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迟子建的名字不仅在文学界众口交誉，更是颇受各个年龄层读者的青睐。距离迟子建上一部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已经过去5年，如今我们又等来了她的长篇力作《群山之巅》，这部小说宛如一幅东北小镇的风俗画，讲述了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的小镇上，各种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滚滚红尘中的浮沉。作为东北作家的核心人物，迟子建写了三十多年，一直没有从这片黑土地“走出来”，也从未改变她对东北的书写、对大时代下小人物的书写。
恰逢迟子建的新书首发式，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独家专访的机会，面对记者，迟子建神采奕奕，浅笑吟吟，头发束成马尾，一身灰色衣裙中点缀着玫瑰红的衣领和袖边。她的着装风格就像她笔下那个“中国北世界”：虽然冰雪纷飞，却总是能在严寒处找到一抹亮色，照亮生活的晦暗。采访中，已过知天命年纪的迟子建表示，希望自己能开始一个属于作家的黄金年代，她的理想写作境界，在遥远的未来。
谈写作题材
都市和乡村已经没有严格分野
新京报：很多读者都说你是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你笔下的中国北方乡村的文学图景让人印象深刻。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长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开始，你的创作将目光转向了你生活的城市哈尔滨，之后陆续有中篇《黄鸡白酒》、《晚安玫瑰》和长篇《白雪乌鸦》等，关注点都在都市题材，如今你的最新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再度将目光转向故乡题材，关注点为什么再度发生了变化？
迟子建：其实无论是都市题材还是故乡题材，这两条线对我来说始终是齐头并进的。比如说《白雪乌鸦》，这本书是写上世纪初哈尔滨鼠疫大爆发的故事，我看到了那段历史，心有所触，就把它写了出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只要是题材让我心动，我就有创作的欲望。
其实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长期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场景，都会给我带来文学触动。对我来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真正进入文学后，是没有分界的。其实在写《晚安玫瑰》时，《群山之巅》的故事框架已经在我心里有所沉淀，而早在2001年时，我下乡前往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遇见了一位在“文革”时被污蔑为逃兵的老人生活窘迫，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几年前，我又听说一名年轻战士在陪首长的客人游玩时溺亡，最终却被宣传成一个英雄，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对那位老人的记忆，而这个“逃兵”和“英雄”，也唤醒了沉淀的《群山之巅》的小说素材。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作家习惯于某类固定题材的写作惯性的话，是有害的，你说自己在不同的题材之间经常跟着“心动”来回切换，是不是为了刻意去避免这种惯性？
迟子建：也不完全是。我的生活状态决定了我的写作状态。我不太同意“让作家深入生活”这种说法，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在生活的状态里，你的写作就会跟着生活而流动，生活和心灵融为一体，这其中如果有更为触动的东西，就会透过写作迸发出来。
另外，从文学角度上看，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之快，都市和乡村的严格分野已经不复存在，再也不会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说起赵树理就想起“山药蛋”系列，说起孙犁就一定是乡村的“荷花淀”系列。就说我自己吧，我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写到奉天、哈尔滨，新京（现在的长春），也大篇幅写到乡村，写到民俗。所以，我觉得都市和乡村在文学上没有严格分野。就像国家各种新规的施行，因为在城市有实施的良好土壤，所以比较快，而这些新规到了乡村，施行起来就像一场革命那样令人手足无措，但最终它们还是融入了乡村的生活之中。
