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虽然生活越来越忙碌，他却并未改变学者本色。读史阅世六十载，八十高龄亦笔耕不辍，今年1月，精选了他29篇代表作的《阎崇年自选集》问世。
在采访中，阎崇年最希望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历史的人能慢下来、静下来，重学术、出精品”。
对于已经82岁的阎崇年，似乎不适合再用“成长”二字。
但在日前对他的专访中，记者才了解到他还没有退休，作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了学术研究。每天工作到深夜，清晨4点多起床，他还总说“时间不够”。很多人在猜测他什么时候出封笔之作，他却不谈封笔，那些或新或旧、如山如海的史料，已经被他视为精神食粮，不“吃”不行。采撷、咀嚼、反刍、回味，总会有新的感悟、新的发现，每到这时，他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对这样一位从茫茫书海中不断发现“新大陆”的人，“成长”二字怎能不适用？
历史观
从时代变迁和人生沉浮中获得一种眼光
对历史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阎崇年不记得了，只知道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就觉得有意思，还想读。
后来跟随父亲，从山东蓬莱的一个渔村到了北京，考入了北京六中读中学。那时候，《说文解字》《史记》都颇为流行，十几岁的阎崇年用积攒的零用钱买来这些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直到今天他还纳闷：小孩子读这样的书，居然不觉得沉闷。
上了大学后，一有空阎崇年就往图书馆、书店跑，琳琅满目的图书滋润着求知的心田。如果你今天问他：历史为什么吸引你？他会回答：学历史，可以看到古往今来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和最具智慧才干的历史人物，那有多大的吸引力！但小时候的他，没想过那么多，只是喜欢，不问究竟地喜欢。
那时，阎崇年攻读先秦史。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先秦史论文拿去请中国科学院的杨向奎教授指教，杨向奎看后连连叫好。但几天之后，杨向奎给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阎崇年写来一封信，希望阎崇年转攻清史。在信中，杨向奎提出先秦历史大多依靠关中的地下发掘，身在北京并没有很多资源。而在北京研究清史则有着别处无法相比的优势，紫禁城、清宫档案都集中在北京。
收到这封信后，阎崇年“闭关”思考了一个月，做出了研究清史的决定，也由此开始了他50年漫长的清史研究之路。
然而，这一路也充满坎坷。“文革”前，有人说阎崇年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阎崇年最放不下他的那些线装历史书，不管去哪都随身带着。一次他被领导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为什么看线装书？”他说：“我学清史啊。”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努尔哈赤传》就是在那段时间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酝酿出来的，不仅能从文本上寻找出阎崇年最早通读原始史料的影子，更能看出作者历史观的奠定始于那个特殊的年代。20岁，正是历史观培养的最佳年龄段。几年间的幸与不幸，并没有单纯地成为他心灵上的一道疤，而是从时代变迁和人生沉浮中获得了一种眼光：审视历史、挖掘历史、求真求理，不人云亦云、概念先行，更不遗忘、否定。
治学观
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大部头的着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档案、国外历史记录的整理……不就是一座座富矿吗？阎崇年一头扎了进去。海量阅读，只嫌知道得太少；惜时如命，只嫌日头太短。为了制作更便捷的图书资料检索系统，他50多岁又开始学计算机。别人说他自讨苦吃，他只觉得乐在其中。
寒来暑往。通过对正反材料的对比阅读和对历史细节问题的分析甄别，阎崇年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他把这些都归结于生性带来的那股子“较真”。
20多年前，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有一座清代建筑群遗址，那里古建遗存比较完整，现在还留有一段护城河，但一直无法判定属于什么朝代。阎崇年曾实地勘察，初步判断此地应属康熙行宫，可是，《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康熙起居注册》等文献，均不见记载。为此，阎崇年先后查阅了大量资料，可惜，一无所获。
正当这事悬而未决时，一次台湾讲学之行，峰回路转，打破了迷局。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廷满文秘档，明确记载：昌平郑各庄古建筑群，是康熙兴建的行宫和王府。阎崇年立刻眼前一亮，开心得像个孩子。“因为材料不足，很多历史谜团都无法破解，一旦有了史料，就可以石破天惊，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可以大胆假设，也可以长久存疑。”
