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匮乏的年代，因为突然丰盛起来的饮食，使春节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年夜饭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晚饭。在精心置办年货后，除夕夜全家团聚，吃着丰盛的菜肴，一起守岁。放鞭炮、贴大红春联是为了驱赶“年”这个怪兽，吃年糕是为了讨“年年高”的口彩。过年的一系列仪式营造了节日气氛，物质匮乏的衬托下年味儿更浓。除夕之夜，《上海书评》邀请沈宏非先生与读者分享他儿时记忆中的年夜饭。
您家里的年夜饭，是自己做还是去饭店吃呢？在家里会吃什么呢？
沈宏非：本来去饭店吃很方便的，但是除夕夜一来车不好打，二来天气冷，老人出门也不方便。所以还是在家里吃吃就好了。我家已经吃了好几年广东盆菜了，买饭店里预先做好的那种，连锅带汁一块儿送到家里。菜都码放好了，汤汁是另外放在一个瓶子里的，吃之前先把汁浇下去，再把盆菜架到瓦斯炉上边热边吃。内容很丰富，有鲍鱼、带子、烧鹅等一堆好料，足够一家人围炉。盆菜吃完，再上一道饺子，皆大欢喜了！
原来上海只有几家粤菜店做外卖盆菜年夜饭，今年几乎家家都在做，直接订或者买礼券都可以，这就说明有市场。因为一来，现在过年大家其实吃不下太多的，准备很多菜意义不大；二来保姆阿姨也都回家了，没人做饭、洗盘子。但过年总要有点儿样子，那么盆菜就能满足各种要求，既有气氛，又能省事。
上海本地传统的年夜饭，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沈宏非：“上海”的所指太复杂，我只能说说我小时候自己家里和邻居的情况。1960、1970年代那个时候，准备年夜饭是很浩大的工程，有点“遍地英雄下夕烟”和“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意思了。从领取各种票证和买菜开始。平时的菜场里，没什么可买的，有些东西是真的要到过年了才能凭票去买，那才真的叫“年货”。那些票据，是根据你家有几个户口来发的。按户口人数的多少分为大户、小户。比如上海人很爱吃的小核桃，作为一种年货，是凭票证供应的，虽然在黑市上票证有价，但是去南货店凭票购买时，钱还是要付。前几年，我问过杭州人李庆西：为什么你们杭州人这么恨上海人？按理说，上海人经常跑去杭州消费花钱，应该爱才是啊。他答道：“我就跟你说一件事吧，‘文革’时候，作为产区，杭州人过年时是很难吃到山核桃的，问父母，父母就会跟小孩讲，‘都给上海人吃掉了喏！’”
凭票供应的年货，除了山核桃，还有大鱼大肉和蜜饯等等。户口多的“大户”还可以凭票买个猪头，从小菜场里买回来的猪头，一个个都挂在公用的走廊里，很壮观，馋死人。置办好年货以后，年三十的下午就要开始做年夜饭了。年三十那顿最重要，那时候厨房都在走廊上，早期还用煤球炉，家家户户都在那里忙着煎蛋饺，肉香逼人。
年三十那顿重要在哪里呢？
沈宏非：第一，是因为这一顿真的很丰富。能吃到很多平时买不到的食材，论“豪华”程度，大概堪比平时饭菜的十倍；第二，因为食材罕有，所以烧起来也格外用心，并且舍得比平时下重料。当时做年夜饭之前，都要郑重其事写个菜单的。不过没有电视看，也没什么春晚，吃完饭也就洗洗睡了。因此那顿饭吃得会比较长，一边吃还要一边做嘛。很多人家在过年期间会专门备好消化药，因为真材实料的大鱼大肉，老人小孩很容易吃撑不消化。
印象中，年夜饭必备的有蛋饺、年糕，全鸡全鸭或整蹄膀，还有酒酿、甜羹等。那时的甜羹，也就是把罐头水果拿出来煮个羹。
告诉你一个规律：凡是需要起大油锅、需要用很多油去炸的，一般家庭里都会比较谨慎，因为很费油，油也要凭票。小时候经过淮海路，看到食品店门口支了一口大油锅在那里炸龙虾片，心里会想：我的天！太奢侈了！居然有那么大一锅油！到底是公家的！平常百姓，谁家舍得用这么多油来炸东西吃啊。
除了上海，您对其他地方的年夜饭必备菜品有了解吗？
沈宏非：各地的年俗太不一样了，不过也总会有一些讨口彩的菜。还有很多地方年夜饭一定要有鱼。我第一次在年夜饭吃到鱼，是1983年，春节我没回上海，留在广州，被一位广州的同班同学请到家里去吃了年夜饭，他们家几代都是广州人。印象最深的是，吃到快结束时，上来一条鱼，在那条真鱼旁边，还有一条木头做的鱼，意思是：你把那一条鱼吃完了，还会余下一条鱼，年年有余。鱼之外，蚝豉、发菜、猪手并称“好事发财就手”和煎堆什么的，也都是广州年夜饭必吃的。
广州一带是不是对年俗特别讲究？
沈宏非：可能是因为平时就吃得比较好，所以他们吃年夜饭倒不是特别讲究，更在意的是逛花市，粤语叫“行花街”。过年前后好几天，整几条街都是卖花和各种其他有趣的小玩意儿。而且买家和卖家会博弈，因为过了年三十，卖家就会大减价，就看哪一方摒得牢了。你去看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里面写花市写得很详细，不过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现在的花市也没有多大意思了，卖的东西和城隍庙差不太多。
