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遗产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国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
（一）管理体制与机制建设1.设立管理机构一些遗产地建立了当地的社区组织，致力于寻找合理的发展方式，既能够建立持续公平的市场，同时又能保护和鼓励那些基于系统保护和持续的、传统的、习惯性的生物资源的使用行为。例如，日本在每个遗产地农业管理部门下设农业文化遗产推进会等专门机构；智利政府为了支持GIAHS项目成立了专门的指导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政府部门、企业代表、农民代表和旅游业代表等，在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都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印度成立了国家藏红花委员会。2.制定管理办法和保护规划为了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一些遗产地制定了具体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例如，突尼斯加法萨绿洲农业系统的农业发展委员会联合当地农民共同制定了灌溉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办法；印度制定了藏红花系统5年保护规划，并制定专门的法律禁止对种植藏红花的土地进行买卖或者挪作他用；印度还通过了《科拉普特传统农业系统动态保护的五年计划》；突尼斯签署了加法萨绿洲农业系统保护与发展的国家宪章；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绿洲农业系统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计划与绿色摩洛哥计划相结合，把农业知识的调查与整理工作纳入到了国家发展战略中；阿尔及利亚埃尔韦德绿洲农业系统组织咨询和参与式的研讨会对本国的GIAHS系统进行全面评价咨询并制定了保护规划。3.建立保护区并进行划界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内建立保护区，划定边界，并明晰各个区域的功能和保护目标，进而促进当地群众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展更为有效的保护。如坦桑尼亚的马赛游牧系统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将部分地区的居民迁移走，在当地修建自然公园和国家公园，进行了一系列水资源的保护和水项目的建设及相关知识的传播；秘鲁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通过建立农业多样性保护区、设立基因改造食品生产条例等活动积极保护安第斯农业多样性，并建立了基于社区的环境管理基金。4.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当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相关生物多样性进行调查，并制定激励机制让农民积极参与到恢复、保护和利用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活动中。另外，为了保护当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各个遗产地都作了大量的努力，如秘鲁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设立了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5.保障劳动力资源很多遗产地努力寻求有效的途径鼓励年轻人重返故乡积极从事农业活动来维持当地遗产系统的稳定，如阿尔及利亚埃尔韦德绿洲农业系统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加强椰枣的生产和增加在不同市场出售椰枣等水果的机会给居民带来更高的收入，从而吸引和鼓励年轻人从城市返回农村。（二）多种途径提高农民收入1.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秘鲁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进行了奎奴亚藜生产的有机认证,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2.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组织博览会，普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调动民众积极性，并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外国游客对安第斯农产品的赞赏吸引人们重新认识传统知识的价值，使一些已经过时的商品———天然彩色羊驼制品又显示出其重要的市场地位。还有智利的智鲁岛屿农业系统，当地政府通过给岛屿的产品打上标签，使它更具有地域特色，从而提高了商品的价格，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3.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深入发掘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潜力，加强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和旅游开发，提升当地居民的节庆习俗、建筑技术、手工技艺和自然景观等文化遗产的价值，通过多种方式发展可持续乡村旅游，实现当地旅游业的规范化管理。例如，智利智鲁岛屿农业系统所在地政府与宾馆和旅游部门协商，联合设定了新的旅游路线，建立了乡村旅行社，大力推动当地的旅游产品、旅游服务和文化事业，让文化成为当地发展的推动力，并鼓励农民和酒店以及经营者之间展开合作，以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贸易。4.增加增收渠道的多样化主要是通过探索农产品加工的替代性方式，使之进入当地的旅游市场。在肯尼亚马赛草原游牧系统、突尼斯加法萨绿洲农业系统、坦桑尼亚马赛游牧系统、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绿洲农业系统都十分支持当地农民从事一些特色小商品加工，如手工艺品和妇女编织品等，协助他们提高创意水平和手工艺水平，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5.探索利益共享机制和农民激励机制在日本,静冈县传统茶—草复合系统，通过给予农民合理的回报来激励农民生产高品质茶叶，较高的经济回报提升了农民参与GIAHS系统保护与管理的积极性。（三）重视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1.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坦桑尼亚基哈巴农林复合系统采用移栽、病虫害综合防治和本地种再引进等方式，改进当地咖啡和香蕉的栽培技术，加固蓄水池、使用控水阀门以改善传统的灌溉系统。秘鲁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建立了社区种子库，组织农户建立相互交换传统品种的定期活动，用以保存当地珍贵的传统作物品种。坦桑尼亚基哈巴农林复合系统建立了基哈巴遗产博物馆。2.农户能力建设通过建立合作社，提高农民在生物物种保护、有机农业发展、现代技术使用、水土资源综合管理、土壤施肥管理、病虫害综合控制、有机农药使用、产品质量控制和认证、产品包装和生态标识、农业旅游、可持续畜牧管理、手工艺品制作、商业管理、湿地保护、动物健康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例如，坦桑尼亚的马赛游牧系统建立了女子艺术和手工合作社，基哈巴农林复合系统建立了有机咖啡合作社；印度藏红花系统建立了藏红花合作社，通过联合农户、买方和卖方来加强藏红花产业链，通过提高藏红花产品的生产能力、设计和认证产品生态标识和市场交易来加强利益相关方和当地社区的能力建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技能培训来提高当地农民在生产、加工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和能力，如坦桑尼亚基哈巴农林复合系统通过培训来提高咖啡的管理，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参与积极性与遗产管理能力。3.宣传教育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组织各种培训、出版书籍、印刷宣传资料等对相关领导、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宣传GIAHS并分享保护经验，提高政府机构、地方政府、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水平和保护积极性；通过对GIAHS试点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公众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促进适用技术的传播并揭示遗产保护的重要性；通过对环境、农业和价值观的分析，组建相关的教育项目，包括关于草地、农田和森林的幼儿教育项目来唤醒公众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保护意识；通过传统的集市和节庆活动提高地方政府、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如智利2011年组织了一个生物多样性集市，世界各地的人都纷纷前往，为此还发行了以当地特有农产品为封面的特色邮票，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1.加强科学研究通过GIAHS保护试点的政府部门与当地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制订发展计划，以及科研单位和当地居民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以遗产保护为目的的农业景观生态、生物多样性、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社会传统文化、气候变化等方面科学研究。例如，突尼斯加法萨地方政府就十分重视与当地高校的合作，委托高校协助研究绿洲的社会结构，加强了对绿洲农业系统的系统性研究并出版了关于绿洲村庄研究的相关书籍；为遗产地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日本佐渡沿海乡村景观遗产地通过学习GIAHS系统，改良了农作物品种，改善了动物的喂养方式，进而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2.加强人才培养培养大学生，鼓励年轻人从事GIAHS研究工作。日本金泽大学在能登半岛地区组织培训项目，旨在培养有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五）提高政府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从GIAHS项目开始至今，各个保护试点所在的国家和地方政府越来越关注如何找到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平衡点，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当地农民共同参与GIAHS项目，政府通过提供固定的项目支持以解决遗产地的生计问题，给当地的人民带来利益，并通过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将GIAHS活动提升到更高的层面。例如，日本从2013年开始为FAO提供信托基金；印度的最高政策机构———国会对农业文化遗产提供大量支持；智利农业部结合GIAHS保护的目标制定了调研、创新、市场调查等政策，承诺推动农村和当地土著农民在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发展。
二、启示与建议