1997年，阎崇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论文不算太长，却耗费了他整整20年的心血。20年，他揣着这桩心事，跑遍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乃至欧美、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只为求证一个问题：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顺天府志》属于“孤本”。当年，他和北图善本部工作人员提起这个猜想，也只是一种推论。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几年后，在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当所长时，阎崇年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那时，国内外有藏学、蒙古学等学科，但没有人把满学作为专门的学科，于是，1989年，阎崇年给有关部门写了书面报告，提出成立满学研究所的想法。接下来的两年，打了多少报告、开了多少座谈会，阎崇年无从计数。直到1991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满学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满族历史、语言、文化合成一个学科来研究的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两年后又成立满学会，满学研究在国内外渐成气候。
阎崇年总被问到这样的问题：“20年苦苦取证、为新学科孜孜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回答简单而真诚：“我对历史有感情。”其实很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刻意，一如最初喜爱历史那样单纯。
传播观
学术成果不是靠头衔和光环决定的
真正使阎崇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是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热播的《清十二帝疑案》。
这个节目在2004年创下了央视科教频道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这是事先包括阎崇年都不曾想到的。阎崇年和他的《清十二帝疑案》也被认为是《百家讲坛》的“第一坛好酒”。
回忆当时初登上《百家讲坛》的情景，阎崇年概括为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时我们这些历史学者都不爱抛头露面，编导也是看了我的《努尔哈赤传》，所以让我先开始讲。”
2004年5月13日，在人民大学的多功能厅，阎崇年走上《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的第一讲“努尔哈赤”。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编导们把录制的节目剪辑出来后告诉他：“台里开了个会，说您的这集可以成为范本。”后来在央视编导的一再要求下，阎崇年在这个小小的讲台、大大的舞台上把清朝十二帝全部讲完了。
在长达一年的《清十二帝疑案》节目制作过程中，阎崇年停掉了所有的会议和出差，为每次讲座准备2万字的讲稿，从周一到周四，每天写5000字的文稿，周五串稿子、做试讲，周六再进行一次修改和调整，晚上散步的时候他会一边遛弯儿一边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周日就正式到电视台开讲。下周一又开始做下一讲的准备，循环往复。
这一年里，很多人都成了他的忠实“粉丝”，上迄90岁的老翁下至8岁的小学生，遍及江南塞北、各行各业。
一次，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见到阎崇年说：“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和爱人都喜欢听你讲，每集都要看。”
一个孩子的家长给阎崇年来信说，他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平时特别闹，从来都坐不住，老师和家长一直拿他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天正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清十二帝疑案》，这孩子竟然坐在电视机前看进去了。此后，每周六，一到点孩子就安静地看电视，还拿个小本做笔记，包括清朝十二个皇帝的名字、年号、生卒年月、陵寝等都能够一一背下来。家长说孩子现在对学习感兴趣，上课也不再闹了，学习也用功了。
更有出租车司机给《百家讲坛》栏目组打电话说，他每天中午12点半赶回家边吃饭边听讲座，晚上下班回家8点要先睡觉，半夜起来后再看重播，从不耽误。
《百家讲坛》让阎崇年出了名，但他依然冷静。过去做学问，做好做坏对别人没什么大影响，现在做学问，做好做坏影响的是观众这一大批人，甚至影响学科建设，他对自己的要求便更严格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讲桌上放着一把戒尺。我也挨过戒尺的打，左手被打得红肿。后来我心中逐渐凝聚起一把无形的戒尺：自诫自勉，惟勤惟慎。我深知，学术成果要经过三道关的检验，即现时的、历史的、国际的，而不是靠什么头衔和光环决定的。”
人生观
从事实中形成观点，这样才能站得住脚
在阎崇年看来，研读历史需要反复考索的是哲学思辨，而当这些历史素材化为感悟之后，不如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说：“在艺术的领域，灵感最重要。”
所以，5年前，他又把目光投向东北，提出以森林文化作为东北的一个文化注脚。
中国古代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原的农耕文化，西北的游牧草原文化，那么，东北呢？好多专家都认为东北是游牧草原文化，后来阎崇年发现草原文化不能完全说明其特点，他脑子里闪过“森林文化”这个概念，于是就开始查阅资料、撰写详细的研究提纲，写完之后便进行论证。
一个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要经得起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方能站稳脚跟。
