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3岁的金宇澄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1985年和1986年凭借处女作《失去的河流》及第二部作品《方岛》连获两届《萌芽》小说奖并加入上海作家协会首届“青创班”后，他就专心于《上海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其间虽偶有作品集问世，但小说写作几乎完全中止。
沉寂了20余年后，2011年的5月，金宇澄开始在一个怀念老上海生活的网站——上海弄堂网上发帖，用上海话写些曾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引起网友们的热烈反响，叫他爷叔、老克腊，催他接着讲古。一开始只是随意地写一段发一段，但是在发表了总计超过1万字之后，金宇澄突然意识到这已经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框架。于是，他一发不可收拾，仅仅5个月就写出了33万字——这就是《繁花》的雏形。
这部以沪语写就的生动市井小说在2012年正式发表后便广受好评，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2013年，金宇澄和他的《繁花》又接连获得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和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
去年摘取的茅盾文学奖更把这位默默无闻多年的老编辑推向了声望的顶端，金宇澄成了全国知名的大作家，平静的生活也一去不返。已经进入耳顺之年却突然要面对这样巨大的改变，他对此又是怎样一番感悟和心境？
改变
安静地生活了那么多年
一下子变成这样感觉有点难受
北青报：就您个人感觉，得茅盾文学奖后生活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金宇澄：事情比过去多了嘛！类似于这样的采访、讲座、开会都比较多一点。我过去也没有体会，没想到茅奖的力量这样强大，尤其是(得奖后)最开始的那一个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也深深感觉到媒体对于文学的关注，因为有很多媒体来采访我。作为一个文学杂志的老编辑，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文学已经很边缘化了，但是通过这次的经历，我觉得文学还是挺受重视的，至少我们每家媒体都有对于文学的这么一个关注度。这是我很深的体会。
北青报：《繁花》最早是发表在上海弄堂网上，很多读者对此都十分喜爱，还尊称您“爷叔”。那么在您得到茅奖后，这些网上的读者朋友有些什么样的反应？
金宇澄：当然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是最早关注这部小说的人。还没等到得奖，在小说单行本出版的时候，他们就举办过几次活动，都邀请我去参加。得了茅奖后，弄堂网上也有个与此相关的专栏。不过因为最近服务器出问题，这个网站暂时关闭了。而且我现在也忙起来，和网上读者朋友们的交流不多了。其实除了《繁花》，我在弄堂网上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写到一半，但后来因为太忙就凉下来了，也没有上去再写。我是挺愿意回到原来安静的状态，可现在有点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感觉。
北青报：看起来您目前的心态似乎是困扰比兴奋更多一点？
金宇澄：兴奋、高兴肯定有的，但这些东西都是没一会儿就过去了，而困扰还在。对我来说就是参加那些应酬或者讲座什么的。这些邀请特别多，我一直在推，包括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有个读书节目来请我，我也拒绝了。因为我已经很安静地生活了那么多年，从30岁到60岁一直是这样，养成了习惯，就是过这样平静的生活。所以我的情况和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一下子变成这样感觉有点难受，如果再年轻一点的话可能还更容易接受一些吧。不过现在我也是尽量地在接受和适应，因为大家毕竟是出于对这部小说的喜爱，所以我也需要表示一下感谢。总之是很矛盾的一种心情。
艺术
写作最好的状态就是无意中的触发
春节后尽快给王家卫写好电影梗概
北青报：您觉得大概还要多久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
金宇澄：我也不知道啊，目前看来近期是没有可能。因为《繁花》发表之后，就在前年，我就已经和王家卫导演签了合同，要合作一个电影梗概。到现在这个梗概已经做了整整一年，还一直没有结束，王导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非常有可能的是，今年过了春节以后就要加快速度先写这个梗概了。
北青报：那像您刚才说的，在弄堂网上已经写了一半的小说呢？还会继续创作下去吗？
金宇澄：那个小说已经没法继续了，本来我还想再编一下我过去的小说集，但是因为电影的事情，都搁下来了。一方面是能力有限，一方面我现在还没有退休，还在做《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作，所以现在真的觉得有点疲惫了。
北青报：现在这种忙碌的状态对您的本职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金宇澄：我现在算是杂志的执行主编，稿子什么的都要自己看，不过这已经都是我所习惯的工作节奏，都做了那么多年了。目前多出来的，主要是接受采访之类各方面的活动，再加上还有这个电影，所以总体上来讲比过去忙很多。
北青报：既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您也感觉到疲惫，为什么还不退呢？是因为依然很热爱文学编辑这个工作吗？
金宇澄：这是个蛮尴尬的情况。《上海文学》已经基本没有50后的人了，大部分都是80、90后，领导就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老人最好是再多干一会儿，或者说是给年轻人把把关。所以每年上海作协都给上面主管单位打报告，让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延迟退休。但不管怎么延迟，最后总归还是要退休的，所以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尽力做着嘛。
