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印 象
在喧嚣的时代发现
流转千年的美好
如果说文化是历史长河中一场流动的盛宴，那么，故宫就是用来享受这场盛宴的殿堂。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它们是同一天过生日，同一天过院庆，它们刚刚度过了90年院庆，两个故宫博物院都在殚精竭虑地守护着同一个中国故事，两岸故宫人的内心也都怀有同一个朴素的信念——共同传承中华文化。近年来，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日渐增多，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过几十年，担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周功鑫女士，是促成这种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之一。
今年年初，在西安，周功鑫登上了“2015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的舞台。颁奖现场，记者采访了这位博闻强识的知识女性。眼前的她，无论衣着妆容、言谈举止还是与人为善的态度，都透出一种大方得体、知性儒雅的美。而在她看来，美还有另一层深意，就是对中华之美的接力与传承，这也是她这一生都在为之努力的事。
周功鑫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对长女寄予厚望，希望她能承接衣钵学医治病救人。但周功鑫自有主张，1968年考大学时固执地选了辅仁大学法语系。大学毕业后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从“宫女”一路走来，最终成为“掌门人”。
周功鑫认为，海峡两岸的交流，文化是最没有隔阂的，因为文化最能感动人心。承载着中国人共同文化记忆的故宫文物分隔两地，如何跨越现实的屏障，让它们实现对等交流甚至团聚，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2008年5月，周功鑫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2009年2月，她带团率先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北京故宫同意以借展方式借出37件藏品，参与在台北故宫举行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这是两岸故宫第一次进行大规模交流合作。2011年6月，周功鑫又促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推出《富春山居图》合璧展，成为两岸文物合作交流的里程碑事件。数次规模宏大的展览轰动两岸，使得台北故宫跻身全球最受欢迎博物馆前十名，并不断刷新文创产值，周功鑫的大家气派、国际视野也给博物馆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做博物馆教育也好，推广中华文化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把美留传下来，不要让流转千年的美，从喧嚣的时代、匆忙的脚步间消逝。”周功鑫说，她非常推崇18世纪德国哲学家席勒。席勒有个理论，人类在感觉、悟性和意志之外，还有一种“美感官能”，但由于18世纪以来学科知识分工过细，人的“美感官能”往往被忽略，甚至导致感受美的能力丧失。因此席勒主张“审美教育”，促进个体感性与理性和谐发展。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周功鑫提到自己做过两桩事，一是一手带出700余名志工讲解员；二是离任后主编出版了一套大型传统文化普及读本《图说中华文化故事》，这套丛书由好莱坞动画分镜师担任艺术总监，绘画采用电影分镜的概念，利用多媒体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的普及，前期推出后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说，让青少年轻松愉悦地迈入中华文化殿堂，让他们一边玩一边学习传统文化，是她坚持了半辈子的教育理念，也是让她自己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
周功鑫口述
我的博物馆生涯
我的一生就在博物馆和大学这两个地方来来回回。40年的博物馆生涯，在任何时间，任何岗位，我做的都是自己该做的事情。我在25岁的时候，自台湾辅仁大学法语系毕业后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是1972年，我从一名基层解说员做起，由于工作认真，加上英文和法文的专长，第二年就调到院长室担任秘书。我在这里从事过公共关系工作，为两任院长担任秘书，还有16年的展览组组长等职务的历练，这些经历给了我很扎实的基础。我选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我选择了一个让我能够一生学习的地方。我大学念的是法语系，与博物馆专业无关，所以我加强了自己对中国艺术史方面的学习，同时在这一阶段我也获得了博物馆经营管理的经验。
1999年，我离开工作27年之久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宝岛台湾博物馆专业人员非常短缺，所以在2002年，我回到母校辅仁大学，创办了博物馆学研究所。通过教学，也让我在博物馆学的理论上获得了提升。
到2008年的时候，我又回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时我离开了9年，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的同仁也希望我回来整顿，所以我也下了很大决心，决定回来。在学校教书，要涉及很多理论方面的东西，对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也要有所了解。那么回到博物院以后，我正好可以把这9年里学到的理论，带到我熟悉的工作环境里面。
