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传播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也是苗族文化传递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物质形式和精神寄托，有着鲜明的历史传承脉络和长期累积的形式变化。苗族服饰与其他民族服饰相比，更多地承载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族群文化、图腾文化以及苗族的女性文化。本文从苗族服饰所承载的历史角度出发，对其民族服饰文化展开深入地探究与阐述，以期从理论认识和专业分析中为后续研究苗族服饰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记忆载体；族群文化；图腾崇拜；女性文化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拥有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苗族服饰在苗族文化体系中，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载体。苗族的支系繁杂，因而服饰工艺技术的特点鲜明、形式绚丽多彩，其中不仅积淀着苗族悠久的历史传承，也浸染了苗族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苗族服饰不仅仅是苗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更是根植于一个富有个性的民族群体和民俗文化之中的产物。
一、苗族服饰——历史记忆的载体
苗族是一个历经磨难并经过无数次战乱和迁徙的民族，苗人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记录他们迁徙的足迹。苗人的祖先会把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纹饰绣在衣物上，也会把本民族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活情节等用图形、纹饰记录下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延续本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生活习性，并昭示子子孙孙世代传袭。苗族服饰，有不少的表现形式寓意独特。笔者去湖南实地考察时，从老一辈的苗族人那里了解到，在数百种苗族服饰中，最具特色的服饰当属于风姿卓越的百褶裙。所谓“百褶”，是说明裙摆的褶子很多。过去的苗族妇女曾用自己所喜爱的布料，一个褶一个褶地进行折叠，最后形成大量层层叠叠的褶皱，再用针线把它们串连起来。这些褶皱，苗人多用来代表湖水的波浪，蕴涵着苗人对祖先居住在洞庭湖时期的怀念。除此之外，百褶裙上的装饰图案也同样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苗女的百褶裙，图案构成多为“X”形，裙上必有的三道红黄相间叠压并行的横条纹，裙角和腰部两道条纹横贯始终，分别代表长江与黄河，中间一段间断的则代表着灌溉的水渠，而裙体上的飘带则代表着春风和流水。不仅百褶裙如此，苗人的刺绣也具有丰富的寓义。在黔东南苗族服饰里，以“江河”象征的纹饰应用也十分广泛。苗族的花边或者花带上的“骏马飞渡图”便是较为流行的图案之一，此图案主要由一些骑在马背上的骑士和多匹骏马组成，横穿在象征江河的饰带上，整个场景浩浩荡荡，集中体现了苗族祖先过江涉河的壮观气势。在苗族的历史传说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地处贵州省榕江县和云南的马关、文山一代，有一种绣满鸟纹的祭祀服，此衣无论是袖口还是裙摆，都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图纹，总体色调为白色，苗族人把她称之为“兰娟衣”。相传，兰娟是苗族某一部落的女首领，为了纪念自己与同胞迁移的路线，她就用不同颜色的丝线在自身所穿戴的衣物上绣下了不同的图纹。在过长江时，她用蓝线在自己的右袖口绣上了标记；过黄河时，她又用黄线在自己的左袖口上绣了起伏的黄线。同时，她又在所穿戴的裙子下摆上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缝制出不同的纹理，红色象征红河，白色象征黑河，黑条上的花纹则寓意自己的祖先曾在此定居过。最后，她的衣物上就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纹，而“兰娟衣”也被后人复制了一代又一代。苗族人爱唱山歌，他们也试图以歌唱的形式记录苗族的历史。如果我们离开服饰，走入苗族荡气回肠的山歌对唱中，也不缺乏其讲诉民族的迁徙史。“我们离开了浑水，我们告别了家乡，天天在奔跑，日日在游荡”，苗族人民通过类似的歌声来传唱自己的情感、文化和历史。虽然这种表达看似较为随意，却为记录苗族历史留下了永恒的见证。无论是从民族服饰的图案上，还是从民间传说的古歌中，苗族人民把本民族的千载传奇和先辈的艰辛岁月，记录和刻画得抽象而又生动。时至今日，一些图案记录了什么典故、那些古歌之中吟唱了什么传说，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慢慢地说不清楚了，但这并不妨碍证明服饰对苗族历史文化的记录。从一定意义上说，苗族人有意识地借助服饰图案，成功而又有生动地记叙了本民族的迁徙史和生存史。
