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互联网时代，党的建设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互联网思维借助技术影响力，由外而内跨界介入党建工作领域，并通过作用机制将思维物质化。在重新界定互联网思维的基础上，从技术、制度和理念三个维度解构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机制，并对其功能进行区分和评价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思维；党建工作；作用机制
从历史上看，技术对于政治的影响，无不沿着从工具到工具思维的进路，最终沉淀为政治文化，互联网也不会例外。互联网对政党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其起始进程则源于互联网技术工具带来的震撼，政党在自身建设领域采用“刚度等代”[1]方式“+互联网”，以期通过“传统为体，网络为用”方式实现与时俱进。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深广扩散，技术工具对行为体思维和组织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强，党建传统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由技术工具自生的技术思维即互联网思维，对党建的伦理、理论，乃至实践工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政党转以“网络为体，创新为用”，实施“互联网+党建”“互联网×党建”，抓机遇、应挑战，用互联网技术和逻辑，特别是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和改造传统党建工作。从工具到思维，互联网影响党建工作，虽是政党的自觉过程，但更多的则是时代潮流等外部性因素内渗的结果。就具体过程而言，工具是显性的，而思维则是隐性的，也是根本的，其中的作用机制值得探讨。
一、作用机制中的核心概念厘清
作用机制是有机体各部分之间构造、功能的互动关系方式，它以承认各部分的独立和自主为前提。所以，要探讨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机制，必先明确互联网思维和党建工作的独立性，继而探究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这就需要厘清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一个在其诞生领域仍存在争议的概念，随着互联网思维不断跨界外溢和渗透，无论在业界还是在学界，关于互联网思维的分歧和争论始终热度不减。支持者不断推陈出新，界定互联网思维的内涵与外延，积极宣介其这一思维颠覆性的影响力。反对者却指出互联网思维并不存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是商业化的投机性外衣或是资本编织的互联网新衣。[2]而调和者则在肯定互联网思维的同时将其去魅，强调互联网思维不是互联网所独有的思维，其思维要素既有纵向跨时代继承的，如迭代化、平台化、颠覆化、参与化等，原来在前互联网时代已经存在，只不过被互联网放大或强化而已，也有横向跨领域借鉴的，比如互联网思维中的用户体验是20世纪90年代由唐纳德•诺曼提出来的，最早用于人机交互领域。目前，无论学界和业界从何种价值判断出发来定义互联网思维，但列举或描述都是其主要界定方式，只是在切入角度上存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之别。例如，在历时性维度上，有从马克思主义分析生产方式与社会历史形态关系的逻辑出发，构建生产方式与思维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指出：“互联网思维……是与小批量多品种的信息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是智慧思维、社会网络思维、低成本差异化思维、分享的思维。”[3]有从时代转型的角度切入，沿用阿尔文•托夫勒农业、工业、信息革命的路径分析，指出：“互联网思维是按照互联网的特点和规律的思维、用户需要的思维、按照行业的规范和产品质量标准而展开的思维。”[4]在共时性维度上，业界和学界把互联网思维归纳为四大、五大、六大思维，乃至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这九大思维等不一而足。当前，互联网发展“三期叠加”，只有抓住三期互联网发展的本质特征，才能给互联网思维一个最小公倍数的定义。互联网思维作为技术工具的意识形态化，即如尼尔•波斯曼所言：“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5]。或如史蒂夫•洛尔所定义的“帮助我们重塑世界观”[6]。以此界定互联网思维，即是与网络信息文明相适应，由互联网技术所激发或放大的一种以用户为中心、以数据为依据、以互联为工具，强调平等、互动，开放、参与，量化、个性的思维方式。与采猎农牧文明的贤能人经验思维、机电工业文明的经济人理性思维相对应，网络信息文明的互联网思维，是一种数字人智慧思维。二是党建工作。党建工作也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这缘于党建概念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党建一般被认为有三层含义：理论科学、实践活动和法规制度，也有学者用三个定位将之分解为：一项工作、一门学科和一个研究对象。[7]但这些只是明确了党建的表现形式，没有廓清党建的具体边界。实际上，党建广义的界定包括党政关系建设、党群关系建设、党际关系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狭义上仅指党自身的“五大建设”，而党建工作通常是从狭义上理解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工作，在实际执行层面则具体化为党委（党组）建设工作，以及党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等党的工作部门和纪检委的工作。本文所指称的党建工作是从狭义层面理解的，并在这个层面考察互联网思维的作用机制。
二、作用机制的分层解构
