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
“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鲁迅是我的朋友”
记者：您是第几次来日本？
余华：第五次。有两次是和朋友来旅游。
记者：日本人演中国故事，让我觉得很讶异，您觉得外国人能理解中国的故事吗？
余华：他们前年就在剧场演过，但是我没有看成。这次我也是好奇来看看日本是什么样的改编。《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韩国也被改编成话剧搬上了舞台，不过正好赶上有别的事情，没有去看。
记者：您的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在国外出版，您知道每个国家对您作品的评价是什么吗？以及您有对这些评价做过比较吗？
余华：去国外参加活动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外国的读者。我觉得反应跟中国读者很相似，他们对人物故事感受都是一样的。
记者：我知道您曾经爱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的作品，您现在也喜欢吗？
余华：还是喜欢，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2008年来日本，在文艺春秋为《兄弟》做宣传的时候，我曾告诉过日本记者“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日本记者都吓了一跳，估计他们会想“怎么可能呢？你的小说写的那么粗俗，川端那么优雅”，但是我想说，优雅的老师往往会培养出粗俗的学生来。
我是在1983年就发现川端了，一直迷恋他到1986年。但是后来我发现，长期迷恋一个作家，我的语言里就会掺杂他的风格，越写越不对了，直到后来遇到卡夫卡。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作家。川端最早启发了我，但又变成了我的写作陷阱，在我深陷在川端陷阱里出不来的时候，卡夫卡从远处走过来了，一把把我拉了出来，是卡夫卡救了我。
卡夫卡是我另一个老师，他没有教会我具体写作的方法，但他教会了我应该自由地去写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刚才我在地铁里看到北野武的广告。北野武《座头市》那部电影中，他给自己染成个黄毛，他就是那种“我爱干嘛就干嘛”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就应该这样自由地去表现自己。
但是现在反过来再去感谢的话，川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教会了我写细部。细部很重要，一部作品的风格有可能粗狂有可能细腻，但无论是哪种，都必须要有丰满的细部。所以最早当我入门写小说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老师川端康成，教会了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必须懂得如何描写细部，所以我很感谢他。
记者：我觉得您的写作风格更像是鲁迅，不是吗？
余华：鲁迅是我的朋友。我在书里写过，我小学、中学不喜欢读鲁迅，等我读上鲁迅的时候，已经35、36岁左右了。那时候《许三观卖血记》都已经出版了。后来才发现，还有那么一个朋友在远处等着我，所以他不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
记者：您曾经说过您容易被绝望吸引，日本有很多作家都是写着写着就自杀了。您怎么看？
余华：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爱好太少。他们要是早上起来看篮球，晚上睡觉前看足球，就不会想自杀了，怎么也死不了。我就算准备要自杀，一看“妈呀，明天总决赛还没看呢”，就会想看完以后再死吧。看完以后想，“算了，还要看明年的总决赛呢，还要看明年的欧冠呢。”
记者：除了川端康成，现在的日本作家的书您也会读吗？
余华：我读过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恶意》，写的不错，只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村上隆的书，我也读过，写的很好。但比较起来，我更喜欢村上春树的小说。虽然长期以来对他一直有种误解，以为他和东野圭吾是一样的作家，但后来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以后，发现他确实写的非常好。
在村上的作品中，能让我看到一些他的前辈日本作家作品中没有的东西。从川端康成到三岛由纪夫，再到岛崎藤村、夏目漱石再到谷崎润一郎，他们写情绪写的很好，但是人物的性格很模糊、感觉不鲜活，但我觉得村上笔下的人物活生生的。
记者：您对日本印象如何？ 您最喜欢哪个城市？
余华：我一直以来很喜欢日本。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去了很多地方。去了北海道、京都、奈良、大阪等。日本的城市我都很喜欢，北海道有北海道的味道，东京有东京的味道。奈良我很喜欢，我喜欢的那些东西，他们告诉我那些都是游客不喜欢的。我特别喜欢奈良满街乱七八糟的电线。我还想去奈良唐招提寺看看上面那个大屋顶。
“三部作品搁浅，正在做人工呼吸”
记者：您现在在哪里生活？
余华：北京、杭州两边跑。去年上半年主要是在杭州，下半年主要在北京。
记者：近几年看到您出杂文，但是没有长篇和中篇小说了。为什么呢？
余华：长篇还在写，目前有3部小说写了一半搁浅了，都处于昏迷状态，我正在想办法把它们救活，在给他们做人工呼吸，不知道哪一部作品先苏醒过来。
记者：您能讲讲您创作一部作品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吗？
余华：首先就是要把开头、中间的关键点以及结尾想好，这样写起来比较顺。跟设计一样，三点成一线。啪，扣下扳机，这个时候就能够射中。一般作家写作的时候，可能开头都想好了，但是往下写的时候，中间缺了一点，往往会让小说搁浅，就像我现在。
记者：比如说《兄弟》，我觉得开头结尾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您一开始就想到要这样写吗？
余华：没有。1996年就开始写《兄弟》。但是写着写着又放弃了。2003年捡起来继续写，一下把它救活了。我觉得2003年写《兄弟》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在最应该写的时候，写了这部小说。如果我在1996、97年把它写完，《兄弟》可能不是这样，起码《兄弟》的下部不是这样。
