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约集200多位专家、历时25年编写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美学通史》、《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三套书籍分别出版发行。《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共10卷19册，约1100多万字，是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的一座巨型的思想库、资料库。《中国美学通史》共8卷、350万字，是在吸取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美学通史。《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共7卷、320万字，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著作。这三套书的出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近日，本报记者在北大燕南园56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采访了中心名誉主任、北大资深教授叶朗先生。在此刊发采访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衷心祝贺这三套书的出版。这样的皇皇巨著，要花费很多力气，也要克服诸多困难。您是在怎样的学术初衷的激励下带领团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叶朗：北大美学学科是第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在全国设立的100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是美学领域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有蔡元培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优良传统，有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等老一辈学者留下的理论财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们都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在美学学科领域开拓创新和引领示范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工作。2014年10月15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我们对此有深切共鸣。编写这三套书，事实上就是在完成一项弘扬中华美学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华美学的基础和源泉，体大精深，卷帙浩繁，其中充满许多富有东方特色的思想智慧，包含了许多富有民族个性的艺术理论。继承这份遗产，对于我们当代的美学科学建设，对于当代审美教育和艺术实践，乃至对整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上除了有丰富的文学理论外，还有极其丰富的艺术理论，体现在画论、书论、乐论、曲论、舞论、造园理论等等方面，但是我们对这些遗产的整理研究十分薄弱。《中国文学批评史》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三位先生的著作最为有名，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学中文系都有学者进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其中复旦大学的成就十分突出。但是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艺术批评史》的著作，前年才有了一本，我们这次的跨度和体量更大，内容更丰富。
记者：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学术成果在如今这样的年代面世，似乎也存在很多条件的耦合。比如资金、出版、人才等等。
叶朗：这些年我们不断提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文化走出去需要学术支撑。过去我们有很多想法囿于当时的条件也难以实现。首先，以前的国力比较弱，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比较小，难以实现很多学术文化的抱负。第二，在语言方面，中国哲学美学的概念含义丰富，很难翻译，比如孔子说的“兴、观、群、怨”这四个字就很难翻译。第三，我们对自己的东西研究不透彻。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我们说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但是这一状况一直没有彻底改观。我们的三套书之所以在这样的时机能够最终完成，出版面世，的确是很多条件成熟所造成的，当然其中最主要还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努力。
记者：三套书的编撰横跨25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25年间，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学术思潮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些会影响到整个编撰的规划和思路吗？
叶朗：这三套书的编撰横跨了25年时间。我年轻时，有一个口号：“要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5年就是一生工作时间的二分之一，这体现了一种埋头苦干的精神，也需要一种严谨的学风。25年间，很多人坚持到了最后，也有个别人因为各种原因中途退出了，其间甘苦，难以尽言。
三套书的编撰，不是简单的资料性的搜集和整理。我们当然要注重资料建设，西方学者对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十分隔膜，资料难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上世纪50年代，很多学校有一种习惯的做法，就是把一些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人发配到资料室做资料工作，使得很多人不屑于做资料工作。现在大家都知道没有文献资料的建设，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就是空话。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理论思维，重视理论建设。中国传统艺术是本土文化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有深刻的精神内涵，不仅要进行资料的分类和整理，更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开掘。对于传统艺术，我们往往还只限于叫好，至于究竟好在哪里，我们仍然说不大出来。在艺术研究中，还有少数学者存在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艺术的偏好，显示出对本民族艺术理论的价值缺乏认识和信心。
25年间，我们所有参与者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思想都在不断丰富和深化，这和整个工作的进展形成内在的思想理论的呼应和契合。以我自己而言，上世纪80年代撰写《中国小说美学》和《中国美学史大纲》，到2009年出版《美学原理》(《美在意象》)，我一直注重中国美学和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我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其基本态势体现为：向西方美学，特别向西方近现代美学开放；注重吸收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成果，注重吸收美学的分支学科和相邻学科的新的成果，力求在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有新的创造。不仅如此，我还逐步将学术视野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和文化研究上来。我的这些理论的积淀，还有其他很多学者的丰富的理论成果，都自然地体现在了这三套书的编撰中，不断提高这三套书的质量和品格。
