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老通宝为代表的家庭生活中，男性一直是家庭的中心，对家庭负有重要的责任，但受到蚕价下跌的影响，虽然自己一家子辛辛苦苦，蚕茧还是“卖不到好价钱”，这种外在的经济上的压力，在家庭关系内招来了四大娘的抱怨，发起对其权威的挑战。女性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角色进行了重新的认识，这在老通宝看来都是世界变了，“世界真是越变越坏”。男权受到的这种挑战在老通宝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洋蚕种”的影响，其实是“洋蚕种”背后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在现代性文化面前，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不堪一击，老通宝意识不到这些，只是认为世道变了，茅盾通过老通宝自己内心的活动反映出，在现代性冲击下，传统中国社会男权的中心地位受到女性权力觉醒的冲击，女性开始为自己的生存而抗争。
在茅盾的笔下，《春蚕》中女性的典型角色主要有四大娘和荷花，通过这两个女性角色的形象描绘，展示出女性对自身社会角色的重新认识以及对男权的反抗。四大娘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妇女的形象。女性在传统的男权制约下，被限制在家庭的内部，从事作为家庭生产补充的“女织”，很少有机会走出家庭，这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是男权对女性的最严重的压迫，将女性的社会地位界定为男权的附属物，这在茅盾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描述。但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下，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女性也在谋求自身地位的改变，尤其是随着江南蚕桑生产业的发达，原来作为家庭生产补充地位的养蚕、育蚕等工作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从事这些家庭生产女性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茅盾的笔下描述通过老通宝的眼睛看到，小溪旁洗衣服的女人们，她们放声地说笑、开玩笑、吵闹，这在老通宝看来都是有些难以忍受的，这种情绪积攒到后来看见阿多时，“老通宝像一匹疯狗似的咆哮着，火红的眼睛”，情绪集中爆发，这种爆发是对女性这种对男权的挑战的不满。
四大娘对老通宝男权抗争，围绕以育蚕、蚕种选择为中心，争吵是整个《春蚕》中茅盾描述的核心内容。在蚕种的选择上，老通宝固守着男性的权威不选用“洋蚕种”，四大娘对此非常气愤，“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像见了七世冤家”。在蚕种使用上，四大娘与老通宝的这种冲突，在传统社会中很难出现，但随着以“洋蚕种”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女性，开始发挥作用，“不要来问我！阿爹做主呢！”表达了四大娘对这种权威的不满。“这些匾，浸湿了，就像死狗一样重！”也是对这种情绪的表达，茅盾此后多处使用相同的手法表达了以四大娘为代表的女性对于以老通宝为代表的男性在育蚕上的冲突。由使用蚕种引发冲突延续到了对借贷买蚕叶的问题上，老通宝借贷买了蚕叶，但四大娘却生气地认为蚕叶会“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在老通宝看来，四大娘的这种看法是对其权威的挑战，还击道：“什么话！你倒先来发利市了！年年像去年么？自家只有十来担叶；五张布子（蚕种），十来担叶够么？”这种争吵还在继续，直接导致了四大娘和老通宝“两个人就此再没有一句话”。与四大娘这种对男性权威的温和的挑战不同，荷花则是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挑战男性的社会权威。荷花与老通宝等人的冲突起源于在老通宝看来，荷花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老通宝一直这样警告自己的儿子。荷花的激进行为不仅受到老通宝等男性权威的压制，而且受到了女性的嘲讽为“那不要脸的骚货！”。荷花代表的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相对与四大娘等传统女性的代表不同，荷花对男权的抗争也更为激进，荷花偷人家的蚕宝宝，原因只是因为“你们怎么把我当作白老虎，远远地望见我就别转了脸？你们不把我当人看待！”。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角色是男权所建构的，荷花被设定成“白虎星”，成为村中最不受欢迎的人，荷花为了抗争这种男权对自己的压迫，通过去偷蚕种以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对男权的抗争，可以说荷花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是女性主义者对男权社会最有力的抗争。
大娘和荷花是自我意识觉醒较早的女性，四大娘有自己的主见，主张选择“洋蚕种”一方面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争取在育蚕等生产生活中的话语权，由于蚕丝生产在当时江南的农家生活中关乎农家的生计，因此在蚕丝生产中权力的地位直接可以影响到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四大娘与老通宝之间抗争实际上就是男权与女权在家庭生活权力地位的争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较低，为了实现女性权力与男性权力的平等，荷花等需要通过更加激烈的方式争取，荷花是茅盾《春蚕》文本中被压抑女性的代表，荷花被认定为“白虎星”。在荷花看来，这是对其莫大的羞辱，是男权对她最大的压迫，荷花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出对这种压迫的反抗。在《春蚕》中，虽然四大娘、荷花等女性的代表已经开始争取女性的权力，但在茅盾的笔下，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改变，四大娘虽然对老通宝不愿意使用“洋蚕种”而生气，也与老通宝发生争吵，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服从老通宝，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自觉还只能服从于男性的社会权威。荷花为了“报复”男权社会对其“白虎星”的污蔑，去破坏他家的蚕种，但在被抓住后，说“我家自管蚕花不好，可并没害了谁，你们都是好的”，也表现出在男权社会统治中的这种无奈。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对男权的抗争的基础就是要否定男权的社会权威，这在茅盾的《春蚕》中已经有所表现，四大娘、荷花等代表着女性对女性社会地位的重新界定和对家庭权力中心地位的争夺。以老通宝等为代表的男权，在女权的崛起中的表现除了无奈和努力维护的角色，老通宝等已经意识到自身的权力地位已受到来自女性的挑战，以“洋蚕种”的传播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冲击，则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社会条件，茅盾小说《春蚕》则反映了这种男女之间争取话语权的争斗。
作者：韩敏 单位：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