和文革时代比，1996年的中国虽然变化已经很大了，但是和2003年比较，1996年的变化并不算什么。1996年—2003年7年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天意，正因为是在2003年写，读者才会在下部看到的更多。
记者：我看到网上有人评价认为：《兄弟》下部对社会的理解不够深刻，《兄弟》出版至今，已经过去8年了，您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余华：《兄弟》出版至今，也就8年时间，现在对它下定论还早了一点。反正我就把我的理解给写出来了，至于别人认为深刻不深刻，那是别人的看法。不过，我觉得用“深刻”来评价一个小说，它本身就不够准确。文学作品不能用“深刻”这样的词语去评价的。好的文学评论里面是看不到这样的词语的，评论文学有它另一种方式。
记者：您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
余华：我最喜欢的就是《兄弟》。因为我觉得这部书起码对我来说，我认为是最重要的，而且以后也写不出来。
当时《兄弟》下部出版时，有人认为我的下部是瞎编的，但其实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导致他们那样去理解。我不是在反驳、批评。我觉得反驳、批评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只要这本书还在不断被人阅读的话，这本书就有它自身生命的存在。再好没有人阅读的话，作品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我本以为文学界有大量的人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只了解文学那些事情，只了解什么评奖应该给谁打电话。后来我发现，一些经济学界的朋友也生活在象牙塔里。我指的不是经济学家，是那些为挣钱搞基金的那些人。他们除了知道怎么去挣钱，怎么去做空做多以外，他们不相信社会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有一些官员们，他们读了这部小说以后，他们认为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看的新闻简报里，全是这样的。
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人认为《兄弟》下部不真实。当时对《兄弟》下部批评最多的就是说它内容不真实。但话说回来，小说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本来标准就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兄弟》还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记者：您会有厌倦写作的时候吗？
余华：没有。喜欢写东西。我觉得只要不是天天写，肯定不会厌倦。有些作家天天写还不会厌倦，我觉得他们都是神人。
记者：不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吗？
余华：不会，只有生命有枯竭的时候，只要你写，灵感就会源源不断地来，关键看你写不写。
“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鲁迅是我的朋友”
记者：您是第几次来日本？
余华：第五次。有两次是和朋友来旅游。
记者：日本人演中国故事，让我觉得很讶异，您觉得外国人能理解中国的故事吗？
余华：他们前年就在剧场演过，但是我没有看成。这次我也是好奇来看看日本是什么样的改编。《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韩国也被改编成话剧搬上了舞台，不过正好赶上有别的事情，没有去看。
记者：您的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在国外出版，您知道每个国家对您作品的评价是什么吗？以及您有对这些评价做过比较吗？
余华：去国外参加活动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外国的读者。我觉得反应跟中国读者很相似，他们对人物故事感受都是一样的。
记者：我知道您曾经爱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的作品，您现在也喜欢吗？
余华：还是喜欢，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2008年来日本，在文艺春秋为《兄弟》做宣传的时候，我曾告诉过日本记者“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日本记者都吓了一跳，估计他们会想“怎么可能呢？你的小说写的那么粗俗，川端那么优雅”，但是我想说，优雅的老师往往会培养出粗俗的学生来。
我是在1983年就发现川端了，一直迷恋他到1986年。但是后来我发现，长期迷恋一个作家，我的语言里就会掺杂他的风格，越写越不对了，直到后来遇到卡夫卡。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作家。川端最早启发了我，但又变成了我的写作陷阱，在我深陷在川端陷阱里出不来的时候，卡夫卡从远处走过来了，一把把我拉了出来，是卡夫卡救了我。
卡夫卡是我另一个老师，他没有教会我具体写作的方法，但他教会了我应该自由地去写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刚才我在地铁里看到北野武的广告。北野武《座头市》那部电影中，他给自己染成个黄毛，他就是那种“我爱干嘛就干嘛”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就应该这样自由地去表现自己。
但是现在反过来再去感谢的话，川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教会了我写细部。细部很重要，一部作品的风格有可能粗狂有可能细腻，但无论是哪种，都必须要有丰满的细部。所以最早当我入门写小说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老师川端康成，教会了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必须懂得如何描写细部，所以我很感谢他。
记者：我觉得您的写作风格更像是鲁迅，不是吗？
余华：鲁迅是我的朋友。我在书里写过，我小学、中学不喜欢读鲁迅，等我读上鲁迅的时候，已经35、36岁左右了。那时候《许三观卖血记》都已经出版了。后来才发现，还有那么一个朋友在远处等着我，所以他不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