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范围。首先，党的建设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党建工作受到时代技术、逻辑和思维的全方位影响，面临从机电工业时代向网络信息时代转型的压力，而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外部的成功实践，产生了外源性因素内引的动力，这造就了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发挥作用的必然性。但党内数字鸿沟、不适宜互联网思维和非互联网思维仍积极有效的工作领域的存在，是互联网思维发挥作用的边界。其次，党的先进性和自觉性所关联的与时俱进诉求，不言自明地包含了时代技术和思维，即与思俱进。而且党所继承的无产阶级党建传统，十分强调与先进的时代技术和思维结合起来，如，列宁就主张通过“全俄政治报计划”，借用报媒的组织技术、逻辑和思维建党。再次，党员和干部受互联网思维影响，也会在党建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运用。由此可见，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发挥作用是明确的，但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细化分析，本文拟从技术、制度和理念三个层面进行解构。首先，互联网思维强化互联网技术应用。互联网思维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工具思维，强调互联网技术应用是互联网思维的“下意识动作”。在宏观层面上，党所面临的时代转型已不仅限于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历史方位转变，而又进一步加上在机电工业向网络信息文明转型背景下，以及在现实网络“双空间交联治理格局”[8]中，如何借助时代技术改善党建制度和工作。互联网思维从宏观上影响党建工作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党政、党际、党群关系和党自身“五大建设”中强化互联网技术应用；在中观层面上，各级组织为了追求工作绩效，积极借用互联网思维，在纪检、组织、宣传、统战等工作中强化互联网技术应用；在微观层面上，党员干部为了工作创新和提高效率，也会在互联网思维的影响下加强对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受党内部门职权划分和互联网“三期叠加”影响，当前党内互联网技术应用存在“两极分化”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党内数字鸿沟在不同的地区、行业、部门、组织层级以及不同的党员群体和工作中存在，党内互联网普及率虽远高于全国的53.2%，但仍存在相当多的空白和薄弱地带；二是部门分设反映在技术领域，造成基层组织运行和维护上级多部门技术系统，工作负担沉重，技术效能不同程度地被抵消；三是互联网技术应用贪新求多，不能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应用不同版本的互联网技术，导致用不如不用、用多不如用少、用新不如用旧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继续增强互联网思维，进行技术再应用，并根据实际情况优化配置技术资源。其次，互联网思维参与塑造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时代命题，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又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四方面改革任务提出了26项重点举措。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命题与互联网思维共时性生成、发展，命题“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展开的逻辑与互联网思维又存在内在同构性，加之建设制度改革本就是问题导向的求新突破，而互联网思维这一“非导致问题”的新思维借助技术影响力，由外而入顺势参与塑造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则顺理成章。当然，党内不同于业界，互联网思维不可能全要素参与塑造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而是以部分思维要素耗散介入方式影响改革。例如，在党内制度、法规制订过程中，强调“开门立规、民主议纪”契合了互联网思维中的公开、参与思维。在制度、法规修订过程中强调“突出重点、针对时弊”契合了互联网思维中的迭代思维。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量化考核评价、教育培训和管理监督等，契合了互联网思维中的数据思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新时期党应对党内外新形势新问题的政治自觉，改革的逻辑首先是解决问题，但最终目标却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党的建设制度体系。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诸多非互联网思维并非无所用处，再加之，互联网思维在从党员到组织的传导、从“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损失、延误、变形甚至扭曲、失真，所以，互联网思维参与塑造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仍是零散的、局部的和非系统的。再次，互联网思维参与重构党建工作理念。党建工作是在一定的理念指导下实施的，我们党的党建工作理念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在政治伦理上体现为党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政治理论上体现为党建原则，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政治技术上主要体现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理念的边界是想象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开放的，这三维理念组合的边界同样如此，在与互联网思维接触、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关系模式。一是逻辑契合模式，即互联网思维中的子思维与党建工作某一理念在逻辑上契合，二者接触即融合形成一体两面的存在状态。例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工作理念与互联网思维中的核心思维——以用户为中心，在逻辑上是高度契合的。