记者：就整个编撰而言，应该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或者说一种根本的对中华美学的基本判断。叶老师对此有何感悟？
叶朗：比如美的本体问题，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西方人受到柏拉图理念说的影响，特别近代以来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支配下，一直把美作为一种实体化的存在。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我们讲的是天人合一，是自然，是整个生活世界，我们认为美在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的，美感是体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感兴”，审美活动可以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而最终归结起来是提升人的人生境界。所以，意象、感兴、人生境界，这三个概念就成为美学的核心概念。
北大哲学家张世英先生晚年的思想越来越深刻和发人深省。他在贯通东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认为西方近代以来哲学讲主客二分，中国的传统哲学是天人合一。我们应该超越主客二分的阶段，回到新的天人合一。上世纪50年代有一场影响广泛的美学大讨论，无论是主观说，还是客观说，还是主客观说，其基本特征是主客二分的视野，都把美学作为一种认识论，这在根本上是有局限性的。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整个社会角度观察，中国美学经历了潮起潮落又重新兴起的变化轨迹。您在这种学术的坚守中，如何看待这种社会氛围的变化？
叶朗：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美学热。一次就是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以学术界批判朱光潜先生的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开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广泛参与。另外一次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这是当时文化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和改革开放的潮流相呼应，由下而上反思“文革”的教训，从哲学中，从文化上寻求答案的社会心理的反映。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国家开启了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门，人们纷纷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利益的诉求中，文化热逐步消退了，美学热也就逐步消退了。
中国的美学热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西方，美学仅仅是一个学科，在学院中受到一小部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中国，美学却在整个知识界，甚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多人认为，和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有关，那场大讨论引起了很多人对美学学科的兴趣。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可能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有着深厚的诗教传统、乐教传统，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诗性的哲学，而中国美学特别关注人生，所以中国人从人生和艺术的需要出发更容易关注美学问题。
我想，美学热的消退是正常的，在这个时候美学工作者要沉下心来，回到更本真的情境中，研究更为本质、更为基础和更为深入的理论问题，从而为美学学科的发展打下更扎实和丰厚的基础。应该说我们这三套书的出版和秉持这样沉实的治学态度是密切关联的。（杨晓华）
记者：衷心祝贺这三套书的出版。这样的皇皇巨著，要花费很多力气，也要克服诸多困难。您是在怎样的学术初衷的激励下带领团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叶朗：北大美学学科是第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在全国设立的100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是美学领域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有蔡元培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优良传统，有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等老一辈学者留下的理论财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们都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在美学学科领域开拓创新和引领示范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工作。2014年10月15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我们对此有深切共鸣。编写这三套书，事实上就是在完成一项弘扬中华美学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华美学的基础和源泉，体大精深，卷帙浩繁，其中充满许多富有东方特色的思想智慧，包含了许多富有民族个性的艺术理论。继承这份遗产，对于我们当代的美学科学建设，对于当代审美教育和艺术实践，乃至对整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上除了有丰富的文学理论外，还有极其丰富的艺术理论，体现在画论、书论、乐论、曲论、舞论、造园理论等等方面，但是我们对这些遗产的整理研究十分薄弱。《中国文学批评史》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三位先生的著作最为有名，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学中文系都有学者进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其中复旦大学的成就十分突出。但是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艺术批评史》的著作，前年才有了一本，我们这次的跨度和体量更大，内容更丰富。
记者：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学术成果在如今这样的年代面世，似乎也存在很多条件的耦合。比如资金、出版、人才等等。
叶朗：这些年我们不断提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文化走出去需要学术支撑。过去我们有很多想法囿于当时的条件也难以实现。首先，以前的国力比较弱，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比较小，难以实现很多学术文化的抱负。第二，在语言方面，中国哲学美学的概念含义丰富，很难翻译，比如孔子说的“兴、观、群、怨”这四个字就很难翻译。第三，我们对自己的东西研究不透彻。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我们说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但是这一状况一直没有彻底改观。我们的三套书之所以在这样的时机能够最终完成，出版面世，的确是很多条件成熟所造成的，当然其中最主要还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努力。
