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研究的现实思考与思想困境
林 品：您在电影研究、文化研究、性别研究这三个领域，都可以说是为中国学界做出过重要贡献。据我观察，您近年来在性别研究领域，并没有像在文化研究、电影研究领域那样，有比较多的介入和论述。您可以谈一谈其中的原因吗？
戴锦华：性别这一维度，始终是我的电影研究和文化研究当中最基本而重要的维度；但是，近十多年来，我的确自觉避免把性别维度作为惟一的观察与研究的维度。这首先是一种对现实的思考，同时也是一种思想困境。
对现实的思考在于，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事实是社会的急剧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女性也不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能够作为某 种自明的社会群体而存在。所以，当你把女性主义作为惟一的维度来讨论问题的时候，会遗漏很多可能和性别相关的、也许更为直接或重要的社会面向。性别问题不 等于女性问题，但即使讨论现实中的女性问题，在性别研究的单一方法论和思考脉络当中，也难以完成。
而困境在于，上个世纪便已存在于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中的基本问题，如今，变得更为突出而严峻了。即文化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阶级、 性别、种族，原本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命题，但事实上，每一个维度都携带着一个在20世纪甚至更长历史时段中形成的“大叙述”脉络，而某一维度的大叙述体系都是自足的、相对封闭的、乃至排他的。所以，很难在关于性别的独立讨论当中，真正有机地纳入对阶级的、种族的，或者地域的、年龄的思考。这也使得我自己倾向 于不单独地处理性别、阶级、种族议题，而是把它们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做当下的或历史性的思考。
林 品：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资源、人员、信息等各种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迅速的流动，是否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论述构成挑战？同时，是否也会对种族维度的有效性构成冲击？阶级、种族是否依然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基本维度？
戴锦华：全球化的过程有其常量和变量。一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一度赋予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活力，同时加剧了残酷剥削的广度和深 度，只不过这种剥削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经常以跨国的形态进行的。可以说，这一情势不是远离、而是贴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球特征与野蛮特征的基本描述。 在这样的过程中，阶级事实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凸显的事实。
重要的变量，也是对阶级事实构成最大挑战的，是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这样，在东西对立之外，重要的是南北对 立，即富国与穷国的对立，国际债务问题，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它形成了一个比马克思时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为凸显的种族现实：发达国家的国民，享有全世界的财富、全世界的劳动成果；而从事生产和出口的欠发达国家，其国民则面临着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这究竟是可以还原为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阶级分 化呢？还是它就呈现为区域之间的对抗、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一种种族事实？
在这样一个阶级事实同种族事实甚至宗教事实彼此交错的时代语境下，性别问题会以某种方式被削弱同时凸显。在全球移民的事实当中，女性“暧昧”的 社会位置，使她们成为流动中文化身份的不确定者、可变因素；同时女性群体仍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处于最深重的剥削深处。当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不止一 位女总统执政，性别议题更深刻更复杂地纠缠于阶级的、种族的冲突和歧视结构。
我认为，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正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我们有效的、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并不是文化研究之阶级、性别、种族的“三字经”是否过 时，而是我们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有没有能力去辩证地面对复杂的纠缠的历史新情势，面对新的全球资本逻辑与路径，面对危机所凸显的政治结构，去寻找和发 现新的历史可能性。直面现实挑战，才是文化研究的活力。
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当今现实的必需
林 品：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基本思想方法的坚持，您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的坚持，其实都显示出您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场域和知识场域中所选 取的某种立场、所占据的某种位置。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激烈的论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 争。您是否接受一个可能带有标签化色彩的身份指认？
