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是由巴金和靳以创办于1957年的一份大型文学双月刊，以刊登中、长、短篇小说为主，同时选登部分话剧、电影文学剧本、报告文学、笔记等。《收获》的风格质朴清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杂志，以坚持纯文学立场、摒弃广告手段为世人尊重与瞩目。当代文学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他们在《收获》上发表了成名作或者代表作，影响了几代读者。有评论家说：“《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近日，本报记者就《收获》的传统与创新采访了《收获》现任主编程永新。
问：你是怎么与《收获》结缘的？
答：第一次看到《收获》这本杂志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海边农场劳动。那期《收获》因为刊有冯骥才的《啊》和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而被传阅得破烂不堪。1982年我到《收获》实习，当时主持工作的是老主编萧岱。那时他已年近70，一头白发，精神矍铄。多少年过去了，我的眼前常常还会浮现老萧岱挺着肚子、提着热水瓶去打水的画面。实习期结束面临分配，萧岱向复旦大学要我，当时学校方面还试探是否可以换人，萧岱态度很坚决：其他人就不考虑了。这样我就到了《收获》，一干就是30多年。
在业务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老师，她是新时期优秀的文学编辑之一，极其敬业，对小说人物、逻辑的分析，给很多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能从几十万字的清样中逐一找出错别字，像有特异功能似的。她是我事实上的导师。我非常庆幸能够在上海巨鹿路675号工作，非常庆幸能够在承载前辈知识分子情怀的参天大树下生活与成长。
问：说到《收获》，人们自然想到巴金先生，他是《收获》的灵魂人物。在你看来，巴金带给《收获》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答：我到《收获》时，巴金先生还是主编。每年金秋时节，我们都会提着蛋糕捧着鲜花去给老人过生日。巴金一般不过问杂志社的具体工作，但一些大事情，我们都会征求他的意见。比如他始终不愿意《收获》做广告，他说“你们又没到活不下去的境地”。90年代后期，巴金辞掉了很多虚职，却始终挂着《收获》的主编。“把心交给读者”“出作品出人”“讲真话”，这些是巴金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遗产，也是留给《收获》的精神遗产。在我看来，巴金就是《收获》的灵魂，谁当《收获》的主编都无法改变。
问：作为《收获》的主编，你如何概括《收获》的精神气质？
答：《收获》是1957年创刊的，明年整整60年了。《收获》的精神气质，我以为是在巴金和几代知识分子共同努力下形成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收获》愿意是大海”，大海自然、恢弘，集天地之精华，滋养人类，造福世界。大海还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包容。你看新时期巴金与冰心、曹禺等老作家情同手足，与年轻作家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杂志就像舞台，就是要包容各种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这些年我们连载老艺术家黄永玉的自传体文字，有人不大理解。而我们认为，一个90岁的老人，用文字记载自己一生的见闻，这本身已是行为艺术了，有连载的价值。
问：《收获》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名家名作，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文学的蓬勃发展，因此有人说“《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收获》是如何保持与当代文学的这种共生关系的？《收获》对当下文学发展是否还能发挥这种作用？
答：诚如你所说，如果我们把近60年的《收获》看作是一座长长的艺术长廊，这里面呈现的是尤为丰富、显赫的当代文学精品，50年代有耳熟能详的《茶馆》《不夜城》《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新时期有轰动一时的《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美食家》《烟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收获》始终秉承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始终乐于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另外，《收获》的传统就是和作家交朋友，是那种可以交心切磋的朋友。今天，我们仍在努力继承这个传统，努力维护《收获》的文学地位。
问：巴金说，一个优秀的编辑不在于发表名家的作品，而在于是否善于发现新的作家。《收获》曾大力推出先锋派作家群，如今在发现文学新人、推动新的文学思潮出现等方面，《收获》有些什么举措？
答：培养新人是《收获》一贯的办刊方针，八九十年代是这样，进入新世纪仍是这样。随着文学生态的变化，我们的视野更涉及网络上出现的新人。像安妮宝贝、七堇年、张悦然等青年作家，都把她们的力作给我们发表。10多年里，我们常常在每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青年作家专号，2014年我们用两期的篇幅推新人新作，阵容不仅以80后为主，还包括90后的作者。2014年金秋时节，我们把这些青年作家请到上海，召开首届“收获论坛”，请年轻批评家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帮助这些写作者把握文学大势，提高写作技艺。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文学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问：也有论者认为，如今的《收获》缺少了曾经的锐利、现代和先锋，已然不是以前的《收获》了。对此你怎么看？
