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访谈
您是到台湾后才与父亲亲近起来的吗？他曾对你有过什么期许吗？
白先勇：
到台湾后那段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十一年，没有间断。在台湾之前是比较少接触的，都没有怎么在一起，他都在打仗，间断地回来看一下。不过偶尔回来也不会陌生，父亲的形象是固定了的：穿着军服、骑着马回来，都是英雄形象。小时候我也骑过马，有一张我六岁时的照片，骑在马上，有马夫拉着，不是他的马，他的马什么人也骑不住，只有他一个人能降得住。
我父亲还算开明的，这是我自己的追求，没有限定我要做什么事情。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有科学救国这样的理想，所以他好像希望我们学工程。我学过水利，想修三峡大坝，不过很快就转去学外文了。
那时候我念过一本地理书，说建了三峡大坝，中国就富强了，我就相信了。当时在成功大学，我的功课是很好的，在水利系考第一名，但只是会考试，我晓得自己不会做一个很好的工程师。我最爱的还是文学，感触最敏锐的还是这方面，所以我就重考台大。
您七岁时得了肺病，一病四年多，被隔离开来，怎么度过这四年的？
白先勇：
我就看小人书，《七侠五义》《三侠五义》，还有武侠小说、连环图，只能看这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字认得有限。那时我们家有个厨子，叫老央，很会说书。那时每天我很重要的娱乐，就是端个小木凳子到厨房去一坐，他就一边洗碗，一边给我说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大概是老央，他让我知道怎么把故事说得有声有色。
人家的小孩都在外面玩，蹦蹦跳跳的，只有我被撇在那儿，不准出去，不准乱跑。非常孤独，非常寂寞。那时候肺病很可怕的，每天要睡午觉，要静养，每天喝两杯牛奶。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碰牛奶，喝怕了，一闻到牛奶就想吐。
之前我的性格是很外向的，经过这场病，变得有些孤僻起来。我蛮敏感的，因为自己有病痛，所以好像对别人的病痛、别人的内心可以感同身受，这可能也是我后来写作的泉源吧。
您对童年经历的战乱还有印象吗？
白先勇：
有，整天逃难，躲日本人轰炸，半夜三更在睡梦中，保姆就把我抓起来，往防空洞里面逃。那时候桂林、重庆都在轰炸，全家四处逃难，这种战乱的印象，贯穿了我的童年。一出生就赶上中日大战，完了以后，一下子又国共内战，前前后后十二年，都在打仗。我是到了台湾后才真正安定下来。
那个时候是到处为家。我们从武汉坐火车逃难到广州，粤汉铁路，火车慢，摇这么一两天才到了，觉得挺好玩的，到处看，看看外面。十二年都在兵荒马乱中，就是那种生活。1948年从广州上船，睡一觉起来，就到香港了，但没想到这一出去就是三十九年。
您觉得自己是比较早熟还是晚熟？
白先勇：
现在自己回头看自己，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对人世的感受很早熟，《台北人》是我二十五六岁写的，那时候写的是我现在——六七十岁人的心境，所以那时候心中肯定是很沧桑的。现在到了六七十岁，去做青春版《牡丹亭》，反而特别年轻。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倒过来了，心理上颠倒了。
您有过那种成长的痛苦吗，或者是成长的转折点？
白先勇：
有的，成长很痛苦的，突然间对人世有了一些了悟，尤其青少年，当然对世界有很多很多幻想、期望，然后这些一个一个被消灭掉，慢慢地成熟。我母亲过世(是在1962年，“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强迫我看到了人生的大限和无常的那一面，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母亲过世后我立刻就去了美国，环境也变了，心理上也有很大的转折。
您青少年时期都在阅读什么？
白先勇：
看小说喽，中学就开始看的，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外国就看一些经典的东西，《茶花女》《咆哮山庄》《简·爱》《乱世佳人》等等。
中学时我碰到很好的老师——李雅韵，她是北京人，文学造诣很高，她教我们诗词，我背了一大堆，从宋词开始。后来我念外文系也和李雅韵老师有关。我跟她讲，我不想念工科了，我要学创作，想念中文系。那时候台湾的中文系非常保守，几乎是经学系，只注重小学、考据这种东西，而且教的文章止于唐宋，明清小说统统都不入流，现代文学那是更不入流。她说，你要学文学，还是去念外文系。我就考了台大外文系，后来办杂志、写小说，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是最快乐的。