戴锦华：坦率地说，我一向认为，标签本身颇为荒诞。因为“新左派”是个历史概念，它产生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具体地联系着这样的历史情境： 苏共二十大报告之后，西方的批判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经过了极度的茫然和彷徨，终于重新集结，用“新左派”来命名自己。到今天，当某些人被标签为“新左 派”，或者，当他们自称为“新左派”的时候，他们必须回答，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新”的，他们对于什么是“新”的。
我更喜欢“批判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批判——批判性的思考和批判性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工作。也许有人会认为，合作性的建构、介入性的建构会是一种更有效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或者对自己的指认。
我个人做出的真实选择是，在立足本土的同时，走向亚非拉。我自觉地要求自己不要把世界性的连接局限在欧美，而是设法把它拓展到广大的第三世界， 希望去连接亚非拉的知识分子，连接他们的思考、实践和抗争。我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世界视野，不是一个逐渐萎缩到欧美、进而萎缩到美国的狭窄的视 野，而是一个重新打开的全球场域。50-70年代我们曾经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第三世界视野，但同时我们的欧美视野则完全被封闭、被隔绝；然而，当我们重新 获得欧美视野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全球化”、“世界化”了，我们却遗忘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屏蔽掉了。我希望重新建立世界视野，并 通过这样的视野来重新反观中国。
但是，历经近20年的时间，并没有如我一厢情愿的预期的那样，找到了别样的世界、迥异的可能性，但我以自己的双脚、自己的身体，体认了全球化的 事实和意义，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国际位置和意义。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视野中，我修订、重设了自己的思考参数。尽管，我仍然“在路上”。
大概只有一点，我始终是清晰和明确的：即如果可能，我会选择和多数的被剥夺者站在一起，我自豪“我们是99%”。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我们必须在一个紧张的观察、介入、思考当中，去应对每天的新挑战。
林 品：您特别强调世界视野与世界性的连接。我们知道，国际主义一直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您是如何看待国际主义，以及新世界主义、新天下主义这样的理论建构尝试的？
戴锦华：这个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国际主义”是有定语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我来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20世纪最美丽的记忆。 我盼望着它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启动和继承的遗产，或者说思想资源。但是，我特别强调它的定语，就是说，20世纪的国际主义实践有其前提，一边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政治结构，另外一边是马克思主义成功形构出来的历史主体性力量的实践结构，这个主体性力量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国际主义在它的历史主体开始被中空化的情况下，是并不可以简单抽象为一个名词，就获得新的召唤和现实启动的。与马克 思主义的构想相背离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联合起来，相反，是被深深地分割——被国境、种族、宗教信仰分割，很多阶级的事实会被转 化成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事实。另外一方面，则是资本的快速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正在迅速地连接、整合起全球的资本和资产者。
对我来说，在面对高度整合的全球资本的时候，显然，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这种现实的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对于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或 者说，一种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历史主体的国际主义——的实践的思考。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恐怖主义尽管以种族和宗教的名义出现，但其实大多 是跨国发生的，甚至也是跨种族发生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撕裂的事实下面，充满了新的流动和整合。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应对，一种更具有建设性的—— 首先是想象、进而是表述、进而是实践的过程，就变得非常急迫。这当然不是我能够独自解决的问题，但我愿意参与到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当中去。
数码转型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态构成了整体性的改变
林 品：您谈到了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全球连接的问题。您如何评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新时代的社会运动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在您看来，互联网这个媒介是否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真的蕴含有一种新的民主的可能性？
戴锦华：要清楚地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就不是你的问题本身所能够覆盖的了，因为它所涉及的面要比这大得多。互联网技术，或者我通常称之为“数码转 型”，事实上是和生物学革命相互补充、彼此伴行的，已对现代社会甚至现代文明的文化生态构成了整体性的改变，这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广度和深度的全球变化。
