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是现实生活映射下的另一个真实空间，它有着生命的脉络、遵循自然的规律。影视剧的产生即是工业化时代人类为缓解机器化压力、重建生活传统而发展出的艺术方案。与传统艺术相比，电影与电视剧艺术以高度凸显的视觉手段为载体，在银幕与屏幕上还原了生活，使人们重温生活传统，获得生活的质感。同时，影视剧艺术更强调艺术对生活的独立性与完整性，追求的是在生活光源之外再燃艺术光源，形成与生活相互映照的关系模式，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其他活动。
一、影视剧是时代命运的承载者和人类精神的建构者
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面临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要面临西方文化的渗透与影响，还要进行传统价值观念的传承与发展。在当今的中国，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充斥在人们的周围。站在当代文化的时空节点上，一方面要坚持立足当前看世界的宏观视野，关注文化的在场性，另一方面要在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的同时，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整合，将对历史的思考注入当代性的文化元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辩证地探讨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为研究文艺的产生与发展规律指出了路径。马克思对于文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人学”引进了文艺的研究，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去思考人的价值所在。1.出发点：现实的生活从艺术起源劳动说的角度看，艺术诞生之日起，作为一种生活必须的劳动技艺，就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创作要面向生活，才能春暖花开。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艺的宝藏要从生活中去探寻，自然、朴素的生活可能是粗糙的，但是也是最生动、最丰富的。但同时，影视剧创作的实践过程不仅包括面对现实，更包括对历史和未来的重新发现与审视。这是一种超越精神，也是一种审视态度，通过行动主体的力量去赋予历史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面对未来，要有宽广的胸怀去反思人生，乃至建立新的发展观。优秀的电视剧将艺术视角放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将时代精神和历史风貌加以凝练与升华。2014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获得了口碑与收视率的双赢。该剧在表现1948到1949年间七五学潮、币制改革等历史事件时，将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编织到故事中。其中涉及的反贪腐等元素，让这部电视剧在当下的时空中具有空前的现实意义。编剧刘和平在其所著同名小说中写到：“当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一瞬间消失，不是土崩瓦解而是一堵高墙，历史在那边，我们在这边—献给公元1948至1949”。站在当下的时代重新看待历史，我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了更深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也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时代的精神，从根本上不是一个自由生成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与塑造的历史。不论是宏大叙事的家国情怀，还是改革洪流中的追求探索，亦或是细致入微的市井人生，中国电视剧在时代精神和艺术审美中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具有极高的文化品格。2.落脚点：人的精神影视剧是人的生存状态的体现者，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呼唤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者，乃人之天下。故文化以‘化’人为宗旨—以‘文’把人的素质‘化’高。”①影视剧要将独特的精神价值传递给人、影响人、提升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研究其“文”，其实就是在研究“人”。人的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建立一门“人学”的学说，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却包括对人的深刻的认识，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结构框架。“所谓人学，就是以人这一特殊社会存在物为对象，探讨其生存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②它是人对自身、对世界，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把握与探索。艺术的理想目标是通过对“真”的判断，达到对“善”的追求，最终实现“美”的感悟，影视剧以其自身的优势，表达在和谐中人性的美。电视剧版和电影版的《推拿》都将视角放在一群盲人按摩师身上，坚持了原作者毕飞宇将“世态人情”作为创作拐杖的理念，重点描摹盲人内心的体悟与感受。