在台大外文系您遇到了夏济安老师，可以谈谈他吗？
白先勇：
夏济安老师，那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老师，我早就很佩服他了。台湾有一本杂志，叫做《学生英语文摘》，就是把有名的、非常好的英文文章摘出一小段，或者一小篇，分析这个字怎么用，讲得很好，夏先生每期都有一篇分析，我中学时就看。后来有一次到书店，翻到一本杂志叫做《文学杂志》，创刊期，我就买来看，一看，哎呀，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感觉非常好，又介绍西洋文学，又有中文的创作。我就想要是能给这本杂志投稿就好了，有了这个念头，我就下决心考台大外文系了。之后投稿给他，他采用了我第一篇小说，叫《金大奶奶》，我高兴得不得了，就去找他，他说你写得蛮老练的。那时候刚刚开始写作，老师鼓励几句是很要紧的。
他觉得作文中一般的问题，英文叫sentimental，就是太滥情、感伤，他说应该要冷静。冷静这点对我很管用。他问我都看什么，我说我有看毛姆，他说毛姆好，我说我在看莫泊桑，他说莫泊桑也好。他觉得五四那些作家都很滥情，要我们警惕。他叫我们注重文体的修炼，用字要很准确，文体要很精确。
他说，你写什么不要紧，因为大家写的都差不多。西方有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从古到今，小说的主题不过就是生老病死爱情战争，就是这些东西，主要看你怎么写，怎么呈现。
上大学时，有哪些是大家互相传阅、青年人必看的书？
白先勇：
那时候还是西方文学为主。有一本存在主义的加缪的《异乡人》，大陆这边好像叫《局外人》，“局外人”比较好一点，比较哲学性一点。我们办的《现代文学》的第一期，就是卡夫卡的小说，他是现代主义最顶尖的作家。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影响很大很大的一个作家，我们讲人之初性本善，他讲人之初性本恶。当你认识了人性的不完满、不完美，会对人性比较宽容，也会引起一些对人的怜悯吧。
自己经过很多事情后，我感觉到人有一定的limitation(限制)，人不可能万能，可能我们想象要做很多了不得的事情，但是都有限制，人的限制其实蛮多的。所以人一生的挣扎，其实你了解地来看，都蛮值得同情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写得最动人的是罪人、杀人犯，研究他们最深的东西，他们也很可怜，都值得怜悯。《罪与罚》里面不就是这样吗？
我生于回教家庭，中学在香港念的是天主教学校，外国神父教我们念《圣经》，有一度我对天主教蛮向往的。后来慢慢年纪大了，更加亲近佛教。我的看法是文学到了最后的境界、最高的文学，就是一种宗教的境界，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他们，我们中国最高的文学是《红楼梦》，有佛道的情怀。
您后来去了美国，有受过当时嬉皮文化的影响吗？
白先勇：
我60年代到的美国，那时候我跑到旧金山去看他们，我能理解他们。都说嬉皮是越战刺激起来的，我觉得不是那样。其实美国一直是清教徒的传统，有它另外的压抑，看起来自由，其实社会的规矩蛮严格的，你不适合它那一套规矩，一下子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嬉皮的反社会反秩序，有他们的心理成因。嬉皮的老祖宗“垮掉的一代”里头有一两个还是我的老师，比如约翰·霍尔姆斯，他写过一本小说叫《GO》。艾伦·金斯堡的诗我也是很喜欢，我的趣味很广，非常正统的我欣赏，非常不正统的我也喜欢。文学天地是非常广阔、无边无垠的，文学就是打破一切界限的媒介，因为它打破了所有人为的界限，告诉你的都是人、都是人性。
哪一类文学作品是您不喜欢，觉得不好的？
白先勇：
我觉得文学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了你会不会有内心的感动。能感动才是真的好文学，感动不了，我就觉得不是好文学。我不太喜欢(大陆)这边的左派文学。巴金还好，他的《寒夜》蛮好的，把抗战的最后一夜那种气氛写出来了。我就不太喜欢茅盾。我觉得文学是写人性，意识形态都是一时的，人性才是永恒的。意识形态解释的人性不一定都是全面的，要是我不相信那个意识形态，那我就不感动了。
