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达 “他的名字是闪亮在甘肃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束强光。”
尽管甘肃的当代文学史还有待写出来，但对于刚刚离世的作家王家达而言，这无异于一种盖棺定论。
据说在离世前，他的一个大部头作品已经完成了初稿。他的写作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如果从这个时间点算起，他算得上是写了一辈子的。赔上了一辈子，也得到时间的回馈：甘肃第一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第一个当选甘肃作协主席的甘肃人……
他重视小说，也写过有影响的小说，他的乡土小说具有代表意义，只是它们都远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地步，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他超常人的创作韧性背后似乎多少有些“不甘心”。写作，加上性格使然，他一生深居简出，不喜交际，有人觉得这样的他恰恰又契合了背对文坛，面向文学。
或许，他早早就清楚，他这一辈子能做的事就是安静写作。
一个纯粹的人
2016年5月26日，杨光祖接到王岩的电话，说他父亲王家达想见他。
因为阑尾炎住院的杨光祖急忙赶到了医院。找到病房，他却没有看到王家达，就问人“王家达住哪床”？问话间，他怀疑自己走错房间了。
没有认出来，是因为在杨光祖的印象中，王家达是圆而方的脸，病床上的却是一张只有“一指宽”的极瘦的脸。只一眼，杨光祖就觉得一股钻心的酸。
“(你)是不是到了师大？是不是正高了？”杨光祖说王家达已经不能多说话了，但当他的问题得到自己肯定答复时，他竖起了大拇指。
84岁的老作家高平十多天前也去了一趟医院。“心知将是永别，但不敢表现悲凄。他被癌症折磨得好苦，走了也是解脱。”高平和王家达两人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王家达去世的消息传来后，高平心里有一阵子很不好受。
高平印象中王家达的体质先天较弱，而他自己对健康状况也缺乏自信。2005年应甘肃省文化馆之邀赴甘南玛曲出席一个全省的文学创作笔会，王家达就担心过不去高海拔的地段，曾想半途返回。“几年前我就知道他有病了，因为作协有些活动他都请假不来参加，有一次他念稿子念了一半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交给别人代他念完。”
王家达病重的时候特别想见几个人，作家张弛就是其中一个，听到消息后，张弛赶到了医院，“已经不能多说话了，说的两三句是鼓励同时在场的年轻人好好写的话。”张弛比王家达小15岁，他说他们既是文友关系，更是师生关系，特别是在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他们俩还是上下级关系。“他是省作协主席，我是副主席。”更多的接触是在工作中，“他是一个温良的人，在工作中比较民主随和，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不会固执己见，更不搞‘一言堂’。”张弛说王家达不像自己，一旦固执起来是非常固执的，虽然和王家达是志同道合型的友人，但在性格上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人，“他少言，不喜交际，爱独处，而我则完全不同。”
“他不善也不爱交际，”和王家达在一个单位30多年，高平说他们俩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长谈过，也没有见过他和谁聊过天儿。“他似乎总是在默默地思考着一些问题。他不上网，但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见面时经常问我‘最近有什么新消息？’他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并不孤傲，内心谦虚，有一次他给文学青年讲课，我去从头到尾地听了。他下来只说了一句：‘你也能来听我讲，我很感动！’在他去世前我去医院看他，他也问了我一句：‘你怎么知道？’意思是你怎么知道我住在了这家医院，还能找来看我。”
在王家达的病房，张弛还碰上了一位受过王家达批评的青年作家，年轻人曾对王有些意见。碰上了，张弛就问：“你也来了”，话音外有“没想到”的意思。对方的回答是：虽然和王私交不深，但王的人品令人敬仰。倒是张弛，他觉得自己似乎更能理解王家达的“深居简出”。“他很鄙视社会那些污浊面，不愿意去接近，更不愿意和人品低下的人同流合污。”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张弛，又以一则毛主席语录做了补充：“他正是毛主席所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那一种人。”
