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慈悲》以类似于纪录片的写实风格，讲述了一家化工厂50年的兴衰史，它既是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一代工人命运跌宕的时空。
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下，读者或许可以从这个用来抵抗遗忘的文本中，读到历史，也读到今天。
路内
作家，1973年生于苏州，用他的话说，离苏童笔下的香椿街就一个街区。2007年在《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而受到关注，《慈悲》是其第六部长篇。被认为是70后最好的作家之一。
坚硬的文本
读书周刊：您的最新长篇小说《慈悲》从主人公水生12岁逃荒起笔，一直写到他50多岁从国营苯酚厂下岗。苯酚厂成为社会的一个缩影，个体命运在其间跌宕。时间与话题具有显然的厚重感，而您的书写却恰恰选择了简洁。有评论称，《慈悲》用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类似于纪录片的写实风格。
路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支撑我的一个想法是，要克制地写短一些。我希望能在大量素材的选择中找到最有价值的东西，写成相对坚硬的文本，呈现出一种力量。
读书周刊：坚硬的文本，是对不容置疑、无需修饰的真实的致意。
路内：我需要它表现出一种接近于非虚构的坚硬感。完成之后再看，又觉得它总体上还是一个虚构小说。
读书周刊：这部小说以《慈悲》为名，又被解读为骨子里是冷峻的。您的文字是如何在慈悲与冷峻之间摆渡的？
路内：忘记是谁说的了：节制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态度。写作时我考虑过，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这样一个故事。是用一种热气腾腾的、非常繁复的、织毛衣一样的写法吗？显然，就这个小说而言，用一种较为克制的态度，显得更正确一些。你说的摆渡，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些可能是作者天生的气质使然，我不太像是个特别冷酷的人。但历史确实冷峻，考验每一个人。作为作家，我也会想怎么能摆脱这种考验，回到某种常态，这似乎又很难。
读书周刊：那么，慈悲又意味着什么？
路内：有个读者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慈悲》很冷静，不慈悲。所谓慈悲，也许是作家希望读者能退回到一个比较慈悲的角度，来看待小说里的众生。
在这部小说中，我想写一种中国式的善良，甚至价值观不是很高明的善良。但写着写着，我担心自己把善良庸俗化。我又想到，慈悲这个东西虽然缺乏理性，但不庸俗化的慈悲仍然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历史的眼光
读书周刊：《慈悲》并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世界，听说许多素材和细节都来自您父亲的真实经历。
路内：我爸以前是化工厂的工程师，年轻时在有毒气体车间待过，那个车间有营养补贴，工资也高一点，但许多人退休以后得了肝癌。后来，我父亲就转去了普通科室。
2014年夏天，我回老家。我爸突然说起，以前的那几个厂子都要拆了，房产商要在上面盖房子。扯着扯着，就聊出了一大堆工厂往事。比如“拉补助”，那时候国有企业里，谁家困难一点是可以向组织申请补助的。
所以，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投入的感情是很复杂的，里面有很大部分是对我父母的感情。而且，不止如此，还有嘲笑在里面。这种嘲笑是一种善意的嘲笑。
读书周刊：善意是因为带有悲悯？
路内：有一点。甚至我觉得这种悲悯，可能还带有对我自己的悲悯。历史在飞速地往前，遗忘在不停地发生，我父母那一代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但他们的生命印记在今天还能留下多少？
读书周刊：所以，您的写作是用来抵抗遗忘的。
路内：对，而且，这部小说我现在不写的话，可能就不会写了。我父母那辈人已经老了，现在还能有力气讲讲自己的故事。等时间再过去，我父母那辈人所经历的那些很真实的事件，就可能不会有人关心了，可能只会被历史学家关注了。
读书周刊：在您的笔下，这些父辈的历史都是经由对小人物的叙述来呈现的。
路内：这话有点道理。不过，《慈悲》没有局限于某一个事件，它是拉开来讲的，最后讲了一个人的50年。时间线拉得长，读者可以看出这个作家到底要讲什么，也能看出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脉络。读者往往会被命运这件事所打动。
读书周刊：当您用文字的方式，重新走过父母那代人的生活和岁月之后，那种感受和理解与您最初对他们的那些关注、那点嘲讽，有不同吗？
路内：写这样一个故事，用一种完全嘲讽的方式是不合适的，至少我做不到。那就尽量写得客观一点吧。
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地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我读《阿Q正传》时，特别想知道鲁迅对他是否抱有一点同情。你会发现鲁迅写《祝福》的时候，他是同情祥林嫂的，鲁迅写《孔乙己》的时候，他是同情孔乙己的。对阿Q这个人物，很多评论都认为鲁迅对他是憎恶的，但我认为鲁迅对他仍然抱有一种同情。因为去掉那些符号化的解释，阿Q也是人民中的一员。这些梦魇式的想法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即审视自己的写作是否抱有一种作家的关怀。尽管，我觉得这种作家的关怀，可能令一个身处于当代的作家在书写这样的题材时显出一些庸俗性，这需要一点自省，并对作家的文学观和写作方法都提出了新问题。而对读者来说，或许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
