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作家网 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大片重回中国电影市场大大刺激了国内电影人的神经,如何在全球化视域下坚守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成为中国电影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种现实境遇下,导演冯小宁犹如一匹雄劲有力却又孤独的战马,他的作品兼顾艺术价值、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并屡屡获得华表奖、金鸡奖等多项业内大奖。在冯小宁执导的多部作品中,他将镜头对准战争题材的拍摄,其战争三部曲《红河谷》(1996)、《黄河绝恋》(1999)、《紫日》(2001)成为观众不可磨灭的共同记忆。他有意识地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审视战争,并在其影像中融入西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比较性展示,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完成了对人性本身的哲学思考。在商业娱乐大潮的席卷下,像他这样放弃城市灯红酒绿而选择俯下身子感受生活真实温度的导演并不多见,冯小宁曾远赴内蒙古边疆拍摄《嘎达梅林》、在陕北农村完成了《举起手来》和《信天游》。他是观众眼中片场身兼数职的劳模,在《黄河绝恋》中他一人担纲编剧、导演、摄影、制片主任、特技美术、主题歌作词等多项职务;他是同行眼中极为努力的“拼命三郎”,拍摄《红河谷》时带领演员攀上7191米的雪山,而这组雪线以上珍贵的高海拔景色只在最后的剪辑中保留了4秒;他是电影市场上令人刮目相看的“魔术师”,成功实现了从小成本制作到高票房收益的逆转。
2012年之后再没看到冯导的电影作品,压根儿没想问他为什么少有电影新作,因为能想到他要说什么,这几年电影市场的“幸运儿”肯定不是他从内心要拍的电影,他们这代导演拍娱乐片不是不能,比如有知名导演无奈下不得不跟风拍娱乐片,但骨子里不放弃艺术情怀,拍出来的电影明显在艺术与娱乐之间摇摆。冯小宁干脆不迎合这样的电影市场,一直旁观中国电影的发展。面对快速增长的票房,面对平均20岁年龄段的中国电影观众对娱乐片的津津乐道,面对中国电影产业生态的不均衡,冯小宁在多年拒绝接受各路媒体采访之后接受了本报与《人民日报》的联合采访。重新露面的冯导,对当下娱乐之风盛行的影视现状把脉开 方。
冯小宁尖锐地提出当下中国电影的主要矛盾方面不在于创作和投资,而在于院线发行。院线若垄断和封杀了一部作品的市场出口,就相当于控制了一部作品的生死命脉。
影视作品具有艺术属性、商品属性和社会属性。冯小宁认为,如今电影过度夸大了其商品属性,而没有兼顾艺术属性与社会属性,电影通过过度娱乐的方式让人们错误地认为,电影的惟一目的就是赚钱。票房是衡量作品的重要标准,但绝不是惟一标准。过去我们衡量一部影视作品的优劣其判断依据在于人民,诚如谢 晋导演所讲:“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然而现在唯票房论、唯收视率的做法无疑已经偷换了尺子的“刻度”。
票房、收视率似乎并不能代表观众的真正选择。尺子“刻度”的偷换导致国内电影市场“伪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产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号召广大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现在艺术家辛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来的优秀文艺作品不应因院线不予排片而失去其生存空间。冯小宁认为,决 定一部电影好坏的是人民大众,但是在把什么推送给人民大众观看这一环节中,“猫腻”大在其中。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8月的《矛盾论》中强调,“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主要的矛盾是对事物起主要作用的一个矛盾,而主要的矛盾方面 是对事物起主要作用的矛盾的一个方面,冯小宁认为当下中国电影的主要矛盾方面不在于创作和投资,而在于院线发行。