我在工作中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遗留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有形无形的资产，我们要怎样去维护它、珍惜它、推广它？这是我们的责任。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海峡两岸的合作交流中，博物馆界的合作是非常好的。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除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合作，与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福建博物院都有过合作交流，通过这些合作，两岸民众体验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成就。
2012年7月，我重回辅仁大学，带领一批有理想的年轻人来规划设计怎样将中华文化通过在线游戏的方式深入到青少年的内心世界，提高他们学习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热情。现在我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期望在二三十年后，当这些年轻人都要接棒、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而具有中华文化的素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两岸故宫典藏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记者：您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一直致力于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在您心目中北京故宫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周功鑫：在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我曾三次参观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本身是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一个杰作。从永乐十八年到清朝结束，它浓缩了明清600多年的历史，完整呈现了明清皇室的生活状态，包括皇室的建筑，皇室的起居，皇室的品位，等等。这些建筑以及陈设，可以让人们获得历史、文化、社会等多元的知识。
记者：您觉得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方面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周功鑫：台北故宫或者北京故宫，都是同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据东北后，我们的前辈主张将北京(当时叫北平)故宫的文物南迁，一共有19000多箱文物，1933年迁到上海，1936年迁到南京，1937年迁到东南，抗战胜利后又回迁到南京，1949年迁到台北，这时候有3824箱文物，其中大都是唐宋的绘画以及宋朝的瓷器，文房珍品在数量上也是相当多，另外像明朝的瓷器，清朝的珐琅彩瓷，也非常多。当时运到南方的藏品，是从艺术史的角度选择了时间比较久远的、被认为是精品的文物，可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或者艺术史来看，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重要性。而北京故宫在近二三十年来征集了不少文物，数量很多，名品也在增加。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有180万件文物，台北故宫是70多万件文物。这两个故宫的收藏都非常重要，都是在典藏中华文化的精髓。
记者：您如何看待两岸故宫之间的关系以及交流合作的意义？
周功鑫：在2009年2月14日到17日，两岸故宫有一次正式的交流，达成了九项共识，建立了一些机制，包括人员的交流，出版物的交流，网页的辐射，研讨会的共同举办，研究题材的共同研究，文创的互联交流研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都是在提升两方面专业人员的素质，我觉得交流产生的影响是无可限量的。
记者：大陆游客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都会去看肉形石和翠玉白菜，其实台北故宫还有很多值得一看的文物珍品，您对大陆游客有没有其他游览建议？
周功鑫：这两件物品人气高，说明大家能看得懂。翠玉白菜是一个精雕细琢的玉器，一般人都看得懂。但是这其中也有很多学问。如果进入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会明白它代表了晚清的工艺。除了它以外，从远古到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朝，太多各色各样的玉器都值得去看一看。还有铜器、瓷器、书画，不同的类型都有各自的特质以及可供学习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管理一家博物馆，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或者能力？
周功鑫：博物馆的工作是多元的，要涉及很多领域，首先要了解中国艺术史，还要懂得典藏登录、维护文物。作为馆长，还要懂得营销、懂得安全，完全是跨领域的学科。
文物应被保护，也要让全世界共享
记者：201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轰动两岸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您能讲一讲那次展览幕后的故事吗？