影视剧带着观众体会盲人的尊严与梦想，以及在黑暗世界中寻找光亮的情怀。盲人的世界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缺少光亮的世界里，他们只有通过触摸才能感知，所有的经验来自内心的感受。带着身体的缺憾，走向完整的自我认知，在小心翼翼的探寻中，从外部世界中找到安全感、幸福感，这正是人性深处对美的渴望、对自由的热情。所以，当生活的积淀使一个热爱创作的人充满了创作的欲望，他就不会为了达到某种噱头而处心积虑地设置种种怪异的形式，更不必生编硬造现实生活中千年不遇的离奇境遇，因为现实的素材已经累积了太多太多。此时此刻，创作者深入生活的核心，他比任何人都深刻地领受着生活自身的矛盾和冲突，就像是被卷入深渊的落叶，亟需找到一个脱身而出的机会。终于，一切都升华为艺术，凭借艺术，他建立起和生活的合适关系，保持着恰当的审美关系。在此意义上，出色的影视剧艺术作品是涵盖了生活所有复杂性并将自身呈现为与生活保持反省张力关系的人工制品，它引导人们有勇气去深入生活的深渊、有智慧反省生活的奥秘。
二、消费社会下影视剧创作面临的困境
一旦精神产品作为商品形式出现，它就带有商品的特性。影视剧作为商品，要受到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制约。马克思对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已经概括得非常透彻：“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在消费社会，影视剧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些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带来的是价值判断的困境。1.艺术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虽然，艺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受到生产规律的支配。但是艺术毕竟是复杂的，也是带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艺术发展和经济发展有所谓不平衡规律。资本有时候也存在反艺术的状况。市场经济使“消费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伴随着消费时代一起到来的是艺术以工业流水线的方式被营造、被生产、被推广、被观赏、被接受。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影视剧创作的整体娱乐化氛围中，娱乐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反击法则、摆脱桎梏的随性和自由。视听饕餮的刺激，让深度变成了广度，让思想变成了表象，让理想变成了消费，一切都在视听幻象中解构殆尽。“红色经典”的改编、大话历史、戏说历史等，这些作品在内容上颠覆、恶搞，在表演上戏谑、失真，同时却又绞尽脑汁地恪守主导话语预设的艺术、文化情境，在伦理道德底线的边缘尽情狂欢。被文化泡沫喂养长大的孩子们，继续在“奶嘴电影”、“粉丝电影”面前丧失了主体的自由与独立。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2.艺术价值评判机制的不完善纵观近年来影视剧创作，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些背离生活、荒诞无聊、虚妄夸大、有悖人伦情理的作品纷至沓来；一番番特立独行的命题作文和闭门造车后，银幕和屏幕上的人和事不厌其烦地颠覆着观众对生活的基本常识。在艺术之名的伪装下，影视剧公开美化阴谋、膜拜骗局。艺术与生活背道而驰，影视剧所宣扬的理想生活被无限拔高，现实生活则退居幕后，但由此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灾难性的。当真实历史被工于心计的“戏说”和“步步惊心”的穿越所解构，当真正的理想被“激情乌托邦”的喟叹和“口号式的奋斗”偷梁换柱时，现实中的我们不免会被惊出一身冷汗。可以说，在脱离生活、面壁自造的道路上，当前中国影视剧创作已全然忘我，如入无人之境，那么，我们还可以拿什么来告慰生活本身！时至今日，依旧被重复播放的《甄传》，无论在故事架构还是在拍摄质量上，都代表了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水平。但是，其价值观上的灰色地带仍然为评论界诟病。虽然这部剧结尾留下了孤寂与荒凉，但以牙还牙、以恶制恶毕竟不能带来灵魂上的升华。在今天价值观多元的状况下，似乎每一种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模糊的状况，很容易让人感觉，只要存在的行为都有其必要性与必然性。有意选择现实生活中惊心怵目、容易吸引人注意力的低俗内容来作为影视剧创作的蓝本，不经过加工，忽视意义的生成，只是生活片段的随意堆砌，让影视剧创作成为了生活中奇闻轶事的蹩脚“播报员”。
三、用艺术点亮生活之光
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在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内隐的人生意蕴、突出的现实主义的品格，体现人文价值的回归，为读者和观众的生活增添一抹美好的亮色。孟子说，“知人论世”。中国影视剧作为一种具有诗性精神的艺术品，不但记载着时代的变迁，刻画着时代风貌，在对人类精神的建构中也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影视剧在娱乐受众的同时，也影响到受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思考世界的方式。影视剧的价值，正在于引领时代思潮，达到价值认同，凝聚人类共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1.引领时代思潮时代思潮，指的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它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会对社会现实产生一定的作用。