用互联网思维审视党建工作，人民无疑是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用户”，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党建工作这个“产品”合格与否的最终评价标准。相应地，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反观互联网业态，也同样没有逻辑上的违和感，只有话语表述上的差别而已。二是竞合模式，互联网思维中的子思维与党建工作某一理念存在竞争关系，二者不断碰撞后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如党建工作的工具性与互联网企业的“寄生性”存在相似之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理念与互联网思维中的平台思维也存在相当的一致性，但后者更强调主体性，即平台搭建者的自主性和自利性，而党建工作理念虽然也强调党建平台的引领、带动功能，但在“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政治自净中祛除了自利性。三是排斥模式，即互联网思维中的子思维与党建工作某一理念存在排斥关系，有些排斥关系是无法调和的。这根源于技术思维与政治思维的不同属性，有些排斥可以调和但需要由实践和时间来验证，如互联网思维强调偏平化决策与既存党建工作垂直多层决策之间需要继续检验并优化。互联网思维在与传统党建工作理念接触、碰撞的过程中，给党建工作理念多维格局注入了新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鲶鱼效应”，刺激党建工作理念在契合、竞合、排斥中继承和创新，并催生党建工作理念新格局的形成。
三、作用机制的功能区分与评价
从技术、制度和理念三个层面解构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机制，不难发现，这一作用机制在形式上有三种：一是渗入接受式，即互联网及其思维的跨界渗入党建工作领域，在实践过程中自证价值并被逐渐接受；二是行政计划式，即组织或党员干部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绩效，以计划、行政的手段把互联网思维作为工作要求贯彻到党建工作中去；三是本源衍生式，即内生互联网思维。这又有两种产生路径：第一是党建工作思维中原自有互联网思维所包含和强调的思维，在互联网思维被热议的情势下，自我装饰适应外部潮流的叙事方式；第二是组织和党员在党建工作中发展形成的符合互联网思维所界定的新思维。不论解构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机制，还是梳理作用机制的形式，最终都指向了作用机制的功能问题，即如何区分和评价作用机制的功能。从互联网思维对党建工作的实际作用来看，作用机制主要有三种功能。第一，激励功能。互联网思维被热议无疑源自互联网自身的颠覆属性，及其在技术、经济领域的卓越表现和跨界的成功绩效。虽然互联网思维被诸多行业随意打扮、包装和赋值，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一些宣称使用互联网思维的行业、组织确实取得了超越传统运行方式的成绩。在党建工作领域也是如此，各地诸多党组织积极践行互联网思维，如党务网络公开、微讲堂、线上线下互动以及利用大数据对党员教育、日常管理、党建考核进行精细化操作等都取得良好实效。第二，制约功能。当前，党建工作中存在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源是由于工作思维出现了问题。虽然实证经验反复证明：解决问题的不可能是那些导致问题的思维方式，但原有导致问题的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不可能在短期内自行消除。互联网思维依靠外部绩效，通过传导、对流或辐射方式介入党建工作，经过内部绩效竞争自证价值，能够对导致问题的思维方式形成空间挤压，制约其负向效能的扩散。第三，保障功能。互联网思维是新时代和新技术催生的产物，是与网络信息文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思维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党建工作中形成稳定成熟的互联网思维作用机制，能够保障党建工作在技术应用、制度变革和观念更新方面始终与时俱进，跟上甚至引领时代潮流。当然，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思维的作用机制，无论激励、制约还是保障功能都是正向的，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不容忽视。在各行各业中，互联网思维的正向价值被肯定、放大甚至神话的例子虽然比比皆是，但几乎在同时，对互联网思维正向价值的质疑以及否定也逐渐形成。质疑论从“索洛悖论”开始，假以托马斯•皮凯蒂和罗伯特•戈登关于增长率下降的论据，指出互联网思维没有改变党建工作的本质，只是改变了运行策略和方式，把互联网思维视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将所有成功都归结于互联网思维，不是自我麻醉就是画饼充饥，互联网思维盛行不过是虚假的繁荣。否定论更进一步指出，互联网思维喧嚣跨界是对党建工作传统思维的轻视，并担心互联网思维一枝独秀在边缘化诸多传统思维的同时，会造成思维独裁和异化，最终导致党建工作走向歧途。否定论还从微观上指出，互联网思维会造成党组织议题引领、政治宣教能力的销蚀，特别是互联网思维过度强调“用户”偏好，有滑向民粹主义的危险，并会对党的先进性造成损害。总而言之，关于互联网思维作用机制的功能区分与评价，符合新生事物的成长规律，即在新生红利期，影响被高估形成泡沫，一段时间后影响被低估甚至被否定，最终会复起成型。互联网思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概念、效用还处在动态过程之中，我们评价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机制时，不应该忽视党内“数字鸿沟”。所以，仅从物理覆盖意义上说，互联网思维不是颠覆一切的撒手锏，被赋予解决一切问题的期望显然是不可承受之重。从思维生态上讲，互联网思维不是要完全取代业已存在的传统党建工作思维，而是要求同存异。凡事有因有度，互联网思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生长土壤和物质基础来发挥作用，也不能越过职称论文一定机电安装论文的边界发挥正向作用，越界过度使用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而且其效用只会走向反面。
作者：孙林
相关专题：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