王家达去世后，马步升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文中他写道：
他的话还是那么少，但他允许我们这些晚辈胡说八道。谁讲出一个好听的黄段子，他也无声而笑。
他写过许多有影响的小说
多年前还在通渭一中上高中的时候，杨光祖第一次从县图书馆借阅了王家达的《清凌凌的黄河水》，“一下子打动了我。”小说中黄河筏子上的尕奶奶给杨光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小说在《当代》刊出后，反响不错，今日再读，依然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
今时今日，杨光祖已是风头正劲的青年评论家，他将王家达的创作大体分三个阶段，早期以短篇小说《清凌凌的黄河水》为代表，风格轻灵，文字优美，描写人性之美。中期以报告文学《敦煌之恋》为主，开始介入社会，敢于撕开人性的黑暗面。后期以长篇小说《所谓作家》为代表，颇有《儒林外史》之风，嬉笑怒骂，诙谐讽刺，文笔更加老辣，思想愈益深刻。
就在王家达被安葬于老家崔家崖祖坟的第二天，柏原以同为甘肃乡土文学代表性作家的身份，回望审视了王家达的文学人生。
“放在全国文学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来看，乡土文学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柏原手头有一本《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书中关于王家达文学创作价值的论述与柏原的观点大同小异。80年代甘肃文坛乡土文学兴起，成长起来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本土作家，王家达的《清凌凌的黄河水》、柏原的《喊会》、邵振国的《麦客》等是这一文学现象中的代表作品，他们也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代表性作家。“我代表的是陇东一带，王家达是甘肃中部地区黄河谷地文化的代表，这一种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兰州乡土文化’在这一领域，他具有开创性，这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可贵所在。”
在柏原看来，作为一个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王家达真正称得上有了其个人创作特色的作品，还就是那些他书写兰州乡土文化的东西。“他此前写过也发表过不少，只是那些东西没有让他在全国文坛引起关注，还是因为少了作家个人创作特色的原因。”
王家达的作品都取材于甘肃，那部《所谓作家》甚至直接取材于兰州，尽管作品故事发生地是西部古城，但是明眼人都明白那个西部古城的原型就是兰州。王家达写他的这部第一个长篇的事，柏原知道得比较早，到现在他都很佩服王家达的勇气，“他一反几十年创作题材，抛开乡土去开掘都市，这确实需要胆识。”
41万字的《所谓作家》描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西部古城令人捧腹的故事，记述了边陲小城一群作家和官员的丰富而富于刺激的生活。这是王家达文学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张弛清楚地记得这部作品当时在甘肃文坛引起不小争议，“对号入座”成了最大的争议。后来，就“对号入座”这个问题，张弛专门问过王家达，他的回答是“生活原型和艺术形象不是一回事。”不过，同样写作的张弛清楚，文学创作不是空穴来风。
柏原知道王家达在《所谓作家》身上寄托的期望值有多高。“写到那个程度，他需要一部在全国文坛凸显自己文学高度和文学特色的东西。”柏原认为，那部作品之所以没有产生王家达所期望的效应，主要原因应该是作品所描述的那个西部古城的都市文化禀赋不具有代表性，它不像北京或上海，天然带有都市性文化。“还有就是作家个人文化禀赋也不够。”从农民作家成长起来的王家达，在柏原看来，骨子里一直保持的是农民作家的本色。
张弛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觉得和王家达笔力温和有关。“他的笔力应该更犀利，狠狠地去揭露。”说到底，张弛觉得是王家达温和的性格最终决定了笔力。
后学心中的偶像
和张弛一样，作家许曙明也上了华林山，送了王家达最后一程。
在自诩属于“业余作家”的许曙明心中，王家达是他心中的偶像。许曙明是从贫苦农村走出来的，爱好文学，在从家乡走出来之前，他曾向省城的报刊杂志投过很多篇稿子，都石沉大海。第一次找到王家达的门上，许曙明已经在城市立了足，这让他有了去拜访大作家的底气。
