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时报
农村的景象让他无言以对
贾平凹说，小说《极花》素材来自一个老乡的真实故事，这位老乡的女儿在10多岁时遭人拐卖，后被解救出来，半年后，老乡的女儿竟又跑回了被拐卖地。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让贾平凹心情起伏很大：“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吗？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什么都想尝尝，我也知道我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我就能闻出来，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写，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于是小说最后成了那个可怜的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
中国农村的现状，也让贾平凹深入思考：“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来讲，这是个古老的城市，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就知道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大多数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辞掉了。他们不回老家去，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从离开老家的那天起，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
贾平凹还提到，在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的，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贾平凹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这些让贾平凹无言以对，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触动。
于是他将这些触动和无言以对化作农村现状的关注与思考，2013年他推出了36万字的《带灯》，以樱镇综治办公室女主任为主角，写中国农村当下基层的现状；2014年他写出了25万字的《老生》，描写发生在陕西南部山村的民间故事，写出了一首20世纪中国的“悲怆奏鸣曲”。一部部聚焦农村的作品让贾平凹的名字跟农村联系在了一起，也许正如2015年8月贾平凹获得首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时，评委会在给贾平凹的授奖词中写的那样：“中国现代以来，乡土叙事构成了壮阔苍茫的文学高原，贾平凹以其执着的、不断演进的写作，建造了连绵险峻的山脉。多少年后，人们会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回到已经失去的故乡。或者，人们将会发现，这个作家所铭记的一切，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切地见证着经历现代性蜕变的古老文明。所以，贾平凹是一个被选定的乡土书写者。”
写农村是一种宿命的呼唤
记者：2013年您的《带灯》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展示了基层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极花》的题材跟拐卖妇女有关。在您写的后记中，能了解到您在新作中表现出对当下农村社会的高度关注，对草民命运的巨大悲悯感。从中可以看出，您的写作与农村、农民的黏度越来越高，对现实的关注越来越迫切。这种演变，您自己有觉察吗？
贾平凹：我一直在写当代生活，尤其当代乡村生活。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60年的乡村变化我都经历和了解，写作乡村的故事就是自然而然的。从开始写作至今40年，前20年是因熟悉而写，后20年是有责任在写。社会极速发展，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感情，我的感情在乡村。可以说，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
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家乡农闲时节会有说书人，会有社火。但现在，很多人过年也不回家了。大家都在感慨，农村在凋敝，陷入空巢，缺少精神生长的能力。但每个人都又无可奈何。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您对乡村巨变的感受一定会更加强烈。这些年来，您通过写小说表达出来的，您觉得表达得已经充分了吗？对自己觉得满意吗？
贾平凹：关于乡村的生活，我知道的太多，而写出来的故事很少。这就像山林那么大，我能砍回来多少柴禾呢？
记者：对乡村古老文明消散的感受和思考，除了是您创作的素材源头，还意味着什么？
贾平凹：我当初写乡村的故事，笔调兴奋，抒情优美，那时也是真诚的，这与乡村的热闹和我的年轻有关。这10多年来，我写乡村时，握笔越来越觉得沉重，心里始终在痛，在迷茫，在叹息。我知道它的过去和现在，但我不知道它的将来。我习惯了写它，我只能写它，写它成了我一种宿命的呼唤。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写乡村的作家，大概都是这样，这也是这一代作家的生命所在。
记者：2014年，作家刘亮程在木垒县买下几十所无人院落的经营权，开设木垒书院。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关注乡村、返回乡村、为乡村回注精神的努力？乡村文明的失落，对您来说，这事儿搁在您心里，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您会当真想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贾平凹：大的海潮涌来，芦草能抵挡吗？石坝能抵挡吗？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可能只是拿个照相机，记录下海潮没来之前岸上的物事，记录下海潮涌来时的景象。
酝酿如何写最艰难也最漫长
记者：曾经有一个阶段的中国的乡土文学，像赵树理、孙犁等描写的农村生活，是甜美的，是阳光的。但是现在回望乡村，满怀惆怅，这自然是因为社会现实的客观变迁。关于当下农村生活的文学表达，从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加强的地方？
贾平凹：当下的乡村生活是多样的，有沿海一带、江南一带的状况，也有西北部、西南部的状况。有交通条件好的，建设了新农村点的，也有偏远闭塞的，没有新农村点的。现在的文学表达，可能有甜美的，可能有苦涩的，苦涩的更多一些。但无论怎么写，我认为，要站在全国的角度看问题，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要站在人类的角度看问题，你才可能把握住一切变化，才可能读懂中国。
记者：写小说是一件艰苦的、孤独的体力、脑力活儿。在一般人看来，您已经写出很多重要的作品，名利都有了，您为什么还这么坚持不懈地写呢？您现在写作的动力何在？具体说来，有怎样的使命感？
贾平凹：一方面，我几十年在关注着，思考着，叙写着。我写不了别的，只能写乡村，或许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会越来越少，能了解乡村、认知乡村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段历史总得要有人写呀。另一方面，思考是沉重的，写作过程却是你若有兴趣那就快乐。
记者：写小说，对您来说，最愉快和艰难的点，分别是什么？
贾平凹：我每一部小说，最艰难也最漫长的，是酝酿要写什么和如何写。当一切终于在心中清晰起来，具体动笔是愉悦又快速的，尤其常常有突然而至的情节和文字，你能体会到不是你在写，而是有别的力量在借你的手和笔。
记者：您看的书很特别，比如会重新阅读《山海经》那样的书。可否分享一下，关于阅读，让您最有感触的个人经验？
贾平凹：我可是乱读书呀，近一个时期则喜欢那些人类学方面的书和一些关于性灵类的书。（付岩岩）
