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稳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扩大内需、稳定宏观经济的必要条件，更是真正实现全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营制度的变革、农业税的取消、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的推行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从1982年的207元增长到2013年的8896元。但这些因素对未来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潜力有限，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依然较弱。如何通过提高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构建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决定农民收入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和积累，正如舒尔茨所说，“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并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因此，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对提高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以及构筑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投入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一是研究单一因素（如教育投资、健康投资、迁徙投资等）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Mincer（1957）构建了一个把个人收入分配与个人教育投资联系的模型，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个人获得收入能力的有效路径。孙敬水（2006）等利用Mince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教育对农民收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宋英杰（2010）利用Aschauer的方法从总体和分地区角度探讨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及地区差异，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高于物资资本和政府支持，但不同地区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差异明显。蔡昉和都阳（2003）认为迁移投资可以缓解农村贫困，改善农村收入分配状况。张车伟（2003）、魏众（2004）认为健康投资对农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二是综合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李成谷（2006）综合研究了教育和健康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认为教育和健康投资不足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郭志义（2007）在舒尔茨人力资本学说的基础上利用VEC模型综合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认为农民教育与健康投资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迁移投资可以促进教育与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可以降低迁移成本。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不管是基于单一因素还是综合因素，大都只是从人力资本与农民增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没有分析人力资本投资是如何影响农民收入的。那么人力资本投资究竟是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其主要影响路径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在农民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就业能力提升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而农民就业能力的提升又受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因此，本文以农民就业能力为研究切入点，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就业能力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从而揭示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二、人力资本投资、就业与农民收入增长
1.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就业能力的影响
根据Kuznets、Schultz等人对人力资本投资内容的扩展，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投资定义为教育投资、健康投资、迁移投资。农民的教育投资主要指农民所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非正规的技能学习，这种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投资不仅影响农民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其进行最优就业抉择的能力，甚至会影响其完成工作获得收入的能力。Sumner（1981）考察了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指出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了农民获得就业转移的机会。Schultz（1968）提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资源配置能力，而这种配置能力比生产功能对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影响程度更大。农民健康投资主要包括维持或提高健康水平的医疗保障和保健投资（Mushkin，1962），这种维持农民身心健康的投资是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的保障。迁移投资是指农民为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实现技能价值而进行的投资，包括自身进行的交通、通信等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投资，也包括政府及社会组织创造或提供新就业机会的投资。不管是农民自身的迁移投资还是政府及社会组织的有关投资，都会影响农民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
2.就业能力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
农民的就业能力包括非农及农业内就业能力。非农就业能力指农民实现农业外就业的能力，可概括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业决策的能力和就业岗位胜任的能力。农业内就业能力指农民实现农业内就业的能力，包含获得农业内就业机会的能力、有效配置自有资源实现收入最大化的能力以及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产出增加收入的能力。农民实现就业是获得收入的基础，在农民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在技术、健康状况、年龄、性别等就业约束条件下，进入不同的行业实现就业，进而产生收入的差异。农民能否进行最优的就业决策以其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为基础，并直接影响农民获得的收入。农民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地域、行业、职业组合选择，不同的地域、行业及职业组合选择将会产生不同的收入。农民胜任就业岗位的程度决定其收入的增长空间，在同一行业或同一工作岗位，因具备不同的工作完成能力也会产生差异化的收入。