答：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发生了变革，一批年轻作家借鉴世界现代文学的共有财富，大胆实验和探索文学的各种手法，《收获》因为巴金先生任主编的特殊地位，在实际掌门人李小林的主持下，以敏锐的嗅觉，在1986、1987、1988连续三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专号。当时我是责任编辑，在全国范围内组稿，作家马原也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当时的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格非和苏童就是那三期专号中的主将。除了这两位，还有王朔、余华、马原、北村、孙甘露等一批优秀作家。那几期专号日后被理论界命名为“先锋文学”，而对《收获》来说，就是推新人，我们没有打任何旗号。所以，作家李锐说“《收获》是一座沉默的大山”。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年轻一拨的李洱、韩东、东西等也是从《收获》走出去的。我个人以为，《收获》没有变，可以说是不改初心，我们的理想就是把当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提供给读者。
问：新世纪以来，文学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大势，你有怎样的观察？
答：如你所说，进入新世纪，文学遭遇了一些困难，文学的困境，大概表现在文学边缘化的速度加剧；文化断层悄然出现，年轻人缺乏历史记忆；作家的写作，经营的成分多了，对思想疆域的拓展与对文本探索的冒险精神少了。
但另一方面，放在更宽广的视野里看，新世纪的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蓬勃发展。网络IP产业化，类型文学中以科幻小说为代表，取得很高的成就。所以我以为，中国文学要走向未来，要有所作为，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整合，都不可避免地要酝酿一种变化。未来的文学将是开放、多元的。一种更丰富、更多元、信息量更大的文学形态，将替代过去意义上的纯文学概念。这种文学形态具有包容性、多元性、开放性、后现代性、幻想性的特点，而幻想元素是其中最重要的，因为它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生命。幻想写作的丢失和缺乏是文学陷入庸俗困境的主要原因。
问：其实办刊物，归根结底是要推出好作品。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编辑，你觉得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才能留下真正的传世之作？
答：作为几十年当代文学现场的见证者，从情感上说，我当然希望这个时代能够留下传世之作，而在这个急剧变化、思想纷杂的大时代里，也理应诞生伟大的文学。但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发生的，传世的作品需要时间的孕育，也只有时间说了才算。（张健 宋静思）
问：你是怎么与《收获》结缘的？
答：第一次看到《收获》这本杂志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海边农场劳动。那期《收获》因为刊有冯骥才的《啊》和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而被传阅得破烂不堪。1982年我到《收获》实习，当时主持工作的是老主编萧岱。那时他已年近70，一头白发，精神矍铄。多少年过去了，我的眼前常常还会浮现老萧岱挺着肚子、提着热水瓶去打水的画面。实习期结束面临分配，萧岱向复旦大学要我，当时学校方面还试探是否可以换人，萧岱态度很坚决：其他人就不考虑了。这样我就到了《收获》，一干就是30多年。
在业务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老师，她是新时期优秀的文学编辑之一，极其敬业，对小说人物、逻辑的分析，给很多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能从几十万字的清样中逐一找出错别字，像有特异功能似的。她是我事实上的导师。我非常庆幸能够在上海巨鹿路675号工作，非常庆幸能够在承载前辈知识分子情怀的参天大树下生活与成长。
问：说到《收获》，人们自然想到巴金先生，他是《收获》的灵魂人物。在你看来，巴金带给《收获》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答：我到《收获》时，巴金先生还是主编。每年金秋时节，我们都会提着蛋糕捧着鲜花去给老人过生日。巴金一般不过问杂志社的具体工作，但一些大事情，我们都会征求他的意见。比如他始终不愿意《收获》做广告，他说“你们又没到活不下去的境地”。90年代后期，巴金辞掉了很多虚职，却始终挂着《收获》的主编。“把心交给读者”“出作品出人”“讲真话”，这些是巴金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遗产，也是留给《收获》的精神遗产。在我看来，巴金就是《收获》的灵魂，谁当《收获》的主编都无法改变。
问：作为《收获》的主编，你如何概括《收获》的精神气质？
答：《收获》是1957年创刊的，明年整整60年了。《收获》的精神气质，我以为是在巴金和几代知识分子共同努力下形成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收获》愿意是大海”，大海自然、恢弘，集天地之精华，滋养人类，造福世界。大海还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包容。你看新时期巴金与冰心、曹禺等老作家情同手足，与年轻作家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杂志就像舞台，就是要包容各种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这些年我们连载老艺术家黄永玉的自传体文字，有人不大理解。而我们认为，一个90岁的老人，用文字记载自己一生的见闻，这本身已是行为艺术了，有连载的价值。
