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对于农民工的迁移和工资决定的归因问题，学界做了大量的研究，一般从个体异质性、人力资本、企业社会环境以及社会资本等角度去解释，而作为社会资本主要来源的社会网络，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受到重视。格兰诺维特最早研究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通过信息传递在找工作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Granovetter，1973)。此后，社会网络的系列研究虽然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都得出社会网络在行为人的决策行为和经济回报等方面发挥着作用。而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网络性资源或作为一种互动性的结构是如何在社会经济行为中发生作用呢?对于社会网络作用机理的研究，现有文献从如下方面尝试着进行了解释:社会资源、社会规则和社会影响。Lin(1999，2008)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网络的直接的影响效应;帕特南从社会规则的角度强调社会网络是一种结构性组织，处于特定网络结构中的个体必须服从网络的某些规则，这也会带来某种同群压力;社会学习主要是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社会网络内部成员具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会对网络内部其他人员产生一种学习效应，从而提高行动者的产出(Putnam，1995)。对于社会网络作用机理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社会网络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但社会网络的结构和规模比较复杂和难以准确界定。作为行动者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同群或朋友圈在其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其朋友圈效应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社会网络的作用机理提供一个很好的窗口。对于朋友层面同群效应的研究，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好友可能对行为人产生的影响，相关文献也研究了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虽然吉吉•福斯特的研究表明，个人的社会朋友并不比那些随机的同群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大，但总体结论还是表明个人的朋友确实在各个方面影响着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经济产出(Foster，2006)。YannBramoulle等(2009)在对曼斯基提出的liner－in－means模型(Manski，1993)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分离了内生和外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朋友所带来的同群效应确实发挥着作用。阿曼达•费兹杰拉等对美国青少年的朋友对其行为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表明:朋友支持、朋友到场、同群规范、朋友质量和同伙都会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影响(AmandaFitzgerald，etal．，2012)。另外，现有文献对教育的溢出效应也有了一定的研究(Sousa＆Liliana，2013)，但主要是偏宏观层面，较少涉及微观个体的社会网络层面。Gchter等(2010)和斯蒂芬•哈克等通过对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规范与社会偏好的研究表明(SteffenHuck，2012)，个体所在社会圈子的社会规范会产生一种社会压力或社会偏好，从而对个体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我们由此出发可以假设朋友的职业阶层也是产生这一社会压力的原因，处于较低经济社会地位的个体由于朋友的经济社会地位较高会产生一种社会偏好从而向高层次的地位靠近，进而改变其生产率，最终提高其经济回报。综合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同学对个体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一种人力资本的溢出带来的学习效应，工友对个体的影响主要是基于社会规范和一种社会压力，而朋友圈对个体的影响则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方面，朋友圈中可能出现类似于同学圈子中的人力资本溢出带来的学习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由于社会规范而带来的社会压力的影响。更进一步，与同学和工友的圈子几乎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不同，朋友圈子里还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距离①，而这种社会距离又与前面的两种效应发生着关系，共同决定着朋友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现有的文献对朋友效应的研究也大多是针对产出(outcome)和行为(behavior)的研究，很少有文献具体地研究朋友圈效应中不同朋友对其收入发挥作用的不同途径、机制和程度。