相对于生物学革命来说，数码转型的发生要急剧得多，一方面是数码技术的迅速更迭，一方面是它的覆盖面的迅猛扩张。此外，从来没有一场技术革命， 不仅如此急剧地发生，而且基本上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未经讨论，也前所未有地未经抵抗，就进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全球性的社会抵抗运动以社交媒体来作为动 员的手段，但一种新的监控技术也可以以如此的幅度来控制全人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随身携带着一面“黑镜子”，以便“老大哥”看着我、看着你。 在你看到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跨国连接的手段的同时，大概你也会观察到，国际恐怖主义正借助同样的媒体和路径，来实现一种以宗教、种族等名义进行的社会力量 集结，来完成报复性的、破坏性的、疯狂的袭击。
我们当前对新媒体的思考，大多都停留在某种功能性的描述和思考上。事实上，我们应该在一个整体的意义上去思考它。种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和批判的 或者抵制的态度一样，尚没有深入到新媒体的事实内部，去考察其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我确实认为，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思考焦点，应该而且必须去尝 试一种新的网络实践的可能性。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地把握“数码转型”的政治经济事实的话，我们也就根本无从认知我们身置其间的世界现实，也就更谈不 上去想象未来。对我来说，它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命题，同时也是整体挑战的一部分，它与我们讨论的其他问题高度相关、相互内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怀抱着某种悲观中的审慎乐观。相对于新的全球格局，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变数，而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变数。只不过，在 这些变数的过程当中，资本总是棋先一着。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夺得某种先机，获得某种自觉，去把它蕴含的可能性变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我选择在这样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传统的社会运动借助新媒体的层面上去思考，也不是在新媒体仅仅是成为一种新的载体、新的覆盖手段的意义上去思 考。必须去深入地考察并且揭示构成新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它对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颠覆性和断裂性的改变，从其媒介特质的角度上去形构新的问题，追问 新的答案。
林 品：您无论是进行文化研究还是进行电影研究，都对媒介问题报以高度的重视。那么，在数码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您是否认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文学、电影，都会因为媒介变革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样态？
戴锦华：当我们说，数码转型在冲击纸媒，不仅是说报纸、传统期刊、纸质书籍的形态在死亡，还要追问，传统的文学形态——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 说集的艺术与叙事形态，是否也经受着冲击或改变？纸媒的衰落已成定势，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有着数千年历史、其实成为了现代社会最主要文化支撑的文学，其样 式已然出现了内在改变？
人们经常说，网络阅读要求短平快，文本是碎片化的，或者，网络想象的欲望化特征，可供娱乐消费的只能是感官满足和心灵抚慰。我以为，类似观察仍 只是外部观察。之所以说那样的观察是外在性的，是因为它们仅仅是在今天的移动终端使用者、某一种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的意义上去讨论它，而没有触 及媒介自身。当我们的确使用数码媒介并在数码界面上写作的时候，当我们通过数码介质内在地构成“文学场”的时候，必须回答的是：数码是什么？文学是什么？
相对而言，对于电影，这个问题更加直接和具体。因为数码媒介取代了胶片，而不是覆盖了胶片。数码媒介替代胶片成为电影的最基本介质，它对电影的 冲击一定是本体论性质的，这种冲击绝不亚于有声片取代默片，远远大于彩色胶片取代黑白胶片。然而，这一冲击所携带的本体论问题，和数码转型对整个社会造成 的影响一样，甚至没有受到电影从业人员的足够重视。在你观察到这些冲击的时候，你首先是要在数码介质内在的媒介特征上，去对其规定性、其蕴含的潜能加以认 识，其次，要在它与传统媒体相冲突、相叠加，或者，它尝试去替代传统媒体的那个场域当中，在两种介质所形成的交汇处，去讨论媒介特质所造成的新规范和新可 能。
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张力意味着想象未来的可能
林 品：联系着生物学革命，您认为，当前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热络讨论的赛博格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戴锦华：我一直强调，赛博格不能仅仅在单项技术革命的意义上去考量，也不等同于仅仅说，我们戴眼镜，我们早已使用假肢，赛博格不过是更大的进步 和技术的延展。不。当人工脏器开始替代受损脏器的时候，当干细胞技术开始再生坏死的、病变的、衰老的细胞的时候，第一次人类在肉身的层面上尝试挑战死亡。 另一方面，联系着数码技术，则是所谓的上传和下载我们的大脑的技术在不断推进、成熟中。一旦成为现实，便意味着我们的“意识”，或可在肉身死亡之后继续存 在。无关乐观悲观，这是推进中的社会/技术事实。
然而，这些曾为幻想类作家、导演们想象的场景，原本都是文明预警式的梦魇：千年吸血鬼或“缸中之脑”，今天却成为未遭抵抗与反思的未来展望。姑 且不论正是死亡的必然反身定义了人类的现实，而且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并未在任何意义上挑战、遑论改变今日世界的政治经济现实。新技术、尤其是挑战死亡的 生命技术，正在继续或者说放大已有的分配的不平等。