上海以前大年初一不能开灶，是什么讲究？
沈宏非：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习俗吧，据说是因为腊月二十四晚上要把灶王爷送到天上述职，不过我小时候上海貌似并没有这种习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灶王爷”这路神仙。说难听点，连个像样的灶都没有，还什么灶神？起码在我们黄浦区是闻所未闻的。
除了年夜饭之外，您小时候过年还期待什么呢？
沈宏非：对小朋友来说，无非就是换身新衣服、放鞭炮、吃顿年夜饭什么的。也没什么压岁钱，有也是很象征性的，给你个硬币意思一下。红包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是没见过的，店里也没有这个卖。当时平均月收入才三十块钱左右。而且，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你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那些年俗，很多都是近三十年来才有或者才恢复的。六七十年代，春节没有放这么长的假，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移风易俗”的时尚之中，春节及其习俗是被压制的(乡下可能还好)。春节被恢复成今天这样的“公序良俗”，是从1980年开始的。因此，小时候对过年的全部期待，全部都是吃吃吃。这个意思，其实夏
尊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替我表达过了：“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现在过年大家发发微信，以前过年亲戚会来串门吧？
沈宏非：以前家里没电话的，就算有公用的传呼电话，也不大有人习惯先来个电话预约。所以有人来登门拜年，你会很期待，过一会儿拎着大包小包来敲门的会是谁，也不知道他会来几个人，来了是不是要吃饭。所有来拜年的，都是“不速之客”。我小时候很喜欢家里来客人的，因为过年那几天，家里大人的脾气会特别好，对小孩的容忍度会比平时高很多。家里整个儿好像换了一个场景，张灯结彩，其乐融融。
除了吃，当时过年没什么娱兴节目。我记得要到“文革”末期，才有人开始偷偷打麻将，还要把毯子铺好，把窗户都关得很严很严。现在春晚年年被骂，但还是要看啊。种子就是当年种下的。那么多年，它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仪式了。还有一个原因，过春节要守岁，守岁的时候干什么好呢？春晚正好模拟了这个守岁的功能，大家可以一起看着电视过零点，无惊无险，难忘今宵。
元宵节吃汤团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风俗还是仅限江南一带？
沈宏非：汤团是吃的，但我小时候貌似没有专门过元宵节这一说的，起码黄浦区是不过的，可能陆家嘴、程家桥一带会过吧。我至今仍然很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过了年初三，日子就会一天天惶恐起来，真的有一种“好日子就要过到头了”的绝望，大人的脸也变得严肃起来，再说，寒假也快到尾声了。把春节一路不停地过到正月十五(中央电视台好像还专门有一场元宵晚会)，是很后来才恢复的吧。不过，按照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里的考据，南宋的杭州人，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主要是家庭内部的活动，正月十五开始，春节才成为街头运动，开始有各种公共活动出来，然后一路要持续到清明。
您对现在网络上南方人逢年过节就要调侃北方人“又要吃饺子了”的现象有何评论？
沈宏非：节庆的特殊饮食，南方的确比北方丰富。比如三伏，北方的习俗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杭州劳动人民的习俗却是“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要吃金银蹄”，虽然是江南，但口味要重得多。饺子尽管是个很北方的食品，难得的是调侃归调侃，如果不需要自己动手包的话，南方人倒也不抗拒。因此，饺子的确不失为一种难得能够打通南北的节俗食品。
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一想到回家过年，好像压力都挺大的？
