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读书周刊：“异乡人”作为一个书名，已经有一个丰碑式的作品存在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加缪同名小说。当读者读到您这部关于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感悟的散文集《异乡人》时，您愿意读者联想到那部《异乡人》小说吗？
林少华：加缪的《异乡人》在更长时间里被译为《局外人》，《异乡人》似乎是较新的译法。比较而言，加缪语境中的“异乡人”，大约出自人生荒谬感。而我这本小书的“异乡人”，则更多出自乡愁和家园情结。
但有一点应该是相近的，那就是都含有对现实世界的某种疏离情绪。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人们联想到加缪的《异乡人》。不过，最好不要认为我是别有用心地“傍大款”。作为写书人，我有我自己的尊严和存在感。或者莫如说，我的人生还没有荒谬到那个地步。
读书周刊：其实，您原本为此散文集取名为《牵牛花开》。而编辑嗅出了牵牛花和非牵牛花背后的某种疏离性，建议改名为《异乡人》。在您看来，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间，在现代人的步履匆匆间，摇曳乡野的一朵牵牛花意味着什么？
林少华：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牵牛花与城镇化》，就是以牵牛花为书写对象的。“清晨起床后看得最多的自然是牵牛花(东北俗称喇叭花)……不过我最钟情的还是今天早上仓房门旁开的那一朵——薄如蝉翼的娇滴滴的小喇叭上噙着圆滚滚光闪闪的露珠，给破旧而寂寥的仓房一角带来勃勃生机和喜庆气氛。”
你若问这样的牵牛花意味什么，对于我，可以说是所有故园之思的物化，是所有短暂美丽的定格。而对于在城市钢筋水泥间步履匆匆的许多现代人，我想这未尝不是一种提示或者说提醒：提示城镇化前的宁静与温馨，提示钢筋混凝土对乡愁乃至精神家园的压抑和摧毁……
读书周刊：在这本书里，您不断地在注视、赞美那些不起眼的小花、萤火虫、葡萄架等等，并将它们引为自己获得幸福的途径。对读者来说，这如同一种暗示——幸福需要身心的安顿。
林少华：人人追求幸福，获得幸福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多种多样，但其终极目标应该就是自我身心的安顿。我之所以关注牵牛花、狗尾草等不起眼的乡间花草，就是因为在与它们的对视之间，我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释然感和审美愉悦，一时宠辱皆忘。
还没走多远就看不见乡愁
读书周刊：对您来说，乡愁就是东北的百日草，“连同祖母脸上慈祥的皱纹和终日操劳的母亲的瘦削背影”。故乡既是物理的空间，更是情感的空间。因而，随着脚步远行的，还可能是当代中国人文化上的疏离。
林少华：不，不是可能，而是当下如混凝土一般坚硬的现实。
我有时心想，为什么欧洲很多国家和同在东亚的日本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田园风光的守护做得比我们好？换个说法，人家的脚步是带着传统文化、带着乡愁远行，而我们为什么还没走多远就看不见乡愁、就疏离传统文化了呢？《异乡人》中的一篇文章《文化，更是一种守护》，表达了我的这种深切忧思：“众所周知，《诗经》、楚辞、汉赋和唐诗宋词所依托和表达的大多是乡村风光。乡村的消失，势必在很大程度阻断我们、尤其我们下一代对古诗词的理解、体悟和欣赏。小桥流水、平湖归帆、杏花春雨、秋月霜天、渡头落日、墟上炊烟以至灞桥杨柳、易水风寒……假如真有一天，这些画面中一一唐突地竖起整齐划一的混凝土楼房，那将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场景啊！”
读书周刊：您的忧思，令人想起海子的诗句，“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今天正在消失的村庄，已将这样的乡愁碾压为一种深深的文化焦虑。
林少华：这不仅是文化焦虑，也是民族的世纪性情绪。大而言之，是忧虑乡村的消失可能导致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学艺术赖以产生的基因或根据的消失；小而言之，是忧虑生身故乡的消失或乡愁载体的消失。换句话说，即忧虑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只要上上下下就此达成共识，应该能够找出“势可两立”的办法，做到两全其美。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文化焦虑是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
最可怕的是，对此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或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全然不知珍惜。
避免成为精神的漂泊者
读书周刊：作家梁鸿发现，“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当今天的故乡使劲地追赶现代化的时候，故乡也就充满了异乡感。那么，人们何以返乡？
林少华：所谓返乡，在当下主要是精神意义上的——在精神上回归传统文化。历经百年风风雨雨，我们好歹明白过来：只有我们曾经嗤之以鼻和百般刁难甚至大打出手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身份证，才是我们的血统证明书，才是我们的DNA和Identity(同一性)。换言之，只有传统文化才能医治我们的文化焦虑，才能慰抚我们这些异乡游子的乡愁，才能让我们避免成为西装革履开着奔驰、宝马的精神漂泊者。