在这个学期开设的科幻电影课程上，我专门选择《重生男人》(Repo Men)这部B级片，旨在提供一个参数：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来说，人工脏器也是必须毕生分期付款的天价商品。这固然联系着今日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更直接地联系着导致金融海啸及其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现代债务结构，因为那部影片所模拟的，就是这样一个债务结构。对我，这是并非虚幻的、形而下的议 题。问题尚不是“我们是否接受人类的赛博格化”、“我们是否接受生命有机体的形态被改变”等等形而上的讨论，而是分配的不平等已经覆盖到生命领域的具体议 题。
讨论到虚拟现实，似乎是又一个遥远而迫近的议题。也是在这学期的课程中，我选择了《她》(Her)作为一个细读片目。影片设定的某种近未来，便 是某种人工智能/数码操作系统可以构成真实的爱和陪伴，甚至不需要肉体，便可以成为我们的理想自我/理想他者，成为我们的最佳的自恋投影/最完满的他恋形 式。问题成了：是否人可能不再需要人？是不是人类的社会性正逐步丧失？个人、个体是否可能以某种独自而不孤独的形式自足生存？
当然，《她》里面呈现的世界，离我们的生存现实尚有距离。然而，类似结构性的改变却早已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现代文明的伟大突破——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同时发生的，是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能源紧缺。
甚至在所谓批判理论中，“非物质生产”也成为核心命题，然而，在欧美世界之外，物质生产、人类劳动(体力劳动)仍是无法虚拟的基本事实。因此， 劳动价值论仍是一个并未远去的理论与实践议题。因此，迄今为止，虚拟现实与文化艺术有关，但是它却无疑是大于艺术的和文化的事实。我们的文明正在面临改 变，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回应这个挑战的话，我们就只能被动地等待它以灾变的形式发生。在这一多重的历史转折点之上，挑战与回应 分外真切和急迫。
林 品：您如何看待后人类主义的前景？同时，如何看待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坚持这样一个概念，还是说放弃它，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扬弃它？
戴锦华：后人类主义作为一个在今日欧美比较热络的新思潮，其本身无疑是人文主义危机的直观呈现。我自己认为，到目前为止，后人类主义还并没有把 自己成就为一个“主义”，它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表述、理论序列、关键词组。后人类主义，仍是覆盖了非常庞杂的理论光谱、社会实践光谱的某种命名。
对我来说，其有效性在于标识出了人文主义自身的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并非始自今日，而是20世纪至为惨烈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二战历史凸显出的。二 战的惨烈事实，削弱了现代人对“人之神话”的深刻的信仰、信任，整体地动摇了历史进步、历史目的论这类现代主义的核心表述。今天，人文主义的危机，同时表 现为生态环境的急剧、普遍的持续恶化。在这一前提下，人文主义的危机增加了另外一个向量，即在现代性逻辑内部的不言自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前所未有地被 迫要面对人类的整体生存，以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共生性。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本身蕴含着跨越、超越阶级/性别/种族的隔绝的可能。我这里说的“超 越”，不是指那种廉价温情的想象、虚伪的承诺，而是20世纪历史的伟大遗产：超越一己利益，投身人类共同的未来；或20世纪独有的“背叛”：背叛强势群 体，背叛自己的阶级、性别、种族身份，不只是情感性地认同弱势者、他者，而且可能是实践性地加入到他们之中，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反叛、反抗自己从属的利益 集团。我认为，这本身是一种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
今天，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人类的多数、99%不断被撕裂，被各种身份所隔绝，彼此冲突；而另一边，现代资本主义在这一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危机， 确实在整体上威胁着人类生存。因此，所有问题的解决必须是整体性的、世界性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重新建立起一种连接、认同，我们 重新去思考、想象、创造一种更合理的生产的、生活的、分配的方式？
对我来说很有趣，我自己的学术生涯自结构主义起步，很快进入到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理论、解构路径中，因此，对现代性核心话语和规划，对人文主义语 词及价值，始终抱有批判和间离的态度；但是近来，也许是第一次，我尝试从不同角度去重新思考或尝试在其乌托邦意义上借重人文主义的观念，诸如自由、民主、 平等、博爱、正义、尊严、人的权利。对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它们仍然可以作为解毒剂，我仍然期望从中重新启动其创生性。后人类主义的重要启示之 一，便是铭记对现代主义的有效批判，必然包含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在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中，我们创造了一种太强大的自恋机制，以至于我们很难超越自身 的限定性，去想象一种不一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
这其中充满矛盾悖反，但这其中的张力，便意味着可能。一方面是重启人文主义自身所蕴含的巨大的乌托邦的能量，另一方面，是借助后人类主义来透视 人文主义的危机，反思人文主义，重获想象未来、赢得未来的力量。这将不是某一个国家、族群、社群的未来，而是人类的未来。对于今天这个为犬儒主义所毒化的 世界，类似命题也许太过夸张和矫情；但对我，它前所未有的真切、切肤：置身于人文学科内部，去尝试重启想象未来的路径，去参与构想社会实践的可能，并再度 介入实践。（林品）