沈宏非：像过年这种悠久的传统，早已变成一种难以撼动的意识形态，成为“非做不可”的绝对命令了。因为童年时代饱受“移风易俗”以及“过革命化春节”的教育，成年后，大概是2002年，我试图反抗过，搞过一次“革命实践”。那一次，我决定不要在自己家里过年了，反正太太也回了娘家，就一个人去市区订了个酒店，一连订了七天。第一天觉得很爽，年初一也过得不错，但是从年初二开始，就觉得有哪里不对，到第三天，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大过年的为什么我会独自一人？”“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吗？”“我是一个抛弃了家庭或者被家庭遗弃了的人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自问，每一问都是“大哉问”，结果就是年初三晚上就灰溜溜地滚回家去了。此后，我就认命了，就向这个超级“奇力思马”(charisma)无条件投降了。我相信，就算你专门选择过年的那几天远走高飞，彻底从这个特定场景里全身而退，但不管你置身伊斯坦布尔还是加德满都，只要一到大年三十晚上或者大年初一早上，一定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依然会觉得要专门做点什么，不太可能完全像一个没事人似的。事实上，大多数的节日，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压迫性，春节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为什么说大多数节日都是压迫性的？
沈宏非：春节的核心价值是“阖家团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个体自然就形成了“没商量”的父权性压迫；同样道理，“情人节”看似是反父权、反家庭的，但“情人节”对“情人关系”做出了多大的肯定，同时也会对个体造成多么深重的压迫——凡有情人“必须”在一起！尽管“在一起”的标配内容无非也就是暴搓一顿，和回家过年没有太大不同。两个人一旦有了“情人”关系，到了那一天如果不在一起做点什么，总会感觉不对的。双方都会觉得很痛苦，或者要假装很痛苦。这就是压迫所在。更为要命的是，中式春节和西式情人节在日历上总是靠得很近，这种双重压迫带来的难受，赶不及和情人共赴情人节晚餐的徐志摩在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陆小曼的信中已经把感受说得很分明了：“眉眉我亲亲：你邀我于情人节之夜共赴烛光晚餐之电邮已收讫。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节，恰与吾国之元宵节相连，琉璃世界，中西合璧，金风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亲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吗，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春节在内，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
我留意观察过，从年三十到年初二，街面上的情况都算正常，但从年初三开始，饭店、咖啡馆里就会出现很多形迹可疑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合法夫妻的那种——很显然，好不容易熬到年初三，“必须”要出来碰个头了！记得有一年情人节正好在年初一，实在是把那些有情人给祸害惨了。你看，过情人节在中国大概也才二十多年历史吧，压迫性已经如此之大了，更何况春节。没有人敢违抗春节，国民政府曾经一度打算以立法形式废除春节改过元旦，也没能得逞。春节了，过年了，直系血亲一家老小一定要聚在一起的，在这几天里，长辈一定要特别慈祥，晚辈一定得格外恭顺，否则就是忤逆。
您现在看待过年一般是怎样的心态？
沈宏非：比较矛盾，比较拧巴。过年是一种如假包换的农业社会遗风，也不妨视之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对它怀有多少种留恋，它和现代社会就有多少种格格不入——从今年禁止到来年容许，不断变来变去的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各种规定，到尽管已经感觉不太吃得消，但也得硬着头皮从头到底吃完的年夜饭；从“团聚”的温暖到道途的艰难，从供应过剩的商品到必须“置办”的“年货”，从不得不看的“春晚”到不吐不快的吐槽——情感和理智，习俗和现实，就是这样拉拉扯扯，半推半就。总之，全社会一旦进入“过年模式”，就会有一种不甚真实甚至不无魔幻的穿越感。在六七十年代，春节作为一种“旧俗”是受到主流压制的，主流的态度大概就是“不提倡也不反对”，而我个人对“过年”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白毛女》的影响，《白毛女》第一幕就是过年，大年夜。好的(红头绳 / 新衣服；白面粉 / 包饺子)和坏的(死家长 / 被绑架)，团聚和分离，大喜和大悲，接踵而至，瞬间转换。这种久远的间接体验也许并不真实，但是，在如何看待“春节”这件事情上，童年的经验正在不断显现出它势大无穷的后劲。(张博)