“他人话很少，那一天听我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后，他慢慢地说了几句，都是鼓励的话。”从那以后，不管是见面还是电话联系，许曙明说王家达给予他的总是谆谆教诲。
2012年下半年，许曙明要出版一本散文集，将清样给王家达送去，想请他指导指导。那时王家达的身体已经不好了，许曙明记得他时常头晕，不能多看东西，看一会，就要躺下了歇一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花费了三天时间就看完了20万字。”王家达在许曙明心中的份量再次加重，还是在“怎么写作上”，他给了许曙明极有指导性、针对性的意见。“那是醍醐灌顶式的。”
在出这部散文集之前，走过不少名山大川的许曙明已经出过几本游记散文，也都送给各路作家希望得到指导，“挺好的，挺好的。”大家都这样说，许曙明也就觉得自己的写作路子没啥大错，之后，又继续写了不少，陆续也出版了几本。
“曙明啊，就像五泉山的景色美不美，有几个泉，那是五泉山公园里的尕秘书写的，不是我们作家的事，我们要写的是心里的感受。”许曙明一直记得王家达的话，没有什么文学大理论的话让他整整两宿没睡着，再一次翻看即将付梓的那本散文集，许曙明觉得“脸红”，每一篇文章，超过一半的内容属于介绍性的。推翻重新写，介绍性的内容从一半压缩到三分之一时，他又拿给王家达看，“继续减”，直到最后的不足五分之一。
许曙明加入中国作协是王家达推荐的，第一次没通过后许曙明不好意思继续申报，觉得会影响王家达的盛名，“不考虑那些问题。”王家达的一句话打消他的顾虑，再次申报后顺利通过。
2001年许曙明参加了甘肃省青年作家创作会，王家达在会上说的一句话，他今天还记得：“你们只管写！只要写出好作品，我去北京给你们宣传、奔走……”
多年前，许曙明曾在一家金融企业的基层支行工作，恰好是房地产专业支行。一次，王家达委托他给打听一处便宜点的房子，他连续给找了好几处自认为性价比都不错的房源，但王家达都没有下决心买，最后都作罢。“到后来，我才恍然，不是王老师没看上房子，是当时他连首付的两三万都没有。”许曙明去过王家达的家，家里的水泥地让他印象深刻，“去一次，心酸一次。”熟悉了，许曙明也知道王家达经济负担重。有时候，许曙明会莫名地生气，“就凭着才华，怎么着王老师都应该比我过得好啊！”
“文章自古通达少，翰墨从来贫困多。”这是老作家吴辰旭轸悼王家达的两句诗，如果许曙明早些读到，他应该会想明白的。(记者 王文元)
尽管甘肃的当代文学史还有待写出来，但对于刚刚离世的作家王家达而言，这无异于一种盖棺定论。
据说在离世前，他的一个大部头作品已经完成了初稿。他的写作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如果从这个时间点算起，他算得上是写了一辈子的。赔上了一辈子，也得到时间的回馈：甘肃第一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第一个当选甘肃作协主席的甘肃人……
他重视小说，也写过有影响的小说，他的乡土小说具有代表意义，只是它们都远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地步，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他超常人的创作韧性背后似乎多少有些“不甘心”。写作，加上性格使然，他一生深居简出，不喜交际，有人觉得这样的他恰恰又契合了背对文坛，面向文学。
或许，他早早就清楚，他这一辈子能做的事就是安静写作。
一个纯粹的人
2016年5月26日，杨光祖接到王岩的电话，说他父亲王家达想见他。
因为阑尾炎住院的杨光祖急忙赶到了医院。找到病房，他却没有看到王家达，就问人“王家达住哪床”？问话间，他怀疑自己走错房间了。
没有认出来，是因为在杨光祖的印象中，王家达是圆而方的脸，病床上的却是一张只有“一指宽”的极瘦的脸。只一眼，杨光祖就觉得一股钻心的酸。
“(你)是不是到了师大？是不是正高了？”杨光祖说王家达已经不能多说话了，但当他的问题得到自己肯定答复时，他竖起了大拇指。
84岁的老作家高平十多天前也去了一趟医院。“心知将是永别，但不敢表现悲凄。他被癌症折磨得好苦，走了也是解脱。”高平和王家达两人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王家达去世的消息传来后，高平心里有一阵子很不好受。
高平印象中王家达的体质先天较弱，而他自己对健康状况也缺乏自信。2005年应甘肃省文化馆之邀赴甘南玛曲出席一个全省的文学创作笔会，王家达就担心过不去高海拔的地段，曾想半途返回。“几年前我就知道他有病了，因为作协有些活动他都请假不来参加，有一次他念稿子念了一半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交给别人代他念完。”