林 品：您在电影研究、文化研究、性别研究这三个领域，都可以说是为中国学界做出过重要贡献。据我观察，您近年来在性别研究领域，并没有像在文化研究、电影研究领域那样，有比较多的介入和论述。您可以谈一谈其中的原因吗？
戴锦华：性别这一维度，始终是我的电影研究和文化研究当中最基本而重要的维度；但是，近十多年来，我的确自觉避免把性别维度作为惟一的观察与研究的维度。这首先是一种对现实的思考，同时也是一种思想困境。
对现实的思考在于，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事实是社会的急剧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女性也不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能够作为某 种自明的社会群体而存在。所以，当你把女性主义作为惟一的维度来讨论问题的时候，会遗漏很多可能和性别相关的、也许更为直接或重要的社会面向。性别问题不 等于女性问题，但即使讨论现实中的女性问题，在性别研究的单一方法论和思考脉络当中，也难以完成。
而困境在于，上个世纪便已存在于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中的基本问题，如今，变得更为突出而严峻了。即文化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阶级、 性别、种族，原本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命题，但事实上，每一个维度都携带着一个在20世纪甚至更长历史时段中形成的“大叙述”脉络，而某一维度的大叙述体系都是自足的、相对封闭的、乃至排他的。所以，很难在关于性别的独立讨论当中，真正有机地纳入对阶级的、种族的，或者地域的、年龄的思考。这也使得我自己倾向 于不单独地处理性别、阶级、种族议题，而是把它们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做当下的或历史性的思考。
林 品：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资源、人员、信息等各种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迅速的流动，是否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论述构成挑战？同时，是否也会对种族维度的有效性构成冲击？阶级、种族是否依然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基本维度？
戴锦华：全球化的过程有其常量和变量。一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一度赋予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活力，同时加剧了残酷剥削的广度和深 度，只不过这种剥削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经常以跨国的形态进行的。可以说，这一情势不是远离、而是贴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球特征与野蛮特征的基本描述。 在这样的过程中，阶级事实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凸显的事实。
重要的变量，也是对阶级事实构成最大挑战的，是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这样，在东西对立之外，重要的是南北对 立，即富国与穷国的对立，国际债务问题，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它形成了一个比马克思时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为凸显的种族现实：发达国家的国民，享有全世界的财富、全世界的劳动成果；而从事生产和出口的欠发达国家，其国民则面临着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这究竟是可以还原为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阶级分 化呢？还是它就呈现为区域之间的对抗、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一种种族事实？
在这样一个阶级事实同种族事实甚至宗教事实彼此交错的时代语境下，性别问题会以某种方式被削弱同时凸显。在全球移民的事实当中，女性“暧昧”的 社会位置，使她们成为流动中文化身份的不确定者、可变因素；同时女性群体仍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处于最深重的剥削深处。当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不止一 位女总统执政，性别议题更深刻更复杂地纠缠于阶级的、种族的冲突和歧视结构。
我认为，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正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我们有效的、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并不是文化研究之阶级、性别、种族的“三字经”是否过 时，而是我们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有没有能力去辩证地面对复杂的纠缠的历史新情势，面对新的全球资本逻辑与路径，面对危机所凸显的政治结构，去寻找和发 现新的历史可能性。直面现实挑战，才是文化研究的活力。
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当今现实的必需
林 品：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基本思想方法的坚持，您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的坚持，其实都显示出您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场域和知识场域中所选 取的某种立场、所占据的某种位置。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激烈的论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 争。您是否接受一个可能带有标签化色彩的身份指认？