（一）启示1.GIAHS保护与利用可以促进农业的多功能与可持续发展当前建立在以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化农业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全球特点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而与之对应的是一些传统地区的传统农耕方式在适应气候变化、供给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环境、提供多样化产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GIAHS保护与利用可以传承传统的农业技术以及重要的生物资源和独具特色的农业景观，为当前农业的多功能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2.GIAHS保护与利用对粮食生产、维持当地农户生计、消除贫困具有重要作用GIAHS注重采取不同农业生产工艺间的横向耦合，生产多种产品，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从而提高农户经济收入。在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问题方面，GIAHS也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在源头尽量缓解化肥、农药、畜禽粪便等污染土壤和水的可能性，变污染负效益为资源正效益。GIAHS生产功能的开发，需要结合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注重产品的品牌化发展，开发多样化的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小量、高质、效益”为开发方向。3.GIAHS保护与利用对保护生态环境、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GIAHS通过在生态关系调整、系统结构功能整合等方面的微妙设计，利用各个组分的互利共生关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作物的抗性和品质、控制农业有害生物、提高土壤肥力，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鱼类的活动搅动了土壤，同时杂草和浮游生物的呼吸作用减弱，从而减少了31.42%的稻田甲烷排放量。GIAHS生态功能开发的途径可以概括为3类：一是生态质量附加值产品开发，如优质有机农产品、特色地方产品等。二是休闲功能开发，如生态型的观光休闲农业、农业生产的“都市—农村”认领机制等。三是生态补偿。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一样，生态农业耕作方式下的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也存在外部性的特点，在以往的经济核算框架下这些成本或效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从而错误地低估了生态农业耕作方式的综合效益，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激励社会效益大的行为方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4.GIAHS保护与利用对传承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GIAHS的农产品都有一定的文化、历史、地理和人文背景与内涵，均富有区域特色和民族文化，合理利用这些资源能有效的发展地方经济，继承与传播文化遗产，对弘扬历史等具有非常重要作用。日本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对传统知识的传承，这些为其现代高效农业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GIAHS文化功能开发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文化休闲功能开发，如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等。农业文化遗产地除了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之外，还有其他诸如山水景观、民俗、歌舞、手工艺等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共同组合成丰富的旅游资源，受到了很多旅游者的青睐。但同时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剑,要推进遗产地旅游开发中文化传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使遗产地文化得以正常传承和发展。二是文化附加值产品开发，把农产品和地域文化、地理和历史实现有效的嫁接，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产品的品牌化发展。（二）建议目前中国在全球GIAHS工作中的处于领导地位，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一些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结合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建议开展和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进一步加强GIAHS管理尽快建立农业部牵头、多部门协作的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负责有关管理政策的制定，审核批准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备名单，组织申报工作。在目前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专家委员会和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相关的技术咨询以及申报与管理的技术支持。规范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与管理，尽快落实《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规划》、《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备名单确定办法与遴选标准》、《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标识使用办法》等，以规范管理工作，避免可能产生的问题。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或条例，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尤其是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促进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此外，通过加强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以及农民合作社等组织的参与，加强遗产地农业基础设施和保护能力建设，并开展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培养相关人才，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2.进一步做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规划被FAO认定为GIAHS保护试点，只是对遗产地传统农业系统价值的一个肯定，而其今后的保护与发展工作尤其重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是做好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发展工作的一个重要保障。要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及保护原则，对遗产地进行深入分析，明确保护与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保护与发展的目标与原则，划定保护范围与主体功能区，从农业生态保护、农业景观保护、农业文化保护、生态产业发展、可持续旅游发展等方面确定保护与发展的具体内容，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实现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3.进一步加强遗产地的动态保护工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动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各个遗产地要通过建立地方的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根据各个地方的特点，加强农业、林业、文化、科技、国土、环保等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切实担负起各自承担的保护工作，共同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另外，还要加强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的监管工作，定期对其具体情况进行调查。4进一步加强遗产地农产品的开发利用和可持续旅游发展各个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有着其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包括云南哈尼梯田的红米、浙江青田的田鱼、江西万年的贡谷、贵州从江的糯稻、内蒙古敖汉旗的小米、云南普洱的普洱茶、浙江绍兴的香榧、河北宣化的葡萄、江苏兴化的芋头、陕西佳县的红枣、福建福州的茉莉花茶等。这些都是重要的种质资源，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重点发展，当地其他的特色产品也要好好进行开发利用，充分体现其传统知识和文化的价值，提高产品附加值，带动当地农民的经济发展。此外，也要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资源，在扩大对遗产地的宣传和加强保护工作的同时，合理发展可持续旅游。5.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交流活动和科普宣传工作以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为依托，组织境外学习考察活动，主要目的是学习国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促进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水平。组织对外培训活动，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成就，扩大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进一步与FAO沟通，积极筹备建立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中心。促进国内农业文化遗产学术交流活动，鼓励继续出版《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丛书》和《农业文化遗产简报》。以农业部摄影协会为依托，举办农业文化遗产摄影展；以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为依托，拍摄“农业遗产的启示”电视专题片；以《农民日报》为依托，开办“农业文化遗产”专栏等。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组织各种培训、出版书籍、印刷宣传资料等对相关领导、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宣传GIAHS并分享保护经验，提高政府机构、地方政府、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水平和保护积极性。