王家达病重的时候特别想见几个人，作家张弛就是其中一个，听到消息后，张弛赶到了医院，“已经不能多说话了，说的两三句是鼓励同时在场的年轻人好好写的话。”张弛比王家达小15岁，他说他们既是文友关系，更是师生关系，特别是在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他们俩还是上下级关系。“他是省作协主席，我是副主席。”更多的接触是在工作中，“他是一个温良的人，在工作中比较民主随和，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不会固执己见，更不搞‘一言堂’。”张弛说王家达不像自己，一旦固执起来是非常固执的，虽然和王家达是志同道合型的友人，但在性格上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人，“他少言，不喜交际，爱独处，而我则完全不同。”
“他不善也不爱交际，”和王家达在一个单位30多年，高平说他们俩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长谈过，也没有见过他和谁聊过天儿。“他似乎总是在默默地思考着一些问题。他不上网，但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见面时经常问我‘最近有什么新消息？’他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并不孤傲，内心谦虚，有一次他给文学青年讲课，我去从头到尾地听了。他下来只说了一句：‘你也能来听我讲，我很感动！’在他去世前我去医院看他，他也问了我一句：‘你怎么知道？’意思是你怎么知道我住在了这家医院，还能找来看我。”
在王家达的病房，张弛还碰上了一位受过王家达批评的青年作家，年轻人曾对王有些意见。碰上了，张弛就问：“你也来了”，话音外有“没想到”的意思。对方的回答是：虽然和王私交不深，但王的人品令人敬仰。倒是张弛，他觉得自己似乎更能理解王家达的“深居简出”。“他很鄙视社会那些污浊面，不愿意去接近，更不愿意和人品低下的人同流合污。”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张弛，又以一则毛主席语录做了补充：“他正是毛主席所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那一种人。”
王家达去世后，马步升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文中他写道：
他的话还是那么少，但他允许我们这些晚辈胡说八道。谁讲出一个好听的黄段子，他也无声而笑。
他写过许多有影响的小说
多年前还在通渭一中上高中的时候，杨光祖第一次从县图书馆借阅了王家达的《清凌凌的黄河水》，“一下子打动了我。”小说中黄河筏子上的尕奶奶给杨光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小说在《当代》刊出后，反响不错，今日再读，依然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
今时今日，杨光祖已是风头正劲的青年评论家，他将王家达的创作大体分三个阶段，早期以短篇小说《清凌凌的黄河水》为代表，风格轻灵，文字优美，描写人性之美。中期以报告文学《敦煌之恋》为主，开始介入社会，敢于撕开人性的黑暗面。后期以长篇小说《所谓作家》为代表，颇有《儒林外史》之风，嬉笑怒骂，诙谐讽刺，文笔更加老辣，思想愈益深刻。
就在王家达被安葬于老家崔家崖祖坟的第二天，柏原以同为甘肃乡土文学代表性作家的身份，回望审视了王家达的文学人生。
“放在全国文学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来看，乡土文学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柏原手头有一本《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书中关于王家达文学创作价值的论述与柏原的观点大同小异。80年代甘肃文坛乡土文学兴起，成长起来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本土作家，王家达的《清凌凌的黄河水》、柏原的《喊会》、邵振国的《麦客》等是这一文学现象中的代表作品，他们也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代表性作家。“我代表的是陇东一带，王家达是甘肃中部地区黄河谷地文化的代表，这一种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兰州乡土文化’在这一领域，他具有开创性，这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可贵所在。”
