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出生的赵园今年正好七十岁，退休前一直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出版过多部研究著作。古稀之年，她看起来依旧气色俨然、气质端庄。头发花白，着一件中式对襟盘纽灰布夹衣，戴一副细边椭圆眼镜，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没有在时间的流逝中损耗分毫，看起来竟有些像是从“五四”时代走来的人，或是明清之际疏朗磊落的士大夫。这两个时代，正好贯穿了她学术研究的前半生与后半生，都有着她所服膺的“光明俊伟的气象”。
前不久，她刚刚出版了新作《家人父子》。这是她从现代文学研究转型明清历史研究后推出的又一部作品，也是她整个学术生涯的收官之作。她和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杨念群关于这本书的对话在三联书店举行，来听的人挤满了不大的场地。她到得很早，坐下来后就对听众说，来，咱们聊聊天。一边说着，一边就指着自己的眼睛径自讲起来：“这几天我的眼睛不好了，一只眼睛看不见了……”
赵园说话的时候思路格外清晰，沿着自己的逻辑向下延伸，以一种诚实而坦率的态度抵达她所阐述的问题核心。有好问的年轻听众再三打断她的话，别人都急了，她却摆手说“没关系，让他讲下去”，并切换到另一种专注凝神倾听的姿态。几十年中，她的研究对象不断转换，但那种作为学者的方正和清雅，却始终没有改变。
有“痛感”的学术研究
《家人父子》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做“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精神生活”。按照赵园在自序中的说法，就是尝试经由最为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夫妇”，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最为日常的生活世界。不同于大历史的叙述，她更希望强调“日常性”、“日用伦常”和“家庭”，看看这些著书立说的士大夫们是怎样面对和处理自己的家族、家庭及其伦理关系的。
无论怎样来看，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研究对象。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赵园选择从士大夫们自己的文字表述和记述来入手。自然，这是一种偏于文学式的路径，但她坦言，她其实没有兴趣更没有能力去构建某种“理论模型”，而是更加关注内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无论士大夫还是普通人，他的生活中，婚姻关系、家庭内部关系及内部生活，都是各种各样的。”
“我在伦理问题上有一点特殊的敏感，有的时候甚至有一种自虐的倾向。”赵园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在很多时候都是有“痛感”的，“感同身受的那种痛”。作为外人，很难清晰描述出她所说的这种“痛”，但也可以想见，这其中必然有她作为一个女性学者的切身感受。
读她的叙述文字，很容易就能感受到这种来自性别关切的差异。她比任何男性历史研究者都更注意“夫妻”一伦中的“妻”、“妻/妾”关系中的“妾”，以及她们在整个宗法家族中的位置。明末的冒襄和董小宛、钱谦益和柳如是、侯方域和李香君、吴梅村和卞玉京，今人讲起来，常以之为风流通脱名士与色艺双绝名妓的美丽传奇，但赵园却说，她一向对过于“美丽”的故事心存怀疑，怕修饰太过。甚至，看到那些儒者之徒抛出一些类似“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家之中，男子本也”的言论，她会毫不掩饰主观情绪，直陈“儒者嘴脸在这种事上最可憎”。
“撞墙”与“换路”
赵园一直把《家人父子》称作“这本小书”。事实上，它是她“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也是她几十年学术研究的收官之作。她说，这以后还会写，还会不断反顾，但不会做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规范的学术考察了。“说‘收官’我怕有点自我炒作的意味，但它只是一个事实，画一条线，就是到此为止。”
决定写《家人父子》时，她还没有退休。写这本书，也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必须再接着做点学术，否则跟单位不好交代”——虽然，她说，其实单位很好交代，不做也没人管。这本书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夫妻一伦”，后一部分是“父子及其他”，包括父亲、母亲、兄弟等。做完“夫妻”这部分她就退休了，中间改做别的题目耽搁了一阵，后来才又接着写后面的，“动力不足，精神涣散”，所以“父子”那部分“写得很弱”。她有些抱歉而认真地说，“这本小书我不满意，不是成功的学术作品。这么多人在这儿听，我觉得有点愧疚。”
在九十年代末转型做“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之前，赵园是位优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她1969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又在1978年重新考回北大念研究生，师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基者王瑶先生，那年她已经三十三岁。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她说自己选择这个专业有点像“投机”，因为“好考”——而据她自己所写，之前她连《子夜》、《骆驼祥子》都没有读过。
八十年代，她接连出了一系列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典之作，包括《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等。这些作品，如今一直被学这个专业的学生置于案头，反复引用。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赵园突然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感到了“厌倦”。她觉得，她好像走到了一个地方，前面有一堵墙，“是要再碰一碰它，还是再转回来寻找别的可能性？”她不愿意炒冷饭，但也深深意识到，“再走下去肯定是自我重复”。她感到有些走投无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夫妇建议她不妨试试明清。这是从“现代”到“古代”的一个巨大的跨越，但赵园还是去尝试了。1999年，她出版了自己第一部相关著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接着一鼓作气，十几年中又有《易堂寻踪》、《聚合与流散》、《制度·言论·心态》、《想象与叙述》等诸种新作问世。赵园说，其实她一直就是个古代文学爱好者，“如果我有机会读古代文学，或者古代的作品，我会觉得是一种弥补、补偿，也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古稀之年，坦然面对
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半路转行史学研究，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一开始，她有时连线装书的断句都断不好。这期间，也有很多来自史学界的怀疑的声音，认为她并未遵循严谨的历史研究的路数。对此，赵园总是虚心处之。她当着大众，会很诚恳地说，“我要承认我在理学方面确实门也没进，很难进入理学脉络”，或者“我对西学了解甚少”，丝毫不讳饰什么。在后记中，她坦言这些是她的短板，但一路溯洄而上，不难看出她亦有自己的路径，那就是“经由人物进入历史”——从“五四”上返“明清”，她始终为那些改革健将们或是粹儒名士们光明俊伟的气象、正大鲜明的人格所深深吸引和触动。
“我曾经把‘题无剩义’作为一个目标，现在我已经不敢对自己提这种要求了。我已经到古稀之年，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能力和生理极限。突然之间一只眼睛失去了视力，这种变化是很可怕的，你下面还能做什么，一切都不可预测。”
前几年，她曾经出版了一部文集《昔我往矣》，用《诗经》中的句子来对自己的一生作以观照。如同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学术生涯一般，她也坦然地接受着自己生命、生活中的种种变动、种种更易。她没有什么遗憾，只是希望能把后续郑重地交给后来人，如她自己所言，“这些学术的过程，过去了就过去了，每一段过程都不可逆，再也不能重复，我只希望大家接着做，做出更好的东西。”（张玉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