二、苗族服饰——族群文化符号
苗族服饰，不仅记录了苗族的历史文化，而且在表现族群特点方面也有充分的表现。“亚族群”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用语，我们通常把同一个民族的支系称之为亚族群，他们有相同的社会血缘关系，也有一定的文化差异。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中，苗族是支系最多的一个民族。直到今天，即使是从事专业研究苗族的大部分专家也难以真正系统地理清苗族各支系的确切数量和分布。从识别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服饰除了具有御寒、审美等功能外，还被苗族先民用来区别“我族”与“他族”的差异，成为识别亚族群的认同符号。不同的苗族服饰，可以成为界定不同支系的文化符号。不同苗族支系的服饰区分了亚族群的差异，也代表了不同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审美特点，这些风俗、特点对于苗族社会的存在来说，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例如，流传在黔东南一带的苗族传说，是这样来阐述不同支系的苗族服饰所形成的差异的：古时候，在一个叫乌颖的地方有一位苗族姑娘叫榜香，她心灵手巧，挑花绣朵样样精通。出嫁后，榜香先后育有七个女儿，七个女儿长大后也如同母亲一样能缝会绣。榜香为了把手艺传授给女儿，先后在七个女儿出嫁时为她们缝制了七种不同花色的出嫁衣裙，并叮嘱她们将来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也要按照她给她们绣制的服饰纹样流传下去。随着岁月的流逝，各地衣裙的差异也就形成了。事实上，从上述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苗族服饰不仅体现了同一族群的血缘关系，而且仅根据外在形式也可以了解到族群内部的联系。相似的服饰成了识别某族群的共同标志，也加强了本族群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因而说苗族服饰是一种识别亚族群的文化符号也不为过。在我国民族遭受入侵或战争频发的年代，苗族服饰作为特殊的符号标识，便有着超强的感召力，它就像一面旗帜，无形中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激发了民族的凝聚力。他们讲，他们的服饰与别的民族不同的原因是为了打记号。生活在云南省马关县一带的苗族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三兄弟、三妯娌，因为不堪忍受官吏的压迫而远走他乡。逃难前，三兄弟商量大家的服装、花饰要绣得一模一样，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以后相认。也正因如此，这个规矩也就被一代一代地沿袭了下来。后来，在苗族一年一度的“踩花山”时，四面八方的苗人凑到一起，虽然大家互不认识，但只要看到衣裙一样、花绣一样，也就知道都是同宗同族了。因此，听着声音认老乡、看着服装识家人，这些朴素的认同感马上转化为一种亲和力。这，大约也是民族文化强大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苗族服饰，除了上述成为界定不同支系间的文化符号、识别同一血缘的文化功能之外，在苗族内部的社会传统中，同时也扮演着区分社会角色的作用。在苗族的传统社会当中，整个社会群体是由不同的角色构成的，就如同我们现在不同行业的着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职能一样，苗人也对自己本民族的宗教角色、成年的与未成年的、结过婚的与未结婚的、性别、年龄以及人死后的服饰，都有着比较鲜明的区分。苗族的先民们崇拜祖先，相信“万物有灵”，因此，苗族服饰也成了他们祭祀神灵时的道具。在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鼓社祭”或“砍牛祭祀”等活动中，主持人以及仪仗队均有自己的独特服饰，以示庄重。这些服饰，不同于一般百姓所穿的普通服装，而更像是参加某种重要仪式时的经典古装。虽然祖先的服装已不再流行，但还是作为隆重的传统仪式而保存了下来。这种特殊的礼仪服装，不仅是区分社会角色的重要标志，也是部分苗人在苗族的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社会公信力以及某种职能或所持有的特殊权威的象征。此外，苗族社会还通过服饰的色彩、款式、造型等方面的特点来区分未婚与己婚、未成年与成年等特点。在贵州省黄平县一带，未婚的苗族姑娘主要以头戴平顶褶花帽和一脸粉黛为标志，而婚后就必须变戴帽为包头帕且脸妆要淡化。即使不是苗家人，我们也可以透过头部的装饰变化，对其婚姻状况了然于心。对不同的年龄段，我们也可以通过所穿戴服饰的色彩、配饰等来进行区分。通常情况下，年纪比较小的苗族妇女所穿戴的服饰颜色较为鲜艳，配饰也比较多，而年龄大的老者所穿戴的服饰颜色则较为淡雅，纹饰也较为简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苗族服饰不仅具有界定不同支系间的文化符号、识别同一血缘的文化功能，是区分本民族人物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性别的一种符号，也是辨别其复杂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标识，同时也是苗族人生活礼仪、社会身份、行为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苗族服饰——图腾崇拜的文化体现