记者：三套书的编撰横跨25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25年间，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学术思潮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些会影响到整个编撰的规划和思路吗？
叶朗：这三套书的编撰横跨了25年时间。我年轻时，有一个口号：“要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5年就是一生工作时间的二分之一，这体现了一种埋头苦干的精神，也需要一种严谨的学风。25年间，很多人坚持到了最后，也有个别人因为各种原因中途退出了，其间甘苦，难以尽言。
三套书的编撰，不是简单的资料性的搜集和整理。我们当然要注重资料建设，西方学者对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十分隔膜，资料难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上世纪50年代，很多学校有一种习惯的做法，就是把一些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人发配到资料室做资料工作，使得很多人不屑于做资料工作。现在大家都知道没有文献资料的建设，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就是空话。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理论思维，重视理论建设。中国传统艺术是本土文化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有深刻的精神内涵，不仅要进行资料的分类和整理，更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开掘。对于传统艺术，我们往往还只限于叫好，至于究竟好在哪里，我们仍然说不大出来。在艺术研究中，还有少数学者存在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艺术的偏好，显示出对本民族艺术理论的价值缺乏认识和信心。
25年间，我们所有参与者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思想都在不断丰富和深化，这和整个工作的进展形成内在的思想理论的呼应和契合。以我自己而言，上世纪80年代撰写《中国小说美学》和《中国美学史大纲》，到2009年出版《美学原理》(《美在意象》)，我一直注重中国美学和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我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其基本态势体现为：向西方美学，特别向西方近现代美学开放；注重吸收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成果，注重吸收美学的分支学科和相邻学科的新的成果，力求在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有新的创造。不仅如此，我还逐步将学术视野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和文化研究上来。我的这些理论的积淀，还有其他很多学者的丰富的理论成果，都自然地体现在了这三套书的编撰中，不断提高这三套书的质量和品格。
记者：就整个编撰而言，应该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或者说一种根本的对中华美学的基本判断。叶老师对此有何感悟？
叶朗：比如美的本体问题，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西方人受到柏拉图理念说的影响，特别近代以来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支配下，一直把美作为一种实体化的存在。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我们讲的是天人合一，是自然，是整个生活世界，我们认为美在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的，美感是体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感兴”，审美活动可以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而最终归结起来是提升人的人生境界。所以，意象、感兴、人生境界，这三个概念就成为美学的核心概念。
北大哲学家张世英先生晚年的思想越来越深刻和发人深省。他在贯通东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认为西方近代以来哲学讲主客二分，中国的传统哲学是天人合一。我们应该超越主客二分的阶段，回到新的天人合一。上世纪50年代有一场影响广泛的美学大讨论，无论是主观说，还是客观说，还是主客观说，其基本特征是主客二分的视野，都把美学作为一种认识论，这在根本上是有局限性的。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整个社会角度观察，中国美学经历了潮起潮落又重新兴起的变化轨迹。您在这种学术的坚守中，如何看待这种社会氛围的变化？
叶朗：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美学热。一次就是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以学术界批判朱光潜先生的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开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广泛参与。另外一次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这是当时文化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和改革开放的潮流相呼应，由下而上反思“文革”的教训，从哲学中，从文化上寻求答案的社会心理的反映。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国家开启了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门，人们纷纷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利益的诉求中，文化热逐步消退了，美学热也就逐步消退了。
中国的美学热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西方，美学仅仅是一个学科，在学院中受到一小部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中国，美学却在整个知识界，甚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多人认为，和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有关，那场大讨论引起了很多人对美学学科的兴趣。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可能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有着深厚的诗教传统、乐教传统，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诗性的哲学，而中国美学特别关注人生，所以中国人从人生和艺术的需要出发更容易关注美学问题。
我想，美学热的消退是正常的，在这个时候美学工作者要沉下心来，回到更本真的情境中，研究更为本质、更为基础和更为深入的理论问题，从而为美学学科的发展打下更扎实和丰厚的基础。应该说我们这三套书的出版和秉持这样沉实的治学态度是密切关联的。（杨晓华）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