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掌中庆阳
记者:“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是中国作协2016年举办的重要活动之一，能否将“文学照亮生活”这个主题理解成一份珍贵的初心和美好的愿望？
李敬泽:“文学照亮生活”这个主题确实是一份珍贵的初心和美好的愿望。有时，我们谈到文学、文化，总是先想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和文化中心，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像庆阳这个地方就有它独特的文化元素，也有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我们希望通过“大讲堂”这样的形式，让作家能够真正地走到广大读者和朋友中去，能够和他们面对面有一个对话和交流的机会。这既是作协的责任，同时也是每一个文化人，每一个作家、学者应该做的事。把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思考讲出来和大家交流，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从大家这里得到启发和激励。目前打算一个月至少讲一堂，也希望能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持续做下去。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力量强大，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喜好氛围浓厚。今天来看，作家的创作激情少了，人们的阅读热情也淡了，文学的影响力似乎渐渐弱了，对此，您怎么看？
李敬泽: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为了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有很多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大家永远在回望八十年代， 其实那个年代是个特例，而现在才是回到了一个常态，在这个常态里，文学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今天，不仅是时代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生活的意识和形态都不相同了。其实，在新的媒介传播当中，文学依然有着庞大的读者群，比如网络文学，据不完全统计，在网络上每年注册的持续性读者达到2亿人。即使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常态，文学不再是唯一的文化选择，但它本身依然有庞大的体量，依然是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原创动力。现在，电影、电视剧都很活跃，它们也要从文学中提取大量的创作资源，可以说，作家对世界、生活、人的认识和想象，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所以，文学自身的体量还在，它的活力也还在。
记者:请谈谈您的一些创作体会？
李敬泽:写作这件事有它的两重性， 一方面它是孤独的“劳作”，一个人面对电脑，一盏孤灯，静心去创作，无法向别人求救，只能自己去写；但另外一方面，它又确实需要交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写作者需要有精神上的相互的交流、慰藉和启发。所以，我们做这个活动不是说所谓的京城里的名家前来传经送宝，而是我们也需要交流，需要找到同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汲取充足的营养。
当前，不仅仅是文学圈，整个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浮躁之风”。这可能需要我们一方面要着眼于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建设，另一方面，作家要静下心来创作出好的作品。也就是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讲到的，一部好作品既要有社会效益，也要有经济效益，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不仅是对作家的要求，也是对整个文化生态各个环节上的要求。
记者:无论是作为文学编辑还是文学评论家，读小说对您来说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您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小说是什么？
李敬泽:我们现在是一个生活观念、审美趣味和对生活的想象，都高度多样化的时代，不同读者群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看法。但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小说自现代以来，一直是文化中核心性的原创力量。我们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学、新文化运动都是从小说发起的，从鲁迅写新文学、新小说开始，这种核心性的原创力量包含着志向和抱负。这个志向和抱负就是通过小说重新塑造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改造我们的精神世界。虽然无法说出到底缺的是什么，但是我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依然需要重温鲁迅那一代人创作小说的根本志向和根本精神，依然要想想这种根本志向是不是过时了，还是小说已经成了一个哄大家高兴的东西。我觉得不是，小说依然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上的支柱和动力，鲁迅他们的志向没有过时，这是我们最应该提醒自己的一点。
记者:作为“走马黄河”的八位作家之一，您曾经考察过甘肃、宁夏、内蒙古和陕北等黄河中游地区，谈谈您对西北的印象，以及对我们庆阳这个城市的印象？
李敬泽: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沿着黄河到甘肃、宁夏、陕西走了一圈，和现在的采风不一样，那是一个人的行走和思考，可以说是我生命中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西北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的根。当我们讲到中华的文明，传统的文化，那些悠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可以说是像黄土高原一样在这里沉淀着。一个要认识中国的人，一个励志于要认识中国文化的人，没有这样亲身的一步步地走过西北、经历过西北，我觉着会是很大的缺憾。在近现代历史上，我们总说“陕甘宁边区”，“陕”大家都很熟悉，而“甘”其实就是指庆阳这个地方。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庆阳，但共享的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会让我们对这个地方感到很亲切，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热爱文学的广大读者和创作者，文化氛围非常好。当然，还有地道的农家小吃，我很喜欢吃庆阳的
