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有其特殊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包含三个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过程。这三个内容掺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国元素，因而具有民族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这样一种形态：本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体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程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探索或实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其在中国的运用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民族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具有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包含着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实际上表明了哲学意义上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只有将共性运用于个性，由个性来体现共性的时候，才能是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个性在这里就是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实际则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自然资源从事的包括经济活动在内所有的社会活动状况，如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宗教活动等等的状况。而这些状况显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特色，即中华民族性特色。这种民族性特色是区别于其他世界民族，如俄罗斯民族、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等等的特色。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这些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其发展过程的结果也会体现出这些民族的民族性。当然，这些民族性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应该认为，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赞成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从地域、文化及本质对民族性进行了清晰、准确的表达。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包括下列内涵：其一，民族是人类社会某一部分难以分离的稳定共同体；其二，民族具有共同使用的语言或文字；其三，民族的经济生活相同或相似；其四，民族生活在某一共同活动的聚居区；其五，民族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对某个事物的判断具有共同的心理趋向；其六，民族是长期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因而它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包含在它的一切特征之中；其七，民族的精神力量及心理凝聚力乃至经济社会生活都受到其共同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其共同文化。中华民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对象，也是在代表人物领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体。因此，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及结果中，都会深深烙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根据自己的地域情况、历史情况、文化情况、宗教情况、心理情况、经济情况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而取得相应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所期望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是由５６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的特点又不一样，这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状况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这在世界其他民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元素要在其过程中得到很好表现，必须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也即是加强我们５６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将中华民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整体性主体及对象，使整个中华民族享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第二，使５６个民族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去学习和理解、运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５６个民族共同遵循的原理、方法及世界观，这也将为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理想及经济行为提供保证。第三，使５６个民族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的原理改善及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从而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提供更为具体、更为鲜活、更为丰富的中国素材，进而提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原理。第四，加强５６个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区域交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通过彼此的交流而共享。第五，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的交流及共享，逐步影响５６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消除历史上遗留的不合理及不平等现象，真正形成不仅能反映出５６个民族特点，而且更能反映出整个中华民族特点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成果是民族性实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的揭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理论及实践的具体，这种具体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内容，特别是民族性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要形成实践成果，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首先，在内容上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否则再好的实践在中国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在形式上要采用中华民族能够接受的载体，特别是语言文化载体，否则再好的实践与中国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实践发展为例，它是一个基本实践事实，但在中国却只能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特征，形成当今中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实践事实。又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特别是揭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或过渡阶段的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性发展过程的特色，形成新民主主义阶段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事实。这些历史阶段在其他国家没有，是中国才特有的。因此我们才能说，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我们中华民族所在的整个社会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只有中华民族才具有而其他国家民族不具有的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实践内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分配制度的实践成果为例，我们现有的分配制度也不断地掺合了中国分配观的元素，而这种中国分配观，正是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在利益分配领域的民族文化意识，例如老子的全民平均分配观、孔子孟子的等级平均分配观、洪秀全和孙中山的社会大同平均分配观，等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初实行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制度尽管提倡“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平均分配，这一方面是计划体制的弊端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华传统中平均分配观念的影响。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是在以前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重新形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的分配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形成实践成果的具体化和民族化。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现了民族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中积累了许多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从中国经济社会的民族性土壤中生长出来，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无论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陈豹隐的经济理论，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刘诗白等人的经济理论，无论是毛泽东的经济理论，还是邓小平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透出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色彩。陈豹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突出了“马学中用”；刘诗白被誉为中国五大产权理论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显然，他们的理论源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国际文化，但都贯穿于中国应用、中国风格所体现的中国民族性特点。而以毛泽东经济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完全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语境表达出来，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主体、客体、经济关系的内涵，明确了这一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性质、发展动力、发展方向及根本任务，指明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基本方法及基本途径，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内容；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各种战略，如“三步走”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新观念，如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贡献了崭新的理论成果。有的学者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学术成果概括为下列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结合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等。①上述理论成果无不打上当代中国特有文化的民族性烙印，是典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从那时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就开始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整个过程里，中国的民族性特色深深地融入其中。正如毛泽东所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所以，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造”，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用中国的民族文化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用中国人民通俗易懂的民族文化形式简单明了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进行阐释及实践。例如，马克思曾经认为，生产力中包含科学。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非常时期，邓小平不仅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间就重申过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在１９７８年３月，邓小平又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又如，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③邓小平同样根据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现实，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并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①再如过去，我们忽略了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出发的原则，从而无法根据中国的实际，说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话。而在１９８４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深入改革迈开了新的一步。因此邓小平认为，这是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②“……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③又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④并进一步认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⑤即是说，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中的抽象要素，必须要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结合才有现实的意义。为此，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论断，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表达、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而胡锦涛在回顾改革开放３０年取得的成绩时认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活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这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战略，要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的论述，形成了其有中华民族文化形式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党的十八大，进一步通过“三个自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探索过程。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的民族性有必然联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指导各个国家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性意义。然而，世界各个国家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文化风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等均不相同，因此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与这些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都有一个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相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于是，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越南化、朝鲜化、古巴化、俄罗斯化、美国化等具有必然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能够在不同的国家体现不同的民族文化或民族性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各国家的本土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具有民族性的必然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阐释的劳动者内涵，如果按照朝鲜的“主体思想”阐释，则是将劳动者视为万物的主人，是推动社会生产第一性的客观存在。而“主体思想”早就存在于朝鲜民族的思想文化领域，经金日成的深化才被赋予新的意义。１９５５年１２月，金日成在一次讲话中公开提出了与政治独立和经济自足相联系的“主体”概念，形成了“主体思想”的基础，并作为马克思主义朝鲜化的朝鲜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成为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南。朝鲜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开始了社会主义过渡，金日成宣布要在１５年内赶超东欧兄弟国家，要通过“千里马运动”等方法，迅速使朝鲜成为经济及政治、军事强国。又如古巴的“卡斯特罗主义”或“菲德尔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古巴化的重要表现，同样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卡斯特罗主义”的内容包括民族独立、社会公正、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全球化、塑造新人、党的建设及军队建设等多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在古巴运用、发展的民族化阐释。在卡斯特罗看来，马克思早就设想了一个全球化世界，这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昭示，这个世界是一个对财产进行公平分配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在地球上还远未建立。因此，卡斯特罗对此诠释道，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规律，是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反对也不可能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因为这是现代帝国主义强加给这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古巴化，使古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近年经济出现两位数的增长。而且卡斯特罗多次强调，要“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古巴的实际出发。这些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古巴运用及发展的结晶。又如越南共产党主张，“在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坚定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胡志明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理论指针，认为要把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的革命及科学本质创造性地运用到越南的实践中去。因此，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越南就进行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经济革新探索，并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即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并取得很大的成功。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同样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性。例如，越共“十一大”的大会决议在总结越共的执政经验时，首先就强调“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以及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目标”。①这实际上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越南化的民族性。所以，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其他国家的本土化的民族性，是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客观存在。
作者：蒋海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