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法国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大师。”尊重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为我所用，既表明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柳鸣九先生。
柳鸣九：法国文学园地的“中国农夫”
【柳鸣九简介】
1934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法国文学史学家、理论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历经数十载编著的《法国文学史》，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多卷本外国国别文学史；他主编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雨果文集》等卷帙浩繁，自成体系；理论文章《走近雨果》《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左拉》《法兰西风月谈》等鞭辟入里，娓娓道来；翻译作品《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局外人》等精妙绝伦，引人入胜。近日出版的15卷本《柳鸣九文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问：您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为什么您后来选择走上研究法国文学之路？请问法国文学的吸引力在哪里，让你60年来孜孜不倦？
答：我是随着共和国的诞生而成长的学者，也就是说，我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学人、文化人，我完全是后天塑造成型的，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先验的命定性，因为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从小没什么条件与我后来从事的学科有任何渊源。第一次知道法国文学，说来还带有一点喜剧色彩，那是我在前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念初一的时候，有一天在校园的告示牌上，见到了一则寻物启事：校内一位有名的教师，说他丢失了一本左拉的《小酒店》的中译本，如有拾得者归还给他，可得半斤花生米的酬谢。我也就记住了这两个名字：左拉与《小酒店》，这是法国文学第一次走进我的心里。
稍后，我在重庆的求精中学念书。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外国文学，我所借阅的图书中，有屠格涅夫的《春潮》与洛蒂的《冰岛渔夫》。从此以后，一直到建国初期，我通过学校的图书馆、街上的书店以及小书铺，读到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李青崖译的莫泊桑，毕修勺译的左拉，傅雷译的巴尔扎克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课余爱好，我从来没想到过，我将来要研究外国文学，更没有具体地想到要搞法国文学。如果就我的课外阅读来说，好像倒是俄国文学对我更有吸引力，我也读了不少俄国文学的中译本。
后来我投考北大西语系，我选了法文，原因也很简单，英文已有一定的基础，既然来到北大，当然是再多学一门外文为好。这里我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当时的北大西语系全名为：西方语言文学系，明确以培养该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为宗旨，它的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最对口的岗位，就是高等学校的西方语言文学师资、研究机构与文化机构的同类研究人员与编辑人员。
应该说，我之所以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做了一些事情，最初也得益于我的大学毕业分配比较理想。我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担任《西方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与翻译。这个时期，我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我的西方文艺批评史的进修，我对法国古典文艺理论的翻译，以及译丛的编辑工作，实际上都成为了我后来法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且是比较扎实的基础。我这个时期的导师与业务领导是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我所得到的培养与他是分不开的，他是我第一个伯乐。但是，我这些工作与我所学的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竟不是吻合得严丝合缝，我有点不知好歹，不知满足，割舍不掉对原本专业根深蒂固的情结，因此，告别我的伯乐蔡仪先生，而选择致力于法国文学研究的道路。
我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先去搞一二十年的法国文学史研究，然后，回过头去再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但是法国文学就像一个辽阔深沉的大海，我一旦跳入了这片水域，游了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才发觉我已经没有力气游回原来的理论陆地了。不过我感到庆幸的是，我在改向之后，结合法国文学研究的心得，在文艺理论方面，又做了一些工作，如：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彻底批判论”，对日丹诺夫论断进行全面的批驳，重新评价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以及对自然主义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等等。如果没有在蔡仪麾下所打下的那点文艺理论基础，那我就做不出这几件事儿来。
当然，我选择了法国文学研究这条道路，并且几十年孜孜不倦、奋发有为，与法国文学对我强大的吸引力有关，其缘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法国文化法国文学是世界上最优秀、最灿烂、最有魅力、最在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之一。
问：改革开放后，您作为第一批促进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将西方现代思想介绍到中国，被誉为“开放的翻译家”，与大师李健吾和罗大冈并称为“三贤”。您为什么要坚持把西方文学与思想，尤其是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当时有哪些支持力量？又存在哪些困难与压力？您怎样理解“洋为中用”？在您的研究和作品中是怎样体现的？
