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波动传播机制的改变使金融危机扩散的规模与速度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其借助的外贸传播渠道主要是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使得小范围内的有限危机迅速地通过外贸渠道而传至他国，最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文章认为，我国作为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未来应坚持立足于内需的发展策略，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扩大对外贸易市场范围，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通过相关制度措施实现贸易伙伴集体固定汇率制；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合作，强化我国在维持国际金融稳定方面的效用。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贸易；跨国传播；免疫策略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在扩大国际交易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频发，这种由于高经济关联性或强相似性所引发的危机迅速传染，引起理论界与实物界的重视。学者们甚至指出金融波动传播机制的改变已经使金融危机开始像流行性疾病一样地扩散，且扩散的规模与速度正在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肯定经济一体化积极性的同时如何规避其随之而来的危机高扩散性，已成为当代学者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金融危机传播的一般路径分析
理论界始终致力于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研究，试图从看似无关的、杂乱的路径中找寻相似的特征，为未来有效预防危机的再次爆发提供有效的指导。Krugman指出来自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旦与市场汇率间出现不协调，就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爆发。①Obstfeld和Sachs以1990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为典型案例，在Krugman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中本身就存在多维平衡点，那么来自于政府的行为和市场自身的预期就都成为影响平衡点的重要因素；②③Blanchard和Watson,Allen和Gale从资本市场运行入手，其泡沫化所可能诱发的银行业危机；④以ChiangTC和ZhengDZ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来自于投资者的羊群行为是导致金融危机效应外溢的主要根源所在；⑤Akerlof和Romer,Krugman则从投资者角度出发，发现投资行为的过度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⑥Calvo进一步指出尤其是外资的投机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稳定破坏性极强；⑦ChangR和MajnoniG却主张从宏观经济基础着眼，综合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信念；⑧Hai1eF和PozoS则专注于货币传播渠道的分析；⑨Kaminsky等则关注于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共性研究，通过构建“共生”模型，探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共同的危机诱发根源；⑩而以Diamond和Diybvig为代表的学者甚至直接构建了“金融恐慌模型”，以便清晰揭示金融危机从潜在到爆发的整个过程；他们的这一研究结论得到了Radelet和Sachs等学者的认同，并将其很好地用以解释了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于国外研究者对金融危机爆发机制的多角度研究，我国学者更侧重于对理论研究结论的实证检验，例如，以李成、王建军和黄薇等为代表的学者就专门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进而分析了其直向性到交叉性传染的动态效应；潘敏和郭厦则专门对投资者视角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可见，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得出了彼此各异的结论，对于金融危机产生根源和传播机制虽未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对其具体的传播渠道基本形成了以下观点。一是共生因素所引致的多国金融市场价格协调运动，由此导致各国爆发货币危机。该观点主要解释了新型工业国家受国际商品价格影响，诱发国内货币危机的现象，其中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是导致国际物价变动的主要因素。二是国际贸易活动所导致的国内危机外溢，由此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该观点指出来自于国际贸易的危机传导不仅仅限于参与国之间，还可以延伸至第三方市场，即发生于某国国内的货币贬值，在提升自身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也直接抢夺了同类商品供给国的市场，导致国际市场预期被打压，国汇率将进一步贬值，最终引发对其的货币供给，诱发货币研究。三是资本市场国际化所导致的跨市场危机，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伴随国际间经济交流的深入，金融机构间也突破国界限制，彼此间联系日益广泛，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货币资产的频繁流动，一旦某国出现流动性危机，就可能通过拆借头寸来迅速缓解，但这就加大了其他市场货币危机的潜在风险；若是国家间资产运动同时具有强相关性，则金融危机又可通过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迅速地外扩，导致国家间金融危机的“高传染性”。四是基于投资者行为的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即由于投资者心理预期和资产调整行为而导致的。该类型的金融市场波动不同于前三种，并非国家实体经济基础出现非平稳性，而是单纯的由投资者行为导致短期资本流动异常或资产组合大幅调整，由此影响某国内或整个国际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近年来，学者更提出这种危机可能因为羊群效应而迅速在国际市场蔓延，最终诱发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跨国传播的一般机理与路径