现在很多人觉得鲁迅是左派的领头，你要看他的《彷徨》《呐喊》，不是那么回事，《彷徨》《呐喊》到今天还是能够感动人。他写的人，是除掉了那个意识形态的“人”。他的《故乡》，现在我跟我保姆的儿子，让我想起了他跟闰土的那种感情，鲁迅触到了人性的那一面，所以他的东西我觉得还会存在。这跟他的那些杂文是两回事。鲁迅还不错，他写文学的时候，那个“鲁迅”不见了。中国人很有一套的，很奇怪，像以前那些大诗人，他们都做官的，可一写东西就不是官了。像欧阳修，那么个大官，写起艳词来，内心那种纤细真是了不得。苏东坡也是这样子。纳兰性德是顺治皇帝的侍卫，当他写起词来，完全是一个词人。他们都是将官方的身份和内心的文学观分得很开的。
鲁迅四十岁才开始写，而且别忘了，他虽然是反传统的，但他自己古书念得很多的；他也很奇怪，创造出自己的文体，还蛮有味道的。《红楼梦》那个传统才是正宗的，还有三国、水浒、西游、儒林外传，我们把这个丢掉了，现在写小说的人要先看这些，不看这些不行的。现在年轻人不太爱看大部头经典，爱看连续剧，但是文字也要紧的，所以我虽然已经退休了，还被绑回台大教《红楼梦》。台湾的大学生也不耐烦看《红楼梦》，我说不行，这本天书要看的，从头看到尾。
现在出版的新的文学作品您都看吗？
白先勇：
我都看的，那是一种新的风格。比如韩寒我也看的，再年轻一些的就看不过来了。我还是比较喜欢中生代的那批作家，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王安忆他们这一批。
作家现在确实需要一种特别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现实确实变化太快了。这三十年，可能在人类史上也没有这么大的变化，目不暇接，不怪作家赶不上这个变动。以前我们讲记忆，现在写一个城市的东西，过两年就不见了。北京，我来过很多次，好像过几年就是一个新城。
这种情况下，作家要自己想办法。我的看法是，文学是写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变的，除非哪天发明一种药，人变成外星人了。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东西来写，总是会触动人的不变的东西。比如我的小说《孽子》在台湾改编成舞台剧，轰动得不得了，观众哭成一团，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也掉泪，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抓住了一些不变的东西——人伦。
您谈到“五四运动”一百年时，希望中国能迎来又一次文艺复兴，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现在你看到这样的苗头了吗？
白先勇：
我的昆曲就是一个实验，累得我啊，脱了九层皮。人家说你干吗啊，其实这等于是一个事业，一个载体，我试试看，我们的古文化还有没有。昆曲给我很大的信心，我们的古文化给它适当的养分，它可能把我们过去的源头跟现代接起来，重新“回春”。
再往深层看，我们很多问题出来，都是文化问题。我们文化的传统支离破碎，所以这个不对，那里也不对，21世纪对我们这个民族很重要，能不能复兴需要全民的共识，我们都有这个心，我想会成的。
昆曲最让您痴迷的地方是什么？
白先勇：
昆曲结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是一种综合的精致的优雅艺术，难度很高。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种文化的展示。
制作昆曲《牡丹亭》，主要是想借一两部经典大戏来训练一批青年演员。昆曲最大的危机就是演员的断层，老一代演员都上年纪要退休了，而昆曲最讲究的就是口传心授，一旦断层就接不上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将年轻人推上一线。而在观众中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年轻人对古典文化还是很喜欢的，他们不了解古典文化，只是因你没让他看到。
您对昆剧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良，在把传统跟现代结合方面遇到了哪些挑战？白先勇：
每个时代的表演艺术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个时代观众的共鸣，一定是它合乎当时的审美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一切现代元素都是为表演服务。要跟随时代的审美，但不能将文化遗产完全交给市场。昆曲要是为了迎合观众，越来越往通俗的方向走，就可能丢掉传统文化的特质，我们看过无数失败的例子。
