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坚信有地外文明”
这几年，好莱坞重掀科幻大片的风潮(今年去的是火星)，中国也在加紧脚步，《三体》开拍，试图在明年开启科幻电影元年。
科幻片是一个难以界定的电影类型，即便在教科书中也找不到精准的定义。然而，这个同时具备幻想、恐怖和科学三种元素的类型分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便拥有了庞大的拥趸群。科幻片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和发展脉络？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动态？北青艺评邀请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吴冠 平来聊一聊。
北青艺评：您最早接触的科幻电影是什么？
吴冠平：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的科幻电影是《珊瑚岛上的死光》(注：1980年国产影片，张洪眉导演，乔奇、凌之浩主演)，在电影院看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科幻片的意识，只是感官上觉得很神奇。在当时烟火气和政治气浓厚的时代，很难得。
北青艺评：那您是科幻迷吗？
吴冠平：还真是。我那时家里常年订阅《飞碟探索》，对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也很喜欢。现在想来，我一直坚信有地外文明，大概和那段时间对神秘科幻作品的接触有关系。我对于未知的观念一直抱有开放的态度，几乎是坚信宇宙之中地球之外，一定具有其他的智慧生命。
北青艺评：如果让您选择一部最伟大的科幻电影，是哪一部？
吴冠平：《星球大战》。虽然之后有《2001：太空漫游》，但似乎和科幻感觉更远，科幻只是作为一个喻体，影片表达的另外一种世界观与人性。我所理解的科 幻，要有人类所无法理解的机器装置，也许是飞行器，也许是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再者，要有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也就是人类在接触地外文明之后所作出的反应。 《星球大战》满足了这两点，虽然最终的价值观还是人类中心式的。所以从一个浅层次观察，科幻片应该具备人类所无法控制的机器，以及对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焦 虑。
“科幻电影类型化源于人类对科技发展的焦虑”
北青艺评：BBC去年拍摄了一部四集纪录片《科幻真史》， 四集的主题分别是：机器人、外太空、入侵和时间。我觉得这个分类很恰当，是从两个维度上讲这个类型的母题，也是电影艺术一直以来沿用的两个维度：空间和时 间。空间层面：向内探索，我们看到的是人对于自身机体与机械结合的想象，或者是从细胞层面重新创造仿生人或者新物种的过程；向外探索，就呈现出一系列有关 星际探险或者战争的影片。时间层面：时间旅行一直是科幻电影最常见的题材之一，无论回到过去还是去到未来。历史上的一些经典之作也是巧妙地融合了这两个层 面的议题，比如《终结者》系列、《星球大战》系列等。而这些议题归根结底呢，都是在讲人类面对未知事物或者文明时心中的恐惧，更具体地说，就是人类对于科 技发展的困惑与焦虑。我觉得这种思潮，从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现代社会就开始存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您觉得是这样吗？
吴冠平：可以 这样说。科幻电影能够变成一种类型，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人类对于科技发展的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是阴谋论式的，比如在冷战时期的“太空争夺战”。从另一个角 度看，这是人类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尤其是对于一些负面的、邪恶的事情，仿佛都是异族生物之举。广义上说，就是人类对于来自于宇宙未知事物的一种焦虑。
据 我了解，对于地外文明的发现与表述，似乎大多来自于美国与苏联，原因之一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另外一点可能是双方心理层面的较量，我称之为“太空心理战”， 即：你看到的事情，我也看到了！因此，在我几十年来的观察中，我觉得美苏双方的心态较量培养了群众对于宇宙未知事物的心理期待，科幻片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 种期待，就和电影满足观众窥视欲、暴力宣泄、社会讽喻等其他心理诉求一样，科幻片利用的是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感和威胁感。而且这件事情是接地气 的，NASA等机构目前也仍在做这件事情。再者，科幻片和电影工业的文明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我觉得主题并没有本质变化。哪怕《黑客帝国》把曾经的物理空间 细化分解到电子空间，物质、文明、人类，最终解决的还是人类自身的境遇与不安全感。