您家里的年夜饭，是自己做还是去饭店吃呢？在家里会吃什么呢？
沈宏非：本来去饭店吃很方便的，但是除夕夜一来车不好打，二来天气冷，老人出门也不方便。所以还是在家里吃吃就好了。我家已经吃了好几年广东盆菜了，买饭店里预先做好的那种，连锅带汁一块儿送到家里。菜都码放好了，汤汁是另外放在一个瓶子里的，吃之前先把汁浇下去，再把盆菜架到瓦斯炉上边热边吃。内容很丰富，有鲍鱼、带子、烧鹅等一堆好料，足够一家人围炉。盆菜吃完，再上一道饺子，皆大欢喜了！
原来上海只有几家粤菜店做外卖盆菜年夜饭，今年几乎家家都在做，直接订或者买礼券都可以，这就说明有市场。因为一来，现在过年大家其实吃不下太多的，准备很多菜意义不大；二来保姆阿姨也都回家了，没人做饭、洗盘子。但过年总要有点儿样子，那么盆菜就能满足各种要求，既有气氛，又能省事。
上海本地传统的年夜饭，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沈宏非：“上海”的所指太复杂，我只能说说我小时候自己家里和邻居的情况。1960、1970年代那个时候，准备年夜饭是很浩大的工程，有点“遍地英雄下夕烟”和“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意思了。从领取各种票证和买菜开始。平时的菜场里，没什么可买的，有些东西是真的要到过年了才能凭票去买，那才真的叫“年货”。那些票据，是根据你家有几个户口来发的。按户口人数的多少分为大户、小户。比如上海人很爱吃的小核桃，作为一种年货，是凭票证供应的，虽然在黑市上票证有价，但是去南货店凭票购买时，钱还是要付。前几年，我问过杭州人李庆西：为什么你们杭州人这么恨上海人？按理说，上海人经常跑去杭州消费花钱，应该爱才是啊。他答道：“我就跟你说一件事吧，‘文革’时候，作为产区，杭州人过年时是很难吃到山核桃的，问父母，父母就会跟小孩讲，‘都给上海人吃掉了喏！’”
凭票供应的年货，除了山核桃，还有大鱼大肉和蜜饯等等。户口多的“大户”还可以凭票买个猪头，从小菜场里买回来的猪头，一个个都挂在公用的走廊里，很壮观，馋死人。置办好年货以后，年三十的下午就要开始做年夜饭了。年三十那顿最重要，那时候厨房都在走廊上，早期还用煤球炉，家家户户都在那里忙着煎蛋饺，肉香逼人。
年三十那顿重要在哪里呢？
沈宏非：第一，是因为这一顿真的很丰富。能吃到很多平时买不到的食材，论“豪华”程度，大概堪比平时饭菜的十倍；第二，因为食材罕有，所以烧起来也格外用心，并且舍得比平时下重料。当时做年夜饭之前，都要郑重其事写个菜单的。不过没有电视看，也没什么春晚，吃完饭也就洗洗睡了。因此那顿饭吃得会比较长，一边吃还要一边做嘛。很多人家在过年期间会专门备好消化药，因为真材实料的大鱼大肉，老人小孩很容易吃撑不消化。
印象中，年夜饭必备的有蛋饺、年糕，全鸡全鸭或整蹄膀，还有酒酿、甜羹等。那时的甜羹，也就是把罐头水果拿出来煮个羹。
告诉你一个规律：凡是需要起大油锅、需要用很多油去炸的，一般家庭里都会比较谨慎，因为很费油，油也要凭票。小时候经过淮海路，看到食品店门口支了一口大油锅在那里炸龙虾片，心里会想：我的天！太奢侈了！居然有那么大一锅油！到底是公家的！平常百姓，谁家舍得用这么多油来炸东西吃啊。
除了上海，您对其他地方的年夜饭必备菜品有了解吗？
沈宏非：各地的年俗太不一样了，不过也总会有一些讨口彩的菜。还有很多地方年夜饭一定要有鱼。我第一次在年夜饭吃到鱼，是1983年，春节我没回上海，留在广州，被一位广州的同班同学请到家里去吃了年夜饭，他们家几代都是广州人。印象最深的是，吃到快结束时，上来一条鱼，在那条真鱼旁边，还有一条木头做的鱼，意思是：你把那一条鱼吃完了，还会余下一条鱼，年年有余。鱼之外，蚝豉、发菜、猪手并称“好事发财就手”和煎堆什么的，也都是广州年夜饭必吃的。
广州一带是不是对年俗特别讲究？
沈宏非：可能是因为平时就吃得比较好，所以他们吃年夜饭倒不是特别讲究，更在意的是逛花市，粤语叫“行花街”。过年前后好几天，整几条街都是卖花和各种其他有趣的小玩意儿。而且买家和卖家会博弈，因为过了年三十，卖家就会大减价，就看哪一方摒得牢了。你去看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里面写花市写得很详细，不过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现在的花市也没有多大意思了，卖的东西和城隍庙差不太多。
上海以前大年初一不能开灶，是什么讲究？
沈宏非：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习俗吧，据说是因为腊月二十四晚上要把灶王爷送到天上述职，不过我小时候上海貌似并没有这种习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灶王爷”这路神仙。说难听点，连个像样的灶都没有，还什么灶神？起码在我们黄浦区是闻所未闻的。