周功鑫：我到任的2008年8月，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总裁到台北跟我提，有没有可能让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也就是《富春山居图》最前端的十四分之一那部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用师卷”《富春山居图》一起展出？我说没有什么不可能，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与北京故宫雍正大展的经验。当时我们做了单方面的协调，向浙江省博物馆借“剩山图”。浙江省博物馆希望这次合展是对等交流，《富春山居图》在台北合展后再到杭州合展，但台北故宫对文物出境一贯坚持对方要有“司法免扣押”条款，大陆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相关表述，所以台湾文物到大陆展出还存在困难，所以这件事就停了一段时间。后来，温家宝总理在谈话当中提到两岸人民就像《富春山居图》，分居两地，情何以堪。那么浙江省博物馆也愿意促成这件事，再加上刘长乐总裁从中斡旋，这件事情就办成了。这是“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在相隔360年后第一次“重逢”。
《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是文人画大师，在元四大家里也排在首位，这幅《富春山居图》被列为名品中的名品。文人画在中国画里是最不易懂的，借由这次展览，我们把黄公望的画凑得比较周全，比较完备，除了实物展览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个新媒体展览，真正让它合璧，非常成功，观众可以看得更深入，年轻人也看懂了。当时参观人数达到了84万人次以上，英国一家报纸把那次展览评为2011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展览第三名，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在“十大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中排在了第七位。
记者：除了做这种大型的展览，平时博物馆的收藏品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获得知识？
周功鑫：我在做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做了各类展览，把展览作为教育的工具。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观众看了展览之后，能学到东西，真正喜欢上博物馆，通过展览，我们的文化艺术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体现，让观众获得认识，还愿意买文创品把美好的记忆带回家，形成一圈圈良性循环，这是很好的事。
记者：很多时候游客参观博物馆只是走马观花，如果想获得更多信息，前期的知识储备就很重要，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又很难做到，您有什么建议吗？
周功鑫：其实我觉得，去博物馆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方式，可以多去啊。如果是有计划的参观，可以选择自己所要了解或研究的题材，比如铜、瓷、玉，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就是说用一段时间，选择自己喜欢的瓷器，从陶俑到历代瓷器开始看资料，从这样的学习中建构一个系统性的认识，然后再去博物馆参观看实物，长期慢慢地累积，就会慢慢地有所了解。
记者：您觉得这个时代博物馆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利用科技手段为艺术服务？
周功鑫：现在是科技时代，我们需要跟时代的发展结合，跟网络结合，借着网络、数字化，还有社交媒体，把中华文化向全世界传扬。拿台北故宫博物院来说，我们出于文物保存的因素，年代久的名家书画至少每三四年才能轮替展出一次，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们推出了书画多媒体室，通过高科技手段实现观众与名画的互动，观众可以观看细部、翻页，看到更深、更广的书画面貌，深度呈现名画之美。再比如，在“雍正大展”时，我们利用数字技术，让《百骏图》上的马可以走起来。让年轻人在玩当中学会了知识，也让他们体会到文物并不是那么难懂。
记者：世界各地很多博物馆都藏有中国的文物，当您在那些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时有哪些想法，会觉得不舒服吗？
周功鑫：事实上目前在全世界主要的博物馆里面都收藏有中华民族的文物，我觉得它们有另外一个使命——如果文物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看起来就比较麻烦，不太容易，那么现在因为它们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民众也能够通过观看认识到中华文化，我觉得这是介绍文物、介绍中华文化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从一个博物馆人的角度、从文化宣扬的角度、从教育推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文物应该是被保护的，也应该是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认识、共享的。
博物馆纪念品要与文化产业结合
记者：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在做周边衍生产品，您认为博物馆的文化创意工作如何开展，如何开发纪念品？
周功鑫：博物馆纪念品是和文化产业结合的。我觉得，文创工作除了增加我们礼品店的供销礼物外，还要增加这个产业的文化底蕴，所以要给衍生品的设计师做文化认知方面的训练，让他们在博物馆找到创意的源泉。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文化与创意产业研习”课程，初级半年的研习，一开始是为期两个月的感知打开，让他们去接触文物，让相关的老师带领他们听声音，教他们怎么闻香味，教他们怎么去用眼睛看。当感知打开以后，创意有了，需要哪个时代的风格，抓到哪个时代的特质，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判断。进入设计环节后，我们还要请设计大师为他们做评审，如果他们做出了很好的东西，那就可以与台北故宫做双品牌，我们会进行品牌授权。如果他们不想与故宫合作也没关系，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创意行销全球。现在是创意时代，怎么借着博物馆收藏的深度与艺术性，提供给创意设计师灵感的来源，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直有所开拓。