城市化进程，使得我们的乡村正在发生改变。比如我在《群山之巅》里写的那个唐镇长，他为了防止经济开发毁掉整个龙山的环境风貌，最后竟然寄希望于建造一个土地祠，来阻止生态破坏。
新京报：书里的唐镇长的这个做法确实值得玩味，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清楚，建造土地祠并不会阻止龙盏镇发生变革，更无法阻止经济开发带来龙山的环境变样，但你依然在书里铺排了这样一个“困兽之斗”的情节，这是为什么？
迟子建：建造土地祠的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唐镇长的内心，就会发现，他对龙山的这片山林的爱无人能比，他生于斯长于斯，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因为他曾经从“精灵”安雪儿身上，感受到神灵的力量，所以他相信有神明存在，建造土地祠来守护家园就有了其合理性。而他这个举动，也实在是苍凉无奈之举了。另外，我也想给安雪儿和单夏安排一个开放的结局，在土地祠里演绎他们的故事，大雪纷飞，神灵在彼，世界是混沌的，又是澄明的，我觉得人物会获得灵魂上的净化和飞升。
谈女性角色
展现老中青三代女性群像图
新京报：安雪儿这个精灵式的女子是整部小说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她本来是有“神性”的，可以预知生死，可是被辛欣来强暴后破了“精灵的真身”，逐渐变得世俗了，甚至到她怀孕并生下儿子毛边以后，她整个人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人间的母亲，你为什么要让这个“精灵”还俗呢？
迟子建：安雪儿这个女孩她首先是个肉身，从佛家角度说，即使她真的有来历，落到人间以后，她就是要来受苦受难的，她必须经历人间的幸福与苦痛。从前她不长身体时，即使是个精灵，但她在众生中依然非常孤独，她能洞知世事，但无人能够洞知她。这样一个孤独的精灵在大地之上，内心的凄楚可想而知。被强暴后，她的身体从侏儒的状态开始意外生长，她比照着灶台、树木的枝丫来对照自己的身高，并开始变得特别爱吃东西，这种生长状态对安雪儿来说是充满新奇的，而意外怀孕让安雪儿身上的善良和母性焕发了出来，她本能地融入世俗生活。其实她本来就在世俗之中，只是过去没有人把她当正常人看待，来看她的人都带着目的，像是治病啊，刻墓碑啊等等，这一切都阴气沉沉的，她身上承载着联结死亡通道的负荷，做凡间的“神灵”，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的沉重，她其实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而毛边的出生，等于还给安雪儿一个“人间的童年”了。我写她时，虽然让其体验了滚滚红尘中的各种美好，但是夜深人静时，她又会很怀念从前那种具有神性的日子，怀念她能够洞知人世微妙与宇宙秘密的往昔时，心里那种难言的喜悦之情，她仍然在怀想，所以安雪儿这个人物就是一个复杂的人性与神性交织的角色。
新京报：除了安雪儿，《群山之巅》里还有很多女性角色，像是中老年的单四嫂、王秀满和烟婆，中青年的李素贞、唐眉、陈媛等等，可以说得上是一幅女性群像图了，这些女性有一个共通点：她们的内心都怀有隐秘的伤痛与孤独。塑造这些女性角色时，你是否也比照了自己的内心？
迟子建：我有一部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它是一部和我个人内心经历联系最紧密的作品，在那部小说里我用第一人称叙述，把自己的伤痛完全打开了，但是其他作品中，我都尽量“跳出来”，所以我才能在《群山之巅》中写老中青三代不同的女性，去体验她们的伤痛，因为我和这些女人在情感上是有共融之处的。
这么多女性角色，其实我觉得最难写的还不是安雪儿，而是李素贞和唐眉。这两个女性身上的救赎感怎么体现？李素贞常年伺候自己瘫痪的丈夫，却因为在一个风雪之夜里，和情人安平的幽会，无意间铸成了丈夫的死亡。虽然她对丈夫无怨无悔了一辈子，可是这种意外死亡使得她一直良心不安，这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中国妇女非常正常的心理反应。当她回家看到丈夫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倒在门边的模样时，她内心所有的愧疚感都爆发了，当她得知法院宣判自己无罪，她从良心上是根本无法忍受的。她一定要上诉，请求为自己量罪。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特意咨询过法律专家：被判无罪的人能否上诉？结果还真有这种例子，所以李素贞的个例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法律依据的，她非要上诉请求定罪，当然最后法院还是再次宣告了她的无罪判决，但这让李素贞的良心饱受煎熬，她如何完成这种自我救赎呢？她是殡仪馆的理容师，在火葬场成立时，她给死者做理容时不再收费，以此来偿还那份负罪感。处理这样一个人物，是我写作中的难点。还有唐眉，她陷害了同窗好友，可她最后还是良心未泯，所以才把陈媛带在身边。
