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性主义在人本学和历史观意义上始终代表着一种鲜明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它既蕴含着古希腊理性至上的传统理性精神，又体现为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技术万能的技术理性精神，成为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理性主义的嬗变不仅是社会生产领域的更新和进步，更蕴藏着深刻的历史哲学视域下的文化精神。传统理性主义向技术理性主义的转变和蔓延显现着作为主体的人对现存境遇超越的历史追求和精神追求，也正是这种历史意识的极端化导致了技术理性主义的产生，导致了主体性的沦陷和丧失，打破了二者的平衡发展。我们从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对理性主义尤其是技术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而进行深入分析，并力求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精神逻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总问题框架的角度对技术理性主义进行解读，进而寻找克服技术理性片面化的有效路径，同时生成具有新的现实意义的文化精神之维度。
［关键词］理性;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批判意识
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发展史及其文化精神的传承过程当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一种指引西方哲学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理性表现为古希腊传统当中具有严密特征的逻各斯精神及象征着激情与生命力的努斯精神;另一方面，理性在近现代西方又进一步彰显为以技术和效率为核心的技术理性精神，二者共同构成现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近现代之后的这种巨大的理性主义转向，这种技术万能论的冲击，对现代文化精神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性主义的嬗变不仅意味着表层所显现的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更蕴藏着深刻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逻辑转换以及背后所体现的总问题式框架的支撑，因此，对于技术理性主义的探讨，特别是对其背后的哲学思维框架的探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性与技术理性转向
理性概念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并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古希腊时期，理性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具有内在的历史性，其逻辑内涵的彰显表现为一种正在生成的动态过程。从深层意义上来说，理性向技术理性的转向是传统的逻各斯内涵与近现代西方国家科技高度发达、市场经济效率至上相结合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发展模式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一)理性的双重内涵
理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其内涵伴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丰富，在不同时期，对理性的哲学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西方，理性作为现代文化精神的重要支柱之一，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理性原本是指与感性相对的认识方式，是指利用抽象思维对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认识的基本形式，但是这种对于理性含义的理解只具有表层意义，往往将理性的内涵简单化，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按照问题理解方式的不同，对于理性的理解应该从主体思维框架的多样性出发，对理性的内涵进行界定。在历史上，对于理性本真含义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从主体认知的角度出发，理性被规定为逻各斯。作为一种客观理性，在本体论意义上，逻各斯代表着世界的秩序和规则，而在认识论意义上，逻各斯表现为一种规范的逻辑形式或形式逻辑。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在寻找世界万物产生依据的过程中提出了作为规律和尺度的逻各斯，他认为，逻各斯的本性，是万事万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其次，在主观层面来说，理性隐含的是一种“隐德莱希的冲动”，是激情与意志相碰撞的精神力量，即奴斯。心灵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成为万物运动的根基和动力，也是主体能动性和超越性的显现。阿那克萨戈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将奴斯视为理性的精神实体的哲学家。他认为，奴斯作为单纯的精神力量而存在，它具有认识全部事物的本性和能力，因此，理性被进一步规定为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
(二)技术理性的特征与转换
将技术理性作为哲学概念明确提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此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在其著作《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当中，也对技术理性的表现进行了阐述，霍克海默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深入分析社会生存环境中人的异化状态，并认为现实社会的异化并不再单纯是劳动的异化，而是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异化已经成为一种人们的日常价值观念和意识状态，即日常生活的、文化的、技术理性的异化，霍克海默强调，技术理性就是造成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尔库塞在借鉴霍克海默及韦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理性划分为批判理性和技术理性，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传统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那么技术理性的概念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技术理性主义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背景下产生的、片面追求效率优先的观念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社会性质及生产目的的要求，追求经济效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必然就会导致不平等社会分工或者说技术分工的进一步规模化和专业化。这种社会生产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从深层次来说就是技术或规则对人的压迫，人的超越性的丧失。技术理性正是这种主体对于效率优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觉认可的社会意识状态。技术理性的转换是近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理性就被赋予知识论层面的含义，客观理性成为理性显现的主要方面，而作为原初生命冲动的主观理性并未得到重视，片面地认为理性就是把握规则的逻辑方法，强调逻辑形式的重要作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把理性置于哲学体系的首位，把具有能动性和超越性的力量排除在外。而到了近代之后，科学技术由于其自身认知性的特征以及可重复性和价值中立的重要性质，故将其归为“理性”的哲学范畴。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现实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本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追求利益最大化已成为生产本身的必然要求，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过程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人们的生产生活被量化和规模化，生活形式和生产模式也随之程序化和标准化。正是由于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迫切需求，使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得以大规模应用，“理性”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技术手段被经济目的所掩盖，技术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技术理性主义蔓延。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也为技术理性的转换及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启蒙运动之后数学以及牛顿经典力学的产生和发展，技术与物理学等科学紧密结合并被推广到各个领域，世界成为一个按照理性逻各斯运转的机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自律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只按照理性规则不断运行发展的体系，作为主体的人越来越被排除在社会生产生活之外，科学的发展成为追求的目的本身，必然导致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主义的产生。因此，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技术理性主义已经代替了传统理性主义，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影响。