除了年夜饭之外，您小时候过年还期待什么呢？
沈宏非：对小朋友来说，无非就是换身新衣服、放鞭炮、吃顿年夜饭什么的。也没什么压岁钱，有也是很象征性的，给你个硬币意思一下。红包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是没见过的，店里也没有这个卖。当时平均月收入才三十块钱左右。而且，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你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那些年俗，很多都是近三十年来才有或者才恢复的。六七十年代，春节没有放这么长的假，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移风易俗”的时尚之中，春节及其习俗是被压制的(乡下可能还好)。春节被恢复成今天这样的“公序良俗”，是从1980年开始的。因此，小时候对过年的全部期待，全部都是吃吃吃。这个意思，其实夏
尊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替我表达过了：“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现在过年大家发发微信，以前过年亲戚会来串门吧？
沈宏非：以前家里没电话的，就算有公用的传呼电话，也不大有人习惯先来个电话预约。所以有人来登门拜年，你会很期待，过一会儿拎着大包小包来敲门的会是谁，也不知道他会来几个人，来了是不是要吃饭。所有来拜年的，都是“不速之客”。我小时候很喜欢家里来客人的，因为过年那几天，家里大人的脾气会特别好，对小孩的容忍度会比平时高很多。家里整个儿好像换了一个场景，张灯结彩，其乐融融。
除了吃，当时过年没什么娱兴节目。我记得要到“文革”末期，才有人开始偷偷打麻将，还要把毯子铺好，把窗户都关得很严很严。现在春晚年年被骂，但还是要看啊。种子就是当年种下的。那么多年，它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仪式了。还有一个原因，过春节要守岁，守岁的时候干什么好呢？春晚正好模拟了这个守岁的功能，大家可以一起看着电视过零点，无惊无险，难忘今宵。
元宵节吃汤团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风俗还是仅限江南一带？
沈宏非：汤团是吃的，但我小时候貌似没有专门过元宵节这一说的，起码黄浦区是不过的，可能陆家嘴、程家桥一带会过吧。我至今仍然很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过了年初三，日子就会一天天惶恐起来，真的有一种“好日子就要过到头了”的绝望，大人的脸也变得严肃起来，再说，寒假也快到尾声了。把春节一路不停地过到正月十五(中央电视台好像还专门有一场元宵晚会)，是很后来才恢复的吧。不过，按照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里的考据，南宋的杭州人，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主要是家庭内部的活动，正月十五开始，春节才成为街头运动，开始有各种公共活动出来，然后一路要持续到清明。
您对现在网络上南方人逢年过节就要调侃北方人“又要吃饺子了”的现象有何评论？
沈宏非：节庆的特殊饮食，南方的确比北方丰富。比如三伏，北方的习俗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杭州劳动人民的习俗却是“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要吃金银蹄”，虽然是江南，但口味要重得多。饺子尽管是个很北方的食品，难得的是调侃归调侃，如果不需要自己动手包的话，南方人倒也不抗拒。因此，饺子的确不失为一种难得能够打通南北的节俗食品。
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一想到回家过年，好像压力都挺大的？