作者：白艳莹 闵庆文 刘某承 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第二篇：文化遗产在产品设计的体现
1、湛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名录（截止2014年4月数据）
1.1国家级名录（7项）。湛江人龙舞、遂溪醒狮、雷州石狗、吴川飘色、湛江傩舞、雷剧、雷州歌。1.2广东省名录（19项）。廉江舞鹰雄、雷州姑娘歌、吴川泥塑、麻章麒麟村爬刀梯、雷祖崇拜、雷州沈塘人龙舞、雷州乌石蜈蚣舞、雷州音乐、赤坎文章湾村簕古龙、赤坎调顺网龙、坡头麻斜罗侯王庙会、徐闻阵式藤牌功班舞、廉江石角傩戏、关公磨刀节、雷州蒲织技艺、雷州风筝节、吴川粤剧南派艺术、吴川梅廘貔貅舞、湛江木偶戏。1.3湛江市名录（15项）。廉江白戏、安铺八音、东海津天后庙会、麻章傩舞考兵、湛江番鬼托梁、雷州方言、穿令箭、翻刺床、下火海、坡头湴塘山歌、吴川单人木偶、吴川瓦窑陶鼓、廉江涯歌、粤西粤剧、赤坎洪拳武术。
2、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共同包含在民俗文化中，同时以民俗文化作为载体来传播和传承，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是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信息处理过程，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它将人类的某种目的或需求转换为一个具体的物理或工具的过程，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具体的操作，以理想的形式表达出来。从产品设计所含的四要素来看，除去技术、审美、人为要素，社会要素和自然环境要素则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联性是最为紧密的。随着工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污染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加剧使得绿色设计应时而生，它提倡人、自然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将环保这一迫切的社会问题付诸实践。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来自于民俗文化中纯粹的元素将文化、艺术和科技三者之间巧妙地融合，并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地传承。在产品设计领域中如旅游产品设计、玩具设计、动漫产品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均可以汲取和借鉴民俗文化中的有益元素作为一种载体去传播。诸如雷州石狗信仰文化，它是雷州社会历史因素与地域自然条件的产物，它源自雷祖的神奇诞降并融会图腾的文化渊源，基于历史文化背景可以将以上的文化理念赋予到产品设计中。如石狗瑞犬钥匙扣设计中（如图1）将美好愿望寄托在事物上，从造型等方面赋予祈福、保平安、镇海、求子等一系列寓意，通过不同的色彩和形态生动的传达给消费者。从而实现和创造价值，进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宝贵遗产得以传承下去，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关注和重视，能够让子松后代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图2）雷狗家族游戏角色，原型同样也是来自于石狗信仰文化，将这一造型和游戏动漫设计结合起来再将41项湛江市所辖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游戏中作为一种推广互动方式，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利用这一元素进行的设计形式多种多样，层出不穷。再来看，傩舞考兵玩偶（如图3）和“妖”线器（如图4）所示，其原型均取自于麻章傩舞考兵中的文化元素，傩舞考兵玩偶作为玩具设计也是一种很好的产品设计的展现形式，而“妖”线器则可以作为一种很实用的小产品或者饰品呈现。还有更为大胆的设计尝试“非遗娃仔”这一动漫玩具作品将廉江舞鹰雄、雷州石狗、湛江人龙舞、遂溪醒狮4种不同的文化元素融合为一起试图可以作为湛江非遗文化的推广“形象大使”，形象生动、好记、好看、好玩。
4、潜藏在民俗文化中的无限设计灵感之源
湛江的民俗文化中众多看似独立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有很多是相互联系的，文化本源都是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从色彩用色、造型形态、表现形式等各个方面均能寻找到联系点。首先，从色彩用色上看，如湛江人龙舞、遂溪醒狮、廉江舞鹰雄、湛江傩舞、麻章傩舞考兵等民间舞蹈中和吴川飘色等民俗中的人物着装色彩运用，以及粤西粤剧、雷剧等传统戏剧和吴川单人木偶戏、廉江白戏、雷州姑娘歌等民间戏曲中的人物用色风格和妆容均源自于岭南文化色彩，还有安铺八音等民间音乐中除了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保留了浓厚的民间地方色彩。其次，从造型形态上看，如湛江番鬼托梁、吴川泥塑等民间美术，均取材于民间的真实故事再现寻常百姓通过努力争取幸福生活的美好。再则，从表现形式上看，赤坎区文章湾村簕古龙、赤坎调顺网龙等传统/民间舞蹈通过民间生活中现有的诸如植物、渔网等材料制作富有中国传统题材的龙、狮等供民俗活动的工具装备。这是博大深厚的中国地方的民间智慧，是潜藏在民俗文化中的无限设计灵感之源，它将无穷无尽的供世代子孙去开发和传承。中国民俗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能衍生出无数的设计原型，酝酿出无穷的设计灵感。湛江目前各级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形式多样且无不渗透岭南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靠的不仅仅是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让世人去关注，而是从行政、教育、公司企业、民间等各阶层自上而下的支持和保护。湛江民俗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粤西大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孕育着无限的生命力并随着广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好时代发展而传承。
作者：孔德强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寸金学院 艺术系
第三篇：文化遗产在教学的路径研究
1白族扎染工艺传承现状
人是自然界的其中一部分，而民族的产生与发展与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此时地区的自然资源也同扎染工艺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是在民族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们开始对自然环境有着不同程度上的依赖。而生产力的高低，也使得人们对自然的控制方式与控制程度不一。此时不少工艺的产生，其实同当地自然环境的低下不无关系，由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不够优越，人们为了能够维持生计，就不得不发展这些工艺。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自然生态是它的基础。自然环境不仅给人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者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果自然环境比较封闭，文化的传承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此时文化更加容易被传承，而在传承的过程中，其原始面貌也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白族生活的地区环境较为特殊，有山有海，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早期扎染工艺发展的也十分快。后来随着白族周城地区人口的迁入，形成了一个人口比较聚集的地区，直接面临的便是土地人均不足，人们开始另谋出路，而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因此人们为了生计，开始寻找别的出路。而纺织便是其中之一，或者说是白族居民主要的一种。
2艺术类专业教学与白族扎染技术传承存在的冲突
2．1单一的现代教育目标不能够满足白族的教育需求关于现代教育的概念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十分肯定的定义。有不少学者，从外部需求出发，给现代教育做出如下定义:适合现代生产体系、现代经济体系、现代文化体系、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生活的教育概念、形态与特征。还有不少学者，从内部角度出发给现代教育下定义，认为现代教育是教育者以大生产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内容，把受教育者社会化为能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现代社会的人的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进行定义，艺术类专业教学都围绕着“现代”与“社会化”两个字眼展开。因此，艺术类专业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出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社会人。受教育者通过现代化教育，从而成为一个能够不断适应现代生活的现代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教育的培养目的，是为了能够不断满足现代社会的相关需求。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也有明确的规定，认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教学目标，也是当前民族教育的总目标，在白族地区成了该学校具体的培养目标，艺术类专业教学应当本着该教学目标。2．2艺术类教育受到升学教育和离农教育的影响教育目标与培养目标十分单一，家长与学生对教育追求过程中，时常无法脱离升学和离农两个目标。以至于认为升学就是成才，将升学率的高低和学校的办学质量相互联系起来，似乎家长们送学校入学学习，就是为了将来升学，从而跳出“农门”，最终寻找到铁饭碗。在教育当地的相关领导们，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升学率上，对当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少予以考虑，即使有所考虑也很少将当地教育同当地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类专业教学的发展存在相当大的困难。2．3艺术类教学中人才成就后的回归学校教育是民族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比例的失调。已经逐渐培养出了一批批单向度的人。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希望孩子能够朝着大城市发展，在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进入大城市和主体社会进行生活，很少有人希望能够留下来，回报他们的家乡。该种现象不只是在白族地区发生，在其他民族地区也是十分常见的。只是在人才流失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在今后的教育过程中，应当积极对该点进行考虑。