答：法国文学蕴含着、承载着丰富、优秀、有启迪力的思想，比如十六世纪反对封建禁欲主义，渴望人的解放，渴求智慧、渴求知识如沐甘露的人文主义文学，如十八世纪主张人自然而健康的发展，追求合理社会制度、合理社会构建的启蒙主义文学，以及十九世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深刻认识与剖析、对劳动人民有深切人道主义同情的现实主义文学，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思想成果宝库中的瑰宝，是全世界人共同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都曾得到过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誉。不要因为这些思想产生于外国，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有权继承，我们也应该继承。不能凡是对着洋思想洋玩意儿就侧目而视，怒目而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优秀遗产，已经有经典的表态在先，我们学着就是了。这是法国文学对我有思想吸引力的所在。另外，法国文学也体现了令人叹服的艺术创造力，众所周知，法国文学是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思潮的发源地，是几乎所有风格流派产生的摇篮，从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到象征主义、荒诞派戏剧，以至新小说派，这种强大的活跃的艺术创造力、艺术创新力几乎成为了世界文学不断日新月异的发动机，这都是值得中国人研究、总结、借鉴的东西。作为一个学者，其工作内容就是研究这种优秀的文化，就是取其精华、译介推广，为中国的文化积累服务，这种职业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这正是我平生最大的幸事，这也就是我孜孜不倦、全力以赴的原因。
至于我为什么要坚持把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且不说我自己的爱好，首先是因为职责所在，既然我出自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教育机构，这样一个特定的科班，我的职责与我的使命就是更好地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做好这个文化搬运工作，这与其说是我个人的志向与兴趣，不如说我身体力行了共和国教育制度的意图与要求，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这一科班的设置，显然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欧洲优秀文化遗产的经典态度为理论根据的。
当然应该看到，任何意识形态都有自己产生的现实条件，既有自己所能适用的现实范围，也有自己不能适用的现实范围，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外来的文化，无一例外适用于本土范围，我理解社会主义中国对外来文化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就是由此而来的，也是言之有理、行之有理的。因此，对外来文化，在深度认知、深度理解、透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进行译介、加以传播，既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也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劳务。要把这个工作做得好，充足的学识、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思维、准确的把握、慎重的态度，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工作，得以在正常的环境、正常的氛围中进行，因而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有所作为的。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反映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曲折进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确为外国文学工作带来了春天，工作环境工作氛围正常了，倒轮到我们这些外国文学工作者考虑如何更好地“洋为中用”，使外国文学工作更好地为我们本国的文化积累服务。
问：改革开放初期，您公开对“日丹诺夫论断”作出声讨，并大声疾呼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左拉及其自然主义的历史地位，在当时面临着怎样的舆论压力与风险？您为什么坚持这样做？
答：改革开放初期，我对日丹诺夫揭竿而起，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的确碰到了风险，受到了舆论压力，对这些往事，我只想讲三点：
其一、我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是自信认识到了日丹诺夫论断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实际，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中国对萨特的否定与批判，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既然我认识到了，我就应该讲实事求是的话，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其二、我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不作违心的改口，仅仅是因为我信任改革开放这个时代，我不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这点事会招致“倒大霉”，果然，这一切不久就过去了。“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我庆幸我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
其三、我之所以今天不再细谈过去所受到的压力与付出的代价，是因为已经成为了过去。凡过去了的，就是值得欣慰、值得庆幸的。