戴锦华：坦率地说，我一向认为，标签本身颇为荒诞。因为“新左派”是个历史概念，它产生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具体地联系着这样的历史情境： 苏共二十大报告之后，西方的批判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经过了极度的茫然和彷徨，终于重新集结，用“新左派”来命名自己。到今天，当某些人被标签为“新左 派”，或者，当他们自称为“新左派”的时候，他们必须回答，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新”的，他们对于什么是“新”的。
我更喜欢“批判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批判——批判性的思考和批判性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工作。也许有人会认为，合作性的建构、介入性的建构会是一种更有效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或者对自己的指认。
我个人做出的真实选择是，在立足本土的同时，走向亚非拉。我自觉地要求自己不要把世界性的连接局限在欧美，而是设法把它拓展到广大的第三世界， 希望去连接亚非拉的知识分子，连接他们的思考、实践和抗争。我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世界视野，不是一个逐渐萎缩到欧美、进而萎缩到美国的狭窄的视 野，而是一个重新打开的全球场域。50-70年代我们曾经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第三世界视野，但同时我们的欧美视野则完全被封闭、被隔绝；然而，当我们重新 获得欧美视野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全球化”、“世界化”了，我们却遗忘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屏蔽掉了。我希望重新建立世界视野，并 通过这样的视野来重新反观中国。
但是，历经近20年的时间，并没有如我一厢情愿的预期的那样，找到了别样的世界、迥异的可能性，但我以自己的双脚、自己的身体，体认了全球化的 事实和意义，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国际位置和意义。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视野中，我修订、重设了自己的思考参数。尽管，我仍然“在路上”。
大概只有一点，我始终是清晰和明确的：即如果可能，我会选择和多数的被剥夺者站在一起，我自豪“我们是99%”。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我们必须在一个紧张的观察、介入、思考当中，去应对每天的新挑战。
林 品：您特别强调世界视野与世界性的连接。我们知道，国际主义一直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您是如何看待国际主义，以及新世界主义、新天下主义这样的理论建构尝试的？
戴锦华：这个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国际主义”是有定语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我来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20世纪最美丽的记忆。 我盼望着它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启动和继承的遗产，或者说思想资源。但是，我特别强调它的定语，就是说，20世纪的国际主义实践有其前提，一边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政治结构，另外一边是马克思主义成功形构出来的历史主体性力量的实践结构，这个主体性力量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国际主义在它的历史主体开始被中空化的情况下，是并不可以简单抽象为一个名词，就获得新的召唤和现实启动的。与马克 思主义的构想相背离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联合起来，相反，是被深深地分割——被国境、种族、宗教信仰分割，很多阶级的事实会被转 化成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事实。另外一方面，则是资本的快速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正在迅速地连接、整合起全球的资本和资产者。
对我来说，在面对高度整合的全球资本的时候，显然，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这种现实的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对于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或 者说，一种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历史主体的国际主义——的实践的思考。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恐怖主义尽管以种族和宗教的名义出现，但其实大多 是跨国发生的，甚至也是跨种族发生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撕裂的事实下面，充满了新的流动和整合。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应对，一种更具有建设性的—— 首先是想象、进而是表述、进而是实践的过程，就变得非常急迫。这当然不是我能够独自解决的问题，但我愿意参与到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当中去。
数码转型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态构成了整体性的改变
林 品：您谈到了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全球连接的问题。您如何评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新时代的社会运动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在您看来，互联网这个媒介是否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真的蕴含有一种新的民主的可能性？
戴锦华：要清楚地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就不是你的问题本身所能够覆盖的了，因为它所涉及的面要比这大得多。互联网技术，或者我通常称之为“数码转 型”，事实上是和生物学革命相互补充、彼此伴行的，已对现代社会甚至现代文明的文化生态构成了整体性的改变，这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广度和深度的全球变化。