因此，要定位好学校教育目标。2．4艺术类专业教学知识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削弱这种冲击和削弱，集中体现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该两点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教育与社会的需求。课程的设置在学校教育工作上来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导着老师教什么，指导着学生学什么。在目前为止，在民族地区课程设置的过程中，都是以升学作为其教学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学科知识学习安排过程中，容易落于千校一面，万人一书的局面。不能够兼顾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得学生的个性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发现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中，几乎没有与生活相关的知识，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也没有。家长们也发现，虽然学生学习了语文，但是却不会写合同书和协议书等内容。即使学了数学，也不会算账，学了化学，但是对化肥和农药的知识并不懂，不少人对与其息息相关的民族文化也不十分通熟。此时，如果学生没有能够升学，其所学习到的东西就将无法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好处，所学习的知识无法运用在生活当中，此时，唯有到外面打工或者重新学习一门新技术，才能够应付未来的生活。虽然在不少学校，同样会开展乡土教育，但是在教育过程中，往往侧重于知识，对相应的精神内涵无法进行把握，教学过程中，往往侧重于模仿与继承，很多时候忽视相应的创新工作。在民间工艺的学习过程中，往往也只介绍相应的程序内容，而对这些民族文化的核心无法进行有效把握。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民族精神十分缺乏。这也是艺术类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在艺术类专业教学的介入路径
3．1改革艺术类专业教学传承理念和方法，扎染文化积极转型在目前为止，我国民间工艺传承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认为传承的主要核心是物，即将“以物为中心”作为主要的传承理念。该种教学理念，存在很大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化传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为将来经济发展而服务。不可否认，这种教学观念，在政治教育上是有其正确性的，但是将该观念用于文化传承，则不太妥当。笔者认为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能够融为一体，但是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却将文化牺牲作为成本，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很难适应未来经济的发展。如果民族文化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不管民族文化的内涵多么丰富，也只是作为观赏性，而不能够产生其该有的功用。实现经济发展确实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但是缺乏文化内涵，不管如何发展，也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扎染工艺的背后，有着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从美好情感到传说，都能够广泛融合入扎染的文化当中。但是现代扎染技术，对这些文化内涵的忽视，失去了扎染的文化底蕴，充其量，只能够作为布料花样的一种。在众多布料当中，虽然独特，但是缺乏了其生命机理和精气。在白族扎染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还存在科学至上的问题。在阐述科学技术与文化特质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认为文化特质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服务的。正如:“在当代世界新格局中，国际间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该种说法，普遍反映出的趋势是，教育的存在原因是为了将来服务经济与科学。在扎染传承过程中，要不断纠正“以物为中心”的理念，要注重教育过程中，着眼于保护和传承该种扎染工艺的工序，同时对技术进行提升。同时，还要注重民族精神中的“神”。唯有如此，才能够不断保存并完善扎染工艺。3．2明确艺术类专业教学培养目标，培养民族优秀成员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很多时候受到了国家教育目的，与国家教育方针的限制。为了能够培养出合格的民族有些成员，需要在具体学校中，进行培养目标的改革。学校教育致力于文化教育的过程中，不管是对形式的教育，还是对内容的教育，都应当迎合当地文化生态的环境。正如英国的学者指出，如果学校要对民族文化进行传承，就需要以亚文化作为工具，对民族文化进行阐释。对白族扎染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来说，虽然这些人并没有离开故乡，但是白族生活的地区是属于交通要道，外来人也较为普遍，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时有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白族文化面临不少挑战。在学校教育中，民族地区首先应当做好的是发展人力资源，为民族教育的开展提供基础，随后培养具有民族意识的成员。从较大的层面上来说，即要培养个体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华民族具有自豪感与责任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乐于奉献。3．3建立艺术类专业学习型社区用于白族扎染的传承学习型社区，对于建立学习型社会来说十分重要。在社会经济科学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要能够健康的发展，就需要侧重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得世代之间能够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同时能够保证竞争力。笔者认为当地社区教育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加强宣传，转变灌南，积极联合群众的力量，每个私人作坊之间可以相互联络，学习经验，同时对整个社区的资源，不管是人力方面还是知识方面都进行挖掘。第二，发挥社区人力资源优势，积极吸引优秀的社区工作人员，参与到工作中，促进社区对扎染工艺的学习与培训。第三，重视社区教育基地的建立。社区教育基地的建立将会是一项历时非常久的活动。因此，要在社区和学校之间建立相应的学习基地，从而对扎染相关技术的突破与拓展进行研究，将艺术类专业教学融入社区型教育。
4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从民间工艺扎染入手分析，重点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扎染是较为独特的，但是其发展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遍问题反映的也较为全面。同时对艺术类专业教学在白族扎染教学上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笔者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为今后扎染艺术的传承起到借鉴作用。
作者：祝敏佳 单位：云南大学 滇池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第四篇：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扬弃
一、挖掘深厚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源远流长的武文化根脉
清光绪帝曾拜他为师，他多年持御帝手谕进宫授艺。其四子玉璋皆承家学国术，于民国21年(1932年)在青岛国术馆编著了《八卦掌简编》，为今天我们了解尹氏八卦掌的早期风貌和古冀州风土文化环境提供了有力依据。八卦掌第三代传人李子鸣(1902－1993年)是城关镇李家桃园村人，为发扬光大武文化，他完善了师父即董海川入室弟子梁振圃的八卦掌体系，系统注释了八卦掌《三十六歌》《四十八法》的奥秘，相继整理编纂了《董海川转掌》《梁振蒲八卦掌》《八卦掌珍密录》等10多种专著和稿本，极大地丰富了武文化宝库，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回归和弘扬。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形意拳是19世纪60年代由徐家庄乡冯家庄村民陈德勇(号：风皋，艺名：集义，1859－1943年)从深县传入冀州的。因在家排行老四，武德兼备，故人们都尊称他为陈四先生。他先后师从陈洛维、刘晓岚、张继鼔、宋世永、郭云深学习多种拳法。在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为振奋民族精神，抵抗外敌，他将攻防实战能力极强的形意拳从深县传入冀州，从而开创了冀州武林新门派之先河，他是第一个把形意拳传入冀州的人，以致在社会上提起陈四先生无人不识，无人不晓。正如原中国八卦掌研究会会长李子鸣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各州县均知其名。”从九州之首到民国末期，他一直是众口皆碑的冀州形意拳的奠基者和开创者。清雍正年间，冯家庄被称为“州西第一寨”，其武术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亮点，每逢五月二十八冀州古庙会那天，城内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城西泊南等村的锣鼓队常结伴冯家庄武术队打头阵。你看：那飞舞的红缨枪，上下左右翻飞，连连点刺，数不清有多少抢点，看不清要扎哪里，如凤凰点头、白蛇吐信，上刺双眼哽嗓咽喉，下挑双腿猛扎脚面，时而从你头皮擦过，时而又忽闪在你的耳旁，弄得人们眼花缭乱，唏嘘慌忙躲闪，尾随的人群便鱼贯而入。因此，泊南村与冯家庄结为世代友好关系。据《冀县志》记载，陈四先生年年被聘为冀州古庙会上诸多武术门派的众多表演场地上的总裁判长，他的得意弟子陈恩科和儿子陈剑辉，每次都在庙会武术表演大会上一展中国武姿之风采。据《冀州文史》记载，1926－1928年，陈剑辉曾被南开大学聘为武术教师[2]。当我们凝视民国八年陈德勇的徒弟们送给他的那块“德兼仁勇”的牌匾时(图1)，就会看到古冀州武文化繁荣与时光流过的痕迹。还有大罗村曹振谱的梅花拳，双冢村“毛六”的燕青拳，南北尉迟二村的黑虎拳，北诸宜村的双枪带力杀四门，西王庄的春秋刀，码头李一带的罗汉拳，竹林寺的飞钹归巢，垒头村的少林拳，大、小寨的四式枪，周村的醉八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1]678。