记者：年轻人都喜欢新鲜的、潮流的东西，怎样引导他们关注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呢？
周功鑫：这是我一直关切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关注博物馆教育。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任，第一任27年，其中有16年我负责展览和教育。在教育方面，我一直都尽我的力量让儿童有机会到故宫来学习。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更是扩大了教育学习的类别，把正在读书的学生纳入我们的“职工”，让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大家服务，对他们也是一种学习和提升。
记者：您最初编着《图说中华文化故事》的初衷是什么？您是怎样把文物考古领域跟这些故事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周功鑫：古文化一直跟年轻人、小朋友有很大距离。1998年我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创立儿童学艺中心，为小朋友设计活动，让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学习。那时候我们也试着想办法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回到远古时代，怎么样把中华文化深植在青少年心中，这是我一直以来在博物馆界想努力的方向。现在既然退休了，我想专心地为小朋友、青少年做一件事。
青少年处在价值观的建构阶段，如果这个时候提供给他好的读物，好的资讯，对他的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中华文化更是充满伟大的智慧，青少年可以从中汲取很多养分。西方不少美术馆、博物馆都会邀请作家、插画师专门打造艺术教育普及绘本，以小朋友的视角欣赏世界名画珍品，我们也可以学习借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带着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编写《图说中华文化故事》，计划一共有15套，150册，挑选150个成语，每个成语编写成单独一册，以图文的方式提起青少年的兴趣，让他们喜欢读，愿意读。先出版战国50册，再推出汉代50册，唐和宋各25册，因为这四个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最灿烂的时期。我们也在做在线游戏式学习平台，希望青少年通过游戏寓教于乐去学习中华文化，让他们在无形中受到熏陶，把中华文化变成他们内在的知识。（何玉新）
印 象
在喧嚣的时代发现
流转千年的美好
如果说文化是历史长河中一场流动的盛宴，那么，故宫就是用来享受这场盛宴的殿堂。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它们是同一天过生日，同一天过院庆，它们刚刚度过了90年院庆，两个故宫博物院都在殚精竭虑地守护着同一个中国故事，两岸故宫人的内心也都怀有同一个朴素的信念——共同传承中华文化。近年来，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日渐增多，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过几十年，担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周功鑫女士，是促成这种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之一。
今年年初，在西安，周功鑫登上了“2015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的舞台。颁奖现场，记者采访了这位博闻强识的知识女性。眼前的她，无论衣着妆容、言谈举止还是与人为善的态度，都透出一种大方得体、知性儒雅的美。而在她看来，美还有另一层深意，就是对中华之美的接力与传承，这也是她这一生都在为之努力的事。
周功鑫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对长女寄予厚望，希望她能承接衣钵学医治病救人。但周功鑫自有主张，1968年考大学时固执地选了辅仁大学法语系。大学毕业后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从“宫女”一路走来，最终成为“掌门人”。
周功鑫认为，海峡两岸的交流，文化是最没有隔阂的，因为文化最能感动人心。承载着中国人共同文化记忆的故宫文物分隔两地，如何跨越现实的屏障，让它们实现对等交流甚至团聚，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2008年5月，周功鑫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2009年2月，她带团率先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北京故宫同意以借展方式借出37件藏品，参与在台北故宫举行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这是两岸故宫第一次进行大规模交流合作。2011年6月，周功鑫又促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推出《富春山居图》合璧展，成为两岸文物合作交流的里程碑事件。数次规模宏大的展览轰动两岸，使得台北故宫跻身全球最受欢迎博物馆前十名，并不断刷新文创产值，周功鑫的大家气派、国际视野也给博物馆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做博物馆教育也好，推广中华文化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把美留传下来，不要让流转千年的美，从喧嚣的时代、匆忙的脚步间消逝。”