打个比方，真正能够释放我们精神焦虑和抚慰我们心灵的，不是伦敦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不是塞纳河、富士山和美国大峡谷，而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抑或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想家，就是对家园深情的回想，就是对异乡和异乡人的疏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上海市郊的朱家角、练塘、七宝、枫泾等古镇，比外滩和南京路更弥足珍贵。
读书周刊：以您为例，当年那个“穷得连乌鸦都会飞走”的小村子，小时候极力想要逃离的地方，如今却令您魂牵梦萦，化作笔下的情真意切。这是属于林少华的返乡吗？它是否说明了依然还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胎记可以指引现代人返乡？
林少华：除了精神意义上返乡，还有身体返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政府鼓励公务员和知识分子退休后回乡居住，以便充实和带动乡村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促使文化下行。对此我举双手赞成。中国古代一向有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的传统，加上在乡读书人，他们共同教化乡里，淳化民风，催生了无数晴耕雨读的美好场景。
现在的我总有故园之思，小时候恨得不行的地方，而今却频频回首。我也常对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说，有机会要去农村住一段。假如今天晚上退休，明天一早我就扛起行李回乡种瓜种豆。事实上，这些年来每年一放暑假，我就奔回乡下。就像我在这本小书里所写的：我爱乡下，爱乡下的一草一木。借用民国学者殷海光的话说，“我爱云、树、山、海和潺潺的流泉”，“我愿意像只蝴蝶在花间乱飞，我愿意像只小鹿在林间奔驰。”
读书周刊：有人说，《异乡人》是一部让你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书。在这个急速向前的时代，这样的停留，是不是既日益珍贵又日渐被漠视？
林少华：是啊，我们跑得太快了，以致很多时候忘了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自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自己与故乡的关系。甚至跑丢了自己的灵魂。所幸，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慢脚步，或者干脆停下来静静思考。我想，这恐怕也是这本小书之所以引起众多读者关注的根本原因。（黄玮）
读书周刊：“异乡人”作为一个书名，已经有一个丰碑式的作品存在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加缪同名小说。当读者读到您这部关于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感悟的散文集《异乡人》时，您愿意读者联想到那部《异乡人》小说吗？
林少华：加缪的《异乡人》在更长时间里被译为《局外人》，《异乡人》似乎是较新的译法。比较而言，加缪语境中的“异乡人”，大约出自人生荒谬感。而我这本小书的“异乡人”，则更多出自乡愁和家园情结。
但有一点应该是相近的，那就是都含有对现实世界的某种疏离情绪。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人们联想到加缪的《异乡人》。不过，最好不要认为我是别有用心地“傍大款”。作为写书人，我有我自己的尊严和存在感。或者莫如说，我的人生还没有荒谬到那个地步。
读书周刊：其实，您原本为此散文集取名为《牵牛花开》。而编辑嗅出了牵牛花和非牵牛花背后的某种疏离性，建议改名为《异乡人》。在您看来，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间，在现代人的步履匆匆间，摇曳乡野的一朵牵牛花意味着什么？
林少华：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牵牛花与城镇化》，就是以牵牛花为书写对象的。“清晨起床后看得最多的自然是牵牛花(东北俗称喇叭花)……不过我最钟情的还是今天早上仓房门旁开的那一朵——薄如蝉翼的娇滴滴的小喇叭上噙着圆滚滚光闪闪的露珠，给破旧而寂寥的仓房一角带来勃勃生机和喜庆气氛。”
你若问这样的牵牛花意味什么，对于我，可以说是所有故园之思的物化，是所有短暂美丽的定格。而对于在城市钢筋水泥间步履匆匆的许多现代人，我想这未尝不是一种提示或者说提醒：提示城镇化前的宁静与温馨，提示钢筋混凝土对乡愁乃至精神家园的压抑和摧毁……
读书周刊：在这本书里，您不断地在注视、赞美那些不起眼的小花、萤火虫、葡萄架等等，并将它们引为自己获得幸福的途径。对读者来说，这如同一种暗示——幸福需要身心的安顿。
林少华：人人追求幸福，获得幸福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多种多样，但其终极目标应该就是自我身心的安顿。我之所以关注牵牛花、狗尾草等不起眼的乡间花草，就是因为在与它们的对视之间，我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释然感和审美愉悦，一时宠辱皆忘。
还没走多远就看不见乡愁
读书周刊：对您来说，乡愁就是东北的百日草，“连同祖母脸上慈祥的皱纹和终日操劳的母亲的瘦削背影”。故乡既是物理的空间，更是情感的空间。因而，随着脚步远行的，还可能是当代中国人文化上的疏离。
林少华：不，不是可能，而是当下如混凝土一般坚硬的现实。