院线若垄断和封杀了一部作品的市场出口, 就相当于控制了一部作品的生死命脉。冯小宁坚持认为对于艺术创作环境而言,应尽可能宽松,从而保证艺术创作能够百花齐放,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娱乐,但不能 仅仅只剩下娱乐;而对于艺术市场环境而言,钱是永远挣不完的,还是要有一点情怀,要努力培育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和先烈的情感,将评判作品好坏的权力放归 人民。
冯小宁不建议国内现阶段推行电影分级制,因为准确来讲,现阶段中国观众的整体素质还无法让政府达到负责地采取分级制的目的,在分级制体系下,许多不良影片便有了合法拍摄的借口。
低俗娱乐已经成为电影疯狂赚钱的工具,不断飙高的票房数据着实夺人眼球。但冯小宁对此表示出自己的担心,“经济这条腿迈得步子大,而文化这条腿 没有跟上,中国的巨人形象是会倒的”。他指出电影若失去对精神层面的坚守,实则是一个虚肿的“胖子”,丧失了对人性叩问的影片就失去强劲的筋骨与体魄,看 似一片高原却很难达到高峰。浮躁的电影市场现状必然会导致观众文化层次的大幅度下降。在当前围绕一部电影成千上万的社会舆论中,很少谈及意识形态和社会教 育问题,加之中国教育还缺乏对人的独立思考意识的培养,国产电影更应当扛起提升观众民族责任感的大旗。
冯小宁认为,在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出现一两部低俗作品并不可怕,可怕的却是它的高票房。反观美国高票房电影,无疑都是颇具思想性与人文关怀的影片。美国主流观影群体的习惯是以家庭为单位,从而拥有“文化选择自觉权”,他们不可能去选择一个低俗的影片全家去观看,因为家长作为孩子行为规 范的榜样会在影片选择时自动规避低俗影片。而中国的主流观影群体多集中于16岁到22岁的青少年,其占比达到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冯小宁不建议国内 现阶段推行电影分级制,因为准确来讲,现阶段中国观众的整体素质还无法让政府达到负责地采取分级制的目的,在分级制体系下,许多不良影片便有了合法拍摄的借口。就像虽然国家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但在许多二三线城市仍旧有许多未成年人出入网吧一样,分级制一旦现阶段推行也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对中国青少年贻害无穷。冯小宁非常认可分级制的确有利于电影行业,但现阶段不利于整个社会,根据中国的特点,仍需一个过渡时期,有待社会法治的成熟。
早在1993年,冯小宁远赴俄罗斯参加国际电影节,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段旅途中一段打动人心的插曲:1993年的俄罗斯并不富足,那时的俄罗斯电 影明星甚至每天只能吃一个土豆,但是在电影学院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身着西服或晚礼服正襟危坐地认真观看电影,电影已经开场,一位老人来晚了,她并没有选择越过众多观众去自己的空座位,而是选择在放映厅过道铺了一块手绢悄悄地坐下观看影片;当娱乐低俗成为坊间议论的话题,中国观影群体形成了因为别人看了而我没看会觉得丢人的不良氛围,而西方观众则不同,他们因为看了不好的片子而觉得丢人,两种不同的“丢人”,却折射出了国内电影观众独立思考能力和文化素质的下降。
冯小宁建议用舆论去引导观众看到电影的内在、实质性问题,鼓励群众独立思考,自觉选择观看艺术价值、商品价值与社会价值兼顾的优秀影片,自觉抵制低俗影片,从而形成“好片赚钱烂片赔钱”的良性市场循环。
冯小宁的爷爷是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他放弃了西安富足的生活而投身革命,最终在长征中不幸牺牲。冯小宁每每想到包括爷爷在内的千千万万烈士用生 命换来的新中国,他始终坚守这样的信条:作为一名艺术家,一定要在名利场淡薄名利,清清白白做人。一部作品最终是要面向大众,起到其社会教化作用的。多年来,冯小宁一直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厚积薄发,从《北洋水师》到《甲午大海战》再到《东方有大海》,他用25年的时间沉浸于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思考,摒弃常见的戏说历史手法转而投身对历史的深入挖掘,离开喧哗的炒作却也凭着这份执着硬是将“冷板凳”坐热。