我们尝试从农民工朋友的教育效应和职业效应两方面去研究可能存在的对收入的影响机理，并对两类效应因朋友圈社会距离不同而表现出的影响差异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社会网络的数量与质量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布迪厄将嵌入于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分解为两个元素(Bourdieu，1992、2008):一是可以从个体联系人那里获得资源的社会关系;二是这些社会资源的总量和质量(amountandquality)。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分析，不仅要从数量上考虑，更要从质量上来理解②。社会资本的数量是资本拥有者可以使用的资源，但是否使用以及使用的效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质量。下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分析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③。农民工体现出群体性外出就业的特点，朋友圈中朋友的数量对农民工个体的影响可能不显著:一方面，农民工的就业领域趋于相近，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也趋于同质，同质关系无法体现社会网络的网差，进而难以产生显著的学习和压力效应。以往的研究也发现，同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叶静怡、周晔馨，2010)。另一方面，朋友的数量体现出其潜在可用的社会资源，但此种社会资源能否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则取决于朋友影响的途径①。因此，单从朋友的数量上无法显著体现出对个体行为和收入的影响效应。朋友圈中亲密朋友的“质量”则可能对其工资产生显著影响，这里的朋友“质量”体现在朋友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两个方面。基于农民工朋友圈内朋友的数量与质量的比较，我们提出如下基本假说:H1: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数量对其工资影响不显著，而社会网络的质量对其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朋友圈效应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1.朋友圈的教育网差效应农民工最好的朋友所形成的网络是其在城市所处社会网络的核心圈。在此核心圈中，朋友的总体受教育程度相对于样本农民工越高，其网络内朋友间教育程度差距越大，人力资本整体溢出效应发生的概率相应越高。朋友圈内的整体教育层次越高，朋友间教育的网差较大，教育环境产生圈内成员之间人力资本的整体溢出效应越大。莫里蒂也认为，具有较高教育程度比例增加对工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oretti，2004)。然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朋友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效率差异。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朋友将有更高的网差，进而更可能使有效知识向网络内处于较低教育地位的朋友处传递，形成由高至低的知识溢出。朋友圈内教育网差所形成的整体溢出具体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朋友之间通过短期内学习效应，迅速学习和提升技能，进而促进工资水平提高;另一方面，较高教育水平的朋友通过对农民工个体内在感染而长期促成个人能力提升，这对其工资增加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不管是这种教育差距带来的直接的学习效应还是潜移默化的对农民工内在能力提升的感染，与朋友间教育的差距都会通过改变农民工自身的工作能力，从而提高其工资。总体上来说，朋友圈中的教育网差效应对其劳动效率和工资的正向影响因朋友之间疏密程度(社会距离)不同而有差异。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H2a:农民工朋友圈中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与其教育网差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朋友圈的职业地位网差效应在朋友圈中，职业地位的不同也类似地形成“职业地位网差”。在网络内，朋友间职业地位的差距通过圈内成员信息的传递和互动带来了社会压力。与教育溢出的影响机制不同，自己朋友的职业地位相对比较容易识别和直观体现经济回报②，这使得职业地位信息的传递更为简便和直接。在网络内信息传递中，不同职业地位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经济社会地位。当朋友的职业地位较高，意味着其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应较高，这一信息直接传递给农民工个体，短期内即可给予个体努力工作的全面激励，进而提高工资①。因此，这种基于职业差距的影响可能与朋友之间亲密程度关系不大。总体上讲，不同朋友之间的职业地位对农民工努力程度的激励作用也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来分析。从整体上看，朋友圈平均职业地位较高，则对农民工个体产生的社会压力较大。这种压力通常是正向的，其原因是农民工与其朋友圈的职业层次往往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差距相对不大，这使得因朋友之间过大职业差距而造成的负向激励的可能性减少。从个体影响上看，不同职业地位朋友对其工资的影响效应不同。职业地位相对自己较高的朋友对本人具有正向影响，因为朋友之间职业地位的网差越高，职业地位差距所带来的压力越大。我们提出如下基本假说:H2b:农民工朋友圈中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与其职业网差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综合朋友圈的教育网差效应与职业地位网差效应的分析(综合H2a和H2b)，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说:H2:农民工朋友圈中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的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对其工资有正向影响。