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当代诗歌要么走入极致的通俗化道路，在直接或间接提倡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等过程中，呈现“非诗化”的状态；要么走入极端的晦涩状态，在故弄玄虚中天马行空，在胡言乱语中不知所云，呈现出诗歌创作与阅读的隔膜；甚至走向游戏化的误区，比如提倡用诗歌创作软件进行诗歌写作，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思考的。
手机与微信的发展，影响着当下诗歌的创作
朝花周刊：中国新诗孕育至今已近百年，诗歌传播与生产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捷，在碎片化、电子化和移动阅读语境下，写作、阅读和批评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吗？或者进一步游戏化、娱乐化，这才能够“网红”吗？
杨剑龙：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实无论“五四”时期如何反传统，新诗仍然是建筑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基石之上的。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人，比较杰出的都有很深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造诣，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冯至等。如果从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8首始，中国新诗已经诞生百年了，“推倒重来”之说，显然表达出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强烈不满，但是任何将一切推倒重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发展的脉络与传统是难以割断的，新诗百年的大厦推倒重建，呈现了破旧立新的激愤。
2000年，我曾赴广东梅州参加“李金发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有记者采访我，问及中国诗歌创作的困境问题，我当时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精力主要放在发展经济，在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以后，诗歌一定会繁荣发展的，今天中国的诗歌显然比16年前大大发展了，这与我们的经济腾飞有关。
新媒体信息的开放性、传播的便捷性、传受的互动性，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向文学生产转换，文学接受向文学消费转换。新媒体时代的文学阅读也有了重要的变化：阅读浅泛化、图像化、游戏化，成为了大众文化流行的一种症候。您提到的“碎片化、电子化和移动阅读语境”大概也可归入新媒体语境，现在的手机与微信的发展其实对于诗歌的创作与阅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影响到了当下诗歌的创作方式、阅读方式。我现在创作诗歌常常用手机，在机场、码头、车站等候的时候，常常会用手机写诗，表达一些瞬间的思绪与情感。手机微信群的建立，让诗歌创作迅捷发布，或赢得点赞，或受到批评，形成了您说的“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
当代诗歌创作呈现出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我们缺乏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深入研究与完美传承，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缺少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歌资源的细致梳理与合理借鉴。当代诗歌要么走入极致的通俗化道路，在直接或间接提倡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等过程中，呈现“非诗化”的状态；要么走入极端的晦涩状态，在故弄玄虚中天马行空，在胡言乱语中不知所云，呈现出诗歌创作与阅读的隔膜；甚至走向游戏化的误区，比如提倡用诗歌创作软件进行诗歌写作，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思考的。
诗人脱下了“法衣”，穿上了“布衣”？
朝花周刊：您怎么看诗歌在公众中地位和形象的改变——诗歌回暖、诗歌升温、诗歌繁荣，诗歌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了吗？在诗人与手机屏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诗歌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杨剑龙：网络改变了信息的传递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也改变了文学创作与发布及阅读的方式，网络文学实现了诸多文学爱好者的文学梦，也造就了诸多网络诗人。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了这种状况，不仅出版社、杂志可以造就作家、诗人，网络，甚至微信也可以成就作家、诗人。
我们说“诗歌回暖、诗歌升温、诗歌繁荣”都是对于诗歌创作乐观的观照，其实这也与“诗歌在公众中地位和形象的改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文学走向世俗化的趋势，这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也与大众文化的流行切合，从80年代文学创作的铁肩担道义的关注宏大叙事，到90年代文学的走入民间、关注私人化写作，形成90年代文学整体上关注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态，忽视时代英雄业绩的描写；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忽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忽视典雅诗性语言的运用，这种倾向其实一直延续到当下。在这种语境下，诗歌的地位与形象的改变也是理所当然的，从整体上说，诗歌已经走下圣坛、走入民间、走进大众，诗人已经脱下了说道的“法衣”或讲经的“袈裟”，穿上了大众的“布衣”，诗歌更呈现出平民化的色彩和大众化的意味。诗歌既可以是阳春白雪的，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这也就被认为诗歌重新回到社会中来了，改变了以往诗歌被供在圣坛上与社会疏离的状态。新世纪以来文化走向多元化，文学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诗歌同样如此。
至于说到“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也与中国20世纪文学整体上的启蒙色彩有关。20世纪的文学家与读者、诗人与读者整体上处于一种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前者高高在上，后者俯首在下。21世纪的诗人与读者已经摆脱了这种关系，诗人已没有了承担启蒙的重任，读者也不再是愚民、庸众需要被启蒙，诗人与读者仅仅是写诗者与读诗者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因此是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了。