二、技术理性主义及其哲学思维方式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层的问题根源，同样，对于哲学理论的研究要有一种深刻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不仅是对于理论根源的追究，更是对这种理论背后所深藏的总问题框架或哲学思维方式的把握。因此，对于技术理性主义的探讨，不仅要从根源上，即古希腊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入手，更要挖掘其背后的思维逻辑范式———人的主体性追求及乌托邦式的精神源流。
(一)人的主体规定性
人是世间万物中最为复杂的存在，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延续着历史文化精神的精髓。人的生命脆弱如苇草，但人的思想和精神却超越自然万物，时时刻刻寻求着自身的完善和尊严。对于人的存在的理解，不能单纯地像动物一样只观察其自身孤立的生活状态，人作为思想的存在，始终与自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人的理解从某一个层面来说就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于人的主体规定性的理解。无论是古典哲学时期的传统理性主义文化，还是近现代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归根结底探讨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自身主体性的演化，而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与主体性的异化，导致了技术理性主义的横行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病态。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在人的发展的原初阶段，人处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之中，在这一阶段是一种主体活动的无主体时期。简而言之，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人的物质活动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成为自然的、给定的存在，而人本身并没有自觉的自我意识。人是神性的存在物，是绝对的自由，是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展现。“所谓的神性从根本上说不过是理想化的人性的对外投射，是人对永恒与完善的内在渴望和终极关怀的外化。”［1］15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以及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特别是近代以来，人征服改造自然的力量增强，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由此可见，人是自然性与神性的结合，人的主体性也同时体现为对现存自然的认识和对完满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就表现为人的自由选择，表现为人对孤独、责任的逃避，也表现为主体的超越。
(二)“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源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认为，“乌托邦”一词代表的是人超越现存，指向未来的一种内在的创造潜能。他认为，哲学的存在价值就是超越现存，唤醒整个人类内在的乌托邦精神，激发人的生命冲动和批判精神，真正建立一个自由人的“具体的乌托邦”。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乌托邦是指:“人内在具有的对永恒、无限和完善完满的渴望与冲动，指人根本超越自身有限和孤独的存在境遇，即超越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介乎于自然性和神性之间的位置的企图和倾向。这一乌托邦倾向或定势的最终意图是要把人提高到神的地位，或者使人与神认同，从而终结人之为人的历史。”［1］33由此可见，乌托邦的两种倾向代表了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重内涵，即人格神、超人力量的实体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至高无上。在历史观的视域下，社会历史状态的核心同样是作为主体的人，历史的显现、展开、前进同样是人类行为的发生发展，即由有限的、悲惨的现实生存境遇向无限的、完满的、永恒的理想生存状态的转换，彻底超越自然和时空的束缚，实现神的、理想人之形象。而这一转换的实现不能够依靠符合人自身的历史创造能力，只能依赖于神，依赖于“理性的”逻各斯、技术、规律等超人力量的、自律的实体，这就是“乌托邦”式的历史精神构架。西方文化精神主要来自于两大文化源流:古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希伯来救赎文化，而以基督教理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希伯来精神就是“乌托邦”式历史文化的本质体现。希伯来精神来自于犹太民族，是一种以神话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化精神。“经早期基督教的修正与继承、中世纪罗马教会的强化与普及化、基督教新教的理性化等数次转换。”［1］48希伯来精神始终渗透在西方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影响着西方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源头和根基。希伯来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为基督教《旧约全书》中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上帝创世———人的原罪———末日拯救。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并赋予人的本真是自然存在的掌控者，是类神的特殊存在;但是上帝的造物、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由于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作为惩罚从此开始便在世间饱受痛苦磨难，只有依靠虔诚的赎罪和上帝在末日审判时的拯救，才能摆脱痛苦的尘世之路，升入天堂，实现完满。这一神话蕴含着深刻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即人在尚未觉醒的生命之初就具有纯洁的本真，但是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意识到了尘世生活的有限性和悲惨境遇，人的原罪意识由此产生，人开始成为现实罪恶的承受者，饱受折磨，只有依靠一种超人力量的实体、全知全能的神的存在，才能够达到人的存在的理想境界，实现人的历史。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出，西方的罪感文化也由此而来，希伯来主义也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近代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正是希伯来文化的延续，也是“乌托邦”式文化精神的展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人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并通过理性来把握世间万物的本质，力图通过理性或科学来控制和超越自然，实现“人类中心论”。如在第一部分中所述，理性主义在近现代忽略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能力，单纯营造了一个依靠理性结构和逻辑形式自律运转的机器。虽然在近现代神学及上帝已经被理性所取代，但是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表述的，启蒙精神或理性精神最终会走向毁灭的原因，是因为神话、上帝作为超人的实体并没有被摧毁，反而被理性取而代之，理性把自身变成了神话，启蒙的作用只是用理性的权威代替了上帝的最高权威，即一个乌托邦取代了另一个乌托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技术理性主义并没有泯灭神或最高精神实体的根基，反而，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神或超人实体的化身，成为人将自身提高为神的手段和工具。