沈宏非：像过年这种悠久的传统，早已变成一种难以撼动的意识形态，成为“非做不可”的绝对命令了。因为童年时代饱受“移风易俗”以及“过革命化春节”的教育，成年后，大概是2002年，我试图反抗过，搞过一次“革命实践”。那一次，我决定不要在自己家里过年了，反正太太也回了娘家，就一个人去市区订了个酒店，一连订了七天。第一天觉得很爽，年初一也过得不错，但是从年初二开始，就觉得有哪里不对，到第三天，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大过年的为什么我会独自一人？”“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吗？”“我是一个抛弃了家庭或者被家庭遗弃了的人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自问，每一问都是“大哉问”，结果就是年初三晚上就灰溜溜地滚回家去了。此后，我就认命了，就向这个超级“奇力思马”(charisma)无条件投降了。我相信，就算你专门选择过年的那几天远走高飞，彻底从这个特定场景里全身而退，但不管你置身伊斯坦布尔还是加德满都，只要一到大年三十晚上或者大年初一早上，一定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依然会觉得要专门做点什么，不太可能完全像一个没事人似的。事实上，大多数的节日，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压迫性，春节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为什么说大多数节日都是压迫性的？
沈宏非：春节的核心价值是“阖家团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个体自然就形成了“没商量”的父权性压迫；同样道理，“情人节”看似是反父权、反家庭的，但“情人节”对“情人关系”做出了多大的肯定，同时也会对个体造成多么深重的压迫——凡有情人“必须”在一起！尽管“在一起”的标配内容无非也就是暴搓一顿，和回家过年没有太大不同。两个人一旦有了“情人”关系，到了那一天如果不在一起做点什么，总会感觉不对的。双方都会觉得很痛苦，或者要假装很痛苦。这就是压迫所在。更为要命的是，中式春节和西式情人节在日历上总是靠得很近，这种双重压迫带来的难受，赶不及和情人共赴情人节晚餐的徐志摩在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陆小曼的信中已经把感受说得很分明了：“眉眉我亲亲：你邀我于情人节之夜共赴烛光晚餐之电邮已收讫。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节，恰与吾国之元宵节相连，琉璃世界，中西合璧，金风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亲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吗，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春节在内，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
我留意观察过，从年三十到年初二，街面上的情况都算正常，但从年初三开始，饭店、咖啡馆里就会出现很多形迹可疑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合法夫妻的那种——很显然，好不容易熬到年初三，“必须”要出来碰个头了！记得有一年情人节正好在年初一，实在是把那些有情人给祸害惨了。你看，过情人节在中国大概也才二十多年历史吧，压迫性已经如此之大了，更何况春节。没有人敢违抗春节，国民政府曾经一度打算以立法形式废除春节改过元旦，也没能得逞。春节了，过年了，直系血亲一家老小一定要聚在一起的，在这几天里，长辈一定要特别慈祥，晚辈一定得格外恭顺，否则就是忤逆。
您现在看待过年一般是怎样的心态？
沈宏非：比较矛盾，比较拧巴。过年是一种如假包换的农业社会遗风，也不妨视之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对它怀有多少种留恋，它和现代社会就有多少种格格不入——从今年禁止到来年容许，不断变来变去的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各种规定，到尽管已经感觉不太吃得消，但也得硬着头皮从头到底吃完的年夜饭；从“团聚”的温暖到道途的艰难，从供应过剩的商品到必须“置办”的“年货”，从不得不看的“春晚”到不吐不快的吐槽——情感和理智，习俗和现实，就是这样拉拉扯扯，半推半就。总之，全社会一旦进入“过年模式”，就会有一种不甚真实甚至不无魔幻的穿越感。在六七十年代，春节作为一种“旧俗”是受到主流压制的，主流的态度大概就是“不提倡也不反对”，而我个人对“过年”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白毛女》的影响，《白毛女》第一幕就是过年，大年夜。好的(红头绳 / 新衣服；白面粉 / 包饺子)和坏的(死家长 / 被绑架)，团聚和分离，大喜和大悲，接踵而至，瞬间转换。这种久远的间接体验也许并不真实，但是，在如何看待“春节”这件事情上，童年的经验正在不断显现出它势大无穷的后劲。(张博)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