所谓图腾崇拜，主要是源于少数民族“万物有灵”观念的原始宗教信仰，这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原始、最古老而又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苗族服饰作为苗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受其影响颇深。在苗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当他们遇到很多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或者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他们都会把这些自然界所带给他们的神秘现象寄托于神灵。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当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相互渗透或通过神灵来相互庇佑的，他们甚至认为自己的祖先与自然界中某些动物或植物有着特殊的关联，甚至把某些动物和植物视之为自己的始祖来加以供奉。因此，苗族对始祖图腾崇拜和生命、生殖图腾崇拜的图形能够流传至今，便是与当时苗人的敬畏神明之心分不开的。在苗族服饰图案中，自然界中的“蝴蝶纹样”应用较为广泛，尤其在苗族的“童帽”、衣袖和所带的荷包上随处可见，这主要是因为苗族人视蝴蝶为其始祖，苗语发音为“妹榜妹留”，即尊称为“蝴蝶妈妈”。在《苗族古歌》中有这样的描述：枫树生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与泡沫“游方”生了12个蛋，从这12个蛋里孵化出了“姜央”和雷、龙、虎、蛇、象，以及善神、恶鬼等。蝴蝶成了苗族的集体图腾和神话传说的象征物，也印证了“蝴蝶妈妈”是人、神、兽的共同始祖。从苗族孩童的童帽、荷包及“盛装”上频繁出现的蝴蝶纹样，既说明蝴蝶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也表明了苗族人想借助这种“图腾同体化”来祈求“蝴蝶妈妈”的庇佑。实际上，苗人这种祈求神灵保护的心态，至今也是中国世俗宗教的普遍特点。在苗族的刺绣图案中，鸟也是图腾崇拜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苗族服饰上来看，苗人不但将鸟纹饰于衣服上，而且在银冠上也普遍使用鸟的造型。在汉族古籍中，曾将苗族服饰描述为“卉服鸟章”。在衣服上绣上许多花鸟图案，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装饰，早在《神异经西荒经》中即有这样的描述：“西方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名曰苗民。”胳下有翼之鸟，并不是指某种自然的鸟形，而是一种想象中的鸟崇拜造型，其中的图腾崇拜意义就成其为最主要的诉求。事实上，在《苗族古歌十二个蛋》中，关于蝴蝶和鸟也是有内在联系的：枫树生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与泡沫“游方”生了12个蛋，这12个蛋就是由“姬宇鸟”孵化成人类和其他动物。因此，时至今日，“姬宇鸟”在苗族的祖先当中也扮演着母亲的角色，而这种表现鸟崇拜的意义在苗族至今仍然经久不衰。当然，图腾崇拜不需要什么可靠的历史依据，当传说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寄托时，特定的纹样也就被赋予了图腾意义，于时就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苗人在这种图腾崇拜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祖先的敬畏与怀念。在原始的宗教观念习惯及服饰习俗中，苗族图腾的生殖意识便源于原始社会的早期，当苗人为抵御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威胁时，就格外注重强调种族的繁衍。因此，生命、生殖图腾崇拜在苗族服饰当中也表现得较为突出。苗族人把自然界当中的鱼，常作为生命、生殖图腾崇拜的主要载体。鱼，腹内多子，产卵较多，繁殖能力较强。苗语里有一句俗语来形容鱼的生殖能力：“旧欧若旧然”，意思就是“想要让鱼绝种，除非水断流”。这种喻指，体现了一种超自然的生命力，也寓意苗族子孙多得像鱼仔，生生不息。若仔细分析，在动物界，鱼是被掠食的对象，而它却通过自己繁衍的数量来取胜，从而实现了种族的延续。远古时期，人类以鱼象征女阴。为了实现种族繁衍，尤其是远古苗民的女性，对鱼的生殖繁衍能力已然达到了非常羡慕和崇拜的境地，她们渴望能够通过对鱼繁衍能力的崇拜将其生殖功能转移到自身上，或者通过这种崇拜能够加强自身的生育能力。换一个角度说，这就是苗民想通过对鱼繁殖能力的崇拜，希望能够产生一种功能的转化效应。因此，现今苗族服饰上的“鱼纹图案”，不仅代表了苗族人民对生命、生殖崇拜的意义，也是苗族食色男女、世俗生活的实际体现。