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读者的印象中，山东作家刘玉民的名字，是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骚动之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近年来，他的名字多被冠以诗人、书法家。1989年《骚动之秋》出版时，陈荒煤作序，期待能多读一二部反映农村新面貌的作品，让羸官、秋玲、小玉、银屏等一代新人再次开拓一个崭新的天地，“期望再看到《骚动之冬》，而最终迎来一个《骚动之春》！”
然而此后，刘玉民在写出长篇小说《过龙兵》之后，转身痴迷于诗书之中，似乎忘却了自己曾经要写作“反映新时期农村变革生活的系列长篇”的雄心大志。他的中断，是酝酿积淀之中，还是毅然决然的放弃？
读书报：《骚动之秋》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作品以胶东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农村从集体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请您谈谈《骚动之秋》的创作过程。
刘玉民：当时农村改革开始，出现了许多“魔鬼”式的人物，他们办工厂、建小楼，倒买倒卖，行贿送礼，把原本平静的农村搞得狼烟四起、风云激荡。听家乡的同学和朋友们讲得多了，我便认定这是一群“魔鬼”——一群从未出现过的、非常吸引人的“魔鬼”，心中逐渐产生了要把这些人写出来的冲动。“新”和“性格魅力”是文学最可宝贵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拟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提纲，给不少朋友讲过，一次讲到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谢永旺面前。他说作家要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不能一味地暴露和批判，要写出生活的真实才好。那使我受到启发，下决心回故乡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亲身体验上一番。
在胶东农村，我住过牛棚改建的招待所，吃过带生肉丝的凉拌菜，给农民企业家当过秘书和随行工作人员，与方方面面的人等打过交道，几个月下来，我对农村改革和那些推波助澜的“魔鬼”们，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农村改革和农民企业家，当时的文学作品要么全盘肯定、歌功颂德，要么全盘否定、一味地暴露和批判。而我从生活中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骚动之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因此我多次说过，《骚动之秋》是时代的产物，是生活的馈赠。
读书报：写《骚动之秋》时是怎样一种状态？
刘玉民：那时可以说是浮想连翩、激情飞扬。每天十几个小时稀松平常，晚上一有所得，还会一骨碌地爬起来。朋友们传了我不少笑话，比如夏天蚊子多，上身穿长袖，下身用塑料袋全裹起来；再比如豆腐馊了，照样向嘴里抓等等。当然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我记忆的是每写完一章，爱人和家里人看后的赞许；再就是一坐几个月下来颈椎出了问题，让我后来吃了不少苦头。
读书报：听说《骚动之秋》出版时曾经有过一些波折？
刘玉民：作品交到出版社后，责任编辑很重视，但又担心赚不到钱，出不来。我也做了最坏打算：与爱人商量，准备把家里仅有的两三万元存款拿出来，包销一部分。多亏负责三审的老编审王笠耘，他说这部作品赔钱也要出，作品才得以顺利面世。而从面世的那天起就没有赔过，可见读者还是有眼光的。
读书报：获奖以后您又创作了哪些作品？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刘玉民：我获茅盾文学奖时46岁，属于比较年轻的。从心里说，我没有把获奖当作自己创作的终点或者最高点，因此获奖后又读了很多书，特别是现代派的作品。比如《百年孤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等。那使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对随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长篇小说《羊角号》，写的是一棵历经亿万年风雨的老白果树，雷劈不死、水淹不灭、火烧重生，终而化作满山新苗的故事。作品采用的是大写意的手法，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探索者丛书”。
回顾将近三十年的创作实践，那时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应当和可能达到怎样一种境界？长篇小说《过龙兵》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过龙兵》中既有严酷的现实生活描写也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闪光，既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也有深厚的历史内涵。
读书报：《过龙兵》出版后的近十年里，您把主要精力转移到诗歌和书法创作上，出版了《山东竹枝词》等多部诗作。您对于诗歌的爱好来自于什么，有怎样的诗歌追求？
刘玉民：文革时我就在油灯下读完《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以及《女神》《雷锋之歌》等等，并且写了厚厚一大本子新诗和古体诗。后来虽然不写诗了，也没有远离过诗歌。在我的小说和其他作品中，诗意始终是追求的目标之一。诗歌是需要激情的。但需要激情的并不限于诗歌。没有激情就没有文学和艺术，更谈不上创造力和感染力。
二十多年前我读过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济南生活了四十几年，还当过十几年作协主席，总觉得应该为济南做点什么。《过龙兵》之后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竹枝词，先后写了五百八十多首。作品涵盖历史、文物、民俗、传说、地理等诸多方面。
读书报：能谈谈您的创作打算吗？一直在酝酿要写的是一部什么样的长篇小说？
刘玉民：酝酿一直都没有中断。长篇有两部，一部是写农村人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涉及政坛文坛，有大量真实生动的情节和人物，但构思尚不完善。另一部是写岳飞的。现在人们了解的岳飞大多是从《说岳全传》来的，与历史上真实的岳飞相差甚远。岳飞是民族英雄，我觉得有责任恢复历史风貌。历史题材作品允许或者说应当有虚构的成分，但必须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不能臆造，更不能把史实抛到一边，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舒晋瑜）