南起长城，北跨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一线，西到大兴安岭，东临大海，地域之大，加上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无数旅行家望而却步，但阎崇年却走了个遍。
当人们惊讶于他在这段考察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时，他却甚为遗憾：“很多地方因为艰险，我都是乘车穿越的，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徒步走走，更加仔细地考察。”
考察的结果让他坚信了东北森林文化的存在：在语言上，它是一个独立的语族，即阿尔泰语系满语族；在历史上，从商周时期的肃慎到明末的满洲一脉相承；在地理上，那是莽莽森林，而不是茫茫草原；在经济上，部民以渔猎为生；在宗教上，森林文化区的信仰一直都是萨满教。
带着研究提纲和论证结果，阎崇年到东北去做讲座，举办方请了一共包括12门学科的25名专家，从不同学科讨论，最后基本上都认同东北属于森林文化的观点。后来，阎崇年又把这个学说讲给中央党校的教授们听，他们也接受了。2013年年底，专题论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终于正式发表。
整个过程让《阎崇年自选集》一书的责编惊讶：“80多岁的年龄，在他身上根本不意味着即将终结，相反，这位老先生可以随时甩出惊叹号，让人震惊。”
在阎崇年看来，研究历史没有捷径，人生也是如此。有的人不愿意研究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却先提出一个看似标新立异的理论。“没有史料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这样的人也走不远。倒不如沉下心来，在对浩繁史料的研究中，努力弄清事实是怎么回事，从事实中形成观点，这样的观点才能站得住脚。”
对话
境界高了，就不会犯低级错误
解放周末：您曾说在50年历史研究中主要做了三件事，即研究清史、倡议创立满学、向公众讲历史，现在看来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给自己定下的任务？
阎崇年：这三件事情我都没有预想过，都是边走边看边选择。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都很正确，虽然那时是痛苦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勤奋、刻苦、执着、创新这些固然重要，但勇敢是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我能够在学术界做了一点事，或许就是因为还算勇敢。一个学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是不行的。
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有两点最难：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
解放周末：您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也曾引发过一些学术争议，甚至受到个别观众的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些经历？
阎崇年：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受到了学术界和公众太多的支持和鼓励。学术研究是允许讨论的、可以切磋的，但偏见和人身攻击跟学术无关。
解放周末：探知历史往往是系统的工程，也需要静下心精心钻研。
阎崇年：胡适先生曾说，“考据一个字等于发现一颗星星”。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分得很细，既有考据的微观研究，又有宏观的研究。你看黄河上游那么清澈，到了下游就变黄了，还有淤塞现象，此所谓融贯之中有微观差异。历史研究是一个宏观、微观不断切换、相互交融的过程。
研究者自己对一个史实要先搞清楚，然后理清楚，最后讲清楚。一个战士应该做到守土有责，当代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守学术使命。
解放周末：很多人一直都有这样的误解，学历史没什么用，历史也很好学。在您看来，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阎崇年：一个人的人生不过百年，活动范围很小，接触人也很少，一辈子认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了不起了。历史是五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任何个人的智慧都不会超过历史。所以，增长知识、激发智慧、以古鉴今、修身治国，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学习历史。
我的一个朋友是位干部，工作上出现了问题，但不是他的责任，他感到非常委屈。我说，你多看看历史，不要那么想不开。学习历史令人心大、心善、心强。熟知历史的人遇到风吹浪打的事会想得开一点，不会为小事纠缠。
我觉得我们很多官员缺乏历史知识，不知道为官应具备的修养。看看历史上那些清官、好官是怎么做的，可以给自己树立榜样，有所追求，境界就高了，就不会犯低级错误。
解放周末：大半辈子和历史打交道，您对今后的历史研究有什么期待？
阎崇年：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研究历史的人能慢下来、静下来，这样才会推出更多有灵魂的精品，研究更多可以传世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在历史学的领域，各行各业都应该这样。(王一)
人物小传
阎崇年，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着有论文集《燕史集》《满学论集》共五部，专着《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等十六部。