北青艺评：一般科幻片中，人类与外星文明都是对抗性的，很少有像《E. T. 外星人》这种“和谐相处”的情况，您认为这是出于哪种心理？
吴 冠平：《E. T。》有意思的一点是将影片设置在孩子的层面，这也是斯皮尔伯格的独到之处。他对于外星文明有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虽然表面上奇形怪状，但实 际上它们比人类更简单、更单纯。他从另外一个维度解脱了人类对于外星文明的焦虑，在孩子的层面进行了情感上的缝合。而科幻片中经常出现的怪科学家，我觉得 才是人类的象征。他们比常人了解更多知识，焦虑感更强，对抗性也更大，最后就把人性中最邪恶阴暗的东西激发出来了。
“科幻能带来类型叙事的新鲜感”
北青艺评：回顾一下科幻电影史，我发现似乎每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幻作品都产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哥斯拉》是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之后，人类对核战 争恐惧诞生的产物；《黑衣人》系列与美国对墨西哥移民的管控有关；太空探索题材与上世纪60年代的“太空热”有关。美国科幻电影研究学者 Brian Attebery曾写道：“科幻电影可以当做考察人们思维惯式的有效工具。”科幻电影似乎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与关注议题的反映。 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您觉得当下人们关心的哪些议题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时期的科幻电影题材？
吴冠平：你提到了日本的《哥斯拉》。我觉得日本科幻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类别。比如《铠甲勇士》、《EVA新世纪福音战士》乃至小朋友喜欢的《奥特曼》都是对地外文明的另类想象，这种想象通常是具有毁灭和打击性的。你自己这么看这些机器人系列？
北青艺评：首先我觉得日本因为国土的狭小和自然灾害的频发，本身就是一个焦虑感很强的民族。另外，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的科技和工业文明高度崇拜，致使他们在机械制造业做得很极致。我想这些都导致机器人变成日本民众普遍喜爱的一个元素。
吴冠平：你说得对。科幻电影充当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恐惧情绪的表述，与对可行方法的寻找。当下人类也面临资源、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近年来我们看到科幻电影中对于人类移民外星球的设想，《瓦力》、《星际穿越》等影片都对此进行了种种猜想。
北青艺评：提起科幻电影，诚然美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和国家的科技高度发达、社会高度文明不无关系。那除去技术层面的问题，您觉得美国科幻电影之所以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吴冠平：上世纪80、90年代，好莱坞技术主义所统治的一些类型，比如战争题材，似乎都走到了乏力的状态。还有什么可以用来翻新的呢？这是他们的工业需求。 科幻电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些年轻的怪才导演，他们对于当下技术水平的认知，更具有先进性。同时，他们的表达比老一辈少历史包袱，他们更乐于在科 幻电影中探索个人化或哲学化的议题。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讲，老的叙事套路、电影元素和价值观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科幻某种程度上能够带来类型叙事的新鲜 感。新生的导演力量又让这一类型具有了更年轻化和现实化的表达，我觉得这是今天美国科幻电影又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的原因之一。
“科幻电影一直缺少对于未来的‘人’形象的想象”
北青艺评：“软科幻”(Soft Sci-Fi)电影是相对于“硬科幻”电影的一个概念，在这个亚类型中，科学技术和物理定律的重要性被降低了，影片更多是 借助科幻的外衣，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哲学命题，比如《超体》、《她》等等。故事发生的背景通常在近未来，观众理解其中的科学设定也不困难。相比于硬科幻，我 似乎对这个亚类型表示出更多的兴趣。据您的观看体验来说，您觉得呢？