当然我自己最理想的状态是想再写点东西，比如去年在《收获》上就发表过一个非虚构类的作品。不过也不强求，就像作家东西曾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作家可不能成天写，不能自己覆盖自己”，我很同意他这句话。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希望一个作者能够一年一年不断地写，像一只母鸡一样每天生蛋。但作为作者个人来讲，每个人条件都不一样，像我写《繁花》就是无意中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无意中的触发，我并没有习惯要不停地写，也没有那么迫切。
人生
《繁花》里面也写过“人生那么尴尬”
人就永远在这种尴尬当中
北青报：关于春节，您有什么期待或打算吗？
金宇澄：春节现在对于我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我们的传统已经没有了。我少年时代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处洋房，一楼有一个过去中国式的灶台。这个灶平时是不用的，只是过年时祭灶，要有这么一个仪式；还有就是大年三十要祭祖。过去大大小小的家庭都有这两项活动，因为那时中国文化的脉还没有断。还有的家庭里会在吃年夜饭时摆好碗筷、蜡烛，让孩子去外面叫已经过世的爷爷奶奶回来吃饭。中国的节日文化一般都是和这样一些仪式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些仪式感在新的时代移风易俗之后，就完全被剪除掉了，再也回不来了。当我们和祖先的联系被截断，这个节日在精神层面上就已经失去了意义。
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回忆，觉得在过去艰苦的年代，过节的感觉反而比现在美好。因为那时我们要提前很早就开始收集食物等等各种过年的物资。那时候什么都是定量供应，把花生啊、黄豆啊、木耳啊这些平常买不到的东西都收集起来，这个过程就会给人以很大的满足感。家里也会很紧张、很忙碌，就为了这一顿年夜饭。像我年轻时在东北农场，如果过年时不回家，就可以在食堂领点面粉、馅儿，自己包饺子吃，这都是平时享受不到的，所以记忆特别深刻。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这个乐趣、这个紧张度以及收集的欲望就没有了，到了节日大家就会觉得有点失落——因为没的可忙，在情感上会有一种寂寞和贫乏。
北青报：确实这是社会整体的一个大趋势，那么具体到您个人呢？现在是以什么方式来过年？
金宇澄：我和大伙儿一样，就是一家一起吃个饭，要么去饭店，要么去我大哥家里，把我妈妈接过来，大家一起吃团圆饭。还有就是今年上海开始禁放烟花爆竹，所以应该会比以往安静一点。(禁放)这个做法呢，确实和现代化生活又近了一步，你说这么大个城市，大家都放起鞭炮来，空气污染实在太厉害。但是从过年的味道上来说就更淡了一点，离传统又更远了一步。所以说永远都是处于一种尴尬当中，我在《繁花》里面也写过，“人生那么尴尬”，人就永远在这种尴尬当中，你说能怎么样呢？（记者 崔巍）
沉寂了20余年后，2011年的5月，金宇澄开始在一个怀念老上海生活的网站——上海弄堂网上发帖，用上海话写些曾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引起网友们的热烈反响，叫他爷叔、老克腊，催他接着讲古。一开始只是随意地写一段发一段，但是在发表了总计超过1万字之后，金宇澄突然意识到这已经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框架。于是，他一发不可收拾，仅仅5个月就写出了33万字——这就是《繁花》的雏形。
这部以沪语写就的生动市井小说在2012年正式发表后便广受好评，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2013年，金宇澄和他的《繁花》又接连获得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和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
去年摘取的茅盾文学奖更把这位默默无闻多年的老编辑推向了声望的顶端，金宇澄成了全国知名的大作家，平静的生活也一去不返。已经进入耳顺之年却突然要面对这样巨大的改变，他对此又是怎样一番感悟和心境？
改变
安静地生活了那么多年
一下子变成这样感觉有点难受
北青报：就您个人感觉，得茅盾文学奖后生活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金宇澄：事情比过去多了嘛！类似于这样的采访、讲座、开会都比较多一点。我过去也没有体会，没想到茅奖的力量这样强大，尤其是(得奖后)最开始的那一个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也深深感觉到媒体对于文学的关注，因为有很多媒体来采访我。作为一个文学杂志的老编辑，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文学已经很边缘化了，但是通过这次的经历，我觉得文学还是挺受重视的，至少我们每家媒体都有对于文学的这么一个关注度。这是我很深的体会。
北青报：《繁花》最早是发表在上海弄堂网上，很多读者对此都十分喜爱，还尊称您“爷叔”。那么在您得到茅奖后，这些网上的读者朋友有些什么样的反应？
金宇澄：当然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是最早关注这部小说的人。还没等到得奖，在小说单行本出版的时候，他们就举办过几次活动，都邀请我去参加。得了茅奖后，弄堂网上也有个与此相关的专栏。不过因为最近服务器出问题，这个网站暂时关闭了。而且我现在也忙起来，和网上读者朋友们的交流不多了。其实除了《繁花》，我在弄堂网上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写到一半，但后来因为太忙就凉下来了，也没有上去再写。我是挺愿意回到原来安静的状态，可现在有点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感觉。