虽然生活越来越忙碌，他却并未改变学者本色。读史阅世六十载，八十高龄亦笔耕不辍，今年1月，精选了他29篇代表作的《阎崇年自选集》问世。
在采访中，阎崇年最希望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历史的人能慢下来、静下来，重学术、出精品”。
对于已经82岁的阎崇年，似乎不适合再用“成长”二字。
但在日前对他的专访中，记者才了解到他还没有退休，作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了学术研究。每天工作到深夜，清晨4点多起床，他还总说“时间不够”。很多人在猜测他什么时候出封笔之作，他却不谈封笔，那些或新或旧、如山如海的史料，已经被他视为精神食粮，不“吃”不行。采撷、咀嚼、反刍、回味，总会有新的感悟、新的发现，每到这时，他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对这样一位从茫茫书海中不断发现“新大陆”的人，“成长”二字怎能不适用？
历史观
从时代变迁和人生沉浮中获得一种眼光
对历史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阎崇年不记得了，只知道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就觉得有意思，还想读。
后来跟随父亲，从山东蓬莱的一个渔村到了北京，考入了北京六中读中学。那时候，《说文解字》《史记》都颇为流行，十几岁的阎崇年用积攒的零用钱买来这些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直到今天他还纳闷：小孩子读这样的书，居然不觉得沉闷。
上了大学后，一有空阎崇年就往图书馆、书店跑，琳琅满目的图书滋润着求知的心田。如果你今天问他：历史为什么吸引你？他会回答：学历史，可以看到古往今来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和最具智慧才干的历史人物，那有多大的吸引力！但小时候的他，没想过那么多，只是喜欢，不问究竟地喜欢。
那时，阎崇年攻读先秦史。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先秦史论文拿去请中国科学院的杨向奎教授指教，杨向奎看后连连叫好。但几天之后，杨向奎给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阎崇年写来一封信，希望阎崇年转攻清史。在信中，杨向奎提出先秦历史大多依靠关中的地下发掘，身在北京并没有很多资源。而在北京研究清史则有着别处无法相比的优势，紫禁城、清宫档案都集中在北京。
收到这封信后，阎崇年“闭关”思考了一个月，做出了研究清史的决定，也由此开始了他50年漫长的清史研究之路。
然而，这一路也充满坎坷。“文革”前，有人说阎崇年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阎崇年最放不下他的那些线装历史书，不管去哪都随身带着。一次他被领导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为什么看线装书？”他说：“我学清史啊。”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努尔哈赤传》就是在那段时间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酝酿出来的，不仅能从文本上寻找出阎崇年最早通读原始史料的影子，更能看出作者历史观的奠定始于那个特殊的年代。20岁，正是历史观培养的最佳年龄段。几年间的幸与不幸，并没有单纯地成为他心灵上的一道疤，而是从时代变迁和人生沉浮中获得了一种眼光：审视历史、挖掘历史、求真求理，不人云亦云、概念先行，更不遗忘、否定。
治学观
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大部头的着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档案、国外历史记录的整理……不就是一座座富矿吗？阎崇年一头扎了进去。海量阅读，只嫌知道得太少；惜时如命，只嫌日头太短。为了制作更便捷的图书资料检索系统，他50多岁又开始学计算机。别人说他自讨苦吃，他只觉得乐在其中。
寒来暑往。通过对正反材料的对比阅读和对历史细节问题的分析甄别，阎崇年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他把这些都归结于生性带来的那股子“较真”。
20多年前，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有一座清代建筑群遗址，那里古建遗存比较完整，现在还留有一段护城河，但一直无法判定属于什么朝代。阎崇年曾实地勘察，初步判断此地应属康熙行宫，可是，《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康熙起居注册》等文献，均不见记载。为此，阎崇年先后查阅了大量资料，可惜，一无所获。
正当这事悬而未决时，一次台湾讲学之行，峰回路转，打破了迷局。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廷满文秘档，明确记载：昌平郑各庄古建筑群，是康熙兴建的行宫和王府。阎崇年立刻眼前一亮，开心得像个孩子。“因为材料不足，很多历史谜团都无法破解，一旦有了史料，就可以石破天惊，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可以大胆假设，也可以长久存疑。”