我有时心想，为什么欧洲很多国家和同在东亚的日本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田园风光的守护做得比我们好？换个说法，人家的脚步是带着传统文化、带着乡愁远行，而我们为什么还没走多远就看不见乡愁、就疏离传统文化了呢？《异乡人》中的一篇文章《文化，更是一种守护》，表达了我的这种深切忧思：“众所周知，《诗经》、楚辞、汉赋和唐诗宋词所依托和表达的大多是乡村风光。乡村的消失，势必在很大程度阻断我们、尤其我们下一代对古诗词的理解、体悟和欣赏。小桥流水、平湖归帆、杏花春雨、秋月霜天、渡头落日、墟上炊烟以至灞桥杨柳、易水风寒……假如真有一天，这些画面中一一唐突地竖起整齐划一的混凝土楼房，那将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场景啊！”
读书周刊：您的忧思，令人想起海子的诗句，“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今天正在消失的村庄，已将这样的乡愁碾压为一种深深的文化焦虑。
林少华：这不仅是文化焦虑，也是民族的世纪性情绪。大而言之，是忧虑乡村的消失可能导致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学艺术赖以产生的基因或根据的消失；小而言之，是忧虑生身故乡的消失或乡愁载体的消失。换句话说，即忧虑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只要上上下下就此达成共识，应该能够找出“势可两立”的办法，做到两全其美。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文化焦虑是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
最可怕的是，对此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或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全然不知珍惜。
避免成为精神的漂泊者
读书周刊：作家梁鸿发现，“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当今天的故乡使劲地追赶现代化的时候，故乡也就充满了异乡感。那么，人们何以返乡？
林少华：所谓返乡，在当下主要是精神意义上的——在精神上回归传统文化。历经百年风风雨雨，我们好歹明白过来：只有我们曾经嗤之以鼻和百般刁难甚至大打出手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身份证，才是我们的血统证明书，才是我们的DNA和Identity(同一性)。换言之，只有传统文化才能医治我们的文化焦虑，才能慰抚我们这些异乡游子的乡愁，才能让我们避免成为西装革履开着奔驰、宝马的精神漂泊者。
打个比方，真正能够释放我们精神焦虑和抚慰我们心灵的，不是伦敦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不是塞纳河、富士山和美国大峡谷，而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抑或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想家，就是对家园深情的回想，就是对异乡和异乡人的疏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上海市郊的朱家角、练塘、七宝、枫泾等古镇，比外滩和南京路更弥足珍贵。
读书周刊：以您为例，当年那个“穷得连乌鸦都会飞走”的小村子，小时候极力想要逃离的地方，如今却令您魂牵梦萦，化作笔下的情真意切。这是属于林少华的返乡吗？它是否说明了依然还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胎记可以指引现代人返乡？
林少华：除了精神意义上返乡，还有身体返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政府鼓励公务员和知识分子退休后回乡居住，以便充实和带动乡村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促使文化下行。对此我举双手赞成。中国古代一向有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的传统，加上在乡读书人，他们共同教化乡里，淳化民风，催生了无数晴耕雨读的美好场景。
现在的我总有故园之思，小时候恨得不行的地方，而今却频频回首。我也常对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说，有机会要去农村住一段。假如今天晚上退休，明天一早我就扛起行李回乡种瓜种豆。事实上，这些年来每年一放暑假，我就奔回乡下。就像我在这本小书里所写的：我爱乡下，爱乡下的一草一木。借用民国学者殷海光的话说，“我爱云、树、山、海和潺潺的流泉”，“我愿意像只蝴蝶在花间乱飞，我愿意像只小鹿在林间奔驰。”
读书周刊：有人说，《异乡人》是一部让你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书。在这个急速向前的时代，这样的停留，是不是既日益珍贵又日渐被漠视？
林少华：是啊，我们跑得太快了，以致很多时候忘了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自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自己与故乡的关系。甚至跑丢了自己的灵魂。所幸，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慢脚步，或者干脆停下来静静思考。我想，这恐怕也是这本小书之所以引起众多读者关注的根本原因。（黄玮）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