问：研究方法上，您曾经有“旁征博引”情结、“东施效颦”之举，但后来您解脱于这种情结，去探索自己的研究方法。最后您总结出哪些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呢？这对于年轻的研究学者，以及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答：我在研究工作中旁征博引的情结，来自对钱钟书的崇拜，但后来发现很吃力，因为我没有钱先生那种强记博闻的天赋与浏览万卷书的本领，而且发现旁征博引有时会影响顺畅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没有那种天分，就不用操练那种把式。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一个问题讲透，以必要的材料、必要的例证把一个问题讲透了，这就够了。我中等偏下的智力水平，适合这种方法。研究工作不是堆积材料，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何其芳先生的名言，我是他这句名言的信徒与学生，我力图这样做。要这样做，必须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全面、准确、深入的认知与把握，必须有提出问题的勇气与胆识，更主要的是要在解决问题上下扎实功夫，要把提出的问题讲透，令人信服，这不仅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而且要收集与占有必要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例证与事实根据。如果能够提出一两个问题，也能解决一两个问题，那就是不小的成绩了。说实话，提出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而解决问题则难度很大，但即使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是对问题有所解决，那也是值得研究工作者高兴的。
问：您评价自己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从事的是“摆渡”和“搬运”工作，您也非常推崇西绪福斯的故事。而我们看到的是您丰硕的研究成果，可谓著作等身。那么，您为何如此评价自己？您认为做学问需要怎样的品质？您又如何看待外界的名和利？
答：芦苇是易损的、速朽的，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我以这两个形象来比喻自己，多少表现了我的彻悟意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既像芦苇，也像西绪福斯，这就是对人生、对人存在状态的彻悟。这两个先哲的形象比喻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前一个比喻强调了“会思想”，这就是人类伟大的所在，后一个比喻强调了推石上山的坚毅和与生俱有的本分感，以这两个形象来比喻自己，更多的是要激励自己多思，激励自己要有坚毅的精神与推石上山的使命感，以及推石上山过程中的自得感与成就感。关于评价问题，我的确按我自身的条件，尽我的努力，做出了一些事情，但与其我来评价自己，还不如任人评说。
至于做学问需要什么样的品质，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没什么独特的见解，我想不外是面对做学问这件事，在态度上要勤奋勤劳，在精神上要实事求是，在方式上要切实可行，在面对挫折与失败上要坚强坚持、走得出坎坷路、坐得住冷板凳。
关于如何看待外界的名和利，对于学者来说，不存在多少利的问题，做学问本来就是一个清贫的职业，如果要去争锱铢小利，那是太不明智，太不值得了。做学问倒是有一个名的问题，搞得好可以独领风骚数百年，甚至流芳百世，但这绝不是刻意而为所能达到的。还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吧，耕耘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出名、自然会有名，水到渠成，这是君子出名的自然而然之道。（刘文韬 王碧薇）
柳鸣九：法国文学园地的“中国农夫”
【柳鸣九简介】
1934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法国文学史学家、理论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历经数十载编著的《法国文学史》，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多卷本外国国别文学史；他主编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雨果文集》等卷帙浩繁，自成体系；理论文章《走近雨果》《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左拉》《法兰西风月谈》等鞭辟入里，娓娓道来；翻译作品《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局外人》等精妙绝伦，引人入胜。近日出版的15卷本《柳鸣九文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问：您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为什么您后来选择走上研究法国文学之路？请问法国文学的吸引力在哪里，让你60年来孜孜不倦？
答：我是随着共和国的诞生而成长的学者，也就是说，我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学人、文化人，我完全是后天塑造成型的，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先验的命定性，因为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从小没什么条件与我后来从事的学科有任何渊源。第一次知道法国文学，说来还带有一点喜剧色彩，那是我在前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念初一的时候，有一天在校园的告示牌上，见到了一则寻物启事：校内一位有名的教师，说他丢失了一本左拉的《小酒店》的中译本，如有拾得者归还给他，可得半斤花生米的酬谢。我也就记住了这两个名字：左拉与《小酒店》，这是法国文学第一次走进我的心里。
稍后，我在重庆的求精中学念书。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外国文学，我所借阅的图书中，有屠格涅夫的《春潮》与洛蒂的《冰岛渔夫》。从此以后，一直到建国初期，我通过学校的图书馆、街上的书店以及小书铺，读到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李青崖译的莫泊桑，毕修勺译的左拉，傅雷译的巴尔扎克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课余爱好，我从来没想到过，我将来要研究外国文学，更没有具体地想到要搞法国文学。如果就我的课外阅读来说，好像倒是俄国文学对我更有吸引力，我也读了不少俄国文学的中译本。
后来我投考北大西语系，我选了法文，原因也很简单，英文已有一定的基础，既然来到北大，当然是再多学一门外文为好。这里我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当时的北大西语系全名为：西方语言文学系，明确以培养该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为宗旨，它的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最对口的岗位，就是高等学校的西方语言文学师资、研究机构与文化机构的同类研究人员与编辑人员。