1997年，阎崇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论文不算太长，却耗费了他整整20年的心血。20年，他揣着这桩心事，跑遍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乃至欧美、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只为求证一个问题：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顺天府志》属于“孤本”。当年，他和北图善本部工作人员提起这个猜想，也只是一种推论。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几年后，在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当所长时，阎崇年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那时，国内外有藏学、蒙古学等学科，但没有人把满学作为专门的学科，于是，1989年，阎崇年给有关部门写了书面报告，提出成立满学研究所的想法。接下来的两年，打了多少报告、开了多少座谈会，阎崇年无从计数。直到1991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满学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满族历史、语言、文化合成一个学科来研究的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两年后又成立满学会，满学研究在国内外渐成气候。
阎崇年总被问到这样的问题：“20年苦苦取证、为新学科孜孜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回答简单而真诚：“我对历史有感情。”其实很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刻意，一如最初喜爱历史那样单纯。
传播观
学术成果不是靠头衔和光环决定的
真正使阎崇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是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热播的《清十二帝疑案》。
这个节目在2004年创下了央视科教频道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这是事先包括阎崇年都不曾想到的。阎崇年和他的《清十二帝疑案》也被认为是《百家讲坛》的“第一坛好酒”。
回忆当时初登上《百家讲坛》的情景，阎崇年概括为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时我们这些历史学者都不爱抛头露面，编导也是看了我的《努尔哈赤传》，所以让我先开始讲。”
2004年5月13日，在人民大学的多功能厅，阎崇年走上《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的第一讲“努尔哈赤”。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编导们把录制的节目剪辑出来后告诉他：“台里开了个会，说您的这集可以成为范本。”后来在央视编导的一再要求下，阎崇年在这个小小的讲台、大大的舞台上把清朝十二帝全部讲完了。
在长达一年的《清十二帝疑案》节目制作过程中，阎崇年停掉了所有的会议和出差，为每次讲座准备2万字的讲稿，从周一到周四，每天写5000字的文稿，周五串稿子、做试讲，周六再进行一次修改和调整，晚上散步的时候他会一边遛弯儿一边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周日就正式到电视台开讲。下周一又开始做下一讲的准备，循环往复。
这一年里，很多人都成了他的忠实“粉丝”，上迄90岁的老翁下至8岁的小学生，遍及江南塞北、各行各业。
一次，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见到阎崇年说：“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和爱人都喜欢听你讲，每集都要看。”
一个孩子的家长给阎崇年来信说，他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平时特别闹，从来都坐不住，老师和家长一直拿他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天正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清十二帝疑案》，这孩子竟然坐在电视机前看进去了。此后，每周六，一到点孩子就安静地看电视，还拿个小本做笔记，包括清朝十二个皇帝的名字、年号、生卒年月、陵寝等都能够一一背下来。家长说孩子现在对学习感兴趣，上课也不再闹了，学习也用功了。
更有出租车司机给《百家讲坛》栏目组打电话说，他每天中午12点半赶回家边吃饭边听讲座，晚上下班回家8点要先睡觉，半夜起来后再看重播，从不耽误。
《百家讲坛》让阎崇年出了名，但他依然冷静。过去做学问，做好做坏对别人没什么大影响，现在做学问，做好做坏影响的是观众这一大批人，甚至影响学科建设，他对自己的要求便更严格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讲桌上放着一把戒尺。我也挨过戒尺的打，左手被打得红肿。后来我心中逐渐凝聚起一把无形的戒尺：自诫自勉，惟勤惟慎。我深知，学术成果要经过三道关的检验，即现时的、历史的、国际的，而不是靠什么头衔和光环决定的。”
人生观
从事实中形成观点，这样才能站得住脚
在阎崇年看来，研读历史需要反复考索的是哲学思辨，而当这些历史素材化为感悟之后，不如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说：“在艺术的领域，灵感最重要。”
所以，5年前，他又把目光投向东北，提出以森林文化作为东北的一个文化注脚。
中国古代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原的农耕文化，西北的游牧草原文化，那么，东北呢？好多专家都认为东北是游牧草原文化，后来阎崇年发现草原文化不能完全说明其特点，他脑子里闪过“森林文化”这个概念，于是就开始查阅资料、撰写详细的研究提纲，写完之后便进行论证。
一个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要经得起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方能站稳脚跟。
南起长城，北跨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一线，西到大兴安岭，东临大海，地域之大，加上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无数旅行家望而却步，但阎崇年却走了个遍。