所以，近现代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并不只是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发展，也不仅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它关怀的并不是人的现实责任，而是实现人的理想存在状态的手段，是人意欲成为最高的、类神的存在的终极目标的渴望。一旦技术理性或科技手段失去了为人服务的目的，成为自律化的产物，就会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压抑人的本真的异化力量。技术理性主义也成为人渴望征服自然、超越自然，成为完满的、永恒的存在的一种狂妄信念的产物。由此可见，技术理性主义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渊源，蕴含着希伯来深层的宗教意识，同时，技术理性主义探讨的更是人与自然、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因此，只有从总问题式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技术理性主义的思维构架，才能够正确把握技术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实质的内涵。
三、技术理性主义的困境和总体的人的生成
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现有的存在状态，使人成为客观理性支配下丧失主体能动性的人，使人成为机械化的孤立原子。同时，技术理性的极端化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异化状态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和心理意识当中，使主体对这种技术至上的理念盲目崇拜，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技术化、片面化的人，丧失了主体的历史维度与总体性，因此，面对技术理性主义的盛行，只有在历史的维度上恢复人的自由本质，恢复人的总体性和现实性，才能使人成为精神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使历史成为总体的人的历史。
(一)技术理性的统治
在长期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上，技术水平的进步一方面意味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技术的发展若脱离了人，成为自律化发展的机器或体系，就会导致技术本身变为一种独立于人的、与人相抗衡的、甚至统治于人的异化力量。近现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技术发展带来的大规模机械化成为生产的主要模式，而技术理性的蔓延则将人视为生产过程中的简单要素而非主体，视为机器大生产中的相关零件加以固定，在这一过程中，就使作为主体的人沦落为固定的、消极的客体，使人本真的能动性和超越性降低为抽象性、数量化，使人对孤独的境遇无能为力，成为被技术理性主义所统治的人。同时，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技术理性同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指引”着人，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关系逐渐被技术手段、技术关系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神化了。
(二)自由、总体的人
在历史观的视域下，“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以及技术理性主义的强烈表现，彰显着理性对完满的、理想的、人之为人的历史追求，关注的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是一种超越的、完善的终极关怀，而忽视了历史开放过程本身以及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才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异化及病态。因此，要超越这种固定化的历史文化精神模式，这种“乌托邦”精神，首先要具有人的存在的觉醒意识、反思意识，也可以称之为“极限意识”。这是一种人对自身力量的积极确证，是人的本质的充分展现，也是人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支配下，人能够正视自身孤独、有限的存在状态，承认自身特殊的存在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超越性，从对超人力量的实体的依赖和渴望转变为人的活动本身的展开和实现。由此可见，人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的有限性和孤独境遇，并在现实过程中依靠自己、超越自身，而非依靠不切实际的神性力量企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完满，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力量，成为自由的、独立的人。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新的历史意识的生成同样是对人的关怀。“乌托邦”式的历史文化意识只是从片面的角度观察人的现实困境和对理想状态的渴望，因此，要想超越这种虚假的文化意识，就要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理解人，即作为总体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总体性概念进行过阐释，他强调历史过程的总体性，强调总体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总体性，是人的现实和历史的全面性。在这里，卢卡奇指出总体性的实质是人的主体性，包含着对人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卢卡奇也通过对社会物化现象的分析提出了主客体的统一问题，也就是人的总体性问题。除此之外，新的历史意识下总体的人要以人的本质为基础，总体的人是实践的人;总体的人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自由与责任的统一、孤独与完满的统一，它是一种开放性的、历史性的存在。总体的人是精神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人必然存在于现实的有限境遇之中，或经历困苦、或体验孤独，人的现实性是不能被抛弃的属性，但是，人的主体性或总体性使人在深层的精神结构上不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状态，在痛苦与责任中自我觉醒、自我反思，不断弘扬自身的超越性力量，承担责任、扬弃异化、追求本质自由，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也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总之，面对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客观化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实现了对主体的束缚和掌控，使人成为片面化、机械化的存在物;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主义的透过主体的心理意识也越来越成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抹杀了主体的本质特征，使人成为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客体化主体。这种技术理性主义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哲学思维方式，即“乌托邦”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于完满生存状态的追求，对于超现实力量的盲目信仰，这种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双重结合产生了理性主义在近现代的特殊存在状态。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哲学思维范式以及现代西方文化的两大历史源流构成了技术理性主义问题意识的根基和框架，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开启破解技术理性主义极端化问题的大门，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技术理性主义影响下人的生存结构现状，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问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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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凤阳．技术理性与现代人的经验方式［J］．南京大学学报，1995，(2)．
作者：温浩然 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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