面。
记者:“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是中国作协2016年举办的重要活动之一，能否将“文学照亮生活”这个主题理解成一份珍贵的初心和美好的愿望？
李敬泽:“文学照亮生活”这个主题确实是一份珍贵的初心和美好的愿望。有时，我们谈到文学、文化，总是先想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和文化中心，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像庆阳这个地方就有它独特的文化元素，也有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我们希望通过“大讲堂”这样的形式，让作家能够真正地走到广大读者和朋友中去，能够和他们面对面有一个对话和交流的机会。这既是作协的责任，同时也是每一个文化人，每一个作家、学者应该做的事。把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思考讲出来和大家交流，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从大家这里得到启发和激励。目前打算一个月至少讲一堂，也希望能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持续做下去。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力量强大，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喜好氛围浓厚。今天来看，作家的创作激情少了，人们的阅读热情也淡了，文学的影响力似乎渐渐弱了，对此，您怎么看？
李敬泽: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为了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有很多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大家永远在回望八十年代， 其实那个年代是个特例，而现在才是回到了一个常态，在这个常态里，文学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今天，不仅是时代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生活的意识和形态都不相同了。其实，在新的媒介传播当中，文学依然有着庞大的读者群，比如网络文学，据不完全统计，在网络上每年注册的持续性读者达到2亿人。即使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常态，文学不再是唯一的文化选择，但它本身依然有庞大的体量，依然是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原创动力。现在，电影、电视剧都很活跃，它们也要从文学中提取大量的创作资源，可以说，作家对世界、生活、人的认识和想象，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所以，文学自身的体量还在，它的活力也还在。
记者:请谈谈您的一些创作体会？
李敬泽:写作这件事有它的两重性， 一方面它是孤独的“劳作”，一个人面对电脑，一盏孤灯，静心去创作，无法向别人求救，只能自己去写；但另外一方面，它又确实需要交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写作者需要有精神上的相互的交流、慰藉和启发。所以，我们做这个活动不是说所谓的京城里的名家前来传经送宝，而是我们也需要交流，需要找到同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汲取充足的营养。
当前，不仅仅是文学圈，整个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浮躁之风”。这可能需要我们一方面要着眼于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建设，另一方面，作家要静下心来创作出好的作品。也就是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讲到的，一部好作品既要有社会效益，也要有经济效益，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不仅是对作家的要求，也是对整个文化生态各个环节上的要求。
记者:无论是作为文学编辑还是文学评论家，读小说对您来说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您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小说是什么？
李敬泽:我们现在是一个生活观念、审美趣味和对生活的想象，都高度多样化的时代，不同读者群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看法。但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小说自现代以来，一直是文化中核心性的原创力量。我们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学、新文化运动都是从小说发起的，从鲁迅写新文学、新小说开始，这种核心性的原创力量包含着志向和抱负。这个志向和抱负就是通过小说重新塑造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改造我们的精神世界。虽然无法说出到底缺的是什么，但是我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依然需要重温鲁迅那一代人创作小说的根本志向和根本精神，依然要想想这种根本志向是不是过时了，还是小说已经成了一个哄大家高兴的东西。我觉得不是，小说依然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上的支柱和动力，鲁迅他们的志向没有过时，这是我们最应该提醒自己的一点。
记者:作为“走马黄河”的八位作家之一，您曾经考察过甘肃、宁夏、内蒙古和陕北等黄河中游地区，谈谈您对西北的印象，以及对我们庆阳这个城市的印象？
李敬泽: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沿着黄河到甘肃、宁夏、陕西走了一圈，和现在的采风不一样，那是一个人的行走和思考，可以说是我生命中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西北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的根。当我们讲到中华的文明，传统的文化，那些悠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可以说是像黄土高原一样在这里沉淀着。一个要认识中国的人，一个励志于要认识中国文化的人，没有这样亲身的一步步地走过西北、经历过西北，我觉着会是很大的缺憾。在近现代历史上，我们总说“陕甘宁边区”，“陕”大家都很熟悉，而“甘”其实就是指庆阳这个地方。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庆阳，但共享的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会让我们对这个地方感到很亲切，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热爱文学的广大读者和创作者，文化氛围非常好。当然，还有地道的农家小吃，我很喜欢吃庆阳的
面。[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