我希望昆曲能以一种高雅的姿态回到观众面前。从明朝发展至今，有大量的文人、音乐家、表演艺术家投入昆曲创作，昆曲的音乐、表演方式等各方面已达到高度的精美、精致。无论是实景版昆曲，还是厅堂版昆曲，我觉得，很多都是旅游伴宴性质的演出，更偏重于休闲娱乐。我还是想将昆曲还原为高雅艺术，将昆曲本来的艺术面貌呈现给当代观众。
您平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白先勇：
我基本上在美国住，在美国就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完全没有社交。我住在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的隐谷，在那个小城里面，非常非常安静，看书、写作，看电影，听听音乐，种花、散步。平时写东西都是写到天亮，晚上不睡觉，真要命，养成了很糟糕的习惯。
您对死亡有什么看法？
白先勇：
我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想这个事情，我早就对人生的无常有所体会，从我母亲过世以后，我一直在想人的生命最后的终结这个问题。我现在相信有来世，我相信人的生命不止有这一次，有过去，有未来。
相信有来世，那你还会害怕死亡吗？
白先勇：
当然还怕，死亡都是怕的，因为死亡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是一个了结，突然间就断绝了。全部消失，全部没有，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白费的，无论这一生你做什么事，最后都没有了，这个蛮恐怖的。所以我们需要宗教。
在您这些年的生活当中，想过自杀吗？
白先勇：
有过，有时候觉得好烦啊，了结算了。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时候，到了一种很绝望很哀伤的时候，会产生这种想法的。我现在倒没有那么悲观，还有好多题材要写，我真得活长一点，有太多东西要写了。
——根据《Lens视觉》访谈(记者刘溜)《江南时报》访谈(记者罗皓菱)等整理
您是到台湾后才与父亲亲近起来的吗？他曾对你有过什么期许吗？
白先勇：
到台湾后那段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十一年，没有间断。在台湾之前是比较少接触的，都没有怎么在一起，他都在打仗，间断地回来看一下。不过偶尔回来也不会陌生，父亲的形象是固定了的：穿着军服、骑着马回来，都是英雄形象。小时候我也骑过马，有一张我六岁时的照片，骑在马上，有马夫拉着，不是他的马，他的马什么人也骑不住，只有他一个人能降得住。
我父亲还算开明的，这是我自己的追求，没有限定我要做什么事情。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有科学救国这样的理想，所以他好像希望我们学工程。我学过水利，想修三峡大坝，不过很快就转去学外文了。
那时候我念过一本地理书，说建了三峡大坝，中国就富强了，我就相信了。当时在成功大学，我的功课是很好的，在水利系考第一名，但只是会考试，我晓得自己不会做一个很好的工程师。我最爱的还是文学，感触最敏锐的还是这方面，所以我就重考台大。
您七岁时得了肺病，一病四年多，被隔离开来，怎么度过这四年的？
白先勇：
我就看小人书，《七侠五义》《三侠五义》，还有武侠小说、连环图，只能看这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字认得有限。那时我们家有个厨子，叫老央，很会说书。那时每天我很重要的娱乐，就是端个小木凳子到厨房去一坐，他就一边洗碗，一边给我说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大概是老央，他让我知道怎么把故事说得有声有色。
人家的小孩都在外面玩，蹦蹦跳跳的，只有我被撇在那儿，不准出去，不准乱跑。非常孤独，非常寂寞。那时候肺病很可怕的，每天要睡午觉，要静养，每天喝两杯牛奶。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碰牛奶，喝怕了，一闻到牛奶就想吐。
之前我的性格是很外向的，经过这场病，变得有些孤僻起来。我蛮敏感的，因为自己有病痛，所以好像对别人的病痛、别人的内心可以感同身受，这可能也是我后来写作的泉源吧。
您对童年经历的战乱还有印象吗？
白先勇：