中国电影当下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冯小宁给出了自己的良方:扶正祛邪。中医上使用的扶持正气去除邪气正是冯小宁针对当下惟娱乐化的电影市场开出的一剂良方。中国电影的问题治疗一定要用舆论去引导观众看到电影的内在、实质性问题,鼓励群众独立思考,自觉选择观看艺术价值、商品价值与社会价值兼顾的优秀影片,自觉抵制低俗影片,从而形成“好片赚钱烂片赔钱”的良性市场循环。中国电影市场精神食粮造假的利润空间极大,冯小宁坚信当人民群众学会独立思考与鉴别,从而反向向市场和资方构成压力时,中国电影的“病”方可“药到病除”。(高小立 许莹)
2012年之后再没看到冯导的电影作品,压根儿没想问他为什么少有电影新作,因为能想到他要说什么,这几年电影市场的“幸运儿”肯定不是他从内心要拍的电影,他们这代导演拍娱乐片不是不能,比如有知名导演无奈下不得不跟风拍娱乐片,但骨子里不放弃艺术情怀,拍出来的电影明显在艺术与娱乐之间摇摆。冯小宁干脆不迎合这样的电影市场,一直旁观中国电影的发展。面对快速增长的票房,面对平均20岁年龄段的中国电影观众对娱乐片的津津乐道,面对中国电影产业生态的不均衡,冯小宁在多年拒绝接受各路媒体采访之后接受了本报与《人民日报》的联合采访。重新露面的冯导,对当下娱乐之风盛行的影视现状把脉开 方。
冯小宁尖锐地提出当下中国电影的主要矛盾方面不在于创作和投资,而在于院线发行。院线若垄断和封杀了一部作品的市场出口,就相当于控制了一部作品的生死命脉。
影视作品具有艺术属性、商品属性和社会属性。冯小宁认为,如今电影过度夸大了其商品属性,而没有兼顾艺术属性与社会属性,电影通过过度娱乐的方式让人们错误地认为,电影的惟一目的就是赚钱。票房是衡量作品的重要标准,但绝不是惟一标准。过去我们衡量一部影视作品的优劣其判断依据在于人民,诚如谢 晋导演所讲:“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然而现在唯票房论、唯收视率的做法无疑已经偷换了尺子的“刻度”。
票房、收视率似乎并不能代表观众的真正选择。尺子“刻度”的偷换导致国内电影市场“伪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产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号召广大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现在艺术家辛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来的优秀文艺作品不应因院线不予排片而失去其生存空间。冯小宁认为,决 定一部电影好坏的是人民大众,但是在把什么推送给人民大众观看这一环节中,“猫腻”大在其中。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8月的《矛盾论》中强调,“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主要的矛盾是对事物起主要作用的一个矛盾,而主要的矛盾方面 是对事物起主要作用的矛盾的一个方面,冯小宁认为当下中国电影的主要矛盾方面不在于创作和投资,而在于院线发行。院线若垄断和封杀了一部作品的市场出口, 就相当于控制了一部作品的生死命脉。冯小宁坚持认为对于艺术创作环境而言,应尽可能宽松,从而保证艺术创作能够百花齐放,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娱乐,但不能 仅仅只剩下娱乐;而对于艺术市场环境而言,钱是永远挣不完的,还是要有一点情怀,要努力培育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和先烈的情感,将评判作品好坏的权力放归 人民。
冯小宁不建议国内现阶段推行电影分级制,因为准确来讲,现阶段中国观众的整体素质还无法让政府达到负责地采取分级制的目的,在分级制体系下,许多不良影片便有了合法拍摄的借口。