影视剧需要具有时代感和对现实高度的关注。英国学者约翰•埃利斯指出，“电视是民族和国家的私生活。”③电视剧作品关乎社会风貌、社会群体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在不同层面上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作为创作者，不论现实条件如何，对艺术、对生活，理应存续一份责任与坚守。中国社会面临多种问题，社会的急剧变化在影响着人的心灵。创作者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创作具有强烈现实效能的作品。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优秀剧目让我们看到了创作者的责任和对生活的期望。《静静的白桦林》谈及农村医疗保险话题，帮助新政策走进千家万户；《金婚》将家庭的点滴、婚姻的坚守放在时代变迁中娓娓道来，深情温馨；电视剧《闯关东》用50多集的篇幅，道尽中华民族在逆境中坚强不屈的生命力和家国情怀。《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从“孬兵”变成“好兵”的成长经历，书写出了奋发励志的执着品格。中国现实的紧张感一直都存在着，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与当下文化的冲突。来自影视剧的道德快感，并不仅仅是对于影视剧意识形态的认可或反对，而是一种对于特定社会伦理道德的认识基础上的“智性满足”。况且在审美过程中，意义与形式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创作者有必要通过快感激励，让观众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独立的，而不是盲目的，是慎重的，而不是轻率的。生活没有固定的样态，它如河流一般永远向前。艺术创作应永远面向生活，才能春暖花开、四季常青。歌德曾经说过：“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这句话辩证地探讨了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在艺术活动的过程中被生活深刻影响的人是主体，他从生活中拮取素材、获得灵感，从经验中选取形式、赋予作品意义，并且最终完成创作，整个过程中离不开环境和主体本身的能动作用以及局限性，好像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艺术创作是在现实生活的限制下起舞，但艺术之舞却使人们获得了看清生活的整体性与神圣性的独特视角。2.凝聚人类共识社会的价值观作用于时代，社会现实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在当下中国，价值观的构建是当务之急。“价值为人打开了一个未来的或理想的世界，价值的本质，应是和人的理想世界、和人的发展前景‘同质’的范畴。”④“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对价值（主要指公共价值）达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看法，也即对价值形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观点和态度。”⑤人类的共识体现了人们对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观念的追求。共识既包括价值认同，也包括价值认异。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主体出于对彼此文化差异的理解，承认其他价值观念的合理性，沟通交流，达到共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但是作为“人”，应该还有超越国界与种族的“共识”。随着文化传播的速度与效率，人类的共识会越来越多。沟通会越来越有效。美剧在中国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其价值观念也很容易在东方文化达成价值共识。但是因为传播的不对称，中国文化却很难在西方达成价值共识。中国电视剧在全球传播中的任务，任重而道远。2014年，电视剧版《红高粱》热播，除了原作作者莫言身上的“诺贝尔文学奖”光环之外，其对民间世界中自由自在的追求也暗合了当下人的精神之欲。受先在的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影响，在观众的“期待视野”中已经树立起对生命意识的寻求与赞扬。电视剧版《红高粱》与小说和电影存在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将人的生命意识放置到特定的历史时空，追求高粱一样疯长的野性。余占鳌身上的粗犷豪气，九儿的灵动机巧，正是时下茫然失措的人们心底的生存追求。《红高粱》推崇的是充满生命张力的人，是对一个民族文化氛围的挣脱与对抗。沉溺于生活中的人，看不见目标与方向的现代人，不断被理想与现实纠缠，被焦虑与抗争折磨。这个时候，道德说教远不如欲望的释放效果来的强烈。当然，这种欲望释放不是非理性的。尽管余占鳌潇洒自在、纵横驰骋，但是还是要克服以权谋私、任意妄为，最终走向“合理化”的人性之路。所以，中国的影视剧创作在最终还是要体现一种生命精神，以生命价值为取向，反映人的生存境遇与生命态度，才能达到人类的共识。
四、结语
艺术可以点亮生活之光。影视剧创作更应当是创作者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责任出发为观众提供一个统观并反思生活的窗口，使人们在机器化社会中学会调整自我与生活的关系，并从这种调整中领悟生活的真谛，这是影视剧创造的理想境界。当观众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参照物，找到了生活症结所在，并能够结合自己的现实生活参悟到通天途径，就会去接受和感悟，这是一种有选择的接受，是一种内心的期待视野与艺术作品的合谋，它所引起的共鸣使艺术作品在接受层面生发出更高层次的意义和影响。
作者：徐玉梅 倪学礼