当人们惊讶于他在这段考察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时，他却甚为遗憾：“很多地方因为艰险，我都是乘车穿越的，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徒步走走，更加仔细地考察。”
考察的结果让他坚信了东北森林文化的存在：在语言上，它是一个独立的语族，即阿尔泰语系满语族；在历史上，从商周时期的肃慎到明末的满洲一脉相承；在地理上，那是莽莽森林，而不是茫茫草原；在经济上，部民以渔猎为生；在宗教上，森林文化区的信仰一直都是萨满教。
带着研究提纲和论证结果，阎崇年到东北去做讲座，举办方请了一共包括12门学科的25名专家，从不同学科讨论，最后基本上都认同东北属于森林文化的观点。后来，阎崇年又把这个学说讲给中央党校的教授们听，他们也接受了。2013年年底，专题论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终于正式发表。
整个过程让《阎崇年自选集》一书的责编惊讶：“80多岁的年龄，在他身上根本不意味着即将终结，相反，这位老先生可以随时甩出惊叹号，让人震惊。”
在阎崇年看来，研究历史没有捷径，人生也是如此。有的人不愿意研究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却先提出一个看似标新立异的理论。“没有史料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这样的人也走不远。倒不如沉下心来，在对浩繁史料的研究中，努力弄清事实是怎么回事，从事实中形成观点，这样的观点才能站得住脚。”
对话
境界高了，就不会犯低级错误
解放周末：您曾说在50年历史研究中主要做了三件事，即研究清史、倡议创立满学、向公众讲历史，现在看来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给自己定下的任务？
阎崇年：这三件事情我都没有预想过，都是边走边看边选择。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都很正确，虽然那时是痛苦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勤奋、刻苦、执着、创新这些固然重要，但勇敢是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我能够在学术界做了一点事，或许就是因为还算勇敢。一个学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是不行的。
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有两点最难：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
解放周末：您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也曾引发过一些学术争议，甚至受到个别观众的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些经历？
阎崇年：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受到了学术界和公众太多的支持和鼓励。学术研究是允许讨论的、可以切磋的，但偏见和人身攻击跟学术无关。
解放周末：探知历史往往是系统的工程，也需要静下心精心钻研。
阎崇年：胡适先生曾说，“考据一个字等于发现一颗星星”。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分得很细，既有考据的微观研究，又有宏观的研究。你看黄河上游那么清澈，到了下游就变黄了，还有淤塞现象，此所谓融贯之中有微观差异。历史研究是一个宏观、微观不断切换、相互交融的过程。
研究者自己对一个史实要先搞清楚，然后理清楚，最后讲清楚。一个战士应该做到守土有责，当代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守学术使命。
解放周末：很多人一直都有这样的误解，学历史没什么用，历史也很好学。在您看来，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阎崇年：一个人的人生不过百年，活动范围很小，接触人也很少，一辈子认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了不起了。历史是五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任何个人的智慧都不会超过历史。所以，增长知识、激发智慧、以古鉴今、修身治国，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学习历史。
我的一个朋友是位干部，工作上出现了问题，但不是他的责任，他感到非常委屈。我说，你多看看历史，不要那么想不开。学习历史令人心大、心善、心强。熟知历史的人遇到风吹浪打的事会想得开一点，不会为小事纠缠。
我觉得我们很多官员缺乏历史知识，不知道为官应具备的修养。看看历史上那些清官、好官是怎么做的，可以给自己树立榜样，有所追求，境界就高了，就不会犯低级错误。
解放周末：大半辈子和历史打交道，您对今后的历史研究有什么期待？
阎崇年：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研究历史的人能慢下来、静下来，这样才会推出更多有灵魂的精品，研究更多可以传世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在历史学的领域，各行各业都应该这样。(王一)
人物小传
阎崇年，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着有论文集《燕史集》《满学论集》共五部，专着《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等十六部。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