有，整天逃难，躲日本人轰炸，半夜三更在睡梦中，保姆就把我抓起来，往防空洞里面逃。那时候桂林、重庆都在轰炸，全家四处逃难，这种战乱的印象，贯穿了我的童年。一出生就赶上中日大战，完了以后，一下子又国共内战，前前后后十二年，都在打仗。我是到了台湾后才真正安定下来。
那个时候是到处为家。我们从武汉坐火车逃难到广州，粤汉铁路，火车慢，摇这么一两天才到了，觉得挺好玩的，到处看，看看外面。十二年都在兵荒马乱中，就是那种生活。1948年从广州上船，睡一觉起来，就到香港了，但没想到这一出去就是三十九年。
您觉得自己是比较早熟还是晚熟？
白先勇：
现在自己回头看自己，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对人世的感受很早熟，《台北人》是我二十五六岁写的，那时候写的是我现在——六七十岁人的心境，所以那时候心中肯定是很沧桑的。现在到了六七十岁，去做青春版《牡丹亭》，反而特别年轻。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倒过来了，心理上颠倒了。
您有过那种成长的痛苦吗，或者是成长的转折点？
白先勇：
有的，成长很痛苦的，突然间对人世有了一些了悟，尤其青少年，当然对世界有很多很多幻想、期望，然后这些一个一个被消灭掉，慢慢地成熟。我母亲过世(是在1962年，“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强迫我看到了人生的大限和无常的那一面，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母亲过世后我立刻就去了美国，环境也变了，心理上也有很大的转折。
您青少年时期都在阅读什么？
白先勇：
看小说喽，中学就开始看的，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外国就看一些经典的东西，《茶花女》《咆哮山庄》《简·爱》《乱世佳人》等等。
中学时我碰到很好的老师——李雅韵，她是北京人，文学造诣很高，她教我们诗词，我背了一大堆，从宋词开始。后来我念外文系也和李雅韵老师有关。我跟她讲，我不想念工科了，我要学创作，想念中文系。那时候台湾的中文系非常保守，几乎是经学系，只注重小学、考据这种东西，而且教的文章止于唐宋，明清小说统统都不入流，现代文学那是更不入流。她说，你要学文学，还是去念外文系。我就考了台大外文系，后来办杂志、写小说，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是最快乐的。
在台大外文系您遇到了夏济安老师，可以谈谈他吗？
白先勇：
夏济安老师，那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老师，我早就很佩服他了。台湾有一本杂志，叫做《学生英语文摘》，就是把有名的、非常好的英文文章摘出一小段，或者一小篇，分析这个字怎么用，讲得很好，夏先生每期都有一篇分析，我中学时就看。后来有一次到书店，翻到一本杂志叫做《文学杂志》，创刊期，我就买来看，一看，哎呀，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感觉非常好，又介绍西洋文学，又有中文的创作。我就想要是能给这本杂志投稿就好了，有了这个念头，我就下决心考台大外文系了。之后投稿给他，他采用了我第一篇小说，叫《金大奶奶》，我高兴得不得了，就去找他，他说你写得蛮老练的。那时候刚刚开始写作，老师鼓励几句是很要紧的。
他觉得作文中一般的问题，英文叫sentimental，就是太滥情、感伤，他说应该要冷静。冷静这点对我很管用。他问我都看什么，我说我有看毛姆，他说毛姆好，我说我在看莫泊桑，他说莫泊桑也好。他觉得五四那些作家都很滥情，要我们警惕。他叫我们注重文体的修炼，用字要很准确，文体要很精确。
他说，你写什么不要紧，因为大家写的都差不多。西方有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从古到今，小说的主题不过就是生老病死爱情战争，就是这些东西，主要看你怎么写，怎么呈现。
上大学时，有哪些是大家互相传阅、青年人必看的书？
白先勇：
那时候还是西方文学为主。有一本存在主义的加缪的《异乡人》，大陆这边好像叫《局外人》，“局外人”比较好一点，比较哲学性一点。我们办的《现代文学》的第一期，就是卡夫卡的小说，他是现代主义最顶尖的作家。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影响很大很大的一个作家，我们讲人之初性本善，他讲人之初性本恶。当你认识了人性的不完满、不完美，会对人性比较宽容，也会引起一些对人的怜悯吧。