相对于生物学革命来说，数码转型的发生要急剧得多，一方面是数码技术的迅速更迭，一方面是它的覆盖面的迅猛扩张。此外，从来没有一场技术革命， 不仅如此急剧地发生，而且基本上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未经讨论，也前所未有地未经抵抗，就进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全球性的社会抵抗运动以社交媒体来作为动 员的手段，但一种新的监控技术也可以以如此的幅度来控制全人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随身携带着一面“黑镜子”，以便“老大哥”看着我、看着你。 在你看到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跨国连接的手段的同时，大概你也会观察到，国际恐怖主义正借助同样的媒体和路径，来实现一种以宗教、种族等名义进行的社会力量 集结，来完成报复性的、破坏性的、疯狂的袭击。
我们当前对新媒体的思考，大多都停留在某种功能性的描述和思考上。事实上，我们应该在一个整体的意义上去思考它。种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和批判的 或者抵制的态度一样，尚没有深入到新媒体的事实内部，去考察其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我确实认为，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思考焦点，应该而且必须去尝 试一种新的网络实践的可能性。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地把握“数码转型”的政治经济事实的话，我们也就根本无从认知我们身置其间的世界现实，也就更谈不 上去想象未来。对我来说，它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命题，同时也是整体挑战的一部分，它与我们讨论的其他问题高度相关、相互内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怀抱着某种悲观中的审慎乐观。相对于新的全球格局，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变数，而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变数。只不过，在 这些变数的过程当中，资本总是棋先一着。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夺得某种先机，获得某种自觉，去把它蕴含的可能性变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我选择在这样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传统的社会运动借助新媒体的层面上去思考，也不是在新媒体仅仅是成为一种新的载体、新的覆盖手段的意义上去思 考。必须去深入地考察并且揭示构成新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它对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颠覆性和断裂性的改变，从其媒介特质的角度上去形构新的问题，追问 新的答案。
林 品：您无论是进行文化研究还是进行电影研究，都对媒介问题报以高度的重视。那么，在数码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您是否认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文学、电影，都会因为媒介变革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样态？
戴锦华：当我们说，数码转型在冲击纸媒，不仅是说报纸、传统期刊、纸质书籍的形态在死亡，还要追问，传统的文学形态——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 说集的艺术与叙事形态，是否也经受着冲击或改变？纸媒的衰落已成定势，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有着数千年历史、其实成为了现代社会最主要文化支撑的文学，其样 式已然出现了内在改变？
人们经常说，网络阅读要求短平快，文本是碎片化的，或者，网络想象的欲望化特征，可供娱乐消费的只能是感官满足和心灵抚慰。我以为，类似观察仍 只是外部观察。之所以说那样的观察是外在性的，是因为它们仅仅是在今天的移动终端使用者、某一种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的意义上去讨论它，而没有触 及媒介自身。当我们的确使用数码媒介并在数码界面上写作的时候，当我们通过数码介质内在地构成“文学场”的时候，必须回答的是：数码是什么？文学是什么？
相对而言，对于电影，这个问题更加直接和具体。因为数码媒介取代了胶片，而不是覆盖了胶片。数码媒介替代胶片成为电影的最基本介质，它对电影的 冲击一定是本体论性质的，这种冲击绝不亚于有声片取代默片，远远大于彩色胶片取代黑白胶片。然而，这一冲击所携带的本体论问题，和数码转型对整个社会造成 的影响一样，甚至没有受到电影从业人员的足够重视。在你观察到这些冲击的时候，你首先是要在数码介质内在的媒介特征上，去对其规定性、其蕴含的潜能加以认 识，其次，要在它与传统媒体相冲突、相叠加，或者，它尝试去替代传统媒体的那个场域当中，在两种介质所形成的交汇处，去讨论媒介特质所造成的新规范和新可 能。
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张力意味着想象未来的可能
林 品：联系着生物学革命，您认为，当前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热络讨论的赛博格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戴锦华：我一直强调，赛博格不能仅仅在单项技术革命的意义上去考量，也不等同于仅仅说，我们戴眼镜，我们早已使用假肢，赛博格不过是更大的进步 和技术的延展。不。当人工脏器开始替代受损脏器的时候，当干细胞技术开始再生坏死的、病变的、衰老的细胞的时候，第一次人类在肉身的层面上尝试挑战死亡。 另一方面，联系着数码技术，则是所谓的上传和下载我们的大脑的技术在不断推进、成熟中。一旦成为现实，便意味着我们的“意识”，或可在肉身死亡之后继续存 在。无关乐观悲观，这是推进中的社会/技术事实。
然而，这些曾为幻想类作家、导演们想象的场景，原本都是文明预警式的梦魇：千年吸血鬼或“缸中之脑”，今天却成为未遭抵抗与反思的未来展望。姑 且不论正是死亡的必然反身定义了人类的现实，而且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并未在任何意义上挑战、遑论改变今日世界的政治经济现实。新技术、尤其是挑战死亡的 生命技术，正在继续或者说放大已有的分配的不平等。