应该说，我之所以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做了一些事情，最初也得益于我的大学毕业分配比较理想。我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担任《西方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与翻译。这个时期，我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我的西方文艺批评史的进修，我对法国古典文艺理论的翻译，以及译丛的编辑工作，实际上都成为了我后来法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且是比较扎实的基础。我这个时期的导师与业务领导是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我所得到的培养与他是分不开的，他是我第一个伯乐。但是，我这些工作与我所学的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竟不是吻合得严丝合缝，我有点不知好歹，不知满足，割舍不掉对原本专业根深蒂固的情结，因此，告别我的伯乐蔡仪先生，而选择致力于法国文学研究的道路。
我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先去搞一二十年的法国文学史研究，然后，回过头去再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但是法国文学就像一个辽阔深沉的大海，我一旦跳入了这片水域，游了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才发觉我已经没有力气游回原来的理论陆地了。不过我感到庆幸的是，我在改向之后，结合法国文学研究的心得，在文艺理论方面，又做了一些工作，如：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彻底批判论”，对日丹诺夫论断进行全面的批驳，重新评价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以及对自然主义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等等。如果没有在蔡仪麾下所打下的那点文艺理论基础，那我就做不出这几件事儿来。
当然，我选择了法国文学研究这条道路，并且几十年孜孜不倦、奋发有为，与法国文学对我强大的吸引力有关，其缘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法国文化法国文学是世界上最优秀、最灿烂、最有魅力、最在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之一。
问：改革开放后，您作为第一批促进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将西方现代思想介绍到中国，被誉为“开放的翻译家”，与大师李健吾和罗大冈并称为“三贤”。您为什么要坚持把西方文学与思想，尤其是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当时有哪些支持力量？又存在哪些困难与压力？您怎样理解“洋为中用”？在您的研究和作品中是怎样体现的？
答：法国文学蕴含着、承载着丰富、优秀、有启迪力的思想，比如十六世纪反对封建禁欲主义，渴望人的解放，渴求智慧、渴求知识如沐甘露的人文主义文学，如十八世纪主张人自然而健康的发展，追求合理社会制度、合理社会构建的启蒙主义文学，以及十九世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深刻认识与剖析、对劳动人民有深切人道主义同情的现实主义文学，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思想成果宝库中的瑰宝，是全世界人共同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都曾得到过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誉。不要因为这些思想产生于外国，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有权继承，我们也应该继承。不能凡是对着洋思想洋玩意儿就侧目而视，怒目而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优秀遗产，已经有经典的表态在先，我们学着就是了。这是法国文学对我有思想吸引力的所在。另外，法国文学也体现了令人叹服的艺术创造力，众所周知，法国文学是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思潮的发源地，是几乎所有风格流派产生的摇篮，从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到象征主义、荒诞派戏剧，以至新小说派，这种强大的活跃的艺术创造力、艺术创新力几乎成为了世界文学不断日新月异的发动机，这都是值得中国人研究、总结、借鉴的东西。作为一个学者，其工作内容就是研究这种优秀的文化，就是取其精华、译介推广，为中国的文化积累服务，这种职业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这正是我平生最大的幸事，这也就是我孜孜不倦、全力以赴的原因。
至于我为什么要坚持把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且不说我自己的爱好，首先是因为职责所在，既然我出自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教育机构，这样一个特定的科班，我的职责与我的使命就是更好地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做好这个文化搬运工作，这与其说是我个人的志向与兴趣，不如说我身体力行了共和国教育制度的意图与要求，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这一科班的设置，显然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欧洲优秀文化遗产的经典态度为理论根据的。