自己经过很多事情后，我感觉到人有一定的limitation(限制)，人不可能万能，可能我们想象要做很多了不得的事情，但是都有限制，人的限制其实蛮多的。所以人一生的挣扎，其实你了解地来看，都蛮值得同情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写得最动人的是罪人、杀人犯，研究他们最深的东西，他们也很可怜，都值得怜悯。《罪与罚》里面不就是这样吗？
我生于回教家庭，中学在香港念的是天主教学校，外国神父教我们念《圣经》，有一度我对天主教蛮向往的。后来慢慢年纪大了，更加亲近佛教。我的看法是文学到了最后的境界、最高的文学，就是一种宗教的境界，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他们，我们中国最高的文学是《红楼梦》，有佛道的情怀。
您后来去了美国，有受过当时嬉皮文化的影响吗？
白先勇：
我60年代到的美国，那时候我跑到旧金山去看他们，我能理解他们。都说嬉皮是越战刺激起来的，我觉得不是那样。其实美国一直是清教徒的传统，有它另外的压抑，看起来自由，其实社会的规矩蛮严格的，你不适合它那一套规矩，一下子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嬉皮的反社会反秩序，有他们的心理成因。嬉皮的老祖宗“垮掉的一代”里头有一两个还是我的老师，比如约翰·霍尔姆斯，他写过一本小说叫《GO》。艾伦·金斯堡的诗我也是很喜欢，我的趣味很广，非常正统的我欣赏，非常不正统的我也喜欢。文学天地是非常广阔、无边无垠的，文学就是打破一切界限的媒介，因为它打破了所有人为的界限，告诉你的都是人、都是人性。
哪一类文学作品是您不喜欢，觉得不好的？
白先勇：
我觉得文学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了你会不会有内心的感动。能感动才是真的好文学，感动不了，我就觉得不是好文学。我不太喜欢(大陆)这边的左派文学。巴金还好，他的《寒夜》蛮好的，把抗战的最后一夜那种气氛写出来了。我就不太喜欢茅盾。我觉得文学是写人性，意识形态都是一时的，人性才是永恒的。意识形态解释的人性不一定都是全面的，要是我不相信那个意识形态，那我就不感动了。
现在很多人觉得鲁迅是左派的领头，你要看他的《彷徨》《呐喊》，不是那么回事，《彷徨》《呐喊》到今天还是能够感动人。他写的人，是除掉了那个意识形态的“人”。他的《故乡》，现在我跟我保姆的儿子，让我想起了他跟闰土的那种感情，鲁迅触到了人性的那一面，所以他的东西我觉得还会存在。这跟他的那些杂文是两回事。鲁迅还不错，他写文学的时候，那个“鲁迅”不见了。中国人很有一套的，很奇怪，像以前那些大诗人，他们都做官的，可一写东西就不是官了。像欧阳修，那么个大官，写起艳词来，内心那种纤细真是了不得。苏东坡也是这样子。纳兰性德是顺治皇帝的侍卫，当他写起词来，完全是一个词人。他们都是将官方的身份和内心的文学观分得很开的。
鲁迅四十岁才开始写，而且别忘了，他虽然是反传统的，但他自己古书念得很多的；他也很奇怪，创造出自己的文体，还蛮有味道的。《红楼梦》那个传统才是正宗的，还有三国、水浒、西游、儒林外传，我们把这个丢掉了，现在写小说的人要先看这些，不看这些不行的。现在年轻人不太爱看大部头经典，爱看连续剧，但是文字也要紧的，所以我虽然已经退休了，还被绑回台大教《红楼梦》。台湾的大学生也不耐烦看《红楼梦》，我说不行，这本天书要看的，从头看到尾。
现在出版的新的文学作品您都看吗？
白先勇：
我都看的，那是一种新的风格。比如韩寒我也看的，再年轻一些的就看不过来了。我还是比较喜欢中生代的那批作家，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王安忆他们这一批。
作家现在确实需要一种特别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现实确实变化太快了。这三十年，可能在人类史上也没有这么大的变化，目不暇接，不怪作家赶不上这个变动。以前我们讲记忆，现在写一个城市的东西，过两年就不见了。北京，我来过很多次，好像过几年就是一个新城。
这种情况下，作家要自己想办法。我的看法是，文学是写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变的，除非哪天发明一种药，人变成外星人了。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东西来写，总是会触动人的不变的东西。比如我的小说《孽子》在台湾改编成舞台剧，轰动得不得了，观众哭成一团，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也掉泪，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抓住了一些不变的东西——人伦。