北青报：看起来您目前的心态似乎是困扰比兴奋更多一点？
金宇澄：兴奋、高兴肯定有的，但这些东西都是没一会儿就过去了，而困扰还在。对我来说就是参加那些应酬或者讲座什么的。这些邀请特别多，我一直在推，包括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有个读书节目来请我，我也拒绝了。因为我已经很安静地生活了那么多年，从30岁到60岁一直是这样，养成了习惯，就是过这样平静的生活。所以我的情况和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一下子变成这样感觉有点难受，如果再年轻一点的话可能还更容易接受一些吧。不过现在我也是尽量地在接受和适应，因为大家毕竟是出于对这部小说的喜爱，所以我也需要表示一下感谢。总之是很矛盾的一种心情。
艺术
写作最好的状态就是无意中的触发
春节后尽快给王家卫写好电影梗概
北青报：您觉得大概还要多久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
金宇澄：我也不知道啊，目前看来近期是没有可能。因为《繁花》发表之后，就在前年，我就已经和王家卫导演签了合同，要合作一个电影梗概。到现在这个梗概已经做了整整一年，还一直没有结束，王导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非常有可能的是，今年过了春节以后就要加快速度先写这个梗概了。
北青报：那像您刚才说的，在弄堂网上已经写了一半的小说呢？还会继续创作下去吗？
金宇澄：那个小说已经没法继续了，本来我还想再编一下我过去的小说集，但是因为电影的事情，都搁下来了。一方面是能力有限，一方面我现在还没有退休，还在做《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作，所以现在真的觉得有点疲惫了。
北青报：现在这种忙碌的状态对您的本职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金宇澄：我现在算是杂志的执行主编，稿子什么的都要自己看，不过这已经都是我所习惯的工作节奏，都做了那么多年了。目前多出来的，主要是接受采访之类各方面的活动，再加上还有这个电影，所以总体上来讲比过去忙很多。
北青报：既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您也感觉到疲惫，为什么还不退呢？是因为依然很热爱文学编辑这个工作吗？
金宇澄：这是个蛮尴尬的情况。《上海文学》已经基本没有50后的人了，大部分都是80、90后，领导就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老人最好是再多干一会儿，或者说是给年轻人把把关。所以每年上海作协都给上面主管单位打报告，让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延迟退休。但不管怎么延迟，最后总归还是要退休的，所以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尽力做着嘛。
当然我自己最理想的状态是想再写点东西，比如去年在《收获》上就发表过一个非虚构类的作品。不过也不强求，就像作家东西曾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作家可不能成天写，不能自己覆盖自己”，我很同意他这句话。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希望一个作者能够一年一年不断地写，像一只母鸡一样每天生蛋。但作为作者个人来讲，每个人条件都不一样，像我写《繁花》就是无意中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无意中的触发，我并没有习惯要不停地写，也没有那么迫切。
人生
《繁花》里面也写过“人生那么尴尬”
人就永远在这种尴尬当中
北青报：关于春节，您有什么期待或打算吗？
金宇澄：春节现在对于我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我们的传统已经没有了。我少年时代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处洋房，一楼有一个过去中国式的灶台。这个灶平时是不用的，只是过年时祭灶，要有这么一个仪式；还有就是大年三十要祭祖。过去大大小小的家庭都有这两项活动，因为那时中国文化的脉还没有断。还有的家庭里会在吃年夜饭时摆好碗筷、蜡烛，让孩子去外面叫已经过世的爷爷奶奶回来吃饭。中国的节日文化一般都是和这样一些仪式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些仪式感在新的时代移风易俗之后，就完全被剪除掉了，再也回不来了。当我们和祖先的联系被截断，这个节日在精神层面上就已经失去了意义。
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回忆，觉得在过去艰苦的年代，过节的感觉反而比现在美好。因为那时我们要提前很早就开始收集食物等等各种过年的物资。那时候什么都是定量供应，把花生啊、黄豆啊、木耳啊这些平常买不到的东西都收集起来，这个过程就会给人以很大的满足感。家里也会很紧张、很忙碌，就为了这一顿年夜饭。像我年轻时在东北农场，如果过年时不回家，就可以在食堂领点面粉、馅儿，自己包饺子吃，这都是平时享受不到的，所以记忆特别深刻。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这个乐趣、这个紧张度以及收集的欲望就没有了，到了节日大家就会觉得有点失落——因为没的可忙，在情感上会有一种寂寞和贫乏。
北青报：确实这是社会整体的一个大趋势，那么具体到您个人呢？现在是以什么方式来过年？
金宇澄：我和大伙儿一样，就是一家一起吃个饭，要么去饭店，要么去我大哥家里，把我妈妈接过来，大家一起吃团圆饭。还有就是今年上海开始禁放烟花爆竹，所以应该会比以往安静一点。(禁放)这个做法呢，确实和现代化生活又近了一步，你说这么大个城市，大家都放起鞭炮来，空气污染实在太厉害。但是从过年的味道上来说就更淡了一点，离传统又更远了一步。所以说永远都是处于一种尴尬当中，我在《繁花》里面也写过，“人生那么尴尬”，人就永远在这种尴尬当中，你说能怎么样呢？（记者 崔巍）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