吴冠平：我觉得这些影片建立在当下的互联网基础上，技术层面则 是人类能够触碰和感知得到的水平。我很喜欢的一部，可以算作软科幻的影片是动画片《瓦力》。它关注人类自身毁灭性的合理演绎。瓦力则是一个在人类毁灭的背 景下，给人以些许启示的小东西。我觉得科幻电影一直缺少对于未来的“人”形象的想象，如果你回顾经典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星际迷航》、《阿凡达》 等等，影片中所塑造的人都是现实世界的人，无论故事的空间如何变幻，人物的表达都是扁平化的：正义的或邪恶的。因此，这也佐证了我之前说的，科幻电影最终 讨论的还是与人类自身有关的伦理、道德、情感等议题。而《瓦力》当中的这个小机器人，我觉得给我一些对于未来世界“人”以及人类情感的新的呈现，让我印象 很深刻。
北青艺评：那您觉得这些新作品所表达的主题，与几十年前的科幻片有本质的变化吗？
吴冠平：从叙事层 面上而言，科幻电影确实在不断用新的物理、化学等科学概念包装故事，但从本质上而言，其主题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把好莱坞电影看成是美国意识形态传播 的重要载体，那么科幻电影持续在传达着美国对于地外空间开发的诉求，与试图与地外文明建立联系的向往。因此，我个人觉得科幻片是一个非常封闭和保守的类 型，通过符号化的人物与相对固定的叙事逻辑，包裹在不断更新的科学概念外衣之下，进行着重复的演绎。
“对《三体》可以期待，不要苛责”
北青艺评：从您对于中国电影史的了解来看，您印象中有很不错的但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中国科幻片吗？
吴冠平：我觉得上世纪80年代，最有希望能拍出科幻电影味道的是张建亚导演。他是当时最具活络脑筋的导演，不论是他做的《西游记》还是《封神榜》，都是颇具魔幻色彩的作品，这些使他具有成为一名优秀科幻电影导演的潜质。
北青艺评：那中国有可能拍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幻电影吗？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拍不出好的科幻电影？》，其中提出一个观点：我国文艺界人士对电影 工业技术的态度，是艺术对技术、对科学轻视的一种态度。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我国的传统思想中，将技术看做“奇技淫巧”的观点根深蒂固，这是否意味着从思想 根源上，科幻电影在我国没有西方那种坚实的群众基础？
吴冠平：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中国的科幻片和魔幻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是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有一些观念，比如阴阳、轮回、因果以及神秘事物的智能化等等。在我们的思维体系中，更多的并不是对于未来的构想，而是对于 过去的想象。魔幻片对讨论今天已经具备的科学技术可能对未来带来哪些改变兴趣不大，反而是对过去的“怪力乱神”更有表达渴望。你看古代的《搜神记》、《山 海经》，魔幻题材似乎包含更多文化层面的元素，而离科幻中的“科学”更远。我们现在所聊的“科幻”是建立在西方技术基础之上，换言之，是建立在对世界的客 观呈现基础上，可见可感可触，带有部分可实证、可操作的本质属性。我们自己的“魔幻”更神性，更诡谲。因此，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可以发展“硬科幻”，但同 时，是否也能换个思维，延续中国传统的文脉？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和群众基础的。
北青艺评：西方科幻电影的发达和一些“极客”型的导演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比如詹姆斯·卡梅隆、乔治·卢卡斯、雷德利·斯科特等等，你觉得在教学体系中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创作者本身应当具备更全面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必要的吗？
吴冠平：有。你看“科幻”这两个字，“科”代表科学技术，“幻”代表一种想象。之所以能把这种幻觉、幻境的想象呈现为能让观众身临其境的影像，靠的就是视觉 技术。更简单地说，把一个相对保守的叙事逻辑和价值观，用更为精湛的技术手段加工包装，再加上这些极客导演的个体思考与风格，呈现出的可能就是一个受观众 喜爱的作品。因此我觉得未来科幻片的创新之处，就是“科”的视觉更新，与“幻”的个人化表述。
北青艺评：《三体》可谓中国科幻界的 一个里程碑，作者刘慈欣也得到了科幻文学雨果奖的认可。我读《三体》的时候，觉得很不一样的一点是：其中渗透了一种让我感到很熟悉的中国传统哲学，主题也 很劲爆：颠覆了人类主体论，对人类文明极端绝望，试图呼唤高级的外星文明来“接管”地球。您对于2016年作为中国的“科幻电影元年”有什么想法吗？更多 的是期望还是担忧？
吴冠平：我觉得首先是不要苛责。一方面，根据我们的电影传统，现实主义美学和之前的、以宣传主导的电影体系，中 国电影历来缺少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另一方面，我们的特效水平和工业体系也没有发展成熟，因此允许有一些失误和挫败。其实不发展科幻电影，对于中国电影来 说也未尝不可，但是有了这种尝试，我们还是期待在类型上能够有所突破。(李思雪)
