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85岁高龄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正忙着谱写新曲《一支抗日游击队》。
歌颂祖国、歌唱人民，正是几十年来吕其明音符飞扬的内在澎湃。时代变迁，即使心知“有人觉得过时”，他还是始终诚挚地将为人民而创作，奉为一辈子的追求。
在艺术日渐被商业与利益诱惑的当下，一句十分质朴的“搞艺术是需要一点奉献精神的”，着实有着简单却深邃的启思力量。
就写一支小小的游击队
解放周末：您目前正紧锣密鼓创作的交响音画《一支抗日游击队》，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作。为什么您会选择通过抒写一支抗日游击队来表达这一宏大主题？
吕其明：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引起了我对抗战时期许多往事的回忆。1940年，我10岁就参加了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作为一名小战士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
那时候，我们的武器装备很差，而日本鬼子装备的是洋枪大炮，来势汹汹。我们靠什么战胜鬼子？就靠军民团结、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时，游击战争成为我们打击敌人的一个重要手段。抗日游击队犹如一支支神兵在崇山峻岭间神出鬼没，以少胜多，打击敌人。
解放周末：70年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个时刻的心情您终生难忘吧。
吕其明：那种高兴，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现在还记得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军民同庆，欢呼胜利，扭秧歌、踩高跷、打腰鼓，真正是欢天喜地。这也正是我想在这个作品里重新把它表现出来的场景，我想告诉今天的人们，胜利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
解放周末：当年您用生命经历了抗战的烽烟与胜利，今天您以音乐来致敬历史与民族精神。
吕其明：作为一个抗日老兵、一名老党员、一个老文艺工作者，我应该拿什么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一年多以前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经过将近一年的思考、酝酿，我定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的标题和内容。我想，就写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神出鬼没，英勇机智地打击敌人，用具体的形象来展示战争风云，歌颂8年抗战我们民族所展现出的那种品格和精神。
这个作品为什么叫交响音画？是因为我们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想用音乐来画一幅图画，尽量用具体的形象、有画面感的表达来呈现这个主题。
解放周末：这些音乐画面是否交织着您的生命记忆？
吕其明：完全来自我对抗日战争的记忆，我是有感而发的。
解放周末：当这些记忆化作音符的时候，您寄寓其中的期望是什么？
吕其明：今年2月，我和陈新光合作动笔创作，准备8月交稿，9月由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音乐厅演出。我们希望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好一点、深一点，能够让听众从中感受到我这样一个抗日老战士内心的那种赤子之情、对抗战胜利的热烈讴歌。
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
解放周末：当年与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相逢，开启了您的音乐道路。长长的音乐路走来，创作一次次地淬炼生命，今天音乐是否依然带给您一如最初的感动？
吕其明：当年那个月夜，大树下拉着小提琴的贺绿汀先生带给我的音乐震撼与感动，至今依然。1942年春夏之交，贺先生从上海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那天，我们“抗敌剧团”全团同志到村口去迎接他。远远地，走来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后面有人牵着一匹枣红马，马背上挂着小提琴盒子。我一下就被这盒子吸引住了，这是什么东西啊？从来没见过。
后来，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听到远处有琴声传来，我循着琴声跑去，看到贺先生在树下拉小提琴。我在不远处听，听入迷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
一曲结束，贺先生一回头，看到了我，走过来和我聊天。当他得知我只有12岁时，说：“让你父亲想办法为你买一把小提琴吧，你现在正是学琴的好时候。”听了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多么向往啊。从那时起，我算是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
解放周末：一把小提琴，拨动了少年的音乐心弦。
吕其明：当时贺绿汀先生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待了3个月，他给我们上乐理课，给我们排练合唱，可以说在我心里播下了音乐的种子，对我的人生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解放周末：后来您的小提琴的“相思病”是如何治愈的？
吕其明：那以后，我一直在想着，哪一天我能有一把小提琴就好了。直到1947年我被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文工团有几把小提琴，其中1把分给了我。
有了这人生的第一把小提琴后，我抓紧时间很努力地练琴。我记得，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我就一个人抱着小提琴，到附近的一片松树林里去练习。一拉就是一个上午，拉得脖子都歪了。
