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下午，作为上海书展重磅标志品牌的上海国际文学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启了“在东方”为主题的文学周主论坛，刘庆邦、李娟、金宇澄、李洱、陈丹青、任璧莲等20余位中外嘉宾发表演讲。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金宇澄发表了名为《我眼中的传统叙事与东西方小说》的演讲，对于传统写作的继承给出了自己的疑问和答案。他认为，“在当代和传统之间，在所谓的东方主义的对照下，是否可以做一种实验，向传统的书写方式致敬？”以下为凤凰读书编发金宇澄演讲全文。
我眼中的传统叙事与东西方小说
金宇澄
记得80年代末，大陆对旧建筑的旧部件、旧家具等等都不重视，对面的台湾却喜欢，我一个朋友做这方面货运，生意很好，但是碰到海关突击检查，必须把灰尘扑面、形状不一的旧家什都搬到码头上来，等再次装箱，都会剩下不少，旧门旧窗、旧椅子旧篮子，最后拆得七零八落，甚至用脚揣，硬塞进去关门了事。
1989年，我看到台湾《光华画报》图片报道，记录大陆这类集装箱初到的开箱场面，台湾人员都戴白手套，恭恭敬敬，迎接大陆“垃圾货”的到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破烂，代表了双方的传统，态度却完全不一样——传统是垃圾，还是好东西？我们究竟用脚揣，还是戴上洁白手套，恭敬对待？对大陆来讲，传统确实是久违了——好在这反差没过几年，就完全变了，我们的传统意识开始复苏。
关于传统叙事，也是久违了，多年来它一直被批，被否定，我们几乎忘记它的味道，拭去时间尘灰，这些“陈词滥调”是否还有光彩？有没有特殊的文学韵味？是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当代与传统之间，在所谓东方主义对照下，是否可以做一种实验？比如向传统话本致敬，是否还有动力？
西方小说可以单写一人，中国旧小说会写很多人。西餐是独一份，自己吃，中国人喜欢大圆桌子吃饭，每个菜都是公共的——无论世道怎么变，中国饭和西餐都不一样，是无法融合的差别。
西方小说里，人物可以很少，可以大篇幅写景——中国旧小说习惯写很多人，走马灯那么络绎不绝，写景则一直简洁，是因为人那么多，要讲那么多的话？包括我自己，一辈子认识很多人，虽有印象，基本也都是在某一阶段出现，然后就走了——我们不断出现的人，是否就等于西方小说不断出现的风景？
我们学西方一百年，学怎么把“西餐”压到中国叙事里，学会在小说里“塑造”国人吃洋饭，但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洋人吃西餐是正常的，即使吃惯“西餐”的中国作者，平时也更愿意在大圆桌子前吃饭。
西方着重内心叙事，可能与他们无穷无尽的忏悔传统有关，国人则热衷于外在的“话说”，外在的叙事传统。
因此我喜欢本雅明“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的教 导，感到我们的传统基本性格，基本的审美，直到今天还这样——比如我们从来不做忏悔，从来互相大声密集的讲话，是流动在血液里的遗传。
西方理论有这样的话——当代文学的调性越来越窄，可以到传统中寻找力量——但我们原来的叙事元素——是否仍是旧房子旧家具？都该被抛弃——仍然按照旧传统试着来做，是一种孤独的念头。
我们效法西方，总是以学生的心态，从内容到形式努力学，永做一个好学生的姿态，形成了小说的某一副面孔；统一普通话的叙事——也形成了文学语言差不多的同质状态。
我这样说，也因为做了近30年小说编辑，这行业是看稿比看书多，了解基本创作面——在八零、九零后作者的来稿中，二手的翻译语言，包括直接阅读外文原作带来的影响，时常模糊叙事者的背景——当然这已被指认为是“世界型”写作——这等于说，一个厨师他不做地方菜，做一种“世界菜”——什么是“世界菜”？见仁见智，我不多说了。
《红楼梦》林黛玉讲：“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确确实实，它们一直是两种风，来自两个不同方向。
我觉得，东、西之间永远是一种对照，不是融合。
西方理论虽有“语言是人的家园”的话，不和谐的评介也一直存在，比如说，国传统叙事一直是在不入流位置——比如认定了当今中国作家，都因为不懂外语，因此小说都写得很烂。
——我是否也这样说：法国或德国作家因为不懂汉语，因此小说都写得很烂？
——这显然是小地方狭隘观念——法国作家也应该必须要懂西班牙语或附近的德语——因为地方都太小了，相互之间该这样，就等于上海作家要懂杭州话、绍兴话、南京话，再远一点的四川话，西安话，必须要懂。
说了那么多的意见，是前些年读到一西方译者说，如今译中国文学，已不需要查字典了——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某一种情绪——以后接待西方译者，他们都认为译我的书很难——我感到很高兴——我爸爸是苏州人，我用接近苏州口音的改良沪语写作，耳边一直有个苏州老头喋喋不休开讲——苏州话、包括著名的昆曲，含有不少传统句子，是一般沪语所没有的——我知道谁来译这本小说，会翻烂几本字典——我为什么这样想？认定自己是汉语的作者，我为汉语读者写作——西方译者对我的这种意见，是一种很高的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