当然应该看到，任何意识形态都有自己产生的现实条件，既有自己所能适用的现实范围，也有自己不能适用的现实范围，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外来的文化，无一例外适用于本土范围，我理解社会主义中国对外来文化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就是由此而来的，也是言之有理、行之有理的。因此，对外来文化，在深度认知、深度理解、透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进行译介、加以传播，既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也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劳务。要把这个工作做得好，充足的学识、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思维、准确的把握、慎重的态度，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工作，得以在正常的环境、正常的氛围中进行，因而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有所作为的。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反映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曲折进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确为外国文学工作带来了春天，工作环境工作氛围正常了，倒轮到我们这些外国文学工作者考虑如何更好地“洋为中用”，使外国文学工作更好地为我们本国的文化积累服务。
问：改革开放初期，您公开对“日丹诺夫论断”作出声讨，并大声疾呼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左拉及其自然主义的历史地位，在当时面临着怎样的舆论压力与风险？您为什么坚持这样做？
答：改革开放初期，我对日丹诺夫揭竿而起，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的确碰到了风险，受到了舆论压力，对这些往事，我只想讲三点：
其一、我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是自信认识到了日丹诺夫论断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实际，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中国对萨特的否定与批判，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既然我认识到了，我就应该讲实事求是的话，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其二、我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不作违心的改口，仅仅是因为我信任改革开放这个时代，我不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这点事会招致“倒大霉”，果然，这一切不久就过去了。“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我庆幸我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
其三、我之所以今天不再细谈过去所受到的压力与付出的代价，是因为已经成为了过去。凡过去了的，就是值得欣慰、值得庆幸的。
问：研究方法上，您曾经有“旁征博引”情结、“东施效颦”之举，但后来您解脱于这种情结，去探索自己的研究方法。最后您总结出哪些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呢？这对于年轻的研究学者，以及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答：我在研究工作中旁征博引的情结，来自对钱钟书的崇拜，但后来发现很吃力，因为我没有钱先生那种强记博闻的天赋与浏览万卷书的本领，而且发现旁征博引有时会影响顺畅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没有那种天分，就不用操练那种把式。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一个问题讲透，以必要的材料、必要的例证把一个问题讲透了，这就够了。我中等偏下的智力水平，适合这种方法。研究工作不是堆积材料，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何其芳先生的名言，我是他这句名言的信徒与学生，我力图这样做。要这样做，必须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全面、准确、深入的认知与把握，必须有提出问题的勇气与胆识，更主要的是要在解决问题上下扎实功夫，要把提出的问题讲透，令人信服，这不仅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而且要收集与占有必要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例证与事实根据。如果能够提出一两个问题，也能解决一两个问题，那就是不小的成绩了。说实话，提出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而解决问题则难度很大，但即使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是对问题有所解决，那也是值得研究工作者高兴的。
问：您评价自己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从事的是“摆渡”和“搬运”工作，您也非常推崇西绪福斯的故事。而我们看到的是您丰硕的研究成果，可谓著作等身。那么，您为何如此评价自己？您认为做学问需要怎样的品质？您又如何看待外界的名和利？
答：芦苇是易损的、速朽的，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我以这两个形象来比喻自己，多少表现了我的彻悟意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既像芦苇，也像西绪福斯，这就是对人生、对人存在状态的彻悟。这两个先哲的形象比喻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前一个比喻强调了“会思想”，这就是人类伟大的所在，后一个比喻强调了推石上山的坚毅和与生俱有的本分感，以这两个形象来比喻自己，更多的是要激励自己多思，激励自己要有坚毅的精神与推石上山的使命感，以及推石上山过程中的自得感与成就感。关于评价问题，我的确按我自身的条件，尽我的努力，做出了一些事情，但与其我来评价自己，还不如任人评说。
至于做学问需要什么样的品质，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没什么独特的见解，我想不外是面对做学问这件事，在态度上要勤奋勤劳，在精神上要实事求是，在方式上要切实可行，在面对挫折与失败上要坚强坚持、走得出坎坷路、坐得住冷板凳。
关于如何看待外界的名和利，对于学者来说，不存在多少利的问题，做学问本来就是一个清贫的职业，如果要去争锱铢小利，那是太不明智，太不值得了。做学问倒是有一个名的问题，搞得好可以独领风骚数百年，甚至流芳百世，但这绝不是刻意而为所能达到的。还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吧，耕耘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出名、自然会有名，水到渠成，这是君子出名的自然而然之道。（刘文韬 王碧薇）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