综合上述分析，针对教育网差和职业地位网差影响效应所依赖的社会距离的决定程度不同，我们提出如下假说:H3:农民工朋友圈中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的教育网差效应对其工资的影响依赖于朋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越近，这种影响相对越大;相应地，朋友间职业网差对工资的影响则与朋友间社会距离关系不大。朋友对网络中个体的影响途径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同群效应只是一种潜在的影响途径。上述理论框架重点分析朋友圈内教育网差和职业网差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②。事实上，由于朋友之间存在互动影响，因此，不仅存在如上的单向影响机制，还有可能反过来，农民工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其与朋友之间的教育网差和职业地位网差的缩小。
三、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08年7～8月对于珠三角九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江门)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实地调查。珠三角是中国内陆农民选择作为外出务工地的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①。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2510份，在剔除非农户口的样本后农民工样本为2084个，其中按照各地农民工的总量抽样，各城市样本比例如下:深圳23.9%，东莞20.5%，广州17.2%，佛山10.5%，中山6.2%，江门6.2%，珠海5.8%，肇庆4.8%，惠州5.0%。调查涉及外来务工人员个人能力基本情况、外出经历、目前工作状况、目前生活状况、企业(单位)管理与福利制度和人际关系、感受与社会参与等六个部分。1.被解释变量:尽管农民工在外出务工地的社会参与、社会保障及生活居住情况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就目前来看，农民工的工资仍然是农民工选择外出务工与否以及选择职业的最主要的因素。不管是政策层面还是农民工自身的决策考虑，工资都是首要关注的变量;另一方面，农民工普遍从事低技能的体力活动，工资也基本能够反映其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我们选取农民工的月工资作为我们的被解释变量来研究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中的朋友圈效应对其的影响②。2.核心解释变量:按照理论假说部分的设计，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主要有:(1)反映农民工社会网络数量的好友个数，反映农民工社会网络质量的最好三个朋友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否认识特定职业人群③;反映农民工使用社会网络情况的现职是否由亲友介绍;农民工在打工地曾经获得的帮助数以及曾经获得的来自于朋友的帮助数(包括具体的帮助类型)。(2)反映农民工社会网络可能存在同群效应的最好三个朋友的教育年限以及职业阶层④;以及最好的三个朋友与农民工自身的教育和职业差距。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社会网络的数量和质量
按照前述理论框架，首先将工资的对数分别对最好三个朋友的平均教育年限、平均职业阶层、认识特定阶层人数①、朋友个数以及现职是否由亲友介绍等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用稳健标准误来减少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表2为回归结果，其中lw1表示调整前工资对数，lw2表示调整后工资对数，这里进行了工资调整前后的对比，发现主要的结果变化不大。回归结果显示，最好朋友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平均职业阶层、认识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个数等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民工朋友个数与现职是否由亲友介绍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在打工地的朋友越多，并不代表其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其朋友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与朋友的关系程度比朋友的数量更重要。现职是否由亲友介绍也与其工资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工作由亲友介绍只是说明找到工作的机会大一些，而介绍的这份工作不一定就是高工资。这说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数量并不一定就能影响其工资，但社会网的质量对其工资则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说H1)。农民工手机号码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的个数对其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农民工来说，存在手机通讯录中的联系人通常是其联系外界以获取帮助的对象，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在社会上处于较高层次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对农民工提供的帮助就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社会网络质量对农民工工资的显著正向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层次的朋友会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提供信息、介绍工作、直接提拔、安排工作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增加其工资收入，这里社会网络的信息效应和人情效应在农民工找工作和换工作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但这都是直接地对农民工进行帮助，社会网络是否还存在一种对农民工工资的间接或潜在的影响?表2结果中最好的三个朋友的平均教育年限对其工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可能存在着显著的朋友圈效应。
