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琰：您曾经说过欠发达地区更要靠文化提速发展。这次来甘肃，可以给我们谈谈您对甘肃文化发展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
吉狄马加：甘肃是青海的近邻，同样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从文化地理学来看，甘肃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共长的地方，这里的文化生命力极为强大，特别是这里的各民族文化，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原生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非凡的特质，尤其是它包含着的创造力和爆发力，可以说都是中国西部文化的精髓。用一个诗人的眼光来看，甘肃的文化资源是许多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这绝不是我的溢美之词，因为甘肃的文化具有一种纵深感，这种纵深感依托的是一种它从未被中断过的历史文化传承，另外，甘肃还具有许多代表某个历史时期最高端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发展阶段性的标志，敦煌莫高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我已经注意到，甘肃省正在着力打造一系列文化品牌，特别是注重依托本省的民族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理资源，来为这些品牌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加大了对这些品牌的高水平策划，我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甘肃一定会产生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国际文化品牌。近年来，甘肃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丝绸之路的学术论坛，有关发展和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会议，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这一切都反映出甘肃的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我对甘肃发展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同样也充满了期待。
王琰：感谢您专程来兰州出席甘肃文学诗歌八骏文学活动，我们再次感受到您对诗歌活动的重视和对诗歌的挚爱。可否谈谈您对甘肃文学八骏的看法和期望。
吉狄马加：我可以负责地说，甘肃是一个诗歌强省，多少年来甘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诗歌生态，这个生态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二是有一支不同年龄段的诗人队伍，在全国许多重要的文学评奖中，都能经常看到甘肃诗人的身影。最为可贵的是，在同质化写作的今天，甘肃诗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每一个人的文学气质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我以为这和甘肃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关，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放弃、而必须被长期坚持下去的优秀品质，也可以说这是甘肃诗人的立身之本。这次研讨的“甘肃诗歌八骏”，其中有“60后”的古马和于贵锋，还有离离、郭晓琦、包苞、李满强多位“70后”诗人以及李继宗、扎西才让等少数民族诗人，毫无疑问，这个阵容是令人可喜的，我相信这个研讨会一定会取得成功。
王琰：您曾经有近20部诗集问世，商震在《吉狄马加：永远的诗人》一文中，用谦和、宽阔、诚恳、睿智、粗犷、率真、悲壮、血性、忧郁……来素描现实和诗境中的您。其中我最喜欢《一个彝人的梦想》，可否以此为例，谈谈您作为一位彝族诗人的民族性与独特之处？
吉狄马加：对我个人的创作，特别是作为一个彝族诗人，我想在这里说三句话，一是我的诗歌的精神源头，或者说作为一个诗人我背后的强大的精神背景，将永远来自于我的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和传统；二是我的诗歌的民族性和独特性，从来不是封闭的、狭隘的、缺少创造力的，我以为任何民族性和独特性，都应该具有一种开放性，民族性和独特性决不能与人类性相对立，一个伟大的诗人必须具有人类意识，否则他的诗歌将不会在别的民族中获得价值认同；三是诗人既是他那个民族忠实的儿子，同时他还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儿子，他应该具有深厚的民族情怀，同样，他还应该是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
王琰：这个时代的变革如此巨大，以致我们身处其中应接不暇，难以把握和理解。诗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和孤单无助。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诗歌主体性的迷失使我们已经来到了诗歌信仰缺失的时代？
吉狄马加：我历来认为“诗人”是一个社会角色，而不是一种传统的公共职业，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将穿越我生命的所有的生和全部的死。
关于诗歌主体性的迷失，是当下许多诗人和评论家议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我以为，有这样一种关注和思考，说明我们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已经看到了当下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说明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已经在从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评价诗歌存在的价值，这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诗歌主体性的迷失，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碎片化的写作，从世界诗歌史的发展来看，与19世纪相比，我们今天的诗人都缺少大诗人的气度，就是和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叶的大诗人相比，我们今天的诗人就格局而言也是小的。我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说要求诗人都去写一般所谓社会学意义的诗歌，而是要写出真正具有精神高度、又能见证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诗歌。最近，我正在重新研读俄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他们给我的启发和思考都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