谈小说来源
故乡的风俗变革激发创作欲望
新京报：除了人物塑造，你在后记里也提到，这本书的写作受到了很多社会变革实例的启发，比如死刑执行由枪决变为注射，丧葬制度从土葬变为火葬，这些在风俗和法规上的变化给你的故乡带来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这种变化会激发你的创作欲望？
迟子建：没有变化之前，所有的法规执行在我的故乡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法则。比如说死刑执行，在我小时候，经常会看见上级法院判处某个人死刑后，这个人在被执行枪决前会游街示众。死囚站在敞篷车上，身上五花大绑，脖子挂个牌子，大人和孩子都会去看。这种游行实际上是一种法制宣传，震慑那些想要犯罪的人：如果犯罪，结局就是这样。此外，我们还能看见一辆辆车呼啸而过，前往山间的法场，有好奇的人还会跟着去瞧，有的人能听见枪决的声音，还知道怎么给死刑犯收尸等等，这些我从小时候就印象深刻。可是如今改为注射死刑后，就只剩下一张布告，没有了游街，也没有山间的法场，而那些发生在山间法场的故事也就逐渐消亡了，死刑犯被带到执行车上，打一针，一瞬间就毙命了。现在很多老百姓都说，死刑犯死得太舒服了，以后是不是罪犯会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让人深思。
新京报：山间法场的故事正逐渐消失，你是否想借书里的那个法警安平来还原这些故事？
迟子建：写法警安平前，我对一个老法警做过采访，他对我说，自己曾经枪决过一个刚过十八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因为杀了继父而被判死刑，在执行前他有一个请求：让他站着死，尽量别毁容。这个男孩刚说完这句话，这个老法警就说让他把嘴稍稍张开一点。没等男孩的嘴张得很大，老法警就举起枪，子弹从他牙缝中进去，从后脖颈出来，一点没毁容。这个故事让我动容。惩治罪恶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法警却能用自己精准的枪法进行一种人道的处决，令人感佩。但如今随着死刑注射方式的统一化，这种故事会永远消失，我就想把它们写出来。
新京报：除了死刑方式，还有土葬的消失。书里写到很多老人为了能赶在8月1日火葬实行前死去，就在新年里玩命地大吃大喝，想着最后享福一次，过完年就开始等死，盼着在8月1日前赶紧死去，这种故事情节也是有真实的生活来源的吗？
迟子建：是这样，从我童年记忆起，在我的故乡，七老八十的人，习惯为自己备下一口棺材，因为他们知道死亡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丧葬改革后，死者必须火葬，这对老人们来说，是一场死亡革命，他们畏惧，抵触情绪很大。那些觉得活够本的老人，盼望着能够带着一具完整的躯壳去地下，所以才有我书中写到的那些情节。当然活过火葬生效日期的老人们，想着终归要被火葬了，也就顺从了，又都想好好活着了，这也是生之洪流，不可能不妥协，也不可能不被裹挟着向前。
书里我写到了辛开溜这个老头，他是龙盏镇上第一个被实行火葬的老人，这个情节有真实的来源，我姐夫的母亲就是我们小城上第一个实行火葬的老人，她去世前就一直在那儿顽强地呼吸，呼吸到火葬生效的那个凌晨，亲戚朋友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谈创作体会
真正“动心”的写作摧残身心
新京报：再和你聊聊《群山之巅》的结构布局吧，这本书有17个章节17个小故事，每个章节都是某个小人物的故事，切开来看大致都能看懂，这17个故事相互勾连成一个大长篇，用倒叙的手法展开，当初构思时，为什么想用这种方式铺排？
迟子建：这本书的结构我确实是花了心思。对于一部描写当下又关联历史的作品，倒叙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整个故事内容非常丰富，要做足铺垫的话，二十万字是远远不够的。而我用倒叙的方式，就能很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让人物在进行式当中，每个章节都有回溯，互相勾连，历史也带了出来，却又发生在当下，每个故事看似独立，但其实一环扣一环，没有前面故事的勾连，最后一章《土地祠》的故事你是看不懂的。我用倒叙的方式展开这个故事，能让历史呈现出它的自然状态。
