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人物
张梦晗 34岁，河南洛阳人，德黑兰大学波斯语文学博士，因出演伊朗电视剧《首都3》中的女主角“春常”，在当地走红。
■ 对话动机
春常火了。
走在德黑兰的大街上，人们指着张梦晗喊“春常、春常”，还要跟她合影。她收到观众的礼物，享受过剧迷的免费咖啡。不久前播出的第四季中，春常搭乘的飞机失联，观众跟着她的丈夫一起哭。
在伊朗热播的这部电视剧《首都3》中，张梦晗扮演“春常”——一名嫁给伊朗农村青年的中国姑娘。
在伊朗留学6年，张梦晗认为，喜欢春常的人是被中伊两种文化的碰撞所吸引，“伊朗人也因为有外国人用他们的语言来演本土剧，重拾因经济封锁丧失的文化自信。”
1月22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在伊朗又刮起了一阵中国风。然而在网络和现实中，张梦晗发现，中国人对伊朗存在着“标签化”的认识，而伊朗人对中国很多时候“一无所知”。这也让张梦晗“更愿意在中伊文化交流方面做点事。”
“很多伊朗男孩有娶中国太太情结”
新京报：什么机缘巧合让你成为伊朗电视剧的女主角？
张梦晗：剧组请使馆帮忙找一个中国女孩。我常去使馆找一些兼职工作，使馆的老师像开玩笑一样告诉我这个消息，结果我真的接到剧组的电话。
新京报：《首都》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张梦晗：是部喜剧，一个伊朗农村家庭渴望通过各种努力搬到首都德黑兰，农村人进城，不懂各种规矩，闹了笑话。这和中国的情况有点像，很多小地方的人充满了对大城市的渴望。第三季的剧中，我的丈夫是个卡车司机，农村奋斗青年，他在土耳其的中餐馆爱上了当服务员的我，一个中国姑娘就此要嫁到伊朗。
新京报：有没有问过导演，为什么会在剧中加入一个中国角色？
张梦晗：导演没有特别说过，编剧倒是提过，现在的伊朗，中国产品充斥着当地市场。我个人觉得，中伊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嫁到伊朗的中国姑娘也很多，电视剧也是一个现实反映。我认识的很多伊朗男孩，他们都有娶中国太太的情结。
新京报：演这部剧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怎么克服？
张梦晗：台词和肢体语言。起初台词不多，后来越演越多，编剧加词。硬背我是搞不定，但剧组很聪明，他们会利用我的语言习惯，颠三倒四的语法不合规矩，他们也不纠正，就那么拍下去，播出的时候，反而成了笑点。
还有肢体语言有差异。比如我们表达“不”的时候，摇头、摇手就行。但在伊朗，说不，下巴一边上扬，嘴里还要配合“啧”的一声。喜怒在伊朗人脸上，肌肉拉伸的都很夸张。
“文化认同让困境中的伊朗人感动”
新京报：出演春常让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梦晗：起初，在街上被人认出来，他们“春常、春常”的叫我，让我有点小开心。后来就有点不堪压力，他们总要和你合影，个人生活有点受影响。波斯语的称赞也让人有点接受不了，他们会说，“春常说话像夜莺一样”，肉麻麻的。
新京报：春常在电视剧中的经历和你的真实生活有重合吗？
张梦晗：我在伊朗生活的一些趣事也被设计到春常身上。比如，伊朗人对中国人用筷子吃饭特别好奇。有一次我在一场会展做翻译，中午吃饭的时候，围了几层当地人来看我们用筷子吃饭。剧中，春常和丈夫一家人就被设计了一场去中餐馆吃饭的戏。
新京报：当地观众怎么评价剧中的中国姑娘？
张梦晗：看评论都是好话，没有批评。我并不认为我演得多好，这是伊朗人的民族性格，他们喜欢赞美和夸奖别人。当你知道他们的习惯时，你就不会太相信他们真的是在夸你演得好了。
伊朗人很注重礼仪和素养，全国受教育的程度是80%。人们即使不喜欢，也不会在网上谩骂。这点比中国观众更宽容。
新京报：为什么他们会喜欢这个中国人演的角色？
张梦晗：一个剧迷在街上流着泪告诉我，“春常”让她过了个幸福的年。2014年，第三季播出时，伊朗处于西方世界经济制裁的第三年，货币已经大贬值，失业的人很多，当地人生活艰难。春常的出现让很多伊朗人觉得，一个外国人，用波斯语，波斯文化，出演了他们的电视剧，这让他们感动，也让很多伊朗观众重拾起一些文化自信。
“室内的伊朗女性令人害羞”