苗族服饰能够世代流传，也与这些社会内涵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图腾崇拜在苗族服饰文化中还远远不止这些。特殊的社会生活使得苗族在服饰图案中沉淀了许多历史的、社会的、习俗的内容，而在这种历史的传承中又包含了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在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服饰文化里，也许某些图腾崇拜的原始意义会被遗忘或淡化，但这些具有千般寓意、万种风情的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历史记忆，则是苗族历史文化的一种体现。现在，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现象，仍然具有其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意义。
四、苗族服饰——女性文化的创造
当我们把苗族服饰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来进行研究时，不能不联系到苗族妇女的生活特点。苗族学者古文凤女士曾用“民族文化的织手”来形容苗族的妇女，这既是对苗族妇女社会角色的一种认可，也是对苗族女性独特技艺的赞美。在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中，苗族妇女为其民族服饰发挥了独特的创造作用。受祖辈们影响，苗人自幼就开始了学习本族群的各种技能，如男孩学吹芦笙、女孩学习绣花织布等，他们以不同的性别特点，创造了共同的民族文化。从传统的苗族孩童诞生的礼仪上就可以看出，苗人无论生男生女，自出生第三日，都会由亲人们在杀牲祭祀之后，抱到门外看一看天象，取一个寄托希望和祝福的名字。这种祭祀礼在其传统社会中看似区别不大，但是，当他们被父母抱到祭祀的桌旁时，放在男孩面前的大多是书、笔和钱物，暗喻男孩将来能够成为通过读书来挣钱养家的好汉。在女孩面前则大多会放一些针、线和布等物品，希望女孩长大后能够成为能织会绣的服饰创造者。显然，这种性别定位及暗喻，并不是那些稚嫩的小手可以选择的。但从这一点上却足以证明，苗族女性从小就受到苗族社会的直接影响，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习织绣、创造服饰，直至最终成为“民族文化的织手”。生为女性，有自然赋予的特点，而成长为生活中的女性，也便有社会化再造的意义，只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所给予的生活轨道和社会意义不同而已。苗家女孩从小被置于培养“能织能绣”的环境中，她们在相对封闭的生活氛围中接受熏陶，远离了男人们的功利和争斗，相对男性在社会中磨练出来的理性和生硬，她们更多地保存了人类原始的情趣和柔情。因此，苗族女性在苗族传统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的熏陶下，在其苗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更多地担当了苗族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苗族女性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行为，也为其族群文化的团结与合作发挥了独有的凝聚力。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民族侵犯时有发生，个人或小家庭显得太弱小，只有凝聚群体的力量才能保有个体生存的条件，这也是苗族特别重视同祖、同宗、同支系团结的主要原因。而苗族女性的精神品质，则主要表现在她们于纺纱、织布、刺绣、蜡染以及制作衣饰的合作互助中，用不同的花纹来表现不同的地域文化，由此世代流传。久而久之，这些传统的刺绣纹样也自然成为了一种程式化的符号，而这些程式化的符号在苗族内部也自然约定俗成，经久不衰。继而后人看了这些图案和符号，也就知道是同宗同族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苗族女性不仅是苗族服饰文化的守望者，也是苗族族群文化团结与合作的缔造者，更是苗族服饰文化艺术的创造者。结语文化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不可取代的独特性。千百年来，苗族服饰一直以其传统的艺术魅力和特有的艺术形态传承下来，它不仅记录了本民族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反映了苗族人民特定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独有的艺术创造成果。我们挖掘苗族服饰的文化内涵，也是因为苗族先民长期的生活积淀值得今人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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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思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