这几年，好莱坞重掀科幻大片的风潮(今年去的是火星)，中国也在加紧脚步，《三体》开拍，试图在明年开启科幻电影元年。
科幻片是一个难以界定的电影类型，即便在教科书中也找不到精准的定义。然而，这个同时具备幻想、恐怖和科学三种元素的类型分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便拥有了庞大的拥趸群。科幻片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和发展脉络？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动态？北青艺评邀请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吴冠 平来聊一聊。
北青艺评：您最早接触的科幻电影是什么？
吴冠平：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的科幻电影是《珊瑚岛上的死光》(注：1980年国产影片，张洪眉导演，乔奇、凌之浩主演)，在电影院看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科幻片的意识，只是感官上觉得很神奇。在当时烟火气和政治气浓厚的时代，很难得。
北青艺评：那您是科幻迷吗？
吴冠平：还真是。我那时家里常年订阅《飞碟探索》，对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也很喜欢。现在想来，我一直坚信有地外文明，大概和那段时间对神秘科幻作品的接触有关系。我对于未知的观念一直抱有开放的态度，几乎是坚信宇宙之中地球之外，一定具有其他的智慧生命。
北青艺评：如果让您选择一部最伟大的科幻电影，是哪一部？
吴冠平：《星球大战》。虽然之后有《2001：太空漫游》，但似乎和科幻感觉更远，科幻只是作为一个喻体，影片表达的另外一种世界观与人性。我所理解的科 幻，要有人类所无法理解的机器装置，也许是飞行器，也许是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再者，要有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也就是人类在接触地外文明之后所作出的反应。 《星球大战》满足了这两点，虽然最终的价值观还是人类中心式的。所以从一个浅层次观察，科幻片应该具备人类所无法控制的机器，以及对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焦 虑。
“科幻电影类型化源于人类对科技发展的焦虑”
北青艺评：BBC去年拍摄了一部四集纪录片《科幻真史》， 四集的主题分别是：机器人、外太空、入侵和时间。我觉得这个分类很恰当，是从两个维度上讲这个类型的母题，也是电影艺术一直以来沿用的两个维度：空间和时 间。空间层面：向内探索，我们看到的是人对于自身机体与机械结合的想象，或者是从细胞层面重新创造仿生人或者新物种的过程；向外探索，就呈现出一系列有关 星际探险或者战争的影片。时间层面：时间旅行一直是科幻电影最常见的题材之一，无论回到过去还是去到未来。历史上的一些经典之作也是巧妙地融合了这两个层 面的议题，比如《终结者》系列、《星球大战》系列等。而这些议题归根结底呢，都是在讲人类面对未知事物或者文明时心中的恐惧，更具体地说，就是人类对于科 技发展的困惑与焦虑。我觉得这种思潮，从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现代社会就开始存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您觉得是这样吗？
吴冠平：可以 这样说。科幻电影能够变成一种类型，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人类对于科技发展的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是阴谋论式的，比如在冷战时期的“太空争夺战”。从另一个角 度看，这是人类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尤其是对于一些负面的、邪恶的事情，仿佛都是异族生物之举。广义上说，就是人类对于来自于宇宙未知事物的一种焦虑。
据 我了解，对于地外文明的发现与表述，似乎大多来自于美国与苏联，原因之一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另外一点可能是双方心理层面的较量，我称之为“太空心理战”， 即：你看到的事情，我也看到了！因此，在我几十年来的观察中，我觉得美苏双方的心态较量培养了群众对于宇宙未知事物的心理期待，科幻片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 种期待，就和电影满足观众窥视欲、暴力宣泄、社会讽喻等其他心理诉求一样，科幻片利用的是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感和威胁感。而且这件事情是接地气 的，NASA等机构目前也仍在做这件事情。再者，科幻片和电影工业的文明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我觉得主题并没有本质变化。哪怕《黑客帝国》把曾经的物理空间 细化分解到电子空间，物质、文明、人类，最终解决的还是人类自身的境遇与不安全感。