记者：您曾经说过您容易被绝望吸引，日本有很多作家都是写着写着就自杀了。您怎么看？
余华：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爱好太少。他们要是早上起来看篮球，晚上睡觉前看足球，就不会想自杀了，怎么也死不了。我就算准备要自杀，一看“妈呀，明天总决赛还没看呢”，就会想看完以后再死吧。看完以后想，“算了，还要看明年的总决赛呢，还要看明年的欧冠呢。”
记者：除了川端康成，现在的日本作家的书您也会读吗？
余华：我读过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恶意》，写的不错，只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村上隆的书，我也读过，写的很好。但比较起来，我更喜欢村上春树的小说。虽然长期以来对他一直有种误解，以为他和东野圭吾是一样的作家，但后来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以后，发现他确实写的非常好。
在村上的作品中，能让我看到一些他的前辈日本作家作品中没有的东西。从川端康成到三岛由纪夫，再到岛崎藤村、夏目漱石再到谷崎润一郎，他们写情绪写的很好，但是人物的性格很模糊、感觉不鲜活，但我觉得村上笔下的人物活生生的。
记者：您对日本印象如何？ 您最喜欢哪个城市？
余华：我一直以来很喜欢日本。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去了很多地方。去了北海道、京都、奈良、大阪等。日本的城市我都很喜欢，北海道有北海道的味道，东京有东京的味道。奈良我很喜欢，我喜欢的那些东西，他们告诉我那些都是游客不喜欢的。我特别喜欢奈良满街乱七八糟的电线。我还想去奈良唐招提寺看看上面那个大屋顶。
“三部作品搁浅，正在做人工呼吸”
记者：您现在在哪里生活？
余华：北京、杭州两边跑。去年上半年主要是在杭州，下半年主要在北京。
记者：近几年看到您出杂文，但是没有长篇和中篇小说了。为什么呢？
余华：长篇还在写，目前有3部小说写了一半搁浅了，都处于昏迷状态，我正在想办法把它们救活，在给他们做人工呼吸，不知道哪一部作品先苏醒过来。
记者：您能讲讲您创作一部作品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吗？
余华：首先就是要把开头、中间的关键点以及结尾想好，这样写起来比较顺。跟设计一样，三点成一线。啪，扣下扳机，这个时候就能够射中。一般作家写作的时候，可能开头都想好了，但是往下写的时候，中间缺了一点，往往会让小说搁浅，就像我现在。
记者：比如说《兄弟》，我觉得开头结尾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您一开始就想到要这样写吗？
余华：没有。1996年就开始写《兄弟》。但是写着写着又放弃了。2003年捡起来继续写，一下把它救活了。我觉得2003年写《兄弟》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在最应该写的时候，写了这部小说。如果我在1996、97年把它写完，《兄弟》可能不是这样，起码《兄弟》的下部不是这样。
和文革时代比，1996年的中国虽然变化已经很大了，但是和2003年比较，1996年的变化并不算什么。1996年—2003年7年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天意，正因为是在2003年写，读者才会在下部看到的更多。
记者：我看到网上有人评价认为：《兄弟》下部对社会的理解不够深刻，《兄弟》出版至今，已经过去8年了，您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余华：《兄弟》出版至今，也就8年时间，现在对它下定论还早了一点。反正我就把我的理解给写出来了，至于别人认为深刻不深刻，那是别人的看法。不过，我觉得用“深刻”来评价一个小说，它本身就不够准确。文学作品不能用“深刻”这样的词语去评价的。好的文学评论里面是看不到这样的词语的，评论文学有它另一种方式。
记者：您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
余华：我最喜欢的就是《兄弟》。因为我觉得这部书起码对我来说，我认为是最重要的，而且以后也写不出来。
当时《兄弟》下部出版时，有人认为我的下部是瞎编的，但其实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导致他们那样去理解。我不是在反驳、批评。我觉得反驳、批评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只要这本书还在不断被人阅读的话，这本书就有它自身生命的存在。再好没有人阅读的话，作品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我本以为文学界有大量的人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只了解文学那些事情，只了解什么评奖应该给谁打电话。后来我发现，一些经济学界的朋友也生活在象牙塔里。我指的不是经济学家，是那些为挣钱搞基金的那些人。他们除了知道怎么去挣钱，怎么去做空做多以外，他们不相信社会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有一些官员们，他们读了这部小说以后，他们认为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看的新闻简报里，全是这样的。
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人认为《兄弟》下部不真实。当时对《兄弟》下部批评最多的就是说它内容不真实。但话说回来，小说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本来标准就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兄弟》还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记者：您会有厌倦写作的时候吗？
余华：没有。喜欢写东西。我觉得只要不是天天写，肯定不会厌倦。有些作家天天写还不会厌倦，我觉得他们都是神人。
记者：不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吗？
余华：不会，只有生命有枯竭的时候，只要你写，灵感就会源源不断地来，关键看你写不写。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