新京报：你的写作虽然是顺畅的，不过在后记里你却说自己写完这些人物，“既是一种无言的幸福，也是一种身心的摧残”，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迟子建：因为真正动心的写作是非常耗神的。我写那些让我倾注同情和理解的女性角色，我甚至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比如写唐镇长的老婆陈美珍，那样一个曾经在镇上呼风唤雨的女人，家族败落后她还要故作坚强，精心打扮，还要穿得很花哨地招摇过市，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过得不错，写到这里我真是心痛。一个作家如果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产生“心动”是耗神的，作家固然会感觉幸福，可是当我和这些人物感同身受时，一会儿变成李素贞，一会儿变成陈美珍，一会儿又变成唐眉，还要去真切写出这些人物的不幸时，我必须深切感受这种不幸，才能下笔，否则，这种“不幸”会变成一个作家强行“造”给人物的不幸。为了避免这些生硬的东西，写出真正让读者信服的人物，在写作时我确实感觉到了疲累。
新京报：除了写作带给你身心的疲累，你还说自己写完这本书，仍然想倾诉，是还有什么未竟的内容没有说完吗？
迟子建：不是这样，我说自己还想倾诉，其实只是一种告别的感觉。我写这个故事长达两年，两年里我和笔下这些人物共融相处，如今故事结束了，我也该和这些人物告别了，需要和我生活了两年的场所和这些朝夕相处的人物作别了，告别的时候真觉得似乎还有没说完的话，但其实对小说来说，已经无言。
新京报：书的结尾那句 “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意味深长，那满世界的大雪总是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意境，你有这种感觉吗？
迟子建：就是一种苍茫感。“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是对这本小说很高的评价啊，过完这个月我就51岁了，一梳头镜子里看见越来越多的白头发茬子，苍凉而伤感，这部作品自然会打上沧桑的烙印了。
新京报：你已经写作了三十多年，风格也从往昔的纯净忧伤转变成如今的苍凉，但是读者依然从中读出了温暖，只是这种温暖的底色却是冷的，为什么你所有的作品的创作底色都是冷色调呢？
迟子建：因为我生长在极寒之地啊，一年中有一半是冬天，底色当然是寒冷的（笑），我的天性也偏于忧伤，这和我的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都有关。
谈写作境界
希望写出更复杂的人性
新京报：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在将来的写作生涯中，你作为一个作家，如何在自己的情感维度和精神契合的领域获得突破？
迟子建：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先要持有一颗沉静的心，多想写作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不要多想。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心灵，以及他所处的生活，才能给予他写作的养分。我只有在正常的生活当中，而非在面对大众去“讲文学”时，才会快乐。如果频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一个作家肯定就要废掉了，唯有平常生活的点滴，才能给予我愉悦感和写作的灵感火花。我从十九岁左右就开始发表作品，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种写作上的警醒。写作和人生如同大海一般，潮起潮落。我对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求，唯有对艺术孜孜以求。
新京报：那么你最理想的写作境界是怎样的？
迟子建：我最理想的写作境界也许还在未来。我1988年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写过一篇文章《遥远的境界》，结尾我记得很清楚，“写作就是这样，当你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境界，完成了一个作品，你认为自己已经企及了这个境界，你回过头来看，其实这个境界还非常遥远”。近三十年前说过的话，仍是我现在想说的。我之所以能这么一直不停地写，是因为对自己不满足，不管一个作家多么的有才华，写作永远是遗憾的艺术。我希望未来能写出更复杂的人性，写出“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东西，我期待自己有更广阔的生长空间。我就是靠着这些认知，努力地在精神维度突围。
很多人对我说《群山之巅》是我最好的长篇，我没说什么。在我心里，《群山之巅》只是我五十岁的一部沉甸甸的作品，蕴含着我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思考。《群山之巅》不是对以往作品的总结，而是对未来作品的开启。五十岁不是年龄上的黄金年华了，但它恰是写作的黄金年华，我希望自己刚刚开始这样的黄金时代。（记者 柏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