农村的景象让他无言以对
贾平凹说，小说《极花》素材来自一个老乡的真实故事，这位老乡的女儿在10多岁时遭人拐卖，后被解救出来，半年后，老乡的女儿竟又跑回了被拐卖地。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让贾平凹心情起伏很大：“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吗？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什么都想尝尝，我也知道我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我就能闻出来，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写，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于是小说最后成了那个可怜的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
中国农村的现状，也让贾平凹深入思考：“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来讲，这是个古老的城市，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就知道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大多数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辞掉了。他们不回老家去，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从离开老家的那天起，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
贾平凹还提到，在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的，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贾平凹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这些让贾平凹无言以对，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触动。
于是他将这些触动和无言以对化作农村现状的关注与思考，2013年他推出了36万字的《带灯》，以樱镇综治办公室女主任为主角，写中国农村当下基层的现状；2014年他写出了25万字的《老生》，描写发生在陕西南部山村的民间故事，写出了一首20世纪中国的“悲怆奏鸣曲”。一部部聚焦农村的作品让贾平凹的名字跟农村联系在了一起，也许正如2015年8月贾平凹获得首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时，评委会在给贾平凹的授奖词中写的那样：“中国现代以来，乡土叙事构成了壮阔苍茫的文学高原，贾平凹以其执着的、不断演进的写作，建造了连绵险峻的山脉。多少年后，人们会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回到已经失去的故乡。或者，人们将会发现，这个作家所铭记的一切，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切地见证着经历现代性蜕变的古老文明。所以，贾平凹是一个被选定的乡土书写者。”
写农村是一种宿命的呼唤
记者：2013年您的《带灯》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展示了基层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极花》的题材跟拐卖妇女有关。在您写的后记中，能了解到您在新作中表现出对当下农村社会的高度关注，对草民命运的巨大悲悯感。从中可以看出，您的写作与农村、农民的黏度越来越高，对现实的关注越来越迫切。这种演变，您自己有觉察吗？
贾平凹：我一直在写当代生活，尤其当代乡村生活。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60年的乡村变化我都经历和了解，写作乡村的故事就是自然而然的。从开始写作至今40年，前20年是因熟悉而写，后20年是有责任在写。社会极速发展，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感情，我的感情在乡村。可以说，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
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家乡农闲时节会有说书人，会有社火。但现在，很多人过年也不回家了。大家都在感慨，农村在凋敝，陷入空巢，缺少精神生长的能力。但每个人都又无可奈何。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您对乡村巨变的感受一定会更加强烈。这些年来，您通过写小说表达出来的，您觉得表达得已经充分了吗？对自己觉得满意吗？
贾平凹：关于乡村的生活，我知道的太多，而写出来的故事很少。这就像山林那么大，我能砍回来多少柴禾呢？
记者：对乡村古老文明消散的感受和思考，除了是您创作的素材源头，还意味着什么？
贾平凹：我当初写乡村的故事，笔调兴奋，抒情优美，那时也是真诚的，这与乡村的热闹和我的年轻有关。这10多年来，我写乡村时，握笔越来越觉得沉重，心里始终在痛，在迷茫，在叹息。我知道它的过去和现在，但我不知道它的将来。我习惯了写它，我只能写它，写它成了我一种宿命的呼唤。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写乡村的作家，大概都是这样，这也是这一代作家的生命所在。
记者：2014年，作家刘亮程在木垒县买下几十所无人院落的经营权，开设木垒书院。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关注乡村、返回乡村、为乡村回注精神的努力？乡村文明的失落，对您来说，这事儿搁在您心里，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您会当真想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贾平凹：大的海潮涌来，芦草能抵挡吗？石坝能抵挡吗？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可能只是拿个照相机，记录下海潮没来之前岸上的物事，记录下海潮涌来时的景象。
酝酿如何写最艰难也最漫长
记者：曾经有一个阶段的中国的乡土文学，像赵树理、孙犁等描写的农村生活，是甜美的，是阳光的。但是现在回望乡村，满怀惆怅，这自然是因为社会现实的客观变迁。关于当下农村生活的文学表达，从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加强的地方？
贾平凹：当下的乡村生活是多样的，有沿海一带、江南一带的状况，也有西北部、西南部的状况。有交通条件好的，建设了新农村点的，也有偏远闭塞的，没有新农村点的。现在的文学表达，可能有甜美的，可能有苦涩的，苦涩的更多一些。但无论怎么写，我认为，要站在全国的角度看问题，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要站在人类的角度看问题，你才可能把握住一切变化，才可能读懂中国。
记者：写小说是一件艰苦的、孤独的体力、脑力活儿。在一般人看来，您已经写出很多重要的作品，名利都有了，您为什么还这么坚持不懈地写呢？您现在写作的动力何在？具体说来，有怎样的使命感？
贾平凹：一方面，我几十年在关注着，思考着，叙写着。我写不了别的，只能写乡村，或许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会越来越少，能了解乡村、认知乡村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段历史总得要有人写呀。另一方面，思考是沉重的，写作过程却是你若有兴趣那就快乐。
记者：写小说，对您来说，最愉快和艰难的点，分别是什么？
贾平凹：我每一部小说，最艰难也最漫长的，是酝酿要写什么和如何写。当一切终于在心中清晰起来，具体动笔是愉悦又快速的，尤其常常有突然而至的情节和文字，你能体会到不是你在写，而是有别的力量在借你的手和笔。
记者：您看的书很特别，比如会重新阅读《山海经》那样的书。可否分享一下，关于阅读，让您最有感触的个人经验？
贾平凹：我可是乱读书呀，近一个时期则喜欢那些人类学方面的书和一些关于性灵类的书。（付岩岩）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