在柏原看来，作为一个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王家达真正称得上有了其个人创作特色的作品，还就是那些他书写兰州乡土文化的东西。“他此前写过也发表过不少，只是那些东西没有让他在全国文坛引起关注，还是因为少了作家个人创作特色的原因。”
王家达的作品都取材于甘肃，那部《所谓作家》甚至直接取材于兰州，尽管作品故事发生地是西部古城，但是明眼人都明白那个西部古城的原型就是兰州。王家达写他的这部第一个长篇的事，柏原知道得比较早，到现在他都很佩服王家达的勇气，“他一反几十年创作题材，抛开乡土去开掘都市，这确实需要胆识。”
41万字的《所谓作家》描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西部古城令人捧腹的故事，记述了边陲小城一群作家和官员的丰富而富于刺激的生活。这是王家达文学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张弛清楚地记得这部作品当时在甘肃文坛引起不小争议，“对号入座”成了最大的争议。后来，就“对号入座”这个问题，张弛专门问过王家达，他的回答是“生活原型和艺术形象不是一回事。”不过，同样写作的张弛清楚，文学创作不是空穴来风。
柏原知道王家达在《所谓作家》身上寄托的期望值有多高。“写到那个程度，他需要一部在全国文坛凸显自己文学高度和文学特色的东西。”柏原认为，那部作品之所以没有产生王家达所期望的效应，主要原因应该是作品所描述的那个西部古城的都市文化禀赋不具有代表性，它不像北京或上海，天然带有都市性文化。“还有就是作家个人文化禀赋也不够。”从农民作家成长起来的王家达，在柏原看来，骨子里一直保持的是农民作家的本色。
张弛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觉得和王家达笔力温和有关。“他的笔力应该更犀利，狠狠地去揭露。”说到底，张弛觉得是王家达温和的性格最终决定了笔力。
后学心中的偶像
和张弛一样，作家许曙明也上了华林山，送了王家达最后一程。
在自诩属于“业余作家”的许曙明心中，王家达是他心中的偶像。许曙明是从贫苦农村走出来的，爱好文学，在从家乡走出来之前，他曾向省城的报刊杂志投过很多篇稿子，都石沉大海。第一次找到王家达的门上，许曙明已经在城市立了足，这让他有了去拜访大作家的底气。
“他人话很少，那一天听我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后，他慢慢地说了几句，都是鼓励的话。”从那以后，不管是见面还是电话联系，许曙明说王家达给予他的总是谆谆教诲。
2012年下半年，许曙明要出版一本散文集，将清样给王家达送去，想请他指导指导。那时王家达的身体已经不好了，许曙明记得他时常头晕，不能多看东西，看一会，就要躺下了歇一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花费了三天时间就看完了20万字。”王家达在许曙明心中的份量再次加重，还是在“怎么写作上”，他给了许曙明极有指导性、针对性的意见。“那是醍醐灌顶式的。”
在出这部散文集之前，走过不少名山大川的许曙明已经出过几本游记散文，也都送给各路作家希望得到指导，“挺好的，挺好的。”大家都这样说，许曙明也就觉得自己的写作路子没啥大错，之后，又继续写了不少，陆续也出版了几本。
“曙明啊，就像五泉山的景色美不美，有几个泉，那是五泉山公园里的尕秘书写的，不是我们作家的事，我们要写的是心里的感受。”许曙明一直记得王家达的话，没有什么文学大理论的话让他整整两宿没睡着，再一次翻看即将付梓的那本散文集，许曙明觉得“脸红”，每一篇文章，超过一半的内容属于介绍性的。推翻重新写，介绍性的内容从一半压缩到三分之一时，他又拿给王家达看，“继续减”，直到最后的不足五分之一。
许曙明加入中国作协是王家达推荐的，第一次没通过后许曙明不好意思继续申报，觉得会影响王家达的盛名，“不考虑那些问题。”王家达的一句话打消他的顾虑，再次申报后顺利通过。
2001年许曙明参加了甘肃省青年作家创作会，王家达在会上说的一句话，他今天还记得：“你们只管写！只要写出好作品，我去北京给你们宣传、奔走……”
多年前，许曙明曾在一家金融企业的基层支行工作，恰好是房地产专业支行。一次，王家达委托他给打听一处便宜点的房子，他连续给找了好几处自认为性价比都不错的房源，但王家达都没有下决心买，最后都作罢。“到后来，我才恍然，不是王老师没看上房子，是当时他连首付的两三万都没有。”许曙明去过王家达的家，家里的水泥地让他印象深刻，“去一次，心酸一次。”熟悉了，许曙明也知道王家达经济负担重。有时候，许曙明会莫名地生气，“就凭着才华，怎么着王老师都应该比我过得好啊！”
“文章自古通达少，翰墨从来贫困多。”这是老作家吴辰旭轸悼王家达的两句诗，如果许曙明早些读到，他应该会想明白的。(记者 王文元)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