二、弘扬博大精深的武文化瑰宝，推动全民健身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中国是武术之乡，冀州武文化誉满燕赵，风靡全国，声誉海外。各门派、拳种都有着深刻的哲理和文化内涵。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互助的文化理念，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溶铸了儒、佛、道，暗合阴阳、五行、六合、八卦等原理，主张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是一体不二、和谐相处的关系。武术正是顺应了这“天人合一”的哲理和文化内涵，呈现了中国人的精神旨要、生命情调和对宇宙的诠释。八卦掌脚踩八卦，手捧太极，顺其自然，攻其不备，深功奥妙。光绪廿七年，孱弱多病的西太后见到博大精深的八卦掌，也萌动了练功强身的欲望。民国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在南开大学跟八卦掌传人韩孟侠学习八卦掌。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非常赞赏“三皇炮锤”以易学为大道，以“磨转迁遭脐不动”，集练拳、练气、技击三位一体的浑元一气的养生之道。古谱道：“精养灵根气养神，元阳不走得其真，丹田养就长命宝，万两黄金不予人。”大道太极融道家的“绵存”、儒家的“中庸”、佛家的“静诚”。形意拳以心意诚于中，肢体形于外，含藏先天之本，性命生死之道，阴阳为母，四象为根，以夺阴阳之造化扭转乾坤之气和。这种人对自然规律的崇尚和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精髓绵延赓续的崇文尚武的古冀州历史风情。解放后，饱经沧桑岁月的冀州传统武术得以发扬光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冀州市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有关法律法规，倡导民间武术国粹，弘扬传统武术文化，全面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使一些活态遗存、活态文化得以萌发了顽强的生命力。先后成立了“冀州市武术协会”、农村体育俱乐部。1998年在赵家庄举办了武术表演大会，冀州武林高手云集赵庄，群英荟萃，飒爽英姿。那真是“起舞佛龙泉，四座皆扬眉”。同年，徐家庄乡通过了国家体委的验收，被评为河北省体育先进乡。大瓦窑村的朱家会一家被称为“武术之家”。全国武杰李子鸣应聘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院校武术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武术协会荣誉会员、北京市武术协会顾问、八卦掌研究会会长、中日拳法联盟顾问等，还应邀到日本、新加坡等国讲学，向慕名前来求教的美国、日本、英国、奥地利、新加坡、比利时等国家和港澳地区的武术爱好者传技授艺，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李子鸣的门徒二甫村党支部书记王宗泉被拥为市武协主席。冯家庄村的陈福祥、陈振玉，淄村的刘志广是冀州市形意拳的第三代传人。陈振玉被中国武协授予“五段”称号，刘志广先后获得国家二级拳师和武术二级裁判员资格。1988年在冀县“武术观摩表演大会”上，陈振玉被冀县体委、冀县武协授予技艺精湛奖，朱家会嗣子朱俊生获少年组传统拳术八卦掌第一名。2004年在冀州市第一届武术竟赛中，陈集义之孙陈福祥获武术器械第四名，冀州市形意拳的第四代传人夏世玉荣获拳术比赛第六名，王立胜获武术全能第二名。陈胜茂那开砖如泥、钢枪刺咽喉的硬气功，让你感到了中华武功的惊险与刺激。原省武协副秘书长、地区武协副主席、秘书长马有禄曾赞扬他们是形意拳的正宗，是“发扬传统武术，振奋民族精神”的楷模。2007年7月，冀州市举办了以“汇八方英雄，扬武术神威”为主题的《迎奥运武术散打擂台赛》。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冀州姑娘宋爱民(后郭村人)获得好成绩。2012年8月7日，冀州市隆重举办了“中国·冀州2012三皇炮锤武术表演大会”。这些举不胜举的事实都说明了冀州市健身强体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正在向纵深发展，这一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已经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源泉和持续动力，成为提高冀州文化品位和发展冀州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种群体性的体力支撑。
三、在扬弃中夯实武文化基础，催生中华传统文化大放光芒
由于各朝代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历史上常出现一些“托英名以示拳贵”的现象。如：太平天国托之于上帝，梁山好汉假托为星宿下凡，二郎拳托之于二郎神等。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俨然是不足为怪的。拳谚云：“功夫是练出来的。”对那些带有封建色彩的神鬼学说，应以科学的态度去其糙粕，留其精华。承袭古冀州武学传统和众多拳经之精髓。尚武以防御为能，传艺以不欺人为本。如：形意拳的忠义诚信、护国的少林、太极的养生等。毋庸讳言，历史的车轮曾碾过了残酷的战争，一些武林高手曾国殇于兵燹之灾，许多历史悠久、文化价值极高的民族民间武术套路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在国内外知之者寥寥，甚至有的频临熄灭。如：杨家枪的“圈枪凤凰乱点头”，“九宫八卦掌”“龙形八卦掌”，形意拳的“二十四路绝手”等，对此笔者深感痛惜。解放后迄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武术得到了挖掘、整理和弘扬，冀州武术得到了振兴。三皇炮锤的发祥地赵家庄被列为全国武术发掘地重点之一，1982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市三皇炮锤武术协会”；1983年8月，赵家庄成立了“冀州市三皇炮锤辅导站”；1983年10月，北京市三皇炮锤知名人士袁敬泉、王连吉、崔庭中、张凯、张汉文一行5人到赵家庄寻根问祖，在赵家庄召开了三皇炮锤研讨会①。北京大学、北京武术学院和一些热爱武术的志士仁人也先后到赵家庄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1984年11月，赵家庄第四代传人赵根深等搜集整理编辑了《三皇炮锤》一书，由河北省文化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首次武术发掘会上展出后又参加了北京国际书展，赵根深荣获全国武术挖掘整理“东方睡狮”二等奖。1996年辽宁省丹东市成立了“丹东市三皇炮锤武术协会”。2010年8月，三皇炮锤在河北省民政厅注册登记，2012年经河北省体育局、河北省民政厅批准，冀州市在北漳淮乡赵家庄成立了“河北省三皇炮锤研究院”，三皇炮锤的第四代传人赵根玉任院长，赵恒通任常务副院长，并将“三皇炮锤”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西班牙的武术爱好者瑞龙在中国潜心学习6年后，回西班牙开办了首家三皇炮锤武馆，引领中国武文化走向了世界。1985年行意拳的第三代传人刘志广拾遗补阙，将行意连环剑整理成书，在全国第二次武术发掘会上展出，还特邀他到秦皇岛进行了现场表演，1986年他荣获全国武术挖掘整理“三献”评比“雄狮”三等奖。2002年，冀州少林武校在马来西亚国际武术比赛中，荣获少林派比赛铜牌。2004年该校组建的少林武术表演团赴法国进行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巡回演出，成为中法友谊的文化使者。在武术发扬光大的同时，笔者也走访和查阅了载入另册的一位赫赫有名的武林职业杀手，那就是徐家庄村的飞贼段云鹏。或许有些老年人记得，他是江湖“侠盗”燕子李三的高徒，他飞檐走壁，身轻如燕，人称“赛狸猫”。据《徐家庄村志》载，段云鹏十五六岁时，家里煎了灯盏，他遵母命往天津给二哥送灯盏，送到时，灯盏还热着呢。他在西北军当国术教官时，常去酒店喝酒不带钱，一日吃了3斤牛肉、一坛子酒后被老板截住，段云鹏笑了笑说：“我还没三斤重，怎么吃了你三斤牛肉？”老板一气之下，竟命伙计搬来一巨称，段飘然跃上，众人一看才二斤二两，一时呆住，老板气煞，段趁机逃脱。据《冀州文史》记载：因他以轻功盗窃名贯平津，晓道全国，1946年被吸收为国民党军统特务，任少校特派员。他曾3次潜返大陆，组织暗杀、破坏活动，1954年9月14落入法网，1967年10月11日被处决。那部《旭日惊雷》电影，与其说是一段故事，倒不如说是一段历史。而在1959年前毛泽东也对这个直奔自己而来的军统特工充满了好奇，他说：“飞贼段云鹏，真的能飞吗？让他飞飞看！”说到段云鹏的轻功，自然想起了民国八年(1919年)八卦掌的第二代传人后冢村的梁振谱在冀县直隶十四中学任武术教练时，曾在碧波荡漾、芙蓉盛开的校园池塘中，以一个单换转掌，脚踩荷花凭空飞驰而过，博得了观众的赞叹称奇。虽这两人的轻功与目前泉州少林寺武僧释理亮的“水上漂”不同，仅以武文化而论，是否有待探讨、挖掘？总之，古冀州武文化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邹市明为中国拳击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近两年来衡水国际马拉松赛的连连成功举办，每一位炎黄子孙都会倾己之力，忠实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武文化，振兴中华，雄壮国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陈振胜 单位：冀州市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会
第五篇：文化遗产形成年代文献考证
1学界观点
1.1明中叶说相对于明末说，明中叶说是学术界主流观点。明中叶说以朱明慧论证为代表。朱明慧、阎永丽和程晖晖等人根据《中国音乐词典（续编）》介绍大平调时提到《滑台重修明福寺碑记》（明弘治十一年；以下简称碑记，滑台即今河南滑县）副碑记载“以上布施除修葺佛塔外，敬献大梆戏、大弦戏各一台”，而认为河南大平调就是副碑中所记载的大梆戏，由此推论出大平调在明代中叶已经是成熟的剧种[1]。1.2明末说明末说以直爱妩论述为代表。直爱妩所持明末说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山西商人。山西人到豫北经商由来已久。早在乾隆年间，就有山西商人在这一带经营典当、盐、烟、染坊等行业，他们有了经济实力后，就把家乡流行的戏曲，带到了河南。二是明末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直爱妩认为，明崇祯末年起义军转战到河南北部时，也把李自成当做‘军戏’的同州梆子带了过来。直爱妩据此指出大平调是在明末，同州梆子形成的初期，发展到河南，融以当地的民歌小调、乡音俚语逐渐发展演变过来并形成于明末年间的一个地方剧种[2]。
2观点分析
2.1明中叶说，论据孤立首先，《滑台重修明福寺碑记》中所记载“大梆戏”是否就是大平调？我们需梳理一下梆子腔在全国和河南的记载。“梆子腔”最早出现在清乾隆年间进士李调元的《剧话》：“俗传钱氏《缀白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俗呼‘梆子腔’。”[3]，而河南关于梆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清乾隆十年（1745年）《杞县志》第七卷《风土风俗》中。[4]以上文献记载与朱明慧论文中提到的《碑记》副碑记载存在巨大的差异。现在，《碑记》在河南滑县明福寺中已经难觅踪迹；另据河南滑县文化局的同志介绍，《碑记》早已经遭到毁坏。且不论《滑台重修明福寺碑记》副碑中文字记载的真实性，仅就《碑记》记载，而没有关于明中叶流行大梆戏的其他论据，此论据就因缺少旁证而显得孤立。其次，我们可以从滑县毗邻的县市关于大平调的文献记载入手。从滑县周边县市的戏曲志、地方志中可看到：“清末民初，大平调……先后流入内黄”[5]。“清光绪十三年（1887）有瑞宅平调科班。民国年间，流行颇为广泛”[6]。上述记载，与朱明慧等人的论断存在严重矛盾，在明代中叶形成的大平调到了清末民初才流入几里、几十里毗邻的县市，这不符合常识。由梆子腔文献记载、《碑记》副碑的存在情况和滑县周边大平调流入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明中叶说论据不足。2.2明末说，论证偏颇首先，直爱妩关于大平调形成年代的考证，虽涉及了“西调”对大平调形成的影响，但却忽略了大平调在河南省内的发展情况。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多次发布戏曲禁演公告，秦腔、青戏、罗戏等都出现过，大梆戏或大油梆却没有被提及。清代李绿园《歧路灯》第九十五回描述了乾隆年间开封的剧种：……又数陇西梆子腔……，本地土腔：……梆罗卷，俱觉伺候不的上人……[7]从中可看出，当时开封出现了本地土腔：梆罗卷。马紫晨通过调查，指出“梆罗卷”中的“梆”，是尚未摆脱弋阳腔影响的干梆子。[8]从中可看出河南梆子至乾隆年间还是吸收弋阳腔，与罗戏、卷戏互相搭台演出的过渡形式。这正与《扬州画舫录》：“乾隆年间，各地乱弹演员可相互搭班演戏”所述情况相吻合。其次，直爱妩提到明末李自成的“军戏”是否就是同州梆子。清初时人陆次云《圆圆传》说：“‘李自成据宫掖……进圆圆。……即命群姬唱西调。’这里的‘西调’是明末在山陕一带流行的民间歌曲。[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末李自成的“军戏”并非同州梆子，乃是明末在山陕一带流行的民间俗曲。由上述乾隆年间河南梆子仅以梆罗卷这种过渡形态存在，及明末李自成的“军戏”并非同州梆子可以看出，直爱妩所持明末说存在偏颇。