您谈到“五四运动”一百年时，希望中国能迎来又一次文艺复兴，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现在你看到这样的苗头了吗？
白先勇：
我的昆曲就是一个实验，累得我啊，脱了九层皮。人家说你干吗啊，其实这等于是一个事业，一个载体，我试试看，我们的古文化还有没有。昆曲给我很大的信心，我们的古文化给它适当的养分，它可能把我们过去的源头跟现代接起来，重新“回春”。
再往深层看，我们很多问题出来，都是文化问题。我们文化的传统支离破碎，所以这个不对，那里也不对，21世纪对我们这个民族很重要，能不能复兴需要全民的共识，我们都有这个心，我想会成的。
昆曲最让您痴迷的地方是什么？
白先勇：
昆曲结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是一种综合的精致的优雅艺术，难度很高。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种文化的展示。
制作昆曲《牡丹亭》，主要是想借一两部经典大戏来训练一批青年演员。昆曲最大的危机就是演员的断层，老一代演员都上年纪要退休了，而昆曲最讲究的就是口传心授，一旦断层就接不上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将年轻人推上一线。而在观众中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年轻人对古典文化还是很喜欢的，他们不了解古典文化，只是因你没让他看到。
您对昆剧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良，在把传统跟现代结合方面遇到了哪些挑战？白先勇：
每个时代的表演艺术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个时代观众的共鸣，一定是它合乎当时的审美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一切现代元素都是为表演服务。要跟随时代的审美，但不能将文化遗产完全交给市场。昆曲要是为了迎合观众，越来越往通俗的方向走，就可能丢掉传统文化的特质，我们看过无数失败的例子。
我希望昆曲能以一种高雅的姿态回到观众面前。从明朝发展至今，有大量的文人、音乐家、表演艺术家投入昆曲创作，昆曲的音乐、表演方式等各方面已达到高度的精美、精致。无论是实景版昆曲，还是厅堂版昆曲，我觉得，很多都是旅游伴宴性质的演出，更偏重于休闲娱乐。我还是想将昆曲还原为高雅艺术，将昆曲本来的艺术面貌呈现给当代观众。
您平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白先勇：
我基本上在美国住，在美国就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完全没有社交。我住在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的隐谷，在那个小城里面，非常非常安静，看书、写作，看电影，听听音乐，种花、散步。平时写东西都是写到天亮，晚上不睡觉，真要命，养成了很糟糕的习惯。
您对死亡有什么看法？
白先勇：
我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想这个事情，我早就对人生的无常有所体会，从我母亲过世以后，我一直在想人的生命最后的终结这个问题。我现在相信有来世，我相信人的生命不止有这一次，有过去，有未来。
相信有来世，那你还会害怕死亡吗？
白先勇：
当然还怕，死亡都是怕的，因为死亡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是一个了结，突然间就断绝了。全部消失，全部没有，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白费的，无论这一生你做什么事，最后都没有了，这个蛮恐怖的。所以我们需要宗教。
在您这些年的生活当中，想过自杀吗？
白先勇：
有过，有时候觉得好烦啊，了结算了。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时候，到了一种很绝望很哀伤的时候，会产生这种想法的。我现在倒没有那么悲观，还有好多题材要写，我真得活长一点，有太多东西要写了。
——根据《Lens视觉》访谈(记者刘溜)《江南时报》访谈(记者罗皓菱)等整理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