(二)最好三个朋友的教育网差效应和职业网差效应
首先将工资对数(调整后)对农民工最好三个朋友与其教育差距和职业差距进行回归，表3结果(1)显示教育差距和职业差距都对其工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我们的理论假设，即农民工最好的朋友教育程度越高、所处的职业阶层越高，其越倾向于获得更高的工资(假说H2)，而这两种影响不管是从影响大小还是影响途径来看都是不同的。表3结果(2)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表明职业差距的影响要比教育差距的影响大。根据我们的理论假设，好朋友的教育对农民工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一种人力资本的整体溢出效应和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而好朋友的职业对农民工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一种社会规则和社会压力。实证结果表明，这种基于社会压力的影响要比基于社会网络学习的影响大。表3结果(3)和结果(4)表明，农民工与第一位好友(指的是最要好的朋友，社会距离最近)的教育差距对其工资的影响程度比与第三位好友的教育差距对工资的影响要大;而农民工与第一位好友的职业差距对工资的影响则与第三位好友的职业差距的影响差不多①(表3表明两种影响相等的F检验的概率值pv=0.8151)。可见，教育网差效应对工资作用的发挥与农民工与其朋友的社会距离有关，社会距离越近，这种影响越大。职业网差效应的大小则与朋友间社会距离大小没有显著关系(假说H3)。表3结果(6)中两个occup_gap系数之和大于两个educ_gap系数之和，且它们相等的F检验的pv=0.0387，与结果(2)一样，这表明职业差距的影响要比教育差距的影响大，且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即农民工社会压力导致的对工资的影响显著大于基于社会网络学习感染的影响。
五、稳健性的讨论
检验上述主要结论的稳健性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农民工的朋友圈的教育和职业对其的影响可能来自于其朋友圈对其提供的直接帮助，而不是来自于网差效应;二是由于农民工个人能力无法准确衡量，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这将导致教育变量在模型中存在潜在的内生性，同时，教育网差和职业网差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三是由于农民工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存在“人以群分”的自选择问题。下面分别对这三方面的问题进行检验。首先是影响途径。我们将工资对数对农民工曾经从朋友那获得的直接帮助进行回归，回归结果①显示朋友的直接帮助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无论是提供信息、安排进企业还是直接增加工资等，朋友对农民工的这种直接帮助并没有长远地增加其工资，这种直接的帮助可能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帮助农民工解决了困难或者暂时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但这种直接的外在的帮助并没有显著改变农民工自身的能力从而长久地提高生产率，而真正可能是朋友的教育和职业在改变农民工的生产率和行为方式的前提下，提高了其工资。其次是由于遗漏变量而带来的教育内生性问题。一般认为工资方程中最大的遗漏变量就是个人能力，而个人能力与教育等变量又是高度相关的，这会导致模型设定偏误。个人能力很难精确衡量，一般是选取个人能力的替代变量，但我们的数据集中很难找到这种变量。目前文献中常常通过找教育变量的工具变量，利用IV方法估计模型或检验教育的内生性。为此，本研究选取教育变量educ的如下四个工具变量②:父亲的教育程度(father_educ)，父亲是否为农民(father_pro)，家庭成员数(familymember)和家庭成员上大学的人数(collegenumber)。对于教育网差和职业网差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找教育网差和职业网差的工具变量。教育网差与农民工自身教育有关，同时与其找最好朋友的方式有关，所以，除教育的工具变量外，农民工第一次出外打工是自己一人出去，还是与其他人同往，将决定其以后的社交圈和结交什么样的朋友，故first_out变量(定义见表1)可以作为其工具变量。农民工对朋友的自我感觉和自信性格也会决定其交什么样的朋友，从而friends_status变量可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对于与最好朋友的职业网差变量，first_out和friends_status也可能是其合适的工具变量;另外，参与非政府组织活动可能使农民工接触职业层次更高的朋友，故变量ngo也可作为职业网差的工具变量。在模型中控制相当多的变量后，这些工具变量对工资可望没有直接的影响，或影响极小，所以，可认为它们与工资方程中的扰动项不相关。从直觉上看，这些变量可以作为教育、教育网差和职业网差的工具变量，而且也通过了相关的检验，表明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表3(1)和(2)的估计结果与表2(2)和(4)结果是一致的，同样支持前述结论。
作者：王春超 张呈磊 周先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