新京报：6年前，你去伊朗前，对这个国家有着怎样的想象？到达德黑兰后想法有什么变化？
张梦晗：和很多人一样，没去之前，觉得那里是个战乱国家，有穿着黑袍的女警，是个好战民族。到了德黑兰，发现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善。波斯语中，中国的发音有点像“秦”。他们会对我这个“秦”人说，“来，到我家去，我给你做饭吃。”他们的热情非常实在。
新京报：在德黑兰，最让你意外的印象是什么？
张梦晗：最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对知识的重视。德黑兰大学门前的革命街，我叫它“书街”，不夸张地说，在这条街上，你可以找到世界上任何一门语言的书籍，他们对知识的包容度很强。
伊朗的老街上，随处可见咖啡书吧，地方不大，但有咖啡的地方就有书籍。对于德黑兰人来说，“没知识、没教养、没文化”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他们对有学历的人非常尊重，从你读博士的第一天起，这个学位就和你的名字挂钩了。出演电视剧前，菜市场里的人都叫我博士女士。在中国，女博士可能就和书呆子画等号了。
新京报：“沙漠”、“黑袍裹身的女性”，你怎么看待一些人对伊朗的这些标签化认识？
张梦晗：伊朗的女性变化挺大，我刚去的时候，女人的服饰都是黑、灰、深蓝色系的罩袍。几年前，伊朗有一场服饰革命，衣服颜色和样式都丰富起来，现在的伊朗，戴头巾的女孩比上海的姑娘穿得都时尚。
当然，女性服饰仍然在政府的宗教规定范围之内，比如上衣必须遮盖臀部，不能穿短袖、短裤。
新京报：穿黑罩袍的伊朗女性常被别人误解保守封闭、地位低下，真实的伊朗女性什么样？
张梦晗：我身边的伊朗年轻女性很开放，在室内的聚会，她们衣着清凉，性感程度有时都让我不好意思，但只要出门，一定会重新穿上长裙、长袍，戴上头巾。在伊朗，年长的女性思想意识往往比年轻人更开放和成熟，因为她们经历过伊朗70年代的政治改革。在伊朗，女性的政治地位比较低，比如不能从政，工作机会较少。但是在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很高，因为她们教育子女，因此受到尊重。
“在伊朗规则不如诚信重要”
新京报：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出访伊朗，中伊在历史上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在你看来伊朗和中国在文化上有什么相同的？
张梦晗：做事讲感情，这一点上两国人很像。和伊朗人做生意，要先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信任你，就会和你做买卖，在伊朗，规则不如诚信重要。说话做事喜欢引经据典，两国也很像，伊朗也是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也有很多成语、谚语，说话的时候和中国人一样，不时说个成语。
新京报：你身边的伊朗朋友，对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张梦晗：大部分人不了解中国，也有点标签化的认识，比如他们一听说你是中国人，就会说“你们制造的东西一用就坏”。
他们会问“你们中国有电视塔吗？有雪山吗？”甚至有时还问“中国一年有四季吗？”这样可笑的问题。
比起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对中国女性比较好奇。因为在波斯语的诗句里，经常会有形容“中国美人”的词汇。他们叫中国人的眼睛是“巴旦杏眼”，觉得杏核般的眼睛最漂亮。
新京报：去年，伊朗导演阿巴斯来中国时，你受邀作为他的翻译，今后会选择当演员吗？
张梦晗：不会，我不是专业演员，演戏和我学波斯语一样，需要一个字母一个单词地积累。再者，在伊朗当演员很辛苦，尤其是女性，禁忌要求比演技看得还重。我拍《首都》时，剧中有一场戏是我来伊朗见我的未婚夫，我说见面时可以拥抱一下，全剧组的都说“不行不行”。但在伊朗的电视塔放孔明灯的那场戏播出后，当地的街上开始卖中国的孔明灯。（记者 刘珍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