3.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中介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使农民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智力及体能水平，提升自身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业决策能力以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进而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首先，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使农民收入增加的途径扩大。具备较好智力及体能条件的农民不仅可以实现农业内就业，还可以实现农业外就业；不仅能够自主经营，也可以受雇于他人；不仅能够突破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约束，而且还可以适应非农市场的复杂环境；从而打破传统的收入单一途径的格局，扩大收入增加的途径。其次，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使农民收入增加的潜力扩大。不论是非农就业还是农业内就业的农民，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可以具备某一或某些行业的工作技能，而且具备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优化配置自身资源的能力，通过干中学提升行业技能，提高工作效率，获得更大的收入增长空间。最后，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使农民收入增加的稳定性增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还可使农民在就业及其他市场中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4.农民收入增长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农民收入的增长一方面来源于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包括自主经营获得的收入、换工或雇工获得的收入；另一方面来源于非农就业收入，即在农村或城市从事非农业获得的收入。在农村职业选择两级分化的背景下，非农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起决定性作用。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或有所增加时，基于一定的人力资本的认知，农民会根据收入约束的改变调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水平。非农收入的增加，一方面降低了人力投资的收入约束，另一方面在非农就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人力投资的积极认识。因此收入的增长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水平。如图1所示，根据人力资本投资、就业能力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可以得到如下命题：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升农民就业能力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并促进农民增收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下文将采用实地调查数据对此进行检验。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的说明
样本数据与变量选择；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3年暑假及寒假期间在重庆市四个区县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此次调研涉及重庆市九龙坡区、忠县、丰都、垫江四个区县，每个调查区县选择一个典型镇，共回收51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74份，样本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1）人力资本投资变量教育投资变量（x1）：调查地区农民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接受的正规的学历教育，二是地方政府或企业免费提供的或农民自费参与的职业培训。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来综合衡量教育投资水平。由于农民接受的职业培训都是比较短时间的非正规教育，其代表的教育投资水平低于正规的学历教育，因此可以将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进行如下分级：只受过初中以下教育的农民的教育投资水平设定为低级，受过初中教育且受过职业培训、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农民设定为中级，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且受过职业培训、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农民设定为高级。健康投资变量（x2）：调查地区农民的健康投资表现为多个方面：一是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二是健康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三是食用保健品，四是定期体检。由于所调查地区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为100%，因此本文从健康知识的学习和积累、食用保健品、定期体检三个方面衡量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从调查情况来看，各种形式的健康投资在农民间的差距不大，为了量化的方便，假定不同形式的健康投资代表的健康投资水平相同，根据健康投资种类的多少可以计算出农民健康投资指数：将具有两种以上健康投资形式的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设定为高等，将具有一种健康投资形式的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设定为中等，将三种健康投资形式都没有的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设定为低等。迁移投资变量（x3）：调查地区农民的迁移投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而进行的投入，二是政府或企业向农民提供就业帮助所进行的投入。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由于调查区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就业帮助仅限于提供就业信息，所以农民主动寻找就业机会的迁移投资水平要高于政府或企业对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既主动寻找就业机会、又接受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设定为高等，主动寻找就业机会、未接受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设定为中等，未主动寻找就业机会但接受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未主动寻找就业机会又未接受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设定为低等。（2）就业能力变量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m1）：在调查区内从事农业取决于农民自愿，几乎没有外在的约束条件，而外出务工有较强的约束条件，因此以是否能够实现外出务工及是否获得满意的工作来衡量农民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能够外出务工并能获得满意工作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高等，能够外出务工但必须降低要求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中等，不能实现外出务工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低等。就业决策能力（m2）：就业决策能力指农民优化配置自身就业资源的能力，农民所拥有的就业资源主要是自身劳动力，因此以农民劳动力的闲置程度来衡量其就业决策能力：无闲置劳动力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高等，劳动力部分闲置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中等，劳动力完全闲置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低等。就业岗位胜任能力（m3）：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指对岗位工作完成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岗位胜任能力越强其获得的报酬就越高，因此本文以同一岗位获得报酬的多少来衡量农民的岗位胜任能力：同一岗位报酬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高等，同一岗位报酬接近平均水平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中等，同一岗位报酬低于平均水平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低等。（3）收入水平变量非农收入（y1）：将农民实际获得的年非农收入划分为5个等级，代表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农业收入（y2）：将农民实际获得的年务农收入划分为5个等级，代表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实证模型选择；本文参考温忠麟（2004）及刘竞哲（2008）提供的的方法构建人力资本、就业能力、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模型。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7.1软件分别估计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中介作用。为消除共线性，将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1）人力资本投资及就业能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第一，教育投资及健康投资对农民的非农收入影响较大，而迁移投资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明显。