3大平调形成年代考
《中国戏曲通史》乾嘉之际，以秦腔流布而各地兴起的梆子腔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梆子腔声腔系统。民间的地方小戏也在各地农村滋长起来。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它们大都还处于萌芽阶段，犹未成熟。梆子腔流入河南后，音随地改，逐渐融入当地的民间小调、曲艺、武术等形式，陆续形成了高调（豫剧）、平调和越调等梆子腔剧种[10]。结合梆子腔发展大背景，河南梆子流行情况，可以看出随着梆子腔逐渐地方化，因随地改，河南省大平调最早形成于嘉庆、道光年间年间。由滑县周边县市地方志、戏曲志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是大平调的繁荣时期。
作者：王丽萍 单位：河南大学图书馆
第六篇：文化遗产制度构建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特点也增加了对其保护的困难。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难以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始人可能是个人，后人不断地对其进行再创作，这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某个地区民族或者群体连续创作的结果，权利主体具有不特定性和群体性;其次，权利性质难以确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层面来看，并不能完全用私权的角度来解决，完全将其界定为公权或者私权的性质也是不可取的，公法和私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各自有其优势和弊端，归根结底也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所表现出来的公私兼容性质所导致的;最后，权利界限难以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具有集体性，诉讼过程中普遍发生原告主体缺位的情况，而实践中常常出现由于缺乏主体补缺导致的制度失灵，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诉讼制度中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上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的探讨，我们发现其与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二者的权利基础具有相似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权利是文化权与环境权都具有人权属性和公益权属性;其次，在对司法体系需求方面，二者都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环境权和传统文化受到了侵蚀，传统的诉讼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的需求，因此人们亟需探索一种新型的法律保护机制，环境公益诉讼应运而生，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原告主体资格的理论构建对于原告资格的确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诉讼制度最重要的过程，我国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作为法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考虑到其公益性时，对于公民、法人和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为，我认为应当做广义的理解。1．国家机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7条规定了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作为“有关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国家专门成立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可以作为“其他有关部门”享有原告资格。检察机关对法律实施的进行监督，也是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主体的。2．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目的，利益以及其他共同特征的人通过一定形式组合起来的互益组织。［3］社会团体作为原告时，可以整合广大民众的利益需求，克服单个诉讼成本大、搭便车的问题，无论是从社会影响力、法律知识、经济能力等方面来衡量，都增加了胜诉的可能性。我们在应当在立法中参照外国先进的经验和实践，赋予社会团体实体上的诉权，不断完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在程序法上进行探索和成熟，最终实现诉讼法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保护环境和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这些相关条文对整个公益诉讼制度的推动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3．族群民族学上，把在地理、文化相近或者同源的一些民族集合体成为族群，同时这些族群在语言上相近、血统和文化上也表现出同源的特点。无论从实体权利来看，还是从诉讼权利来看，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口口相传的传承过程中，出现家族不外传、传男不传女等规则，这些特殊的传承方式以及传统社会中群体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局限性，这种局限被控制在家族、族群的范围内。可以说，族群繁衍发展的过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刚好吻合。传统的诉讼模式必然导致族群作为诉讼主体在诉讼实务中遇到不可预知的困难。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制度恰恰能够解决族群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族群参加诉讼的目的大多不是为个体的利益，而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实现群体的诉求，因此族群作为原告参与诉讼本身就具有公益目的，族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原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4．公民个人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未赋予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法律鼓励公民参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赋予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比赋予其知识产权，更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也更能突出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作用。另外，作为公共利益的权利主体的广大民众，在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其感受相比于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来说更直接，因此，民众个体当然地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而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初中也是为了鼓励广大民众参与到法律的实践中来，知识法治的应有之义。建立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也能够有效弥补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动力不足，发掘公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潜力。(二)相关配套制度的理论构建1．案件的受理在案件的受理案件方面，公益诉讼不同于传统的诉讼，只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或者将要受到损害之虞，就能够提起公益诉讼，而不实际发生损害为前提。在案件受理费用方面，如果是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则应当承担必要的诉讼费用，如果是公民个人提起的，法院应当考虑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免收原告的诉讼费用。美国的“胜诉酬金制”给提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新思路，对于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要适当地降低诉讼门槛，防止滥诉现象，鼓励公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而在法院管辖这一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案件的涉及面和影响力，确定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2．举证责任的分配分析前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我们其举证相比一般侵权案件要困难。传统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制度中显得不相适应，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有关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遵循传统的原则并无大碍，但是对于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应当考虑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种举证责任倒置主要适用于侵权案件，非物质作为原告的公民只需要证明涉及公共利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损害或者可能遭受损害的事实即可;其次，公民个人作为公益诉讼原告时并不能行使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或者侦查权，提起诉讼后再让其举证的难度较大，上述的举证责任导致能够避免这些问题。3．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为了鼓励广大公民、社会团体等组织加入公益诉讼制度，激励机制便成为了公益诉讼制度的精髓，对于公民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而胜诉的情况，应当给予适当奖励。《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有相关的规定:“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因此，我们可以据此在实践中，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给予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原告进行物质上的奖励，或者按胜诉后挽回损失的比例进行奖励。