周功鑫说，她非常推崇18世纪德国哲学家席勒。席勒有个理论，人类在感觉、悟性和意志之外，还有一种“美感官能”，但由于18世纪以来学科知识分工过细，人的“美感官能”往往被忽略，甚至导致感受美的能力丧失。因此席勒主张“审美教育”，促进个体感性与理性和谐发展。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周功鑫提到自己做过两桩事，一是一手带出700余名志工讲解员；二是离任后主编出版了一套大型传统文化普及读本《图说中华文化故事》，这套丛书由好莱坞动画分镜师担任艺术总监，绘画采用电影分镜的概念，利用多媒体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的普及，前期推出后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说，让青少年轻松愉悦地迈入中华文化殿堂，让他们一边玩一边学习传统文化，是她坚持了半辈子的教育理念，也是让她自己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
周功鑫口述
我的博物馆生涯
我的一生就在博物馆和大学这两个地方来来回回。40年的博物馆生涯，在任何时间，任何岗位，我做的都是自己该做的事情。我在25岁的时候，自台湾辅仁大学法语系毕业后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是1972年，我从一名基层解说员做起，由于工作认真，加上英文和法文的专长，第二年就调到院长室担任秘书。我在这里从事过公共关系工作，为两任院长担任秘书，还有16年的展览组组长等职务的历练，这些经历给了我很扎实的基础。我选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我选择了一个让我能够一生学习的地方。我大学念的是法语系，与博物馆专业无关，所以我加强了自己对中国艺术史方面的学习，同时在这一阶段我也获得了博物馆经营管理的经验。
1999年，我离开工作27年之久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宝岛台湾博物馆专业人员非常短缺，所以在2002年，我回到母校辅仁大学，创办了博物馆学研究所。通过教学，也让我在博物馆学的理论上获得了提升。
到2008年的时候，我又回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时我离开了9年，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的同仁也希望我回来整顿，所以我也下了很大决心，决定回来。在学校教书，要涉及很多理论方面的东西，对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也要有所了解。那么回到博物院以后，我正好可以把这9年里学到的理论，带到我熟悉的工作环境里面。
我在工作中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遗留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有形无形的资产，我们要怎样去维护它、珍惜它、推广它？这是我们的责任。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海峡两岸的合作交流中，博物馆界的合作是非常好的。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除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合作，与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福建博物院都有过合作交流，通过这些合作，两岸民众体验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成就。
2012年7月，我重回辅仁大学，带领一批有理想的年轻人来规划设计怎样将中华文化通过在线游戏的方式深入到青少年的内心世界，提高他们学习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热情。现在我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期望在二三十年后，当这些年轻人都要接棒、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而具有中华文化的素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两岸故宫典藏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记者：您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一直致力于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在您心目中北京故宫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周功鑫：在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我曾三次参观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本身是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一个杰作。从永乐十八年到清朝结束，它浓缩了明清600多年的历史，完整呈现了明清皇室的生活状态，包括皇室的建筑，皇室的起居，皇室的品位，等等。这些建筑以及陈设，可以让人们获得历史、文化、社会等多元的知识。
记者：您觉得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方面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周功鑫：台北故宫或者北京故宫，都是同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据东北后，我们的前辈主张将北京(当时叫北平)故宫的文物南迁，一共有19000多箱文物，1933年迁到上海，1936年迁到南京，1937年迁到东南，抗战胜利后又回迁到南京，1949年迁到台北，这时候有3824箱文物，其中大都是唐宋的绘画以及宋朝的瓷器，文房珍品在数量上也是相当多，另外像明朝的瓷器，清朝的珐琅彩瓷，也非常多。当时运到南方的藏品，是从艺术史的角度选择了时间比较久远的、被认为是精品的文物，可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或者艺术史来看，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重要性。而北京故宫在近二三十年来征集了不少文物，数量很多，名品也在增加。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有180万件文物，台北故宫是70多万件文物。这两个故宫的收藏都非常重要，都是在典藏中华文化的精髓。