自身的意义
读书周刊：书中的主要人物名字中都有一个“生”字，水生、玉生、根生……这些浓墨重彩的“生”字在张扬着什么？
路内：我父亲名字里就有一个“生”，所以就用了一个“生”。然后，我妈的一个姑妈叫玉生，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又用上了。写着写着，我就想让书里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都有“生”字。其实没有太特别的意思。但是小说写完之后，它会确立一个自身的意义。
读书周刊：小说自身确立的意义，反过来又将作者最初的无意识遮蔽了。
路内：对，这种无意识也有可能是我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最终，它会指向一个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并且主题明确。如果一定要我解释书中很多人物名字都有“生”字的话，我觉得就是——活着，并且让人记住。
读书周刊：如果一部作品要“活着，并且让人记住”，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路内：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作家要立足于自己所在的当代，来阐释来解读他所看到的一切。
读书周刊：您经历过多重身份的转化，当过工人，做过广告人，现在写小说，这些经历是否影响着您对所看到的一切的取舍与阐释？
路内：当我写到第六个长篇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作为我小说的素材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我不能只是永远在理解自我，这是不对的。作家要试图去认知、去理解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人。对我来说，我自己的经历和其他很多人的经历一样，它们是平行的。
读书周刊：那么，您的表达怎么来寻求恰当的故事？
路内：对我来讲，重要的不是一件一件的事，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我觉得那其实挺像个写相声的。我更多的是去理解过去这些年里自己所体会到的那种失败感，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重要的。这种个人生活中的焦虑感、失败感，促使我去理解一些具体的事件与现象，并慢慢变成一个写作的动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身上有着多重身份，既想表达自我，也想讲述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它终究是我的一部分呈现)，或者干脆不写，停下，那可能也是一种表达。(黄玮)
《慈悲》以类似于纪录片的写实风格，讲述了一家化工厂50年的兴衰史，它既是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一代工人命运跌宕的时空。
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下，读者或许可以从这个用来抵抗遗忘的文本中，读到历史，也读到今天。
路内
作家，1973年生于苏州，用他的话说，离苏童笔下的香椿街就一个街区。2007年在《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而受到关注，《慈悲》是其第六部长篇。被认为是70后最好的作家之一。
坚硬的文本
读书周刊：您的最新长篇小说《慈悲》从主人公水生12岁逃荒起笔，一直写到他50多岁从国营苯酚厂下岗。苯酚厂成为社会的一个缩影，个体命运在其间跌宕。时间与话题具有显然的厚重感，而您的书写却恰恰选择了简洁。有评论称，《慈悲》用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类似于纪录片的写实风格。
路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支撑我的一个想法是，要克制地写短一些。我希望能在大量素材的选择中找到最有价值的东西，写成相对坚硬的文本，呈现出一种力量。
读书周刊：坚硬的文本，是对不容置疑、无需修饰的真实的致意。
路内：我需要它表现出一种接近于非虚构的坚硬感。完成之后再看，又觉得它总体上还是一个虚构小说。
读书周刊：这部小说以《慈悲》为名，又被解读为骨子里是冷峻的。您的文字是如何在慈悲与冷峻之间摆渡的？
路内：忘记是谁说的了：节制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态度。写作时我考虑过，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这样一个故事。是用一种热气腾腾的、非常繁复的、织毛衣一样的写法吗？显然，就这个小说而言，用一种较为克制的态度，显得更正确一些。你说的摆渡，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些可能是作者天生的气质使然，我不太像是个特别冷酷的人。但历史确实冷峻，考验每一个人。作为作家，我也会想怎么能摆脱这种考验，回到某种常态，这似乎又很难。
读书周刊：那么，慈悲又意味着什么？
路内：有个读者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慈悲》很冷静，不慈悲。所谓慈悲，也许是作家希望读者能退回到一个比较慈悲的角度，来看待小说里的众生。
在这部小说中，我想写一种中国式的善良，甚至价值观不是很高明的善良。但写着写着，我担心自己把善良庸俗化。我又想到，慈悲这个东西虽然缺乏理性，但不庸俗化的慈悲仍然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历史的眼光
