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财政学发展陷入困境
（一）建国以前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建国以前，中国财政学主要是引入西方公共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首先从制度层面上来分析，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西方公共财政学作为新生事物引入中国，发展迅速。人们无法排斥西方公共财政学，可以说是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
（二）建国后中国财政学的发展。1949年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中国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财政学。此时国家财政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时，中国开始向前苏联学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从前苏联引进了货币关系论。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财政学进一步分化，许廷星的《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中首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财政的本质，引领了“国家分配论”的产生。随后出现了“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等观点。中国财政学慢慢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与西方财政学和前苏联财政学区别开来。此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其综合性相对比较高，占据了时期财政理论的制高点。19世纪8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换，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共同需求论”的产生。社会共同需求论强调财政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这对之前国家分配提出了挑战。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国家和财政的关系，怎样理解财政产生的原因、财政分配的对象、财政范畴的历史和方式。国家分配论者认为财政虽然与再生产、价值、社会产品、剩余产品等范畴有着密切联系，但只有同国家的联系才是最深层次的本质联系。但是，这次分化并没有动摇国家分配论的主体地位，并且完善了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由财政本质论到财政要素论，再到财政职能论，再到财政运行论，直至财政规律论的较为科学合理的层次体系。
二、中国财政学的发展瓶颈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财政学所面临的挑战是现实的，中国财政学面临着选择的十字路口。而且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理论的发展相对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变化，出现了以下问题：
（一）主体性缺失。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向前苏联引入货币关系论还是后来引入西方财政学，都没有明确中国财政学自己的主体性。后起的中国财政学研究，当然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的成功就是一般真理，我们只能遵循其他国家的方法。
（二）客体不明确。关于财政学的客体，即研究对象问题，迄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财政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一切社会科学一样，在阶级社会里，它的研究对象的定义总是涉及到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财政本质，往往故意从财政的表面现象出发，把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财政工作的组织、技术和财政收支的方法、方式等。或者把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仅归结为财政资金的本身。这样，当然就使人们看不到财政的阶级内容和实质了。从作为社会科学来说，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局限于物的方面。长期以来，形成了下面几种关于财政学研究对象的说法：国家分配论，把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作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从分析国家的职能入手。虽然它也强调“经济—财政—经济”关系的存在，但并没有改变它将国家职能的实现作为其隐含的研究起点。而以国家职能为起点，就意味着先讲国家，再言其他，易导致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误会。这一主张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相悖。同时，如若把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就使得财政学的本质与对象合二为一了。一方面我们通过科学研究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如果对象与本质合二为一，那么这种科学本身是否多余呢？另一方面中国财政学研究本身不是为了财政关系本身，而是为了研究财政关系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之所以确立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为了强调财政学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同时规定财政学研究的综合范围以及特殊矛盾展开的序列。财政学研究要避开以本质来论本质的偏向，但又不能停留在事物表面，应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如对财政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收支平管”的层面上，而是要抓住财政分配的主线，考虑与其相互依存的各种财政矛盾以及其展开的序列。货币关系论者，认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分配关系，将财政的实物形式排除在财政关系之外，从财政发展史上来说是不符合逻辑的。同时，如果把财政学研究对象归结为货币关系，就会把财政学研究对象引向揭示生产关系的形式方面，不可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会使财政学研究处于事物外部捉摸不定的状态。
（三）重体系、轻方法。长期以来，中国财政学发展过程中致力于财政体系的建设，但是对于财政学的方法研究却不够重视。在财政学发展过程中，没有规定出核心概念以及主干概念。而财政学的核心概念决定着财政学的概念体系以及专题研究的内容。
三、中国财政学展望
（一）确立主体性。虽然财政学的发展需要有国际视野，在比较和借鉴中为本国财政制度建设服务，但探究中国财政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从中国这一特定国情出发，建立中国自己的财政学。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必须立足和反映我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双重转轨，既要实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从不发达经济到发达经济转轨，又要实现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二）明确客体。我国财政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财政分配活动、财政分配关系、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等是全部还是部分纳入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二是在财政概念的界定方面，虽然财政概念的具体表达形式有较大差异，但主要还是解释为国家的收支活动和其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
（三）重视方法。首先，要重新界定财政学的核心概念。财政学的核心概念直接决定着财政学的概念体系和各种专题研究体系的内容，是构建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决定因素。长期以来，围绕财政学核心概念的界定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国家职能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的争论。之所以产生上述争论，关键在于以往思维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如对国家职能的界定，往往仅限于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是一个阶级为了保护本阶级利益不受侵犯而建立的保护机关。事实上，在现代民主法制条件下，国家同时也是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上层建筑。所谓国家职能需要，不仅包括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需要，也包括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需要。将社会公共需要融入国家职能需要中，并作为国家职能需要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丰富和发展国家职能理论的需要，也是丰富、发展和重新界定财政学核心的概念的需要。其次，运用内省外化的系统抽象法。而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展望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思路，就是分久必合。
中国财政学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制度的综合，建立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财政学。一方面产生于我国的共同需要论，能够适应我国国情；另一方面产生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共同需要论对人类社会中的所有财政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财政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共同需要，这与公共财政论有相通之处。公共财政论认为市场失效决定公共财政的产生。其实，市场失效就意味着个人处理社会共同事务力量的不足，因此有了弥补“市场失效”的社会共同需要。无论是共同需要论还是西方公共财政论，财政活动归一的客观基础不外乎社会公共需求，我们相信中国财政学在这道路上必将越走越远，越走越繁荣。
作者：彭翔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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