北青艺评：一般科幻片中，人类与外星文明都是对抗性的，很少有像《E. T. 外星人》这种“和谐相处”的情况，您认为这是出于哪种心理？
吴 冠平：《E. T。》有意思的一点是将影片设置在孩子的层面，这也是斯皮尔伯格的独到之处。他对于外星文明有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虽然表面上奇形怪状，但实 际上它们比人类更简单、更单纯。他从另外一个维度解脱了人类对于外星文明的焦虑，在孩子的层面进行了情感上的缝合。而科幻片中经常出现的怪科学家，我觉得 才是人类的象征。他们比常人了解更多知识，焦虑感更强，对抗性也更大，最后就把人性中最邪恶阴暗的东西激发出来了。
“科幻能带来类型叙事的新鲜感”
北青艺评：回顾一下科幻电影史，我发现似乎每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幻作品都产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哥斯拉》是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之后，人类对核战 争恐惧诞生的产物；《黑衣人》系列与美国对墨西哥移民的管控有关；太空探索题材与上世纪60年代的“太空热”有关。美国科幻电影研究学者 Brian Attebery曾写道：“科幻电影可以当做考察人们思维惯式的有效工具。”科幻电影似乎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与关注议题的反映。 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您觉得当下人们关心的哪些议题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时期的科幻电影题材？
吴冠平：你提到了日本的《哥斯拉》。我觉得日本科幻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类别。比如《铠甲勇士》、《EVA新世纪福音战士》乃至小朋友喜欢的《奥特曼》都是对地外文明的另类想象，这种想象通常是具有毁灭和打击性的。你自己这么看这些机器人系列？
北青艺评：首先我觉得日本因为国土的狭小和自然灾害的频发，本身就是一个焦虑感很强的民族。另外，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的科技和工业文明高度崇拜，致使他们在机械制造业做得很极致。我想这些都导致机器人变成日本民众普遍喜爱的一个元素。
吴冠平：你说得对。科幻电影充当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恐惧情绪的表述，与对可行方法的寻找。当下人类也面临资源、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近年来我们看到科幻电影中对于人类移民外星球的设想，《瓦力》、《星际穿越》等影片都对此进行了种种猜想。
北青艺评：提起科幻电影，诚然美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和国家的科技高度发达、社会高度文明不无关系。那除去技术层面的问题，您觉得美国科幻电影之所以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吴冠平：上世纪80、90年代，好莱坞技术主义所统治的一些类型，比如战争题材，似乎都走到了乏力的状态。还有什么可以用来翻新的呢？这是他们的工业需求。 科幻电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些年轻的怪才导演，他们对于当下技术水平的认知，更具有先进性。同时，他们的表达比老一辈少历史包袱，他们更乐于在科 幻电影中探索个人化或哲学化的议题。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讲，老的叙事套路、电影元素和价值观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科幻某种程度上能够带来类型叙事的新鲜 感。新生的导演力量又让这一类型具有了更年轻化和现实化的表达，我觉得这是今天美国科幻电影又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的原因之一。
“科幻电影一直缺少对于未来的‘人’形象的想象”
北青艺评：“软科幻”(Soft Sci-Fi)电影是相对于“硬科幻”电影的一个概念，在这个亚类型中，科学技术和物理定律的重要性被降低了，影片更多是 借助科幻的外衣，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哲学命题，比如《超体》、《她》等等。故事发生的背景通常在近未来，观众理解其中的科学设定也不困难。相比于硬科幻，我 似乎对这个亚类型表示出更多的兴趣。据您的观看体验来说，您觉得呢？
吴冠平：我觉得这些影片建立在当下的互联网基础上，技术层面则 是人类能够触碰和感知得到的水平。我很喜欢的一部，可以算作软科幻的影片是动画片《瓦力》。它关注人类自身毁灭性的合理演绎。瓦力则是一个在人类毁灭的背 景下，给人以些许启示的小东西。我觉得科幻电影一直缺少对于未来的“人”形象的想象，如果你回顾经典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星际迷航》、《阿凡达》 等等，影片中所塑造的人都是现实世界的人，无论故事的空间如何变幻，人物的表达都是扁平化的：正义的或邪恶的。因此，这也佐证了我之前说的，科幻电影最终 讨论的还是与人类自身有关的伦理、道德、情感等议题。而《瓦力》当中的这个小机器人，我觉得给我一些对于未来世界“人”以及人类情感的新的呈现，让我印象 很深刻。