解放周末：一个那么痴迷于小提琴的人，后来怎么会想到改行从事作曲的？
吕其明：每当演奏着优美的曲子时，我心里就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创作出那么优美的曲子，该多好。所以，我就有意识地在作曲方面拜师求艺，还用心琢磨中外的音乐作品。1951年，我有幸被调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后，就走上了专业的音乐创作之路。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已经过时了，没关系
解放周末：您曾说，“父亲和无数先烈志士的奋斗和牺牲，在我的心灵深处耸立起了一座信念和情感的丰碑。”那么，《红旗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使命》等众多作品，是否就是这座心灵丰碑的旋律表达？
吕其明：是的。对音乐我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我10岁参加新四军，在红旗下成长，15岁入党，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这是我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也是我音乐人生的信念和追求。
可以说，我的作品95%的主题都是歌颂祖国、歌唱人民的，这是我的人生经历形成的美学观所决定的。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已经过时了，没关系，因为我写的只是我的情感。
解放周末：35岁那年奉命创作管弦乐序曲 《红旗颂》，是什么样的情感汹涌而至，让您和着泪水完成这个作品？
吕其明：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需要一部大气势的新作，老一辈音乐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并出了题，叫《红旗颂》。
这个主题引发了我对当年峥嵘岁月的回忆和对红旗的感情。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凡是有革命者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飘扬，正是在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迎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红旗又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的，里面也有我父亲的鲜血，我作为烈士后代的这种人生体验，可能是一般人感受不到的。正是对红旗炽热、深厚的感情，让我感动不已，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
解放周末：50个春秋过去了，今天《红旗颂》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音乐文化的一个精神象征，在很多庄严的场合被奏响。
吕其明：我不求我的作品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希望它伴随时代的脉搏，融入社会的共鸣，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所喜爱。这么多年来《红旗颂》还能被听众喜爱，最根本的是因为音乐里所洋溢的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与听众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产生了真切的共鸣和感动。有的听众听《红旗颂》的时候，就会流泪。
当然，我在写作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这个作品会有这样的生命力。我不过是在写中国人的心声，写老百姓都听得懂的音乐。而这么多年听众还喜欢它，这让我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即越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生命力。所以，我们的艺术创作要植根于民族的土壤，而不能是空中楼阁。
解放周末：交响乐源自西方，该如何注入民族的声音？
吕其明：音乐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要与民族的欣赏习惯相符。而把外国的音乐形式变成中国百姓所接受的东西，让他们愿意听、喜欢听，这里有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就是不能照搬西方，而要让作品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做一些民族交响乐的普及工作。
对一个作曲家来说，向五千年来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向民间戏曲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艺术家只有在这方面下工夫了，他的作品才能有民族的魂。
坐在家里写不出感动人的作品
解放周末：当您在运用西方的音乐手段创作的时候，怎么会想到向中国民间学习的？
吕其明：这和我的职业有关。我是搞电影音乐的，我常常会因为电影的需要去深入生活，寻找创作的灵感。1951年，为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作曲的时候，我到淮河工地劳动了2个月，体验工地上人们劳动的状态和精神，也搜集了很多材料。在那里，我听到老乡唱山歌好听极了。
解放周末：来自生活深处的声音，展示了音乐最纯粹的动听。正如德国作曲家舒曼所说，“留神细听所有的民歌，因为它们是最优美的旋律的宝库。”
吕其明：是的。从此我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地学习民间音乐，学习传统音乐，受益匪浅。
就像我说过的，不下生活，坐在家里写不出感动人的作品。因此我也养成了深入生活的习惯。当年电影《红日》需要一首歌，用来歌颂解放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怎么写？在上海我们脑子里空空的，怎么也想不出来。