记者：您如何看待两岸故宫之间的关系以及交流合作的意义？
周功鑫：在2009年2月14日到17日，两岸故宫有一次正式的交流，达成了九项共识，建立了一些机制，包括人员的交流，出版物的交流，网页的辐射，研讨会的共同举办，研究题材的共同研究，文创的互联交流研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都是在提升两方面专业人员的素质，我觉得交流产生的影响是无可限量的。
记者：大陆游客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都会去看肉形石和翠玉白菜，其实台北故宫还有很多值得一看的文物珍品，您对大陆游客有没有其他游览建议？
周功鑫：这两件物品人气高，说明大家能看得懂。翠玉白菜是一个精雕细琢的玉器，一般人都看得懂。但是这其中也有很多学问。如果进入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会明白它代表了晚清的工艺。除了它以外，从远古到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朝，太多各色各样的玉器都值得去看一看。还有铜器、瓷器、书画，不同的类型都有各自的特质以及可供学习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管理一家博物馆，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或者能力？
周功鑫：博物馆的工作是多元的，要涉及很多领域，首先要了解中国艺术史，还要懂得典藏登录、维护文物。作为馆长，还要懂得营销、懂得安全，完全是跨领域的学科。
文物应被保护，也要让全世界共享
记者：201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轰动两岸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您能讲一讲那次展览幕后的故事吗？
周功鑫：我到任的2008年8月，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总裁到台北跟我提，有没有可能让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也就是《富春山居图》最前端的十四分之一那部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用师卷”《富春山居图》一起展出？我说没有什么不可能，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与北京故宫雍正大展的经验。当时我们做了单方面的协调，向浙江省博物馆借“剩山图”。浙江省博物馆希望这次合展是对等交流，《富春山居图》在台北合展后再到杭州合展，但台北故宫对文物出境一贯坚持对方要有“司法免扣押”条款，大陆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相关表述，所以台湾文物到大陆展出还存在困难，所以这件事就停了一段时间。后来，温家宝总理在谈话当中提到两岸人民就像《富春山居图》，分居两地，情何以堪。那么浙江省博物馆也愿意促成这件事，再加上刘长乐总裁从中斡旋，这件事情就办成了。这是“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在相隔360年后第一次“重逢”。
《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是文人画大师，在元四大家里也排在首位，这幅《富春山居图》被列为名品中的名品。文人画在中国画里是最不易懂的，借由这次展览，我们把黄公望的画凑得比较周全，比较完备，除了实物展览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个新媒体展览，真正让它合璧，非常成功，观众可以看得更深入，年轻人也看懂了。当时参观人数达到了84万人次以上，英国一家报纸把那次展览评为2011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展览第三名，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在“十大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中排在了第七位。
记者：除了做这种大型的展览，平时博物馆的收藏品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获得知识？
周功鑫：我在做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做了各类展览，把展览作为教育的工具。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观众看了展览之后，能学到东西，真正喜欢上博物馆，通过展览，我们的文化艺术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体现，让观众获得认识，还愿意买文创品把美好的记忆带回家，形成一圈圈良性循环，这是很好的事。
记者：很多时候游客参观博物馆只是走马观花，如果想获得更多信息，前期的知识储备就很重要，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又很难做到，您有什么建议吗？
周功鑫：其实我觉得，去博物馆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方式，可以多去啊。如果是有计划的参观，可以选择自己所要了解或研究的题材，比如铜、瓷、玉，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就是说用一段时间，选择自己喜欢的瓷器，从陶俑到历代瓷器开始看资料，从这样的学习中建构一个系统性的认识，然后再去博物馆参观看实物，长期慢慢地累积，就会慢慢地有所了解。