读书周刊：《慈悲》并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世界，听说许多素材和细节都来自您父亲的真实经历。
路内：我爸以前是化工厂的工程师，年轻时在有毒气体车间待过，那个车间有营养补贴，工资也高一点，但许多人退休以后得了肝癌。后来，我父亲就转去了普通科室。
2014年夏天，我回老家。我爸突然说起，以前的那几个厂子都要拆了，房产商要在上面盖房子。扯着扯着，就聊出了一大堆工厂往事。比如“拉补助”，那时候国有企业里，谁家困难一点是可以向组织申请补助的。
所以，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投入的感情是很复杂的，里面有很大部分是对我父母的感情。而且，不止如此，还有嘲笑在里面。这种嘲笑是一种善意的嘲笑。
读书周刊：善意是因为带有悲悯？
路内：有一点。甚至我觉得这种悲悯，可能还带有对我自己的悲悯。历史在飞速地往前，遗忘在不停地发生，我父母那一代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但他们的生命印记在今天还能留下多少？
读书周刊：所以，您的写作是用来抵抗遗忘的。
路内：对，而且，这部小说我现在不写的话，可能就不会写了。我父母那辈人已经老了，现在还能有力气讲讲自己的故事。等时间再过去，我父母那辈人所经历的那些很真实的事件，就可能不会有人关心了，可能只会被历史学家关注了。
读书周刊：在您的笔下，这些父辈的历史都是经由对小人物的叙述来呈现的。
路内：这话有点道理。不过，《慈悲》没有局限于某一个事件，它是拉开来讲的，最后讲了一个人的50年。时间线拉得长，读者可以看出这个作家到底要讲什么，也能看出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脉络。读者往往会被命运这件事所打动。
读书周刊：当您用文字的方式，重新走过父母那代人的生活和岁月之后，那种感受和理解与您最初对他们的那些关注、那点嘲讽，有不同吗？
路内：写这样一个故事，用一种完全嘲讽的方式是不合适的，至少我做不到。那就尽量写得客观一点吧。
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地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我读《阿Q正传》时，特别想知道鲁迅对他是否抱有一点同情。你会发现鲁迅写《祝福》的时候，他是同情祥林嫂的，鲁迅写《孔乙己》的时候，他是同情孔乙己的。对阿Q这个人物，很多评论都认为鲁迅对他是憎恶的，但我认为鲁迅对他仍然抱有一种同情。因为去掉那些符号化的解释，阿Q也是人民中的一员。这些梦魇式的想法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即审视自己的写作是否抱有一种作家的关怀。尽管，我觉得这种作家的关怀，可能令一个身处于当代的作家在书写这样的题材时显出一些庸俗性，这需要一点自省，并对作家的文学观和写作方法都提出了新问题。而对读者来说，或许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
自身的意义
读书周刊：书中的主要人物名字中都有一个“生”字，水生、玉生、根生……这些浓墨重彩的“生”字在张扬着什么？
路内：我父亲名字里就有一个“生”，所以就用了一个“生”。然后，我妈的一个姑妈叫玉生，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又用上了。写着写着，我就想让书里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都有“生”字。其实没有太特别的意思。但是小说写完之后，它会确立一个自身的意义。
读书周刊：小说自身确立的意义，反过来又将作者最初的无意识遮蔽了。
路内：对，这种无意识也有可能是我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最终，它会指向一个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并且主题明确。如果一定要我解释书中很多人物名字都有“生”字的话，我觉得就是——活着，并且让人记住。
读书周刊：如果一部作品要“活着，并且让人记住”，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路内：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作家要立足于自己所在的当代，来阐释来解读他所看到的一切。
读书周刊：您经历过多重身份的转化，当过工人，做过广告人，现在写小说，这些经历是否影响着您对所看到的一切的取舍与阐释？
路内：当我写到第六个长篇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作为我小说的素材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我不能只是永远在理解自我，这是不对的。作家要试图去认知、去理解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人。对我来说，我自己的经历和其他很多人的经历一样，它们是平行的。
读书周刊：那么，您的表达怎么来寻求恰当的故事？
路内：对我来讲，重要的不是一件一件的事，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我觉得那其实挺像个写相声的。我更多的是去理解过去这些年里自己所体会到的那种失败感，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重要的。这种个人生活中的焦虑感、失败感，促使我去理解一些具体的事件与现象，并慢慢变成一个写作的动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身上有着多重身份，既想表达自我，也想讲述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它终究是我的一部分呈现)，或者干脆不写，停下，那可能也是一种表达。(黄玮)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