北青艺评：那您觉得这些新作品所表达的主题，与几十年前的科幻片有本质的变化吗？
吴冠平：从叙事层 面上而言，科幻电影确实在不断用新的物理、化学等科学概念包装故事，但从本质上而言，其主题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把好莱坞电影看成是美国意识形态传播 的重要载体，那么科幻电影持续在传达着美国对于地外空间开发的诉求，与试图与地外文明建立联系的向往。因此，我个人觉得科幻片是一个非常封闭和保守的类 型，通过符号化的人物与相对固定的叙事逻辑，包裹在不断更新的科学概念外衣之下，进行着重复的演绎。
“对《三体》可以期待，不要苛责”
北青艺评：从您对于中国电影史的了解来看，您印象中有很不错的但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中国科幻片吗？
吴冠平：我觉得上世纪80年代，最有希望能拍出科幻电影味道的是张建亚导演。他是当时最具活络脑筋的导演，不论是他做的《西游记》还是《封神榜》，都是颇具魔幻色彩的作品，这些使他具有成为一名优秀科幻电影导演的潜质。
北青艺评：那中国有可能拍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幻电影吗？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拍不出好的科幻电影？》，其中提出一个观点：我国文艺界人士对电影 工业技术的态度，是艺术对技术、对科学轻视的一种态度。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我国的传统思想中，将技术看做“奇技淫巧”的观点根深蒂固，这是否意味着从思想 根源上，科幻电影在我国没有西方那种坚实的群众基础？
吴冠平：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中国的科幻片和魔幻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是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有一些观念，比如阴阳、轮回、因果以及神秘事物的智能化等等。在我们的思维体系中，更多的并不是对于未来的构想，而是对于 过去的想象。魔幻片对讨论今天已经具备的科学技术可能对未来带来哪些改变兴趣不大，反而是对过去的“怪力乱神”更有表达渴望。你看古代的《搜神记》、《山 海经》，魔幻题材似乎包含更多文化层面的元素，而离科幻中的“科学”更远。我们现在所聊的“科幻”是建立在西方技术基础之上，换言之，是建立在对世界的客 观呈现基础上，可见可感可触，带有部分可实证、可操作的本质属性。我们自己的“魔幻”更神性，更诡谲。因此，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可以发展“硬科幻”，但同 时，是否也能换个思维，延续中国传统的文脉？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和群众基础的。
北青艺评：西方科幻电影的发达和一些“极客”型的导演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比如詹姆斯·卡梅隆、乔治·卢卡斯、雷德利·斯科特等等，你觉得在教学体系中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创作者本身应当具备更全面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必要的吗？
吴冠平：有。你看“科幻”这两个字，“科”代表科学技术，“幻”代表一种想象。之所以能把这种幻觉、幻境的想象呈现为能让观众身临其境的影像，靠的就是视觉 技术。更简单地说，把一个相对保守的叙事逻辑和价值观，用更为精湛的技术手段加工包装，再加上这些极客导演的个体思考与风格，呈现出的可能就是一个受观众 喜爱的作品。因此我觉得未来科幻片的创新之处，就是“科”的视觉更新，与“幻”的个人化表述。
北青艺评：《三体》可谓中国科幻界的 一个里程碑，作者刘慈欣也得到了科幻文学雨果奖的认可。我读《三体》的时候，觉得很不一样的一点是：其中渗透了一种让我感到很熟悉的中国传统哲学，主题也 很劲爆：颠覆了人类主体论，对人类文明极端绝望，试图呼唤高级的外星文明来“接管”地球。您对于2016年作为中国的“科幻电影元年”有什么想法吗？更多 的是期望还是担忧？
吴冠平：我觉得首先是不要苛责。一方面，根据我们的电影传统，现实主义美学和之前的、以宣传主导的电影体系，中 国电影历来缺少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另一方面，我们的特效水平和工业体系也没有发展成熟，因此允许有一些失误和挫败。其实不发展科幻电影，对于中国电影来 说也未尝不可，但是有了这种尝试，我们还是期待在类型上能够有所突破。(李思雪)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