杨剑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当代诗歌要么走入极致的通俗化道路，在直接或间接提倡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等过程中，呈现“非诗化”的状态；要么走入极端的晦涩状态，在故弄玄虚中天马行空，在胡言乱语中不知所云，呈现出诗歌创作与阅读的隔膜；甚至走向游戏化的误区，比如提倡用诗歌创作软件进行诗歌写作，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思考的。
手机与微信的发展，影响着当下诗歌的创作
朝花周刊：中国新诗孕育至今已近百年，诗歌传播与生产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捷，在碎片化、电子化和移动阅读语境下，写作、阅读和批评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吗？或者进一步游戏化、娱乐化，这才能够“网红”吗？
杨剑龙：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实无论“五四”时期如何反传统，新诗仍然是建筑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基石之上的。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人，比较杰出的都有很深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造诣，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冯至等。如果从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8首始，中国新诗已经诞生百年了，“推倒重来”之说，显然表达出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强烈不满，但是任何将一切推倒重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发展的脉络与传统是难以割断的，新诗百年的大厦推倒重建，呈现了破旧立新的激愤。
2000年，我曾赴广东梅州参加“李金发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有记者采访我，问及中国诗歌创作的困境问题，我当时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精力主要放在发展经济，在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以后，诗歌一定会繁荣发展的，今天中国的诗歌显然比16年前大大发展了，这与我们的经济腾飞有关。
新媒体信息的开放性、传播的便捷性、传受的互动性，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向文学生产转换，文学接受向文学消费转换。新媒体时代的文学阅读也有了重要的变化：阅读浅泛化、图像化、游戏化，成为了大众文化流行的一种症候。您提到的“碎片化、电子化和移动阅读语境”大概也可归入新媒体语境，现在的手机与微信的发展其实对于诗歌的创作与阅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影响到了当下诗歌的创作方式、阅读方式。我现在创作诗歌常常用手机，在机场、码头、车站等候的时候，常常会用手机写诗，表达一些瞬间的思绪与情感。手机微信群的建立，让诗歌创作迅捷发布，或赢得点赞，或受到批评，形成了您说的“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
当代诗歌创作呈现出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我们缺乏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深入研究与完美传承，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缺少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歌资源的细致梳理与合理借鉴。当代诗歌要么走入极致的通俗化道路，在直接或间接提倡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等过程中，呈现“非诗化”的状态；要么走入极端的晦涩状态，在故弄玄虚中天马行空，在胡言乱语中不知所云，呈现出诗歌创作与阅读的隔膜；甚至走向游戏化的误区，比如提倡用诗歌创作软件进行诗歌写作，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思考的。
诗人脱下了“法衣”，穿上了“布衣”？
朝花周刊：您怎么看诗歌在公众中地位和形象的改变——诗歌回暖、诗歌升温、诗歌繁荣，诗歌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了吗？在诗人与手机屏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诗歌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杨剑龙：网络改变了信息的传递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也改变了文学创作与发布及阅读的方式，网络文学实现了诸多文学爱好者的文学梦，也造就了诸多网络诗人。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了这种状况，不仅出版社、杂志可以造就作家、诗人，网络，甚至微信也可以成就作家、诗人。
我们说“诗歌回暖、诗歌升温、诗歌繁荣”都是对于诗歌创作乐观的观照，其实这也与“诗歌在公众中地位和形象的改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文学走向世俗化的趋势，这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也与大众文化的流行切合，从80年代文学创作的铁肩担道义的关注宏大叙事，到90年代文学的走入民间、关注私人化写作，形成90年代文学整体上关注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态，忽视时代英雄业绩的描写；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忽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忽视典雅诗性语言的运用，这种倾向其实一直延续到当下。在这种语境下，诗歌的地位与形象的改变也是理所当然的，从整体上说，诗歌已经走下圣坛、走入民间、走进大众，诗人已经脱下了说道的“法衣”或讲经的“袈裟”，穿上了大众的“布衣”，诗歌更呈现出平民化的色彩和大众化的意味。诗歌既可以是阳春白雪的，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这也就被认为诗歌重新回到社会中来了，改变了以往诗歌被供在圣坛上与社会疏离的状态。新世纪以来文化走向多元化，文学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诗歌同样如此。
至于说到“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也与中国20世纪文学整体上的启蒙色彩有关。20世纪的文学家与读者、诗人与读者整体上处于一种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前者高高在上，后者俯首在下。21世纪的诗人与读者已经摆脱了这种关系，诗人已没有了承担启蒙的重任，读者也不再是愚民、庸众需要被启蒙，诗人与读者仅仅是写诗者与读诗者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因此是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了。
杨剑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