尤其是教育投资，其影响系数达到0.75，意味着教育投资增加一级，将会使非农收入提升0.75级。农民在非农就业的过程中其受教育程度及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了其就业机会的获取及正确的就业决策。尤其是教育投资，不仅对就业机会的获取、正确就业决策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对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如表3所示，教育投资对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就业决策能力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27、0.13、0.44。农民以就业决策能力及岗位胜任能力为依托，并具备一定的就业机会的获取能力，才能突破传统的以继承为主的就业方式，才能提高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同时，在具备一定就业机会获取能力的基础上，只有具备一定的就业决策能力和岗位胜任能力，农民才能优化配置自身所具备的劳动力资源，最大化获得非农就业收入。而迁移投资尽管对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及就业决策能力有显著影响，但是由于农村迁移投资差异化较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第二，教育投资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影响较大，而健康投资及迁移投资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教育投资的影响系数达到1.18，意味着教育投资增加一级，将会使农业收入提升1.18级。尽管大多数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较低，但是由于多种农业形态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大多受过相对较好的教育，拉大了与传统农业经营者教育投资的差异。教育投资通过提升从事农业劳动者的决策能力（农业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岗位胜任能力（农业生产经营技术的吸收和掌握能力）来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尽管务农劳动者健康意思逐渐增强，但由于健康投资形式单一，总体水平较低，个体之间差异化程度较小，使其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小。第三，作为教育及健康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中介变量，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就业决策能力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对非农收入的影响显著。其中，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影响最大，其影响系数达到1.26，意味着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提升一级，将会使非农收入提升1.26级。就业能力的提升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各种形式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劳动者的智力及体力水平，扩展就业信息获得的途径，从而提高就业质量和收入。从表3的结果可知，非农就业能力的提升，教育投资的贡献作用最大；而农民总体健康投资及迁移投资水平较低，且差异化不明显，使其对就业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第四，作为教育投资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中介变量，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就业决策能力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达到1.83），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对农业收入影响较小，而就业决策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为负。主要是由于从事农业面临较弱的竞争，劳动者的准入条件较为宽松，使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为微弱；同时，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多为被动选择，如果在放松就业约束的条件下，理性的就业决策结果是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因此就业决策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为负作用。2．就业能力的中介作用根据表4可判定，各就业能力变量对教育投资及健康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教育和健康投资是完全通过全方位就业能力的提升来提高非农收入的，表明就业能力提升在农民非农收入增长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农民收入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从农民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来看：非农及农业收入对教育投资的影响显著（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并且非农收入对教育投入的影响程度大于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对迁移及健康投资的影响不显著，非农收入对迁移投资的影响显著，但影响力不大，对健康投资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在低水平的人力投资背景下，收入差异对人力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投资的差异上。收入是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条件，收入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收入水平越高农民用于人力投资的约束就越弱，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农民在迁移投资途径单一、健康投资观念陈旧的约束下，收入的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就集中表现在教育投资上，即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教育投资水平的提高，而对迁移投资与健康投资的影响微弱。非农收入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大于农业收入的影响，一方面说明非农就业的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动性强于农业就业的农民；另一方面说明在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都较低的情况下，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受收入的约束较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民就业能力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角度，探求促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农民收入的增长来源于农民就业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提高；而农民的就业能力受制于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特别是教育投资水平；同时，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又影响到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因此，提高农民的教育投资水平（尤其是职业教育水平）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提高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提高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保障。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力度，改善教育投资结构。在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硬件及软件投资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投资，引导农民接受具有针对性和应用性的专业职业教育，将农民逐渐培养成为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能力的现代农民。第二，完善农民迁移投资的综合环境，搭建农民迁移的信息平台。在加大对农村信息网络、道路交通等硬件投资的基础上，构建农民了解外界就业信息的综合信息平台，为农民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方便。第三，提供全方位健康投资的政策保障。在提高农村医疗、保健等硬件及软件投资的前提下，为农民提供进行低成本健康投资的政策保障和条件，使农民即使在有限收入约束下也可以进行高水平的健康投资。
作者：吴振华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