大鼓励和安慰的,就是文学。
《双城记》、《悲惨世界》,让他看到了革命中失去理性的人们是如何的仇恨和嗜血,“虽然它们跟我的处境没有半毛钱关系,但却让我知道革命可以疯狂到什么样的地步,与之相比,我的那点儿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王蒙来说,文学是一种陪伴与洗礼,让他面对风暴不再恐惧,“文学是对发疯的最大抵抗,让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强地面对。”
如今,虽已年过80岁,但王蒙依然笔耕不辍。作家萧军在“文革”后曾说,写作跟娶媳妇一样,是年轻人的事儿。王蒙却说,他正在体会80岁以后写小说的乐趣。
王蒙在去年推出的长篇小说《闷与狂》里写道:“你可晓得,明年我将衰老?”今年,耄耋老人王蒙的创作力却依然旺盛。他的短篇小说新作《仉仉》《我愿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和中篇小说新作《奇葩奇葩处处哀》3篇新作同步在京沪三本文学刊物发表。
“文学陪伴了我一生,到了耄耋之年,我还冒了这仨泡儿。”王蒙说,人生百年,两眼一闭,万物皆休,如果留下了文学,一切就不会随风飘逝。（记者 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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