在这个学期开设的科幻电影课程上，我专门选择《重生男人》(Repo Men)这部B级片，旨在提供一个参数：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来说，人工脏器也是必须毕生分期付款的天价商品。这固然联系着今日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更直接地联系着导致金融海啸及其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现代债务结构，因为那部影片所模拟的，就是这样一个债务结构。对我，这是并非虚幻的、形而下的议 题。问题尚不是“我们是否接受人类的赛博格化”、“我们是否接受生命有机体的形态被改变”等等形而上的讨论，而是分配的不平等已经覆盖到生命领域的具体议 题。
讨论到虚拟现实，似乎是又一个遥远而迫近的议题。也是在这学期的课程中，我选择了《她》(Her)作为一个细读片目。影片设定的某种近未来，便 是某种人工智能/数码操作系统可以构成真实的爱和陪伴，甚至不需要肉体，便可以成为我们的理想自我/理想他者，成为我们的最佳的自恋投影/最完满的他恋形 式。问题成了：是否人可能不再需要人？是不是人类的社会性正逐步丧失？个人、个体是否可能以某种独自而不孤独的形式自足生存？
当然，《她》里面呈现的世界，离我们的生存现实尚有距离。然而，类似结构性的改变却早已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现代文明的伟大突破——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同时发生的，是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能源紧缺。
甚至在所谓批判理论中，“非物质生产”也成为核心命题，然而，在欧美世界之外，物质生产、人类劳动(体力劳动)仍是无法虚拟的基本事实。因此， 劳动价值论仍是一个并未远去的理论与实践议题。因此，迄今为止，虚拟现实与文化艺术有关，但是它却无疑是大于艺术的和文化的事实。我们的文明正在面临改 变，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回应这个挑战的话，我们就只能被动地等待它以灾变的形式发生。在这一多重的历史转折点之上，挑战与回应 分外真切和急迫。
林 品：您如何看待后人类主义的前景？同时，如何看待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坚持这样一个概念，还是说放弃它，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扬弃它？
戴锦华：后人类主义作为一个在今日欧美比较热络的新思潮，其本身无疑是人文主义危机的直观呈现。我自己认为，到目前为止，后人类主义还并没有把 自己成就为一个“主义”，它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表述、理论序列、关键词组。后人类主义，仍是覆盖了非常庞杂的理论光谱、社会实践光谱的某种命名。
对我来说，其有效性在于标识出了人文主义自身的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并非始自今日，而是20世纪至为惨烈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二战历史凸显出的。二 战的惨烈事实，削弱了现代人对“人之神话”的深刻的信仰、信任，整体地动摇了历史进步、历史目的论这类现代主义的核心表述。今天，人文主义的危机，同时表 现为生态环境的急剧、普遍的持续恶化。在这一前提下，人文主义的危机增加了另外一个向量，即在现代性逻辑内部的不言自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前所未有地被 迫要面对人类的整体生存，以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共生性。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本身蕴含着跨越、超越阶级/性别/种族的隔绝的可能。我这里说的“超 越”，不是指那种廉价温情的想象、虚伪的承诺，而是20世纪历史的伟大遗产：超越一己利益，投身人类共同的未来；或20世纪独有的“背叛”：背叛强势群 体，背叛自己的阶级、性别、种族身份，不只是情感性地认同弱势者、他者，而且可能是实践性地加入到他们之中，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反叛、反抗自己从属的利益 集团。我认为，这本身是一种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
今天，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人类的多数、99%不断被撕裂，被各种身份所隔绝，彼此冲突；而另一边，现代资本主义在这一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危机， 确实在整体上威胁着人类生存。因此，所有问题的解决必须是整体性的、世界性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重新建立起一种连接、认同，我们 重新去思考、想象、创造一种更合理的生产的、生活的、分配的方式？
对我来说很有趣，我自己的学术生涯自结构主义起步，很快进入到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理论、解构路径中，因此，对现代性核心话语和规划，对人文主义语 词及价值，始终抱有批判和间离的态度；但是近来，也许是第一次，我尝试从不同角度去重新思考或尝试在其乌托邦意义上借重人文主义的观念，诸如自由、民主、 平等、博爱、正义、尊严、人的权利。对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它们仍然可以作为解毒剂，我仍然期望从中重新启动其创生性。后人类主义的重要启示之 一，便是铭记对现代主义的有效批判，必然包含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在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中，我们创造了一种太强大的自恋机制，以至于我们很难超越自身 的限定性，去想象一种不一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
这其中充满矛盾悖反，但这其中的张力，便意味着可能。一方面是重启人文主义自身所蕴含的巨大的乌托邦的能量，另一方面，是借助后人类主义来透视 人文主义的危机，反思人文主义，重获想象未来、赢得未来的力量。这将不是某一个国家、族群、社群的未来，而是人类的未来。对于今天这个为犬儒主义所毒化的 世界，类似命题也许太过夸张和矫情；但对我，它前所未有的真切、切肤：置身于人文学科内部，去尝试重启想象未来的路径，去参与构想社会实践的可能，并再度 介入实践。（林品）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