金融危机在爆发初期其危害性主要限于国内市场，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下，这种小范围内的有限危机就会很容易也很迅速地借助外贸渠道而传至其他国，最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借助的外贸传播渠道主要是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贸易伙伴传播即直接双边贸易传播，危机的一般扩散路径主要是“危机源国”通过对外货物、服务交易或投资等将本国风险扩散到合作国，其主要方式是危机源国由于遭受金融危机而致使本国货币短时期内迅速大幅贬值，这将直接导致贸易合作国同时增加大幅的贸易赤字，进而导致合作国外汇储备同步减少，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合作国很容易成为投机者的货币冲击对象，最终同样遭受货币危机；除此之外，危机源国的货币短时期内大幅贬值会同时拉低贸易合作国的价格水平，使合作国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对于合作国国内居民而言，货币需求量随之减少，而兑换外币的需求却会上升，这会再次加速外汇储备的减少速度，诱发更大规模的货币危机。竞争对手传播即间接双边贸易传播，其也是通过贸易联系将危机源国与对手国联系起来，只是传播方式与贸易伙伴传播有所差异。该传播路径假设，由于两国属于竞争对手，那么一国货币遭受危机而出现大幅贬值会同时带来该国贸易出口量的同步增加，在竞争国看来，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就必须同时采取一定的货币贬值策略，以刺激本国出口贸易，一旦出现该种情况则会增加对手国被投机者货币攻击的风险。这就使得原本只发生于一国国内的货币危机外散成更大范围的区域金融危机，具体传播路径见图-1。从图-1可见，B国和C国与A国均有贸易关系（假定为双边贸易）但彼此间不存在贸易关系，若A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将迅速使本国货币贬值，此时由于A国与B、C国间有贸易合作关系，则金融危机很快传播给B国和C国两国，产生A国对B国和C国的贸易伙伴型传播；若B国和C国与A国存在竞争关系，A国货币贬值将提高A国商品的竞争力，增加对B、C国的出口，抑制B、C国商品的进口，这就促使B国和C国产生货币贬值的动机，使B、C两国加入竞争性贬值的行列，这必然增加两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风险，甚至出现金融危机传播的叠加效应，即出现竞争对手型传播。事实上，国际贸易网络中贸易伙伴型关系或竞争对手型关系是交叠存在的，这就使得金融危机的扩散路径也是复杂交杂存在的，一旦某国国内出现局部的货币危机就很容易通过网络交织的危机扩散路径，像流行病一样一轮又一轮地传播扩散开来。例如，A1爆发局部性货币危机则会首先通过上述两种途径“传染”给自身的贸易合作伙伴B1和竞争者C1，B1和C1则会相继传染给自身的合作伙伴B2、C2，以及竞争伙伴B3、C3，即开启了金融危机的第二轮传播，如此往复呈现出多米诺骨牌式的扩散效应（见图-2），直至各国采取措施治愈自身的危机，才能最终切断传播的路径，逐渐从危机中恢复。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危机传播渠道其对他国的溢出效应就是通过贸易渠道传播所产生的价格效应、收入效应，以及通过竞争对手渠道而产生的政策性效应和物价因素效应，这也意味着对于金融危机的免疫预防必须回到对上述因素的管控上。
三、基于我国国情的金融危机传播免疫策略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呈现出系统性和复杂性，在加速整体发展速度的同时也犹如双刃剑一样，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复杂化、高传染性和强破坏性。这也为我们预防、化解金融危机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即必须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注意研究危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同时注重提高免疫系统的整体功能性。具体到经济领域，要求各个国家充分利用紧密的贸易关联，由国际贸易系统整体功能的改善入手，通过系统的调节和资源配置效能而减弱金融风险的传染速度，即在危机源国局部货币危机爆发初期就通过世界经济组织给予实时救助，或者是通过贸易合作国进行必要的救援，同时，对于贸易合作国和竞争国给予相关的经济救援，防止其成为货币投机者的供给对象。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整体运行状况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破坏度十分有限，可以说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还是处于正常状态的，具体见表-1。可以看出2007—2013年间我国外汇储备处于持续增长状态；进出口贸易虽然在2009年出现小幅波动，但很快回归平稳增长状态；外债余额始终处于合理区间范围内；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说明人民币未出现大幅贬值的状况。这都证明在2007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国尚未出现货币贬值、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经济衰退等金融危机感染迹象。但这并不表示我国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是处在安全无忧的状况下的，我国依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即构建更为有效的危机免疫体系，方能在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分析防御能力。一是坚持立足于内需的发展策略，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从我国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出度、入度和节点权排名来看，三者均位于全球前五之列，这意味着我国在成为出口大国的同时也是全球的进口大国，国际外贸依存度相当之高，与其他国家贸易联系十分密切。从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染路径来看，这样的外贸依存度使得我国遭遇他国金融风险传染的概率也非常高，基于此，未来我国应坚持立足于内需，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着眼于国内市场，虽然在过去几年外向型经济对我国就业率的提升贡献较大，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尤其是世界性金融危机迟迟难以抑制的背景下，来自于国内市场的消费拉动才是更为持久和安全的经济发展动力源之所在。二是扩大对外贸易市场范围，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下，一国想要实现自身更快的发展就必须融入国际市场。对于我国而言，以往与美国、日本的频繁贸易联系虽然实现了国际进出口额的持续增长，但未来不应该限于此，为避免因贸易联系过于集中于某国或某地区而感染危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贸易合作市场，增加新的贸易合作伙伴，特别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以便降低和分散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网络对我国的传播风险三是通过相关制度措施实现贸易伙伴集体固定汇率制。从2007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来看，其集中反映了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固有、内在缺陷。事实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自身的货币目标与国际货币需求间是存在矛盾的，很难同时实现对双重目标的兼顾，很容易因为抑制国内通货膨胀而影响国际货币需求，也很容易因为刺激国内消费增发货币而导致全球流动性剩余。基于此，未来国际贸易伙伴间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实现集体固定汇率制，以防止储备货币发行国因自身货币政策调整而波及国际金融市场。四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合作，强化我国在维持国际金融稳定方面的效用。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对于身处其中的任何一国而言，若是只关注于自身经济安全而忽视对国际金融秩序的维持，是无法独善其身的。从金融危机传播的渠道也可以看出，只有及时阻断危机源国的传染源才能真正终止危机的不断扩散。我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应该积极加入国际货币金融合作，为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更为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
作者：王毅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