低俗娱乐已经成为电影疯狂赚钱的工具,不断飙高的票房数据着实夺人眼球。但冯小宁对此表示出自己的担心,“经济这条腿迈得步子大,而文化这条腿 没有跟上,中国的巨人形象是会倒的”。他指出电影若失去对精神层面的坚守,实则是一个虚肿的“胖子”,丧失了对人性叩问的影片就失去强劲的筋骨与体魄,看 似一片高原却很难达到高峰。浮躁的电影市场现状必然会导致观众文化层次的大幅度下降。在当前围绕一部电影成千上万的社会舆论中,很少谈及意识形态和社会教 育问题,加之中国教育还缺乏对人的独立思考意识的培养,国产电影更应当扛起提升观众民族责任感的大旗。
冯小宁认为,在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出现一两部低俗作品并不可怕,可怕的却是它的高票房。反观美国高票房电影,无疑都是颇具思想性与人文关怀的影片。美国主流观影群体的习惯是以家庭为单位,从而拥有“文化选择自觉权”,他们不可能去选择一个低俗的影片全家去观看,因为家长作为孩子行为规 范的榜样会在影片选择时自动规避低俗影片。而中国的主流观影群体多集中于16岁到22岁的青少年,其占比达到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冯小宁不建议国内 现阶段推行电影分级制,因为准确来讲,现阶段中国观众的整体素质还无法让政府达到负责地采取分级制的目的,在分级制体系下,许多不良影片便有了合法拍摄的借口。就像虽然国家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但在许多二三线城市仍旧有许多未成年人出入网吧一样,分级制一旦现阶段推行也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对中国青少年贻害无穷。冯小宁非常认可分级制的确有利于电影行业,但现阶段不利于整个社会,根据中国的特点,仍需一个过渡时期,有待社会法治的成熟。
早在1993年,冯小宁远赴俄罗斯参加国际电影节,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段旅途中一段打动人心的插曲:1993年的俄罗斯并不富足,那时的俄罗斯电 影明星甚至每天只能吃一个土豆,但是在电影学院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身着西服或晚礼服正襟危坐地认真观看电影,电影已经开场,一位老人来晚了,她并没有选择越过众多观众去自己的空座位,而是选择在放映厅过道铺了一块手绢悄悄地坐下观看影片;当娱乐低俗成为坊间议论的话题,中国观影群体形成了因为别人看了而我没看会觉得丢人的不良氛围,而西方观众则不同,他们因为看了不好的片子而觉得丢人,两种不同的“丢人”,却折射出了国内电影观众独立思考能力和文化素质的下降。
冯小宁建议用舆论去引导观众看到电影的内在、实质性问题,鼓励群众独立思考,自觉选择观看艺术价值、商品价值与社会价值兼顾的优秀影片,自觉抵制低俗影片,从而形成“好片赚钱烂片赔钱”的良性市场循环。
冯小宁的爷爷是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他放弃了西安富足的生活而投身革命,最终在长征中不幸牺牲。冯小宁每每想到包括爷爷在内的千千万万烈士用生 命换来的新中国,他始终坚守这样的信条:作为一名艺术家,一定要在名利场淡薄名利,清清白白做人。一部作品最终是要面向大众,起到其社会教化作用的。多年来,冯小宁一直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厚积薄发,从《北洋水师》到《甲午大海战》再到《东方有大海》,他用25年的时间沉浸于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思考,摒弃常见的戏说历史手法转而投身对历史的深入挖掘,离开喧哗的炒作却也凭着这份执着硬是将“冷板凳”坐热。
中国电影当下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冯小宁给出了自己的良方:扶正祛邪。中医上使用的扶持正气去除邪气正是冯小宁针对当下惟娱乐化的电影市场开出的一剂良方。中国电影的问题治疗一定要用舆论去引导观众看到电影的内在、实质性问题,鼓励群众独立思考,自觉选择观看艺术价值、商品价值与社会价值兼顾的优秀影片,自觉抵制低俗影片,从而形成“好片赚钱烂片赔钱”的良性市场循环。中国电影市场精神食粮造假的利润空间极大,冯小宁坚信当人民群众学会独立思考与鉴别,从而反向向市场和资方构成压力时,中国电影的“病”方可“药到病除”。(高小立 许莹)
[ 编辑: 何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