然而此后，刘玉民在写出长篇小说《过龙兵》之后，转身痴迷于诗书之中，似乎忘却了自己曾经要写作“反映新时期农村变革生活的系列长篇”的雄心大志。他的中断，是酝酿积淀之中，还是毅然决然的放弃？
读书报：《骚动之秋》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作品以胶东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农村从集体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请您谈谈《骚动之秋》的创作过程。
刘玉民：当时农村改革开始，出现了许多“魔鬼”式的人物，他们办工厂、建小楼，倒买倒卖，行贿送礼，把原本平静的农村搞得狼烟四起、风云激荡。听家乡的同学和朋友们讲得多了，我便认定这是一群“魔鬼”——一群从未出现过的、非常吸引人的“魔鬼”，心中逐渐产生了要把这些人写出来的冲动。“新”和“性格魅力”是文学最可宝贵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拟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提纲，给不少朋友讲过，一次讲到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谢永旺面前。他说作家要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不能一味地暴露和批判，要写出生活的真实才好。那使我受到启发，下决心回故乡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亲身体验上一番。
在胶东农村，我住过牛棚改建的招待所，吃过带生肉丝的凉拌菜，给农民企业家当过秘书和随行工作人员，与方方面面的人等打过交道，几个月下来，我对农村改革和那些推波助澜的“魔鬼”们，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农村改革和农民企业家，当时的文学作品要么全盘肯定、歌功颂德，要么全盘否定、一味地暴露和批判。而我从生活中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骚动之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因此我多次说过，《骚动之秋》是时代的产物，是生活的馈赠。
读书报：写《骚动之秋》时是怎样一种状态？
刘玉民：那时可以说是浮想连翩、激情飞扬。每天十几个小时稀松平常，晚上一有所得，还会一骨碌地爬起来。朋友们传了我不少笑话，比如夏天蚊子多，上身穿长袖，下身用塑料袋全裹起来；再比如豆腐馊了，照样向嘴里抓等等。当然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我记忆的是每写完一章，爱人和家里人看后的赞许；再就是一坐几个月下来颈椎出了问题，让我后来吃了不少苦头。
读书报：听说《骚动之秋》出版时曾经有过一些波折？
刘玉民：作品交到出版社后，责任编辑很重视，但又担心赚不到钱，出不来。我也做了最坏打算：与爱人商量，准备把家里仅有的两三万元存款拿出来，包销一部分。多亏负责三审的老编审王笠耘，他说这部作品赔钱也要出，作品才得以顺利面世。而从面世的那天起就没有赔过，可见读者还是有眼光的。
读书报：获奖以后您又创作了哪些作品？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刘玉民：我获茅盾文学奖时46岁，属于比较年轻的。从心里说，我没有把获奖当作自己创作的终点或者最高点，因此获奖后又读了很多书，特别是现代派的作品。比如《百年孤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等。那使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对随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长篇小说《羊角号》，写的是一棵历经亿万年风雨的老白果树，雷劈不死、水淹不灭、火烧重生，终而化作满山新苗的故事。作品采用的是大写意的手法，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探索者丛书”。
回顾将近三十年的创作实践，那时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应当和可能达到怎样一种境界？长篇小说《过龙兵》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过龙兵》中既有严酷的现实生活描写也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闪光，既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也有深厚的历史内涵。
读书报：《过龙兵》出版后的近十年里，您把主要精力转移到诗歌和书法创作上，出版了《山东竹枝词》等多部诗作。您对于诗歌的爱好来自于什么，有怎样的诗歌追求？
刘玉民：文革时我就在油灯下读完《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以及《女神》《雷锋之歌》等等，并且写了厚厚一大本子新诗和古体诗。后来虽然不写诗了，也没有远离过诗歌。在我的小说和其他作品中，诗意始终是追求的目标之一。诗歌是需要激情的。但需要激情的并不限于诗歌。没有激情就没有文学和艺术，更谈不上创造力和感染力。
二十多年前我读过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济南生活了四十几年，还当过十几年作协主席，总觉得应该为济南做点什么。《过龙兵》之后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竹枝词，先后写了五百八十多首。作品涵盖历史、文物、民俗、传说、地理等诸多方面。
读书报：能谈谈您的创作打算吗？一直在酝酿要写的是一部什么样的长篇小说？
刘玉民：酝酿一直都没有中断。长篇有两部，一部是写农村人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涉及政坛文坛，有大量真实生动的情节和人物，但构思尚不完善。另一部是写岳飞的。现在人们了解的岳飞大多是从《说岳全传》来的，与历史上真实的岳飞相差甚远。岳飞是民族英雄，我觉得有责任恢复历史风貌。历史题材作品允许或者说应当有虚构的成分，但必须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不能臆造，更不能把史实抛到一边，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舒晋瑜）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