作者：胡惠芳 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第七篇：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
1研究范围与方法
1.1研究范围与八旗文化相关的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学界的研究重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旗人社会、满族民俗、北京旗人风俗等方面;除此之外，清代地名、满语地名等文化遗产的研究［3］，也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而对于八旗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多以单一景区研究为主;多个遗产地的研究，以清代王府研究为主要方向．目前，从文化遗产和空间布局角度，对北京八旗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本文选取现存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现状的北京八旗文化遗产空间格局．根据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大类，文物包括建筑物、碑雕、碑画、铭文、窟洞以及其联合体;建筑群指代的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工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4］”．基于以上定义的北京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过于庞大．故本文的研究对象类别，不包括用于独立用途的绘画、雕刻、铭文等遗产，主要以建筑群和遗址为主．具体的研究对象为北京市文物局登记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5］，其中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选择此范围内的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可保证本文研究的主体是现存的、对未来城市文化区形成发展、区域文物保护工作开展有可实施意义的实体．本文研究的区域范围，空间上可分为北京中心城区、北京郊区两大区域，研究内容均在今天北京市域范围之内．1.2研究方法本文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地作为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为文物部门文件及清代文献资料．通过对八旗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梳理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结合实地考察调研，绘制北京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coreldraw图层叠加分析，以形成八旗文化空间格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将此空间格局图按照其文保单位级别、性质属性、区域圈层等方面重新归类分析，形成框架清晰、层级明确的遗产分布格局．本文选择图层叠加分析的方法，是为了更清晰、深入的对现存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做一空间格局分析．文化遗产学界近些年愈发重视空间分析手段的运用，利用coreldraw或GIS软件进行图层叠加及空间分析，是现在乃至未来，历史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手段．此外，本文结合了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梳理目前北京八旗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完整、深入的分析空间文化发展脉络，寻找其文化区域与辐射范围的层级性，结合时间、空间，形成全面的北京八旗文化遗产空间格局研究．
2北京现存八旗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研究
北京现有文保单位是最能体现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名录，虽然学界、业界、社会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些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仍令人担忧．对遗产地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刻不容缓．以下，将从界定八旗文化遗产类别，分区、分属性逐层研究、总结八旗文化在北京文化中层级关系这几个层面对北京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做深入分析．2.1北京八旗文化遗产整体分析2.1.1八旗文化遗产界定标准在统计北京现有文保单位中八旗物质文化遗产之前，为了研究对象清晰，明确界定标准十分重要．八旗是清代的军政合一制度，对于清代国家管理而言，八旗文化指代的是八旗制度及相应的官署、官员设置．对于八旗旗人而言，八旗文化指代的是与旗人工作、生活、社会人际关系等相关的一切事物;而对于清代北京城市而言，八旗文化则综合了以上两类对象，侧重点在与八旗相关的一切城市建设、城市变迁．所以，八旗文化可以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也可以是只针对特定遗产地的狭义文化类型．本文在界定研究对象标准时，既重视其狭义概念，也重视其广义的概念．但此处所指的广义八旗文化遗产，不是上文所述的一切与八旗文化相关的事务，因为如果按此分类，清代北京的所有文化遗产均与八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八旗制度为清代立国之本)．因此，本文所指的广义八旗文化，是可以直接体现八旗制度与旗人社会生活的遗产地，包括皇家宫殿、八旗驻防、八旗官署、王府、旗人名人故居，以及体现八旗军队重大事件的建筑遗存．这其中，由于清代皇室是八旗权力中心，皇家宫殿与王府虽为北京皇家文化的代表，但同时也是八旗制度与文化的核心．而这些类别中的八旗驻防、八旗官署及一些集中体现八旗军队征战的建筑遗存则构成了本文狭义八旗文化遗产的研究对象．2.1.2北京八旗文化遗产统计与整体布局分析在此标准下，统计现有文保单位［6］，得到北京广义八旗文化遗产共117处．这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7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5处．按照这些遗产地的类型属性，将其分为皇家类、王府类、故居类、教育类、官署类、墓葬类、驻防类和纪念类遗产．类别设定和遗产地选择依照以下原则:王府类遗产地包括贝勒、贝子及格格等皇室子女的府邸．教育类遗产地虽然属于八旗官署的一部分，但由于类型较为特殊，故单列一项．驻防类遗产也属于八旗官署，但它是八旗制度在城市建设上最为核心的体现，故单列一项．纪念类指代的是为了纪念某些与八旗军队相关的胜利或活动而设立的建筑，例如香山地区的松堂，曾作为乾隆庆祝攻打大小金川胜利的庆功场所，而大小金川战争中，八旗建锐营起到了重要作用．墓葬类遗产中包括一些仅存留碑刻的墓葬．此外，有些遗产地，虽曾为王府、官署等所在地，但此后用途变化很大，今天的遗产地依照的是后来的文化属性，这样的遗产地，不算做本文统计范围．例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虽曾为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但现在此遗产的主题已与八旗王府相去甚远;曾为康熙皇帝二十二子允祜府邸的“段祺瑞宅”等遗产地同样如此．而虽然之后用途改变较大，但曾作为重要八旗遗产地的文保单位不在此列，例如曾作为八旗右翼宗学的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见表1)．还有一些遗址地，虽保留了建筑遗存，但遗产地沿革不明朗，这样的遗产地也不列入统计．移动过地方的遗产地，所属区域以现状为准．在这样的原则框架下，各类型八旗物质文化遗产所占比例如图1所示(类别名称后为相应数量)．从图1的统计比例中可见，在这117处广义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地当中，王府和故居占据了其中最大的份额，而这两类代表了北京旗人生活的居所．清朝规定，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旗人居住在内城，汉人居住在外城，内城所在区域曾广泛分布旗人居所．而从今天的现状来看，即使城市现代化进程步步推进，其中一些较具规模的故居仍被保留下来，使得北京八旗物质文化遗产中，王府和故居类所在比例高达52%．皇家类遗产地普遍文保单位级别高，这与建筑规格有直接关系．而墓葬类遗址虽在数量上也占据较大份额，但其空间分布主要在近郊和远郊地区，北京城市中心区中没有此类遗产地．而官署是最能体现八旗制度的机构，由于单分出教育类和驻防类，使得官署类数量相对减少，这三类加在一起，所占比例可达13%．这117处遗产地当中，与八旗文化直接相关的狭义八旗文化遗产地有14处，详情如表1．虽然旗人故居和王府属旗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八旗文化遗产更为直接相关的是八旗制度和八旗军队，故本文在确定狭义八旗文化遗产地时，没有将旗人居所列入其中，而选择八旗制度体现在城市建设、官署建设等方面的遗产地．这14处八旗遗产地中，禄米仓、北新仓、南新仓是清代八旗粮仓遗存，俸禄和俸米是八旗制度、旗人生活息息相关，为今天东城区重要的八旗文化遗产地，其中南新仓近些年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皇家粮仓”主题休闲旅游开发，是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很好结合的一处物质文化遗产［7］．国立蒙藏学校旧址、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清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是西城区现存的八旗官署，其中满洲都统衙门与内务府御史衙门是极具八旗特色的清代独有的官署行政设置，是八旗制度的直接建筑体现，而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前身的八旗左右翼官学，是旗人教育的核心机构．海淀区的4处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均为香山建锐营相关遗产地，丰台的大红门东门房与大兴区的团和行宫遗址，是清代南苑(南海子)相关遗产地，详情见本文郊区部分．而东城区的乾隆敕建碑和房山区的郊劳台这两处纪念类物质文化遗产地，从物质实体的角度反映出当时八旗军队的勇猛特性，及清朝对八旗军队的重视．对这117处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地的统计，可以看出，从空间上看，北京中心城区是八旗遗产的聚集区，此外西郊与南苑为郊区两处八旗遗产聚集地．从类型上看，北京现存的八旗物质文化遗产，以旗人居住的王府、故居为数量最多的类型，而最能体现八旗制度与军队文化的官署(包括教育、驻防)、纪念类遗产地数量也较多．这其中，有14处现存遗产地直接体现出八旗制度和军队文化的特点，在北京文化的类别中，这14处遗产地不应归类于皇家文化或市井民俗文化，而应是单独成体系的八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2北京中心城区八旗文化遗产考证及分析本文所指的“北京中心城区”是清代北京内外城所在地，与今天东城和西城范围近似．区域范围北至北城根、南至永定门一线，内城的西线至西城根一线，内城的东线至东城根一线，外城的西线至广安门一线，外城的东线至广渠门一线，前门一线作为内外城的分界线．北京是清代的首都，八旗制度作为清代的立国之本，北京及其周边驻扎的八旗军队是全国最为密集的．因此，清代北京城中心城区也是八旗文化聚集地．