问：《收获》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名家名作，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文学的蓬勃发展，因此有人说“《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收获》是如何保持与当代文学的这种共生关系的？《收获》对当下文学发展是否还能发挥这种作用？
答：诚如你所说，如果我们把近60年的《收获》看作是一座长长的艺术长廊，这里面呈现的是尤为丰富、显赫的当代文学精品，50年代有耳熟能详的《茶馆》《不夜城》《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新时期有轰动一时的《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美食家》《烟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收获》始终秉承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始终乐于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另外，《收获》的传统就是和作家交朋友，是那种可以交心切磋的朋友。今天，我们仍在努力继承这个传统，努力维护《收获》的文学地位。
问：巴金说，一个优秀的编辑不在于发表名家的作品，而在于是否善于发现新的作家。《收获》曾大力推出先锋派作家群，如今在发现文学新人、推动新的文学思潮出现等方面，《收获》有些什么举措？
答：培养新人是《收获》一贯的办刊方针，八九十年代是这样，进入新世纪仍是这样。随着文学生态的变化，我们的视野更涉及网络上出现的新人。像安妮宝贝、七堇年、张悦然等青年作家，都把她们的力作给我们发表。10多年里，我们常常在每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青年作家专号，2014年我们用两期的篇幅推新人新作，阵容不仅以80后为主，还包括90后的作者。2014年金秋时节，我们把这些青年作家请到上海，召开首届“收获论坛”，请年轻批评家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帮助这些写作者把握文学大势，提高写作技艺。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文学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问：也有论者认为，如今的《收获》缺少了曾经的锐利、现代和先锋，已然不是以前的《收获》了。对此你怎么看？
答：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发生了变革，一批年轻作家借鉴世界现代文学的共有财富，大胆实验和探索文学的各种手法，《收获》因为巴金先生任主编的特殊地位，在实际掌门人李小林的主持下，以敏锐的嗅觉，在1986、1987、1988连续三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专号。当时我是责任编辑，在全国范围内组稿，作家马原也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当时的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格非和苏童就是那三期专号中的主将。除了这两位，还有王朔、余华、马原、北村、孙甘露等一批优秀作家。那几期专号日后被理论界命名为“先锋文学”，而对《收获》来说，就是推新人，我们没有打任何旗号。所以，作家李锐说“《收获》是一座沉默的大山”。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年轻一拨的李洱、韩东、东西等也是从《收获》走出去的。我个人以为，《收获》没有变，可以说是不改初心，我们的理想就是把当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提供给读者。
问：新世纪以来，文学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大势，你有怎样的观察？
答：如你所说，进入新世纪，文学遭遇了一些困难，文学的困境，大概表现在文学边缘化的速度加剧；文化断层悄然出现，年轻人缺乏历史记忆；作家的写作，经营的成分多了，对思想疆域的拓展与对文本探索的冒险精神少了。
但另一方面，放在更宽广的视野里看，新世纪的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蓬勃发展。网络IP产业化，类型文学中以科幻小说为代表，取得很高的成就。所以我以为，中国文学要走向未来，要有所作为，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整合，都不可避免地要酝酿一种变化。未来的文学将是开放、多元的。一种更丰富、更多元、信息量更大的文学形态，将替代过去意义上的纯文学概念。这种文学形态具有包容性、多元性、开放性、后现代性、幻想性的特点，而幻想元素是其中最重要的，因为它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生命。幻想写作的丢失和缺乏是文学陷入庸俗困境的主要原因。
问：其实办刊物，归根结底是要推出好作品。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编辑，你觉得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才能留下真正的传世之作？
答：作为几十年当代文学现场的见证者，从情感上说，我当然希望这个时代能够留下传世之作，而在这个急剧变化、思想纷杂的大时代里，也理应诞生伟大的文学。但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发生的，传世的作品需要时间的孕育，也只有时间说了才算。（张健 宋静思）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