我们就到山东《红日》拍摄地采风。有一天，碰到一个老乡，老乡跟我们说那边有个烈士陵园，松柏常青，很是庄严肃穆。我就和杨庶正、萧珩一起去了那里。当时天上飘着白云，远远望去，全是梯田，看着这些，大家的激情就来了，你一句我一句，“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俺家乡好……”触景生情，灵感来了，作品就创作出来了。
解放周末：那一瞬间，真正创造音乐的是生活本身。
吕其明：对的，真实的生活常常带给我最大的感动与震撼。1965年，我接受了为纪录片《大庆赞歌》创作音乐的任务，到大庆油田生活了3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体验中，我看到，寒冬腊月，石油钻台井架喷出的水淋在工人身上，顷刻间，一个人仿佛成了透明的冰柱……太惊心动魄了。当时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我要用自己的笔尽情讴歌共和国的建设者，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解放周末：您对音乐有使命感吗？
吕其明：这么多年来，我就想在探索民族交响乐的普及工作方面做一些尝试和努力，要把这个现代化的工具为我所用，成为表达我们民族情感的一个武器。在这条探索的路上，或许我就是一个铺路石子，甚至只是铺路石子里的一粒沙子，很小，微不足道，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交响乐的普及工作，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听懂它、喜欢它。
解放周末：您是在为音乐寻求知音，也是在为普通百姓拓展精神的空间。
吕其明：我一贯主张用老百姓能接受的语言、用老百姓能听懂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艺术家只有心怀祖国和人民，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是能够传得开、留得下的，而不是一阵风。
如果创作只为赚多少钱，就把自己和艺术变成了商品
解放周末：怎样才能让作品“不是一阵风”？
吕其明：我的体会是，在写作品的时候，要没有杂念，就是为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解放周末：没有杂念，葆有纯粹，这对当下中国艺术界而言恰恰是一种难得的珍贵。
吕其明：如果创作只为赚多少钱，就把自己和艺术变成了商品。
搞艺术是需要一点奉献精神的。1998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进行改造，其中一项是要增加背景音乐。纪念馆的人到上海来找我，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创作任务，并表示不收报酬，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这个作品。
作品完成后，我拿去上海交响乐团请他们录音，但当时他们的日程全排满了。我就与乐团的陈光宪、陈燮阳他们商量，他们决定利用两天的休息时间来录音，让我非常感动。而且，七八十人的交响乐团，录两天音，这两天还要吃饭、要有交通费，我就给打了很少的预算，才6万元。结果他们只用了2万元，把另外4万元又捐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指挥陈燮阳表示分文不取。当纪念馆的同志拿到录音和4万元钱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
解放周末：这样的音乐诞生过程，跟音乐本身一样动人。
吕其明：音乐是什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美好。其实远远比物质利益更具有吸引力。1990年我离休后，峨嵋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打来电话，请我为电影《焦裕禄》作曲。我一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我读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热泪盈眶啊，非常感动。报酬什么的，我根本没考虑，很快就去兰考体验生活了。能够为这个题材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解放周末：就是因为主题完全打动了你？
吕其明：完全打动我。而且我也知道我写这个作品的意义是什么。焦裕禄精神对这个时代的意义是无价的，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因此，我接受了，我投入了。我用自己的音乐歌颂了焦裕禄精神，那是大家都在渴望回归的一种精神，这多有意义啊。
解放周末：您总是有着激昂的创作热情与崇高的创作主题，但也有评论认为今天您的创作手法已显得过于传统，对此您介意吗？
吕其明：我举个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一次，一位音乐理论家问贺绿汀先生，“你翻译了《和声学》，写了很多理论著作，对西方作曲技法很熟悉，为什么在你的作品里很少看到复杂的手法，相反，你在作品里用的手法都很简单？”贺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够了”。
贺老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用这些简单的技法来表现自己的情感，这就够了，没有必要把很多复杂的技巧塞进音乐中去。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的理解是，作曲家应该掌握各种创作技法(传统的和现代的)，并根据内容和情感的需要，适当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技法。只要运用得好，各种不同的技法都可以写出上乘之作。
解放周末：所以，您始终在意的是让听众听到、听懂自己音乐里的情感与思想？
吕其明：用一种最适当的手段、最适当的技巧，把自己想呈现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这样的音乐才是能感动人的。还是那句话——对我而言，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一辈子的追求。（黄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