从清末至今，北京中心城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保留下来的历史古建筑与文化街区只是其中的少数，但即便如此，从对现存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地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心城区仍是今天北京八旗物质文化遗产遗存的核心区域．在广义的117处八旗文化遗产地中，中心城区73处，占总数的62%．在这73处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位于内城的遗产地占据绝对多数．清初实行旗民分城政策［8］，此后北京城分为旗人所居住的内城和民人(非旗人，以汉人为主)所居住的外城．到了康熙年间，内城人员渐满，内外城之间出现人员流动，内城居住的汉人数量逐渐增多［9］．但从整体上看，内城仍是旗人聚集地．而现存的这73处八旗文化遗产当中，有72处位于原清代内城范围内．只有1处金台书院位于外城．现将这73处中心城区八旗文化遗址表现在图中，由于外城只有1处遗址，故本文选取内城区域展示，如图2所示(底图根据民国时期北京城图转绘，底图中线段为城市主要道路网．此图由coreldraw软件绘制而成，多边形图标根据文物局建控地带地图绘制，黑框灰填充色方形及多边形图标为世界文化遗产及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纯灰色方形及多边形图标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圆形图标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图2中可见，现存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地遍布内城．整体上的分布较为分散，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在北部区域，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东城居多，西城则多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以现在北京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现状来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文物保护重点，也是历史文化旅游的著名景点，保护现状良好．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一部分较为著名的遗产地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如静明园、静宜园、普度寺大殿、淳亲王府等，一部分借助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得到了相应的遗产保护，如南新仓文化休闲街，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市级文保单位遗产地保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淹没在居民区及城市化建设中，例如北新仓、禄米仓等官署所在遗产地，以及多处胡同内王府、故居四合院等．而再下一级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作更是亟待提高．因此，从保护现状上看，保护情况相对良好可进行进一步八旗文化深度开发的遗产地，多位于内城的北部地区，但整体上看仍较为分散．如何将这些散布在城市各个空间的遗产地整合起来，最大程度的发挥其特点，从而进一步推动文物保护工作，是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界的重要工作．在区域、经济、交通、配套等多种整合方式之中，文化整合是最能体现遗产地内在属性特点，挖掘区域内涵的一个整合方式．可在内城区域内，先开展八旗文化遗产集中区的文化整合，挖掘区域历史文化资源深度和创新点，带动周边资源配置，形成一定产业规模，并以此为契机带动其它非集中地区八旗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工作和进一步发展．而从现状的空间格局上分析，这个较为集中的区域，主要为两处:南锣鼓巷地区以及什刹海周边地区．这其中八旗文化最为集中地南锣鼓巷地区，清代曾是京旗镶黄旗满洲头参领、二参领和三参领所辖地［10］，区域整体文化以八旗满洲文化为主．目前，南锣鼓巷地区分布着10处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地，全部为王府和旗人故居类遗产．这也表明了南锣鼓巷是北京目前最能体现八旗居住文化的区域．八旗制度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制度，内城八旗居所分布，在清朝也体现出军营化、整齐、聚集的特点．而南锣鼓巷现存的这些王府与故居的聚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八旗城市布局、旗人居住布局的特色．此外，这10个遗产地也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北京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10个遗产地中有7处是满洲八旗旗人居所，2处为蒙古八旗王府及祠堂，1处为汉军旗人居住地．2.3北京郊区八旗文化遗产考证及分析虽然中心城区是北京八旗文化的聚集地，但中心城区之外，北京郊区一带也有不少八旗文化遗产地分布．这些分布在郊区的遗产地，从区域上，大体上可分为近郊区和远郊区两部分．远郊区地域范围广，遗产地数量较少，类型以八旗墓葬类为主．近郊的遗产地分布则较为密集，集中分布的有两处:一为西郊地区，二是南苑地区．清朝时，南苑也称南海子，自元代起此区域就作为皇帝郊游、狩猎的行宫所属范围．清代，旗人以其骑射闻名，清朝皇帝为了维持旗人骑射能力及勇猛精神，十分强调旗兵操练、习武，皇室狩猎习俗的延续．南苑作为专供皇室、官僚行猎和操兵习武的围场，而得到重视［11］．因此，南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代所强调的八旗精神，是北京郊区重要的一处八旗遗产文化区，涉及地域范围也较广．在表1的狭义八旗文化遗产地中，大红门东门房和团河行宫遗址均是南苑文化圈层的一部分．除南苑之外，西郊地区是郊区北京八旗文化最为聚集的区域．清代在西郊建设三山五园，与此同时，也设立八旗驻防旗营三处:圆明园驻防八旗、香山健锐营、蓝靛厂火器营，统称西郊外三营．八旗营房设置、布局与发展是八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八旗营房也是八旗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形式．今天现存的北京八旗营房数量较少，能进入保护名录的就更少，但八旗营房文化却一直存留在内城和西郊的区域文化根基当中．相比于内城翻天覆地的变迁，西郊地区的这些旗营，仍保留了些许文化遗存．圆明园驻防八旗和蓝靛厂火器营的实物遗产已几乎不存，但清代所形成的区域文化氛围，至今仍对当地的地名体系、街道格局、居民构成等方面有着较深的影响，有很多地名仍保留了清代的旗营名称，如“正红旗”、“厢红旗”、“厢白旗”等．西郊地区现存的八旗文物保护单位遗产地有13处，分别为皇家类的颐和园、圆明园遗址、静明园、静宜园、承泽园、恩慕寺、恩佑寺，官署类的昇平署，王府类的乐家花园，驻防类的健锐营演武厅、清代碉楼，纪念类的松堂、教育类的香山八旗高等小学(部分详见表1)．在与三山五园相关的8处皇家类与1处王府类遗产之外，其余4处八旗遗产地均在香山地区．就现状而言，香山是北京郊区八旗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而且，这4处遗产地均属于上文中提到的狭义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可见此区域不仅分布集中，八旗文化类型亦十分突出．而同时，香山地区体现的八旗文化类型与内涵，又不仅限于香山地区，由于香山的八旗文化遗存，是基于乾隆为打大小金川而设立的健锐营，因此北京其它地区和大小金川战争相关的纪念类八旗文化遗产地，也是这个文化圈层的成员，例如原位于内城沙滩北街的乾隆敕建碑(表1);另外位于房山区的郊劳台，虽是乾隆为平定准噶尔庆功的场所，但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乾隆时期八旗军队平定西南和西北地区这一历史过程，与西郊香山地区的八旗文化遗产整合在一起，可组成独特的八旗军队历史文化圈层，这使得北京历史文化内涵，在八旗文化分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化．香山地区目前旅游开发与区域文化，主要基于自然资源，而对区域历史文化类型的深度发掘，重视香山作为郊区八旗文化聚集地的特点，对于香山地区文物保护及区域文化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3北京文化中八旗文化的层级关系
北京文化的深厚底蕴中，既有时间概念，又有空间概念，既有权力概念，又有民族概念，纵横交错地形成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圈层网络．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文化圈层，是皇家文化与老北京市井民俗文化，它们既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对象，也是历史文化旅游的热门地点，更是文化学者最为关注的北京文化核心．在这两类文化圈层之下，北京文化中同样蕴含了大量细分的文化圈层．本文在以往对北京文化细分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八旗文化这一清代特有文化圈层，从现存物质文化遗产地的角度，对它进行空间格局的深入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目前现存北京八旗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规模、类别、空间聚集区域和空间分布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八旗文化主要集中在内城和西郊地区．与清代不同的是，由于近现代化建设，今天八旗文化遗产的聚集区已明显缩小，仅存在于内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地段及郊区更细一级的八旗文化圈层(香山八旗军队文化圈层)之中．北京市域范围内，存留了很多与清代八旗文化相关的遗产地，他们不应被笼统的归纳在老北京文化圈层或皇家文化圈层之内．随着文化遗产界、旅游界对城市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呼声愈发高涨，将北京现有遗产中具有深一层文化内涵、数量可观、可进行文化圈层整合的遗产地组进行历史文化梳理与归类，是研究城市文化深层底蕴、细分文化保护与旅游市场的第一步．同时，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空间分析，也是未来对此类型文化圈层做进一步保护、规划和开发的前提．只有通过空间分析，才能直观、清晰的看到八旗文化在北京的集中分布区域，同时也可以得到这些区域间文化圈层的差别与联系，为进一步深入发掘八旗文化内部的文化层级关系提供基础．基于以上对北京八旗文化类型和空间格局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从北京现有物质文化遗产(基于文保单位)角度出发，北京文化中的八旗文化遗产的层级关系图:如图3，由于八旗在清代的特殊地位，八旗文化作为上可连接皇家文化下可结合市井风俗文化的一个特殊的北京文化类型，其内涵十分丰富．虚线内为本论文主要探讨的八旗物质文化遗产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另一类内涵丰富的文化类型，图中虚线内的多种文化类型中也或多或少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本文暂且不表．在八旗文化与北京文化的关系中，八旗文化不仅是当今最热门的两类北京文化中的桥梁，在它之中也蕴含着北京文化自清代至今的时空变化．本文在对当今八旗物质文化遗产做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北京文化中八旗文化层级关系，旨在更清晰的了解北京文化中八旗文化的位置，为其空间格局研究提供更深层的逻辑框架．
作者：赵寰熹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