记者：您觉得这个时代博物馆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利用科技手段为艺术服务？
周功鑫：现在是科技时代，我们需要跟时代的发展结合，跟网络结合，借着网络、数字化，还有社交媒体，把中华文化向全世界传扬。拿台北故宫博物院来说，我们出于文物保存的因素，年代久的名家书画至少每三四年才能轮替展出一次，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们推出了书画多媒体室，通过高科技手段实现观众与名画的互动，观众可以观看细部、翻页，看到更深、更广的书画面貌，深度呈现名画之美。再比如，在“雍正大展”时，我们利用数字技术，让《百骏图》上的马可以走起来。让年轻人在玩当中学会了知识，也让他们体会到文物并不是那么难懂。
记者：世界各地很多博物馆都藏有中国的文物，当您在那些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时有哪些想法，会觉得不舒服吗？
周功鑫：事实上目前在全世界主要的博物馆里面都收藏有中华民族的文物，我觉得它们有另外一个使命——如果文物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看起来就比较麻烦，不太容易，那么现在因为它们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民众也能够通过观看认识到中华文化，我觉得这是介绍文物、介绍中华文化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从一个博物馆人的角度、从文化宣扬的角度、从教育推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文物应该是被保护的，也应该是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认识、共享的。
博物馆纪念品要与文化产业结合
记者：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在做周边衍生产品，您认为博物馆的文化创意工作如何开展，如何开发纪念品？
周功鑫：博物馆纪念品是和文化产业结合的。我觉得，文创工作除了增加我们礼品店的供销礼物外，还要增加这个产业的文化底蕴，所以要给衍生品的设计师做文化认知方面的训练，让他们在博物馆找到创意的源泉。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文化与创意产业研习”课程，初级半年的研习，一开始是为期两个月的感知打开，让他们去接触文物，让相关的老师带领他们听声音，教他们怎么闻香味，教他们怎么去用眼睛看。当感知打开以后，创意有了，需要哪个时代的风格，抓到哪个时代的特质，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判断。进入设计环节后，我们还要请设计大师为他们做评审，如果他们做出了很好的东西，那就可以与台北故宫做双品牌，我们会进行品牌授权。如果他们不想与故宫合作也没关系，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创意行销全球。现在是创意时代，怎么借着博物馆收藏的深度与艺术性，提供给创意设计师灵感的来源，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直有所开拓。
记者：年轻人都喜欢新鲜的、潮流的东西，怎样引导他们关注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呢？
周功鑫：这是我一直关切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关注博物馆教育。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任，第一任27年，其中有16年我负责展览和教育。在教育方面，我一直都尽我的力量让儿童有机会到故宫来学习。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更是扩大了教育学习的类别，把正在读书的学生纳入我们的“职工”，让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大家服务，对他们也是一种学习和提升。
记者：您最初编着《图说中华文化故事》的初衷是什么？您是怎样把文物考古领域跟这些故事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周功鑫：古文化一直跟年轻人、小朋友有很大距离。1998年我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创立儿童学艺中心，为小朋友设计活动，让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学习。那时候我们也试着想办法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回到远古时代，怎么样把中华文化深植在青少年心中，这是我一直以来在博物馆界想努力的方向。现在既然退休了，我想专心地为小朋友、青少年做一件事。
青少年处在价值观的建构阶段，如果这个时候提供给他好的读物，好的资讯，对他的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中华文化更是充满伟大的智慧，青少年可以从中汲取很多养分。西方不少美术馆、博物馆都会邀请作家、插画师专门打造艺术教育普及绘本，以小朋友的视角欣赏世界名画珍品，我们也可以学习借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带着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编写《图说中华文化故事》，计划一共有15套，150册，挑选150个成语，每个成语编写成单独一册，以图文的方式提起青少年的兴趣，让他们喜欢读，愿意读。先出版战国50册，再推出汉代50册，唐和宋各25册，因为这四个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最灿烂的时期。我们也在做在线游戏式学习平台，希望青少年通过游戏寓教于乐去学习中华文化，让他们在无形中受到熏陶，把中华文化变成他们内在的知识。（何玉新）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